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跨文化交际中音乐词汇翻译方案刍议 |
| 范文 | 何峻 摘要：音乐词汇的翻译的问题，已有多种讨论。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对于音乐领域中一直存在的某些词汇的翻译提出问题，并就这些现象进行了剖析与探索，同时基于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整理出一套相关的翻译方案。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音乐词汇；翻译方案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6）03-0141-04 跨文化交际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由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在1959年率先提出，后来美国语言学家萨默瓦将其定义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之间相互交流的一种情景”。可见，它是指在特定的交际情景中，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交际者使用同一种语言（母语或目的语）进行的交际（口语交际居多）。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决定了翻译与文化之间必然有着密切的关系。翻译在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两种不同的文化，其实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 在全球一体化的大潮中，艺术活动交流日益密切和频繁。艺术凝聚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及精神气质，其本身就具有着跨文化传播的功能。在不同的文化、不同语种之间进行的艺术交流活动中，源语和目标语之间的转换是翻译工作者必须完成的任务，不同文化间差异所造成的语言交流空白和障碍也是翻译工作者必须正视和研究的课题。 交际的目的是畅通地交流，使双方达到沟通和理解。如果只是生硬地字面硬译，不对字里行间的内涵和意蕴进行深入挖掘和阐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源语和目的语受众之间的沟通势必失败。“许多重要的术语翻译不正确，会给政治和文化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因此，翻译工作者需要特别注意语言的意义及其承载的文化内涵，才能尽可能“信、达、雅”地完成跨文化交际。音乐词汇的翻译是一个业界长期研究的课题。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就音乐词汇翻译中的常见问题进行探索和思考。 一、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进行音乐类的英汉互译时，中文及英文不同的语言特点、背景文化差异，以及音乐文化差异导致音乐翻译出现很多问题，大致可归纳为如下3个方面。 1.直接音译的尴尬 直接音译是翻译中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也是跨文化交际和传播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却会产生一些麻烦。以乐器“二胡”翻译为例，如果直接音译为“Erhu”，因为译入语读者对于这两个音节完全不懂，翻译了也等于没有译。因此一段时间以来就用Chinese Violin来指称二胡，人为地将中国乐器附着于另一具有相似特性的西方乐器名称之下。这样虽然便于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使跨文化交际活动更为通畅，但是“ChineseViolin”过于笼统，明显地流失了“二胡”的历史信息和文化背景及其乐器特点。而且，除二胡之外，还有京胡，板胡、高胡等，都属于高音弦乐器，那么这几件乐器同样也可以用“Chinese Violin”来指代，这种不具辨识性的译法不能算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上好翻译。再如，小提琴（Violin）在最初进入中国时，是根据其发音直接译为“梵婀玲”，这样的词语对于中文读者来说，如同二胡（Erhu）这两个音节之于英语读者一样，只有发音的近似，而没有任何具体的含义，因此也不会让译人语读者产生任何的意义联想。加之它的中文发音也比较拗口，所以这个词语没过多久自然地被人们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小提琴”一词，通俗易懂，意义明确，因此更有生命力。 2.意义的抉择 在语言文字中，经常会有一词多义的现象。那么翻译时，意义的抉择就是译者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例如，英语中乐器演奏的动词一般就只使用play这个单词，比如，play the piano，play the violin，play the trumpet。可是中文里不同的乐器需搭配使用不同的动词：play the piano译作“弹钢琴”，playthe violin译为“拉小提琴”，而play the trumpet则是“吹小号”，若是中国传统乐器中的古琴，就更是需要用“抚”这个动词，展现琴者高雅的内涵和优雅的身形。因此，在遇到这类问题时，翻译者就需要考虑到中国文化的特色，补充出相应的文化元素进行翻译。 相似地，英文中有些音乐术语也不仅一个含义，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比如move-ment一词既有“乐章”的意义，又可表示“动作”“律动”。