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浅谈中国知识分子精神 |
| 范文 | 摘要：知识分子问题是围绕中国一个世纪的大问题，也是和中国近现代历史密切联系的真问题。从十九世纪末的戊成变法，到二十世纪之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文化大革命”到二十世纪末的大转变某种程度上，中国一百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知识分子与命运抗争的历史。 关键词：知识分子;精神转向：市场 中图分类号：D663.5;D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 （2020） 21-0225-02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抗争奋斗史。从“五四”时期的思想救国，到中期的“无声”，到世纪末的边缘化，世事的变迁和角色的变化使知识分子面临着一次次的转变。恐怕没有哪一个社会群体像知识分子这样起落浮沉，在变化多端的世纪里经历着戏剧性的命运……他们创造了神话，又被神话所打碎;他们领导了潮流，又被潮流所吞没。他们独领风骚，他们也曾斯文扫地;他们胸怀理想国，他们也曾制造精神囚笼。他们仿佛是先知，但却至今解不开缠绕在自己身上的谜语;他们仿佛是评判的，但好像永远摆脱不掉自身的原罪。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市场的“合法化”，大众欣赏口味的急剧变化，他们的角色再次发生转变。 总体来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思想和人格来源：一个是中国传统的“士”的品格，在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士”是居于政治文化核心地位的。从“学而优则仕”可以看出在“官本位”的社会中，文人的一生追求和人生目标。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兴起更为其从“学——仕”提供了便利的途径，他们逐渐形成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间性道德关怀影响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只不过对他们来说，“道”和“天下”已经被置换成了“民族”和“国家”。但是其“社会良心”的品质并没有改变，这使知识分子自觉的担当了使命意识;另一个资源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启蒙人格”，知识分子是大众的启蒙者，他们要授民众以知识，激活民众的理性思维，知识分子由此获得了‘启蒙的责任感。从知识分子的气质来看，知识分子在同现实社会活动的相互关系中保持着清高，孤寂的品性;从特征来看，是普遍理性良知的代言人，替天行道，体现为独立性;从职责来看，是漫漫长夜的守更人，有同现实保存一段距离的判断能力，承载着本质性的责任;从使命来看，追求着纯粹的理想价值目标，有着超越性的批判任务。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中国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的知识和思想，他们不满于满目疮痍和腐败的社会现状，他们不仅批判，而且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在“民主”与“科学”的号召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后来被认为中国“五代知识分子”中的第二代知识分子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和鲁迅等，他们开始了从思想文化方面的自救，从文字到语言，到思想。之后，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退潮，曾经喧哗不已的“启蒙知识分子有高升的、有出国的、有激流勇退的，有“象牙塔”中的人过着舒服的日子，以精神贵族自居。正是在这个时候，受“五四”人文精神的影响成长起来，却从未真正体验过精神磨难的“革命”派知识分子，在革命日益高涨之时，毅然将苏俄的革命文艺思想引入到中国现代文坛，并以超越“五四”，消解“五四”的架势，开始了新的征程。从《讲话》发表，直至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也悄然形成。呈现出了与30年代文学异样的文学风格，在根据地和解放区，一个规模宏大的创建理想社会的“实验，，正在进行。后来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才真正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一直试图用一种新的语言形式来描述中国的本质，并把这种话语转变为实践活动。 同样对文学的创作也有着严格的界定的，认为所谓的“纯文学”，“超阶级”的文学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是绝对不存在的。文学只能是一定阶级的，只能附属于一定的阶级而存在，只有符合一定的政治路線的要求才能发展。政治是目的，文艺只是实现，政治目的的途径和工具而己。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形成了，表现在文学观念上从重视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的倾斜。在文化素养方面，由于学历不高，生活经验主要集中于农村和战争之中，不同于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较厚素养的“五四”一代。可以说当时时代不需要那些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积累的知识分子了，所以有人说，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五四精神”是断裂的。 到了新时期，似乎又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春天”。80年代的“文化热”是社会制度观念层次变革（转型）的前兆，文学在这次变革中更是充当了“先锋军”，因为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消解和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确立，主要是通过人文知识分子来阐释的。文学上的一系列变化，从“重放的鲜花”到朦胧诗，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知识分子充满了对社会的热情和希望。一改政治僭越的状况，“文学自觉”的口号也振奋人心。但是，当90年代由社会体制的变化从理论层面转为实践层面的时候，时代变了，以一种不可预测的方式进行着，市场的存在使得一切都发生了“莫名”的变化。如王朔现象，他以一种调侃的语言，并且毫无顾忌而独具风采，对曾经认为很严肃的问题运用黑色幽默进行戏谑性的叙述，消解文学的严肃性，把神圣的文学殿堂翻了个底朝天。同样，先锋文学对文学形式的重视，彻底否定了内容决定形式的文艺传统，作者和主人公的混淆，都使得文学发生巨大变化，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一切似乎都没有“定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更为尴尬的是文学已经不能发挥它传统的“精神引导”的作用，走向彻底的边缘化，文学尤其是精英文学彻彻底底从主要阵地退出。使得还没有明白时代发展真相的知识分子无所适从。 市场带来的一切对文学来说是一种挑战，精神与物质的对抗，一度使作家陷入了困境。新写实小说对生活的细微琐碎事情的“流水账”似的记叙，表面看来是展现“原生态”的生活，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却是：物质生活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逼迫着你，你无可奈何。文学要保持自身独立的人文品格，保持理性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有了很大的难度。从“过把瘾就死”到“懒得离婚”到“死了都要爱”就可见一斑。知识分子的坚守遇到了挑战。所谓的王朔“痞子文学”热闹，作为精英文学代表的王蒙不仅没有指责，而是加以庇护，这是有一定蕴味的。但是也不乏对精神的无畏坚守，如张承志、张炜的“决不投降系列”，以一种孤傲的姿态傲立文学之林。又如史铁生更是以一种奇怪而高的方式书写着对精神的呵护，但是他们都有“皈依宗教”的嫌疑。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何去何从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0世纪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一系列纷繁的世事变迁，可是人必须坚守自己的思想。20世纪的巨大变迁，中国知识分子们凸显了自己的力量，表达了自己的反思，又有着自己的坚守。 新的时代，知识分子应该走出他们的“神话”，勇敢的接触现实社会。放弃高高在上的姿态，改变以往单一的“启蒙”论调，设身处地为大众着想，迈向公共空间，不局限于“死啃书”，做到与时俱进。实际上，和知识分子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时代转型和现代化问题而产生的，这就凸显了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什么叫知识分子？就是在历史洪流中，坚持了良知，坚持了常识和真理的人。这种坚持最终会露出它的价值来，历史只有经过书写方才得以成为历史，同样，知识只有经过传达，才可能实现其价值，只是在融入物质世界时不忘记自己的职责和人格操守。 参考文献： [1]俞祖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世代与类型[J].东岳论丛，2012 （03）. [2]许纪霖.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J].近代史研究，2010 （03）. [3]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J].社会科学战线， 2006（05）. [4]张涛甫.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2）. [5]王晓明.人文精神讨论十年祭[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01）. [6]李欧梵，季进.再谈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01）. [7]金元浦，陶东风.关于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J].文艺理论研究，1996 （03）. [8]贺奕.群体性精神逃亡：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纪病[J].文艺争鸣，1995 （03）. 作者简介：张晨光（1993-），男，山西孟县人，研究生，延边大学，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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