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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电影《芳华》的多重审美维度解析
范文

    田华 黄露

    【摘 要】电影作为一种综合艺术的表现形式,通过视听以及一定的审美活动来传达和感受艺术所展现的内容。冯小刚导演的《芳华》是一部充满人文情怀的追忆电影,讲述了特殊背景下文工团里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的成长和充斥着变数的人生命运的故事。让特殊年代的残酷话语下表现出纯粹而美丽的青春和所属的众多内涵。文章从别致的叙事视角,亦庄亦彩的视觉造型,深切的人文关怀三个审美维度出发,分析影片《芳华》的审美价值,达到对当下文艺国产片正确发展方向的把握。

    【关键词】审美;叙事视角;视觉造型;人文关怀;文艺国产片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11-0097-03

    《芳华》根据严歌苓的小说《你触摸了我》(《芳华》)改编,在特殊时代背景下,讲述了一群正值青春的芳华年少在军队文工团里发生的故事,勾勒出特殊时代下在芳华年纪里盛放的青年形象。影片是以大量的镜头语言来构建这个群体,旁观者萧穗子、质朴善良默默奉献的刘峰、纯洁倔强的何小萍、胆小懦弱虚荣者林丁丁、张扬跋扈的郝淑雯。每一个人物都是这个特殊时代集体中的一个侧面,无论多么甚微的小事都可以上升为关系到人生命运和政治前途的大事。《罗杰·艾伯特影评网》的影评人西蒙·艾布拉姆抱怨这部电影“无齿的多愁善感和历史修正主义。”[1]在外国人眼里这部电影是错置的普世价值。一部艺术作品并不能博得每个人的喜欢。这个需要基于时代去考虑,以现在的眼光看待三十四年前所发生的故事。电影中所发生的大都是他的生活经历,他觉得拍一个东西,一定是从生活经历里长出来的。冯小刚在《芳华》里放大了记忆,但这个记忆是有根的。“眼光”被局限,立场的不同使得这部电影引来热议,它成为2017年末一部现象级电影,电影《芳华》散发出那个空前浩劫的时代青春的气息,再现了文工团特殊的生活环境,西南边陲的反越自卫战,退伍军人英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凄凉遭遇。通过陌生化的叙事视角,亦庄亦彩的视觉造型,对人物的命运聚焦与关怀,从这三个方面引起更多的人了解并关注历史,关注“人”,思考人性。在这种际遇下,它是纯粹、美丽而残酷的。

    一、“陌生化”效果的叙事视角

    “陌生化”效果的叙事视角是《芳华》这部影片鲜明的审美特色之一。陌生化又称“反常化”“奇异化”。这一概念由俄国文学评论家什克罗夫斯基提出,“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视象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2]影片借助萧穗子这个女性视角来对一个特殊历史片段进行“回窥”。“视角”一词源于拉丁语“perspective”,原义是“透视”,即观察者以某一角度作为观察点进行观察行为的方式。既为观察者的行为方式,则必定存在一个视角化的选择问题。[3]美国著名的剧作家罗伯特·麦基在其著作《故事》中指出过,电影的创作者不仅要着眼于故事的本身,更要思考采用何种方式将故事讲出来。影片的叙事视角颇为复杂,萧穗子不仅是故事的亲历者、旁观者也是回顾者。开篇主题曲先入,伴随着第一人称“我”萧穗子开始讲述这个发生在文工团的故事。影片中萧穗子“我”的12次叙述都承担着其应有的叙事功能,在影片开篇,回顾者“我”的叙述中交代了故事背景、故事主人公是刘峰和何小萍。在14分钟处,何小萍进入文工团这个集体,参与者“我”开始讲述何小萍的人物前史。在20分钟处,由旁观者“我”来解开“军装事件”的悬念。在38分钟处,由回顾者“我”交代时代背景,一话带过1976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在50分钟处,由参与者“我”阐述刘峰这个人设,在63分钟处。由旁观者“我”阐述诠释林丁丁的想法。67分钟处,刘峰被下放,参与者“我”对何小萍的心理阐述。在73分钟处,回顾者“我”为何小萍推辞主演而揣摩她的想法。在85分钟处,为刘峰推辞救助而揣摩他的想法。在101分钟处,参与者“我”的情书事件,交代“我”的内心感受。111分钟处,文工团解散,回顾者“我”交代社会变革。结尾处,叙述“未来”的事(画面未呈现)。故事的结构是线性的,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从“我”的12次叙述中可以大致了解到“我”萧穗子这种叙事视角所带来的艺术魅力与艺术缺陷。这种“旁观者、回顾者、参与者”三种眼光交替作用的形式给观众带来新奇的观看体验,它在审美距离上处理得得当。然而,这种限制性叙事的态度,最容易凸显现场感,艺术的真实性,无论是在直面现实还是还原历史的过程中,都体现了“我”在叙事时的在场性、亲历性和反思性。相对全知视角,人物有限视角往往更具陌生化效果。它的艺术魅力在于它的陌生化效果。人们认识与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复杂的,包括感受与体验。这种陌生化叙事视角能打破观众的惯性思维,降低观众的期待值,这是与其它电影中陌生化叙事效果所不同之处,如《城南旧事》《忠犬八公》都力图提升观众的期待值,设置悬念。然而《芳华》它像一部娓娓道来的历史,它需要有一个视角,不但充当着限制性视角也充当着全知视角。反之,这样的设计是有缺陷的。观众以“我”这一人物的眼睛去观察,原则上将会倾向于接受有这一人物所提供的视角。并且容易造成视角错位与视角越界。影片中有好几处表现女兵洗完澡擦头发的镜头,在泳池里游泳,女性身材的展示无疑是某个“男性”的视角。违背了“我”讲述者的限制视角,造成了视角越界。针对六七十年代人这一群体,“我”的叙述是客观的,因为这群人亲身经历过那个大时代。针對青年的受众,“我”的叙述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客观交代时代背景,人物前史,主观站在“当今”角度揣摩当时人物的心态,由“我”说出情节的走向,淡化悬念,给不清楚这段历史的群体会造成先入为主的观念,被强行带入的感觉,造成叙事上的割裂。