究竟应该选择哪个意思就要根据上下文来具体分析。有些乐器名词的翻译中，如果译者只是根据字面，望文生义，就可能产生负面的交流效应，使言者和听者都不知所云，与其实意相差甚远。如“云锣”被翻译为“cloud gong”，“京胡”被译为“cap-ital hu”，“点鼓”被译作“point drum”等等，这些既不是直译又不是真正的意译，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贻笑大方。 3.文化内涵的表达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有时字面意思容易翻译，但是文字里包含文化涵义和其产生的意义联想却很难表达出来。例如，中国名曲《高山流水》是中国十大古曲之一，其典故最早见于《列子·汤问》。传说先秦的琴师伯牙在荒山野地弹琴，樵夫钟子期竟能领会这是描绘“峨峨兮若泰山”和“洋洋兮若江河”的意境。伯牙惊道：“善哉，子之心而与吾心同。”钟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摔琴绝弦，终身不弹，故有“高山流水”比喻知己或知音，也比喻乐曲高妙。因此，该曲名能给有中文文化背景的读者带来“遇知音”的意境联想，是中文的历史文化典故所赋予的文化意境。但是，如果仅按照字面翻译为“High Mountains and Flowing Water”，英文读者就只会理解其字面意思，而根本不会联想到“知音”之意，这就是由文化差异造成的。又如，如果《梁祝》翻译为“Hang Zhu”则是韵味尽失，令人不知所云。所以，字面意思的翻译是很好完成的，而将文化意境和内涵等效地翻译出来，却是一项很难的工作。 二、基本解决方案 正如王佐良曾经说过的那样：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却是两大片文化”。翻译其实是译者进行读码一解码一再编码的过程。翻译之难，在于它不仅仅是语言文字间的符号转换，更多的是隐藏在语言符号的物质外壳下的非符号信息的转换，即文化转换。译者必须要首先剥离其外壳，挖掘内涵，再用另一种语言的物质外壳重新编码出来，表达出确切的文化信息。这就对译者的能力提出了挑战。基于上文中音乐词汇翻译出现的问题和现象，在跨文化交际中，怎样翻译才能够将文化信息传递出来，使跨文化交际得以成功呢？跨文化交际能力应该是在某一特定的语境中是恰当和有效的。译者应当根据交流场合，翻译内容，翻译对象的知识结构等具体因素对目的语进行恰当的处理。 1.针对目的语文化中不存在的概念 （1）音译+解释 跨文化交际活动多是在口语环境下进行，这种“音译+解释”的方法在交际现场更加灵活易行。音译实质上只是模仿源语的声音代码，意义并没有被真正翻译出来，因此，解释就显得尤为重要。解释性的语言能阐释出声音代码的具体意义，加在音译或直译后的词语后面，更能够发挥增进理解、加强沟通的作用。 上文中提到的二胡可以翻译为“Erhu，a two-stringed bowed instrument with a low register”。这样虽然语言多了，但是却避免了译人语读者对于“Erhu”这个发音完全陌生且不知所云的情况。而且，其解释还可以将其与京胡，板胡，高胡等的翻译区分开来。如京胡，a two-stringed bowed instrumentwith a high register，板胡，a bowed two stringed instru-ment with a thin wooden soundboard。这种翻译兼顾了释义与中文特点，可谓一举多得。 同样，“Gemalan”也可以直接音译为“嘉美兰（印尼的一种类似交响乐的音乐形式）”，用括号内的解释性词语加以补充说明，使读者或者听众更加理解源语的意义。《高山流水》也可以在直译的基础上加上解释性的语言，如翻译为“High Mountainsand Flowing Water-about Bosom Friends”，这样就可以将高山流水的文化意象也传播出去。 再如，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取材于我国古代民间传说而创作出的一部佳作。曲目被翻译为“Butterfly Lovers”（中文意为：蝴蝶恋人），这是当年由世界著名小提琴家西崎崇子在国外第一次演奏《梁祝》时所起的名字，之后不论是中国关于梁祝的传说还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海外的英语翻译都是Butterfly Lovers。但是这样的翻译可能令受众产生其为西方的某歌剧的意象，几乎感受不到中国文化的任何痕迹；因此，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是不太妥当的。如果采用“音译+解释”的方法，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建议译为“Liang Shanboand Zhu Yingtai——Butterfly Lovers”，这样的译法对于谁是蝴蝶恋人指向更加明确；人物和主题都在标题中体现出来，含义也更加明确；而且这两个人名是典型的中国姓名格式，直接就向观众传达出了中国文化的信息，也揭示了该曲目的地域来源，面面俱到。 （2）直译+注词 直译是语言的直接转换，是对原文字面意义的直接翻译，简单明快，但正是由于其直接的特点，常常会在翻译中失却一些重要的文化信息。而跨文化交际中，失却的信息可以在现场适当灵活地加以补充和调整，以便于译入语读者更好地接受源语文化。例如Tsar-沙皇，jeep-吉普车，Ballet-芭蕾舞等，都是在直译或音译原词的基础上，后面再增加一个注词说明其概念的结构。在翻译音乐词汇时，同样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比如，percussion指打击发出声音的方式，那么采用“直译+注词”的方案就翻译为“打击乐”，同理，jazz译为“爵士乐”，简洁明了，准确达意。 此外，此结构还可以帮助传递文化信息。