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王元骧美育思想初探 |
| 范文 | 刘广新 摘要：王元骧认为审美、美育具有超越性、实践性品格，对于反抗功利主义，实现“人是目的”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王元骧 ?美育 ?功利主义 ?超越性 ?实践 中图分类号：J0-05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24-0186-03 作为我国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王元骧先生一直密切关注社会现实，深切关怀人的生存、幸福。他的学术思想深受康德哲学影响，内涵丰富而深刻，其美学、美育理论具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 一、对审美、美育的推崇 王元骧先生认为当代影响社会和谐、降低人们幸福感的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是功利主义盛行。功利化思想的盛行，造成诸多问题：文艺被工具化，宗教、审美被工具化，甚至作为“最终的目的”的人也有被工具化对待的危险。如何反抗当代社会日趋弥漫的“异化”“工具化”，成为本真的人，真正实现“人是目的”？王先生认为审美、美育责无旁贷：美在抵制人性的分裂、维护人的整体存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人们如果想要过真正的人的生活，实现人格独立，拥有人的尊严，体会人类独有的快乐与幸福，就须臾不能离开审美，不能不接受美的教育。 审美、美育为何能担当此重任？王先生深爱康德的哲学思想，他结合康德的看法，指出美自身拥有其独有的目的：审美包括对优美和崇高的体验，可以使人产生自由的愉悦感，这种愉悦感超越了功利。一方面，可以使人抵御物欲的诱惑，另一方面，则可以使人培养起“爱”和“敬”的情感，从而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情操得到陶冶、胸襟得到开拓，令人生境界得以提升。审美可以让人用美的精神来塑造人格，以达成人的本体建构，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在对人的教化上，审美“虽然不像道德教化那样具有直接的功利目的，但在对于人的精神上的影响却比道德教化更能深入人心，更能为人们所乐于接受，更能融入到人的各个生活领域”[1]。王先生认为这是“一把打开全部美学理论奥秘的金钥匙”。他高度评价梁启超的“趣味说”，认为其具有鲜明的反“功利主义”倾向。他非常贊赏梁启超秉持的生活态度，并指出，梁启超将功利主义提升为“为而不有”主义，继而提出“知不可而为”主义，其目的就是要提醒世人在做事的时候不要计较胜败得失，只要认为应该去做的事情，就热心去做，不管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甚至明知可能毫无收获，也要尽力而为。 二、美育赋予人类生活超越性 王先生称审美为“世俗的宗教”“人生的宗教”，曾专门撰文探讨“以美育代宗教”这个命题。这个命题20世纪初由蔡元培先生提出，至今仍然是中国美学研究中的重要命题。诸多著名美学家均对其进行了研究。王先生认为审美具有超越性，人的生活也要具有超越性。他指出，人的任何评价都是在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价值论和人生论不能截然分开。就此而言，人的超越性来自人的意识性，而人的意识包括两方面：对外界的意识和对自身的意识。对自身的意识体现为人的反思行为，人总要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活着，如何才能活得有意义。人的这种反思行为，造成了在日常的经验世界之外，还有一个超越于经验生活之上的世界。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趋于澄明，人们不再以灵魂不朽来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但是王先生认为这种传统思维在当今时代仍然拥有积极的意义：人的事业、人的创造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体现出价值，别人就会延续他的事业与创造，并发扬光大。在此意义上，人的肉体虽然消失了，但其精神、形象则成为永恒。因此，王先生认为一个人如果具有“生存自觉”，其生活中则必须有一个超验的世界，必须有一个“终极的目标”供自己去孜孜不倦地追求。 王先生之所以称审美为“世俗的宗教”，是因为审美“既吸取了宗教的精神，又是对宗教的一种超越”。 何谓“审美超越”？