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影像叙事中的男性身份认同解析 |
| 范文 | 周静媛 摘要：身份认同是一个古老的哲学课题，在众多影视作品中也对人物身份认同展开探讨。《烈日灼心》是一部于2015年上映的文艺警匪片，片中对男性角色背后复杂的身份体验塑造得淋漓尽致。本文通过这部影片中各男性角色进行角色研究和身份诠释，试图分析影像叙事中的身份认同所建构的意义。 关键词：烈日灼心；身份认同；角色研究 一、前言 身份认同包括性别、种族、阶层、群体等诸多方面。随着现代哲学的发展，尤其是各种后现代哲学思潮的不断推进，身份认同由确立主体、中心、本质的哲学研究走向了去中心、反本质、消解整体性的文化研究。在当代影视作品中也同样强调主体的多元性和异质性，在影视作品中主体身份是被建构的，而非刻板而单一的。这与在充满不确定性和极度碎片化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对身份认同所呈现出的失落与焦虑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曹保平导演的《烈日灼心》为例，该片模糊了一贯的价值导向和身份认同，充满善与恶的对垒、情与法的冲突。正如卡斯特所言：“认同所建立的是意义，而角色所建立的是功能。”本文通过对三个男主角进行角色研究，试图分析其身份认同所建构的意义。 二、三位男主的个体身份认同 （一）杀人犯和警察的双重身份：辛小丰 在传统叙事中，女性通常作为被凝视的对象，被男性所控制和操纵；男性则通常占据着权力中心，是欲望的象征。这一性别身份认同在本案件的开端中充分体现：辛小丰在面对年轻女画家的裸体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潜意识冲动，从而作出强暴的行径，导致女画家心脏病突发猝死。作为整个故事的始作俑者，他充分暴露了男性欲望的膨胀以及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权力。然而在女画家猝死后，她的家人正好上楼撞见此景，一阵慌乱之中，辛小丰一行人将其全家残忍杀害。从逃亡的那一刻起，他便成了一个失去自我、没有权力的“去主体化”的人。辛小丰作为逃犯的精神不自由以及自身身份的缺失，最明显表现在他为了掩盖自己强奸杀人的嫌疑，不得不隐瞒自己真实的性取向，并强迫自己与同性发生性行为。这样抑制天性的强迫性行为给本来就己水深火热的逃亡生活增添了更多压抑的情绪，刻画出角色的饱满性和复杂性。 七年后，他为自己穿上了一个正义的马甲，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协警。这一正义的形象和他罪恶的本身融于一体，这种双重身份的对立又极具讽刺的意味。这也可以说是辛小丰自我麻痹的盔甲。他在执行任务时充当正义的化身，企图通过做好事来掩盖自己曾经卑劣的行径，善与恶的边界逐渐模糊。就现实认同而言，协警的设定体现出创作者试图借助身份符号，对现实存在的一种隐喻性的表达。在现实社会中，协警身份的社会认同也是模糊不清、难以定位的。 最后，在接近尾声的天台戏中，追击犯人时伊谷春不小心失足踩空险些跌下高楼，在千钧一发之时辛小丰及时拉住他的手。这一危急时刻从设计上是给时辛小丰重新选择善与恶的机会。如果他此时放手，来自杀人犯的威胁就会随着伊谷春的坠楼永远成为一个谜。然后辛小丰最后还是选择将伊谷春救回。观众本来已在动摇的侧隐之心在此彻底倾泄，转而更多地认同他作为好人的一面。可最终伊谷春在被他救回后将他缉拿归案并执行死刑。他的身份再次回到故事一开始的杀人犯身份。经过故事的辗转，虽同样是杀人犯的身份，观眾前后对他的态度和认同却已截然不同。 （二）理性状态的典型代表：杨自道 同样是逃犯，相比于辛小丰的怯懦和感性，杨自道则是始终处于理性状态的典型代表。片子巧妙的安排了两场阿道与劫匪对峙的戏，第一场是在夜里开出租的时被劫匪要挟的同时撞上正在执勤的伊谷春。这是一场纯粹的内心抗争，当杀人犯遇到劫匪，在生命和钱财遇到威胁时，他理智地抑制住潜意识里的自我反抗冲动，低调地伪装成一个老实人，展现了他作为杀人犯的小心翼翼。第二场劫匪戏发生在喧嚣的白日里，这一场他充当了见义勇为的英雄。在目睹当街抢劫后，善良的本能冲动和赎罪的心理作祟下，他毫不犹豫地开车追向持刀歹徒。那一刻他作为正义的形象，开始洗白观众对他逃犯身份的认同。直到与歹徒赤膊相拼，最终身负数刀、鲜血流淌，他才从自我营造的好人梦中恍然醒悟，跌到逃犯的现实中，开始正视自己逃犯的身份，于是开车决然离去，深受重伤却不敢去医院，只能回到自己的小黑屋，强忍着极度疼痛，用白酒消毒、棉线缝针，乃至晕厥在床上。