例如Blues，是一种基于五声音阶的声乐和乐器音乐，起源于美国黑人奴隶的灵魂乐，类似中国民俗山歌的“一呼一应”（Call and Response）的形式，有即兴的成分。Blue在西方文化中的涵义是忧伤的，忧郁的，Blues的原义中就有忧郁的音乐的意思，因此如果将Blues直接音译为“布鲁斯”就丧失了原文中的文化内涵，而翻译为“蓝调”则增补了“调”这个词语，让读者知道这是一种音乐的体裁，同时“blue”所包含的文化涵义也可以通过这种翻译进行跨文化的传播。 2.针对可在目的语中找到相应概念或意义相对明确的词汇 （1）选择已植入词语 植入其实也是一种译介，这是区别于“直译+解释”的另一种翻译方案，可以根据具体的语境和交际环境进行选择。 在人们的交际使用中，某些外来词语已保留了其原发音，即使略去翻译也不会引起任何的理解障碍。随着使用频度的增加、时间推移及目的语读者认可度的提高，有些外来词语会逐渐地植入到译入语中，例如CD、DVD、Windows等词汇在中文交流中已无须翻译，而中文中的“点心”“磕头”等原来英语中没有的词汇，也已经随着文化的传播和认可直接进入了英文，成为了“dim sum”“kow tow”，既保留了原发音，意义也被人理解和接受的词组。因此，在针对有一定的背景知识及专业知识的对象时，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词组翻译。比如，我国的传统乐器“古琴”，在很多辞典中就直接被翻译为“Qin”或者是“Chin”，因为这种翻译经过了很多年的文化植入，已经被译入语使用者理解并接受。 （2）意译 意译主要是在词汇内涵层次上的翻译。从跨文化语言交际和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意译强调的是译语文化体系和源语文化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当源语和目的语对于同一事物有相对应的概念表达时，选择意译不失为一种完成交际的方法。按照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观点，词汇的意义分为“能指”与“所指”。当一个词语有多个含义，或者表达的不仅是字面意思时，就只能进行意译，来明确它的“所指”。这时就需要对目的语的含义进行准确的判断和抉择。 例如，form-词既有“曲式”又有“形式”的意思。但是这两者的意义却不一样。曲式是指理论化的对乐曲体裁创作规律的总结，是对音乐作品各个部分的结构框架和特点的划分。而形式是指作曲者创作音乐的思维过程，包括分析主题、动机构思、写作及展开等。曲式和形式是完全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因此必须根据语境来判断其准确含义，只有选择意译的方式。 再如，《得胜令》《将军令》中的“令”是命令的意思吗？应翻译为“The Order of Victory”“The Or-der of General”吗？其实，这里“令”就是指乐曲，而不是命令，所以将其意译为“The Piece of Victory”“The Piece 0f General”才更加恰当。这就是意译的功能所在，可以更准确地诠释出源语的含义。 （3）适当地归化或异化 归化和异化各具特点，它们实际是对立统一的，以译语文化为中心，即为归化（domestication），以源语文化为中心，即为异化（foreignization）。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这两种翻译策略经常被放在一起提及。 归化翻译法旨在尽量减少译文中的异国情调，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一种自然流畅的译文。合乎译语的语言习惯，是在处理翻译时必须注意的问题。前文中提到的Violin，被翻译为小提琴，就是典型的归化策略。同样，play the Qin，将其翻译为“抚琴”，这就补充进了与“琴”相关的文化元素，也是一种归化的方式。“Fugue”翻译为“赋格”这也是典型的归化。所以说归化是一种常见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翻译手段。再以《十面埋伏》为例，中文里的数字有时是虚指概念，例如“四面八方”“三千烦恼丝”“五湖四海”等等，其中的数字都是虚指。这里的“十”就是这种虚指，表示“很多”的意思，那么在翻译时，就不需要将其译为“ten”这样精确的数字，否则会让不了解虚指概念的译入语读者感到莫名其妙，因而译为“Ambush on All Sides”，用all来翻译ten的所指概念，这也是一种“归化”，可以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其原意。 异化翻译法是故意使译文冲破目的语常规，保留原文中的异国情调。针对音乐词汇，有些异化其实就是直接的音译。例如，guitar，bass，Marimba，这些词汇就直接被译为了“吉他”“贝斯”“马林巴”。Gemalan，被译为甘美兰或者嘉美兰。这种处理方法与植入的不同在于，这些词语保留了源语的近似发音，但是却用中文字表达，还赋予了该词汇一定的中文意义。如吉他，更符合中国人喜欢吉利的心理，贝斯、马林巴这些词汇的发音听上去仿佛就有一定的声效感。这样的乐器，一听就知道是外来乐器，在跨文化交际中传播的功能就体现了出来。 结语 在如今的全球化进程中，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音乐领域，跨文化交际活动尤为丰富和深入。音乐词汇的翻译中，译者应当首先立足于交际的功能，兼顾不同文化间的需求，在对场合、内容、文化差异等因素的考量下采取恰当的方式进行处理，目的是既要言辞达意，又能传播文化信息。这不仅需要译者对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深刻了解，更是对译者能力的挑战。 责任编辑：钱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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