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关于“乐派”的讨论 |
| 范文 | 【摘要】2019年11月9日在中国音乐学院顺利召开“第六届中国西方音乐年会”，会议的主题是“西方音乐的风格和乐派研究”，本次年会参会人数众多，议题多样。本文选择“乐派”这一议题，对发言者的观点及相关论文资料进行梳理，整理出本篇关于“乐派”问题的年会综述。 【关键词】乐派;中國乐派;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J60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文章编号】1002-767X（2020）09-0249-02 【本文著录格式】刘威孜.关于“乐派”的讨论——第六届中国西方音乐年会综述[J].北方音乐，2020，05（09）：249-250. 中国西方音乐学会建立于2003年，至今已经16个年头了。2019年11月9日迎来了“第六届中国西方音乐年会”，本届年会在中国音乐学院正式开幕，主题是“西方音乐的风格和乐派研究”。11月9日至11月11日，会议围绕八个主题展开讨论。西方音乐风格与“中国乐派”;西方音乐视野下的“中国乐派”;西方音乐风格流派的成因、特点和影响;西方音乐风格流派的经典作品研究;西方音乐风格流派译著评介;西方音乐风格流派的纵向和横向比较研究;西方音乐风格史研究;西方音乐风格流派的历史回顾。 本次年会收到论文数量超过200多篇，具有发言资格的论文共计124篇，论文内容基本符合本次年会的议题，论文质量之高，参会人数之多是前几届年会所不具备的。本文选择其中关于“乐派”的发言进行梳理，本篇综述中的观点都来自年会的发言及其论文的阐述。 一、关于“乐派”的界定 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根据本次的年会的主题，谈到了“中国乐派”的建设，并希望学者们能够关注“中国乐派”并提出更多的建设性意见。针对“乐派”和“中国乐派”这一话题引发了与会学者激烈的讨论。首先杨燕迪做了题目为“德意志音乐崛起与发展的原因及启示”的宣讲，他对“德奥音乐”的叫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其与德国学者交流之中，德国学者纠正其德奥音乐的说法，并认为“德意志音乐”的表述是更为准确的，在其梳理之下，认为“德奥”更多的还是强调民族、地域、国家的性质，而“德意志”更偏重文化性，更符合有关德意志音乐本质的思辨讨论;其次是孙国忠做了题目为“关于‘乐派若干问题的思考”的宣讲，他对“乐派”定义是：构成“乐派”的作曲家群体是指在某种具有共识的（基本）艺术思想或创作理念下形成的音乐创作者的“聚合”（这种具有共性的“聚合”允许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群体中个人思想与具体的创作诉求）。在西方音乐史上具有明确“乐派”含义的作曲家群体有新德意志乐派、五人团、第二维也纳乐派。关于广义中所说的“乐派”共同点是：时代、风格、技法、国家等，把具有这些特点的音乐家群体称为“乐派”是不准确的。西方音乐史上的“乐派”是一个有特定指向的概念，而每一个“乐派”的形成与发展又有其历史层面和艺术维度的独特性。对“乐派”认识和解读，都必须结合对西方音乐史特定艺术语境和创作情状的理解。闫敏以《西方音乐视野下“中国乐派”的内涵与外延思考》为题，在西方音乐的视野下对中国乐派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论述。她首先阐述了“中国乐派”应以中国传统与民间音乐为依托，吸收西方音乐技法，博采众长。她认为“中国乐派”不是一个具体、固定、一成不变的音乐风格表达体系，承载的是大胆、自由的创作理念，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新颖独特、富有文化内涵的作品。它凝聚着中国人民丰富的精神智慧，踊跃攀登高峰的信念，呈现着动态发展的艺术生命力。 二、关于“中国乐派”的建立 关于“中国乐派”的建立成为一个集中且热烈讨论的问题，主要产生的分歧在于“中国乐派”什么时候能成立？“中国乐派”的对应是什么？“中国乐派”是否应该是在西方音乐的视野之下？