    二、亦庄亦彩的视觉造型

    亦庄亦彩的视觉造型是这部电影最突出的审美特色。影片所塑造的“年代感”很强,具有整体性和逼真性。它是庄重的也是绚丽多彩的。细节的安排、表演、视听都达到高度的契合。文工团大院里的布置,小黑板上所论述的中国共产党、练功房里的红色话语、大街小巷中的红色标志;军装与舞服都是那个时代所流行与特有的;在影片最后所呈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90年代,人物的服装具备时代的气息,牛仔裤、牛仔衣,长丝袜、高跟鞋;街道上的老式自行车与小轿车等若干个小细节对年代感的塑造,可看出导演的用心良苦与他所要表现特殊时代下的追忆与深切的人文关怀。电影里一段段熟悉的红歌谱曲成宏伟的交响乐,有力地衬托起时代的氛围,喷薄而出的情感也令观众激昂高亢。影片开场便是音画同步,红色歌曲与墙上一幅大大的红色毛主席的画像,与《阳光灿烂的日子》有相同处,一开篇是毛主席挥手的雕塑,一个拉镜头把画面撑开,此片亦如是。烙上时代的痕迹,故事便从这发生。无论是在跳《沂蒙颂》、《草原上的女民兵》、拉练演出,还是军队训练,每个角色所着的军装质地的完好、神态与动作使得每个角色都高度复原出那个时代军人的风貌。在刘峰被叫出去在街上捉从食堂跑出去的猪这场戏中,庞大的人群敲锣打鼓,高高举着毛主席的画像,喊着“毛主席万岁”。刘峰穿梭在人群中追猪,一个严肃的游行与捉猪行为形成观感上的反差,以一种隐喻有趣的方式回避了那个残酷的时代,而换来文工团里有趣的事。1976年毛主席去世以一块黑布遮盖大画像这种颇具震撼力的手法来委婉表达文革的结束,“四人帮”的粉碎,画面中黑布的坠落随着无声源音乐打鼓的敲击声有节奏地落下,以俯拍、仰拍、特写、中景四种拍摄角度来表现。不过多阐述、不拖沓,处理得恰到好处。影片大多使用了运动长镜头,在长镜头下配合着具有年代感的音乐,营造出一种怀旧、追忆的情感而又纯粹和残酷。在影片开头舞蹈演员排练《草原上的女民兵》这场戏中,自然光占大比例,阳光正好,画面唯美而温暖。以“我”萧穗子为主的舞蹈演员配合着有声源音乐跳着,镜头没有被割裂,以全知视角展现舞蹈演员的舞姿,慢慢地过渡过去,展现音乐的出处——文工团乐队,以特写的方式交代出影片一较重要的角色——拉手风琴的郝淑雯。在文工团解散时,以同样的运动长镜头,依次过渡过去,展现每个人物,这个集体的状态,伴随着现场歌声、手风琴声画面色彩也冷淡了下来,营造出一种伤感和不舍的气氛。前后对比明显,文工团被时代所抛弃,人各奔东西,这是残酷而又无奈的。影片中那个长达六分钟的战争长镜头,“白蝴蝶”声音沉默之后到枪声迭起,镜头一直跟着刘峰,血浆崩裂、尸体、尘土漫天,极具画面感,很好地诠释了战争的残酷性。音乐、画面、人物是融为一体而不可分割的,严谨细致的安排,使得观众不会出戏。