他宁可受骨肉之苦，也不肯去医院抛头露面，这行为正是常人所不能及的理性境界。 在两性意识上，他和伊谷春的妹妹小夏之间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关系。这个不平等一方面来自阵营上的对立，小夏是警长的亲妹妹，所以他内心对小夏是惧怕的；另一方面则来自他在这段关系中的自我身份缺失，杀人犯的身份让他不敢在爱情面前做自己，想要靠近却又止步不前。当小夏赤裸上身站在阿道面前时，瞬间唤醒了阿道最真我的雄性荷尔蒙意识。在喜欢的女人面前，他抛开了一贯的理性作风，轻率地将自己小心翼翼保护了七年的命交给小夏赌一把。当释放了真我状态后的他反而回到了最轻松的状态。 （三）情与法的交融：伊谷春 伊谷春作为一个侦查能力极强，并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警长，他在本片中起到了法律的化身这一功能性作用。在与辛小丰的接触中，伊谷春凭着警觉的专业嗅觉，发现了辛小丰三兄弟与灭门命案之间的猫腻，于是他开始暗自侦查。可随着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他与辛小丰并肩作战滋生兄弟情，并动恻隐之心，于是他开始游走在情与法的边界。当小丰为了给尾巴筹看病的巨额药费而私吞两千多收缴的赌资时，论法本应严惩，可伊警官却没有追究。后来他怀疑辛小丰为了筹药费赌球的时候，竞主动拿出自己的存款。这时他心中自我认同开始从一个严谨公正的警察转化成一个排忧解难的朋友。虽然他内心不想承认，但在证据完全暴露之后，他不得不接受小丰就是杀人凶手的事实，铁证再次让他明确自己警察的身份。 他与辛小丰问的博弈关系，是不断伴随着彼此间的身份认同而展开和推进的。并且其身份认同的构建，是建立对立认同基础之上的角色关系。警察与罪犯这种彼此身份的存在关系，已先在地决定了两人之间必然呈现为一种内在博弈的关系。然而，作为警察系统中的同事，在面对相同的外在矛盾时，他们彼此间却形成了利益关系的一致性。事实上，辛小丰每次协同伊警官出警，彼此间都在不断推进和加深着这种认同关系的同时，却又在各自内心深处更加防范与质疑。基于这样一种认同机制所构建起的人物关系，毋庸置疑具有极大的戏剧性张力，将冲突内化为一种心理博弈，既表现为各自内心与自我的博弈，又表现为彼此间的博弈与认同关系。 二、兄弟三人的群体认同 辛小丰兄弟三人在群体认同上有两个身份，一是杀人犯，二是尾巴的爸爸。一方面，作为犯下滔天罪行的杀人犯，长期的逃亡生涯使辛小丰三人逐渐迷失了自我，丧失了主体性。他们不得不将真实的社会身份隐藏起来，他们失去了与人正常交际的机会，缺乏家庭的关怀和社会的温暖，在逃避和自责中惶惶度日。 另一方面，三人为了赎罪收养了受害者家的女婴，取名叫尾巴。之后三人与尾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尾巴的健康成长也成为支撑三人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他们将所有的爱都倾注在她身上，这时父爱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观众在影片最后得知阿道和辛小丰他们其实并不是杀人犯，杀人的是案发当天同行的大哥。他们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意说出真相，为的是换取尾巴没有心理负担地快乐成长。这个行为彻底扭转了三人的道德形象，从杀人逃犯到父爱无边的爸爸，三人被放置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成为观众敬佩的对象。 那到底辛小丰三人是善还是恶？善与恶的评定标准是什么？界限又在哪里？影片中伊谷春的一段台词似乎可以看作是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当他知道辛小丰私藏了收缴的赌资时说“人是神性和动物性的总合。”这段话在某种程度上正契合了本片的主题，即善与恶并非单纯的二元对立，或者是能够以清晰明了的界定一言概之的东西，这种黑白之间的模糊地带正是人区别与动物的特性。而影像叙事中的身份认同也是同理，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人物背景下，并没有绝对单一和固定的身份，观众对人物身份的认同是在叙事的发展中不断推进和演化，直至界限模糊、异质共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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