王先生认为审美可以将处于因果关系之中的日常人生在精神层面予以提升，从而实现理想的人生，践行“人是目的”：“我谈论‘审美超越为的是使之能更紧密地与美学结合在一起，因为审美就是一种凭借情感体验来把人带入一个超越‘实是而进入‘应是的境界，唤起人们生存自觉的最为有效的精神生活的方式，这种超越性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从空间上看，就在于超越一己的利害关系在情感上进入别人的空间，通过情感的交流把自己与别人融为一体，这才会意识到自己活着对别人、社会应尽点什么义务和责任;从时间上，美作为一种永恒的期盼，它会激励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的目标永远是在前头，这样也就拓展了人的情怀和境界，激发了人的生存自觉，提升了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是对当今社会日趋物化、异化险境中的人的一种疗救”[2]。 王先生在讨论宗教时，特别厘清了宗教与迷信的区别。他指出迷信是一种“盲信”，是人丧失了主体意识以及自我意识之后的产物。迷信的人，不要求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而是完全寄希望于鬼神帮其实现愿望。王先生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对宗教毫无虔敬之心，他们去烧香拜佛，只希望神仙保佑他们升官发财、得福延寿，实际上是把人类现实社会中的关系学运用到神仙身上，将神仙看作可以利用的工具，而不是要信仰、敬畏的对象。因此迷信完全没有“宗教所固有的神圣感和救赎感”。[3] 三、高扬美学的实践性 在王先生看来，审美不但关系到人类的认知，更关系到人类的社会实践，审美具有促使人行动的积极力量。他曾深情地谈到，人们之所以能够从美和美的艺术那里获得激励和鼓舞，就是因为人们对于能够从中体验到“美”这种愉悦感的东西，在精神上心驰神往，同时，这种情感还会转化成行动的力量。因为正如萨丕尔所言，人们在头脑中有了“自由”“平等”这些概念之后，才会产生出争取“自由”“平等”的行动。“在人的行动中，总是观念优先的”。因此，王先生指出，审美这种活动在形式上看，是一种静观的活动，但其实质却是实践的，它赋予人的行动以方向和目标。美和美的艺术，从工具的观点来看，没有实际的意义，“但是从目的的观点，亦即对人自身生存意义和价值的观点来看，美却可以成为人的一种精神的火炬，照彻着人前进的道路”[4]。审美活动所具有的实践性使王先生对其改变社会、人生面貌寄予热切期望。 王先生从对康德美学的研究中发展了自己的美学观，针对当代五花八门的审美现象及理论，他在厘清美感与快感的区别的基础上，明确反对审美消费主义。他指出，康德认为审美可以给人带来“无利害关系的自由愉快”，就是为了将其“人是目的”的思想贯彻、落实到美学中去。因为在康德看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均是互为手段和目的，共同处于因果关系之中的。人“有资格来做整个自然目的论上所从属的最后目的”，是因为人拥有一种“超感性的能力（即自由）”，他意识到世界上的“最高的善”是其存在的最高的目的，因而他能够从世界的因果性的利害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在道德律下存在”。针对当代美学研究，他在题为《从“美感的神圣性”说到审美与宗教的关系》的访谈中曾批评到：“现在美学界受感觉论、经验论的影响，把美看作只是供人感官享受的，把美感等同于快感，纯属于消费性、娱乐性的，这理解似乎太片面、太浅俗了”。在《“文化美学”随想》一文中，他义正辞严地指出：尽管审美离不开感官上的快乐，但是审美绝不同于享乐主义、物欲主义和功利主义，因为这些“主义”都将审美当成了手段，而违背了它的真正目的，即审美带给人自由。王先生将此视为“理解美的一个基本尺度，一条底线”。 当然，王先生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思考是非常理性的，他并没有因为自己酷爱艺术、酷爱审美，而无限夸大审美的作用，对其寄予脱离实际的期望，譬如遁入“审美救世主义”。但他认为审美对于当代被物欲淹没的人类灵魂，可以起到一些“净化和消解”的作用，因此美、美的艺术便成为可以抵制现代工业文明与科技理性对人的不良影响，从而维护人类本真的生存价值的不可缺少之物。因此王先生孜孜不倦地研究艺术、研究审美，并积极宣扬美育对于社会、人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元骧.美：让人快乐、幸福[J].学术月刊，2010，（04） . [2]陈飞龙，王元骧.求实严谨的科学态度 求真创新的学术精神——王元骧教授访谈[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02）. [3]王元骧.从“美感的神圣性”说到审美与宗教的关系[J].美育学刊，2015， （04）. [4]王元骧.论美的艺术[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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