    三、命运与人性的深度聚焦

    对残酷话语下的青春以及对人物命运与人性的深度聚焦是影片最重要的审美主题。影片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它的情感真实,因此它赚到了许多眼泪。冯小刚拍摄的题材很多,如灾难、都市生活、战争题材等,每部电影描述的核心都是生活在特定年代的小人物,展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电影市场上也充斥着冯小刚喜欢打感情牌的靡靡之音,但毫无疑问的是,他的观众是最多的。他的电影所透露出的关怀是符合普通劳苦大众的审美和社会需求,多了一份真实。在《芳华》中,也不例外。影片前半部分在剖析文工团这个集体,人物角色并不鲜明,因为影片所带来的情感浓度所形成的感染力要大于人物形象的深度。何小萍被集体所排挤,严歌苓曾说:“人群迫害别人是免除自己被迫害,是延续自己被迫害的时限,从而建立一个短暂的安全期,所以从众去迫害一个可迫害的对象,是人性中寻求安全的本能。”[4]在一个集体中总有一个被排挤的对象,当何小萍打着手电筒在床上写着给劳改场亲生爸爸的信时,观众从同情她而转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从而加深对这个集体的厌恶性,这是一种真实的触感。刘峰有七情六欲,他会跟普通人一样讲脏话,但他在众人心中成为了一个象征,他是从石碑走下来的活雷锋,同时,他也是这个集体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其他人的黑暗面,从一开始这个集体就把他悬置了,把他的好当作理所当然。“触摸事件”后,几乎揉碎了他今后的整个人生。不仅是集体的放逐,也是刘峰一个态度的转变,去参军来实现自我价值。刘峰被集体的放逐,同时也是人们遗失的善良和美好。在刘峰被下放时,只有何小萍大声地喊“明天我去送你”,何小萍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她装病拒绝跳主角。影片中说道:“一个始终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识别善良,也最能珍惜善良。”这也是影片所要传达的精神内涵,反传统意义表现让人深思,即便是善良,在激荡的时代也显得如此卑微与不堪,凄美却残酷。两个被集体抛弃的人互相珍惜。影片后半部分侧重在战争之后个体的命运。随着时代的走远,只有刘峰何小萍还在留恋曾经的时代,一个残了,一个疯了,一起坐在长椅上诉说着他们的芳华。在长椅上,何小萍说出了憋在心中很久的话,不是“我爱你,我喜欢你”而是“能抱抱我吗?”这是比男女之爱更高层次的感情那种惺惺相惜的战友之情和淡定的洒脱之情,从青春年少到中年时代,他们彼此已达到灵魂上的惺惺相惜,体现出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情感,这些都深深唤起了观众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引发更深层次的情感体验与心灵碰撞。只有刘峰与何小萍去烈士陵园看望与敬酒,他们代表着导演的态度应该铭记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他们不应该被遗忘和被忽略。冯小刚也说这是他的一种情感的需要,他始終以一种饱满的情感来讲述这个故事,不管这个回忆被夸大与否。

    四、对中国电影创作的启示

    《芳华》的意义是大于它作为电影本身的。这部2018年的贺岁电影为当今“娱乐至死”追求视听震撼潮流下的电影开启了一个新领域。三周突破12亿大关的《芳华》无疑给电影行业打入一针强心剂。电影市场需要像《芳华》这样具有人道主义和体现正面美学价值的作品,冯小刚正是用自己的影像来对生活、历史本体的复杂性加以展示,这不仅是他所选择的对电影的态度,也是一种对健康电影市场的渴望诉求。相信未来的中国电影市场将有更多的真情实感坚持文艺为人民的思想的好作品出现。这部电影或许有缺陷,但它值得去铭记。就如《综艺》的影评家李美琪所说,即使中国的千禧一代没有时间留给老时代的主题,一大群年长的观众集体分享冯小刚的怀旧感,应该给予这部史诗电影衷心的支持。[5]

    参考文献:

    [1][5]刘裘蒂.美国人看《芳华》:错置的普世价值[N].金融时报,2017-12-27.

    [2]汪少华.诗歌中的视角空间与文化想象[J].福建外语,2002(04).

    [3]什克罗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

    [4]严歌苓.我们被“平凡即伟大”的价值观误导了[N].中华读书报,2017-07-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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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3/11 23:1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