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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瓷器“军持”在对外交流中的价值

范文

孙明洁

摘要：“军持”是一种长颈、鼓腹、肩和腹部之间有流、无柄的盛水器，它本是印度民族的一种日常生活用器，后被佛教徒赋予宗教意义，并随佛教一同传入中国，在中国本土文化和习俗的影响下，军持的名称、形制和功能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正是佛教中国化在器物层面上的生动事例。同时，“军持”也为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进行艺术与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和媒介。

关键词：军持；外销瓷；佛教；伊斯兰教

中图分类号：K8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8）14-0080-02

一、前言

笔者在翻阅陶瓷资料时发现，“军持”造型奇特，它似瓶非瓶，似壶非壶，在器身的肩部和腹部之间有一个流，可将腹部的水倒出，但是又没有一般中国式水壶必备的壶把。（如图1所示）而且它的研究者较少，在现代出版物中的名称及释义也一直含混不清。经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军持具有重要的历史与宗教意义。军持的造型、纹饰融合了外来宗教文化和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它是中国古代外销瓷生产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的产物，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二、“军持”的佛教渊源

“军持”来源于印度梵语“Kundika”的音译，也译作“军迟、君墀（持）、君（捃）稚迦、净瓶”等，是比丘十八物之一。比丘意译是“乞士”，俗称“和尚”。所谓比丘十八物，就是佛教僧侣使用的十八种神器物，即古代大乘比丘常随身携带的十八种器物。《梵网经》卷下云：“菩萨行头陀时及游方时，行来百里千里，此十八种物常随其身。”也是僧人云游时携带的贮水器。军持来源于印度，本来是印度民族的一种日常生活用具，不仅佛教徒使用，婆罗门教徒也使用，如《菩萨本行经》中婆罗门比蓝“欲澡婆罗门手，倾于军持而水不出”。后来才被佛教徒赋予了宗教意义。

我国文献中最早关于军持的记载是东晋的《法显传》中“法县亦以君遲及澡罐并余物弃掷海中……”章巽注曰：“君墀：津本、学本作‘军持，院本作‘君墀，君墀水瓶也。”东晋高僧法显为求戒律，自长安出发，经西域至中天竺，又至狮子国（今锡兰），自海道经耶婆提（今爪洼）归国，在他的《佛国记》一书中就提到“军持”。可见，当时军持已在锡兰、爪洼等东南亚国家广泛地应用。

军持的形制有其特定的宗教含义。唐代释法琳在《辩证论》中说到：“僧祗等律云，应法澡灌咽细腹粗护净，便易生善长道，最为要用，是以为佛所叹制。”这里的澡灌即军持，正如唐代玄应在《一切经音义》中解释的那样：“军持，正言君稚迦，此译云瓶也，谓双口澡灌也。”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军持形制的宗教意义：佛教讲究清静并禁止杀生，军持颈细腹粗并有盖，可防虫尘飞入，既能保持洁净又可以增长慈悲之心，有利于修道。

从上可知，军持本是印度民族的一种日常生活用器，随佛教一同传入中国，在中国本土文化和习俗的影响下，军持的名称、形制和功能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正是佛教中国化在器物层面上的生动事例。

三、“军持”的词义辨析

军持的名称十分丰富和混乱，目前可见多种不同名称，如：隋代的军持称“象首壶”等；唐代的有称“藏草瓶”、“水瓶”、“带流瓷瓶”、“净瓶”、“军持”等；宋元的多称“净瓶”，也称“水注”、“军持壶”、“军持”、“盘口壶”等，明清一般称之为“军持”、“军持壶”，也见文称“球形壶”。也有人顾名思义，认为军持是一种军用物品，将之与南宋名将韩世忠联系，曰“韩瓶”为军持，是唐、宋军中常用的储水，饮水器，时称“军持”这种说法明显是错误的。

关于军持是不是净瓶这一问题，也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部分学者认为军持就是净瓶，是比丘十八物之一。还有学者认为，军持和净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器物。他们认为，从出土于各地不同时期的多种实物分析，净瓶多是佛教僧侣专用的盛水器，上部的瓶口较长，中间多加以一圆形飞轮，瓶口较小，便于净手或饮用，是比丘十八物之一，它是根据梵语“Knudika”的意译，瓷器净瓶是根据铜、银等制品制造出来的，多在中国佛教寺院出土，受中国佛教文化的影响；而军持既有佛教徒用，又有伊斯兰教徒用，主要是南洋的伊斯兰教徒所用，上部的口有长、有短，多是撇口或短直口，口较大。肩部多有一壶上所持有的斜长流或乳头状的短流，口较小。使用时是由上部注水，再用肩部的流净水或饮用。它是根据梵语“Knudika”的音译，少量在国内出土，大量在东南亚出土，是中国外销瓷的大宗产品。两者使用功能相同，使用者不同，使用方法不同，实是一种名称下，两种不同的器物。

笔者认为，根据唐代高僧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的描写：“凡水分净触，瓶有二枚。净者咸用瓦瓷，触者任兼铜铁。净拟非时饮用，触乃便利所须。净则净手方持，必须安着净处；触乃触手随执，非时合饮。余器盛者，名为时水。中前受饮，即是无衍。若干午后饮，便有过。”

从这段记载中可知，军持分净、触两种，净瓶用陶瓷制造，触瓶用铜铁制造。关于军持和净瓶的关系，我们知道军持分净、触二瓶，但是军持在传入中国后，二者逐渐混淆，义净曾在《受用三水要行法》中提到：“又旧律《十诵》……四十一云，有净水瓶，常水瓶。又新译有部律文，净瓶、触瓶极分明。此并金口亲言，非是人造。宁容唯一铜瓶，不分净触。虽同告语，不齿在心，岂可以习俗生常，故违圣教。”可见早在唐朝时中国僧尼已经将净触二瓶混淆使用。净触二瓶混淆通称净瓶，军持也就等同于净瓶了，所以中国佛教典籍中把净瓶也叫军持。所以，军持与净瓶几乎没有差别，现有的佛教词典也往往将二者作为一個概念。

四、“军持”在对外交流中的价值

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艺术与文化都是在不断交流与相互影响中共同发展与进步，军持为这种艺术与文化间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和媒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艺术与文化通过军持瓷器的品类、器形和纹饰方面的要求和订制得以传递和交流，体现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凝聚着海外不同国家和地区民众的生活习惯、审美好尚、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视觉化和艺术化体现。

军持作为外销瓷，在宋元时期大量出口东南亚等国家。宋元时期是我国外销瓷的大发展和繁荣时期。宋元时期政府把海运定为国策，宋元时期的制瓷业空前繁荣，外销瓷生产形成体系，军持在东南亚等国发现较多。公元4世纪至7世纪，东南亚等国佛教盛行，军持成为古代印度输往东南亚等国的一项商品。公元8世纪左右，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东南亚，逐渐在东南亚生根，到14世纪取代了佛教和印度教，成为当地的主导文化，东南亚人民自从信奉回教之后，对于传统习惯使用的军持，需求大大增加。当地人对于传统使用的军持，日常拜功、天方朝觐、携带圣水都需要用到军持。“南洋土人自从信奉回教之后，对于传统习惯应用之军持，需要尤多，……除日常拜功当备此类水壶为小净之用外，同时古代到天方朝觐之最大重典时，亦当备此类水壶一个或数个，以为搭船时船主配给淡水之用，及到天方，依例行朝之觐礼，吻天手之玄石谒穆罕默德之陵墓后，至将归时，当以所携带之水壶，汲麦嘉阿必渗渗井之泉，回教徒对于此井之水，极为重视，据称可以驱邪治病，且可辟恶兽，止凶涛，马来人称为圣水……归赠戚友，以备家用”。所以，军持一直被东南亚国家奉为珍品，一直延续到近代还有人在使用着。

韩槐准在《军持》中也提到无论是巴东马来人古陶瓷商和欧美人、日本人的蒐集、爪哇岛东部玛琅的遗留，或者巴城博物院、太平之霹雳博物院、巴达维亚博物院都可以看到中国外销军持的遗物。他们对军持需用量急增，也是我国对外贸易鼎盛，陶瓷大量外销，中外文化、经济交流活跃的时刻。中国生产的外销军持的纹饰是根据当地人的喜好而设计的，阿拉伯文书作为一种纹饰也在军持上出现，是东南亚人信奉伊斯兰教的反映。军持的器形特点及其纹饰，满足了东南亚教徒在精神层面的需求。

五、结语

由上可见，对军持瓷器的需求不仅停留在满足日用的层面，在实用基础之上，更多地要求体现其宗教信仰、审美文化等方面的精神需求。我国优秀的瓷器工匠凭借着融汇变通的生产能力和自觉意识，在原有传统器形基础上凭借长期积累的成型经验和能力进行新的创造，依托他们熟悉的传统陶瓷艺术样态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和变形，仿制或创新出新器形。他们并非机械地仿制和照搬，而是将其融入传统的生产机制和文化体系中，在满足海外客商基本订制要求的前提下，或者融传统样式和纹饰于外销瓷中，加以改造与转变，成为适应国内市场需要的内销产品，显示出以陶瓷艺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艺术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内聚力和多元性。

瓷器上所承载和放映的艺术、文化、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的信息，具有时代性、典型性和综合性的特征，反映出文化交流过程中有选择性地接纳和吸收的原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整合与重构，创造出具有时代性和文化认同感的陶瓷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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