在提问环节，杨燕迪回应美国肯塔基州大学学生关于“中国乐派”的民族性建设方面的问题，首先杨燕迪提到德意志音乐中的民族性上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共通性，认为“民族性”对德意志音乐具有很深的影响，但“民族性”是一把双刃剑，他不仅可以使德意志音乐发展的更好，也可以导致悲剧性的后果（纳粹），“中国乐派”的民族性构建可以吸取国外的经验，借鉴德意志乐派建设中民族性的推动力，强调中国音乐的民族性特色，将其加入到“中国乐派”的建设中，增强中国特色在国际中的影响力。孙国忠对这个问题也做了一定的回应，他认为提出“中国乐派”这一构想十分切合现在中国发展的时代潮流，但在“中国乐派”的建设中，更应该从学理的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细致的考虑，并且由浅入深地构建整个学科体系，相信随着时代的迁移，对“乐派”界定可能会更加清晰。 三、关于“乐派”形成的学理分析 关于“乐派”形成，孙红杰发表“文艺复兴时期乐派的形成与传承机制探究”的主题发言，从学理层面对“乐派”界定展开深入的探析。孙红杰认为解释乐派传承规律需要三点构成，分为两个参照系统、五（加一）个关键因素、四个基本原则。首先是两个参照系统，分为社会和个人两个参照系，社会参照系是由时代、地域、人际、音乐等外部因素构成、这是一个不断去除无关影响、凝结有效资源的过程，是一个“选择”和“结晶”的过程;个人参照系是作曲家的个人知识修养、创作经验、社会阅历、艺术理想等内在因素构成。这是一个不断增长自身能量，拓展可用资源的过程，是一个“培育”和“扩张”的过程;两个参照系之间互相渗透、转化、适应，构成了乐派的形成过程;其次，乐派的形成和传承密切维系着乐源、学源、籍缘、职缘、地缘（间接因素）、亲缘（非关键因素）这五（加一）个关键因素;最后还具有四个基本原则，“历时转化”原则，乐派存在的历史性、“特色传承”原则，乐派身份的标识性、“合同存异”原则，乐派的差异性、“通融开放”原则，乐派存在的开放性原则。最后孙红杰的结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乐派林立，是受到这三个方面的影响，并且在文艺复兴时期各因素之间相互联系较为频繁。 随后在讨论的过程中，美国肯塔基大学学生韩应潮关于“乐派”问题提问了孙红杰，在西方著作中很少提及“乐派”的概念以及在中国语境之下要强调“乐派”的原因？孙红杰回答他所提及的“乐派”相关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较为典型，但在其他断代史中是否还是如此，是值得研究的。在他看来“乐派”这一名词在西方著作中使用较少的原因是为了让人们减少对“乐派”概念上理解的错误。不同语境之下对“乐派”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乐派”概念在我国已经扎根，在学理上的问题不能回避。随后武汉音乐学院汪申申对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乐派”“流派”概念进行解析，同时认同孙红杰的观点，指出“乐派”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解读也是不同的，如今“中国乐派”的提出，更强调的是“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创作。 关于“乐派”问题的发言和讨论是本次年会最为热门的话题，众多音乐学者、专家对这一议题进行了热烈的发言。邓希路的《尼德兰乐派地缘历史文化背景考》，叶松荣的《“文化自觉”理论视域下的西方19世纪民族乐派》，王晡的《风格、乐派和“中国乐派”》，殷遐的《自我表达与“二十一世纪民族乐派”》，吕长乐的《“北德乐派”音乐风格形成的启蒙思想和宫廷文化语境》，陈鸿铎的《论西方当代音乐中的乐派及其影响》，袁利军的《风格？技法？观念？——从西方表现主义乐派看流派的几个普遍特征》，陈素妮的《简约主义乐派的形成与“消逝”》，汪申申、尹妃妃的《形成中的犹太（希伯莱）民族乐派》，陈新坤的《论新德意志乐派的形成》等，都从不同角度对“乐派”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四、结语 通过各位专家以及学者的发言及讨论，对“乐派”的定义和范畴做了界定，对“乐派”这一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如孙国忠、余志刚都认为西方音乐中的“乐派”一般是具有共同创作理念的群体构成的，并且一般都是由后人对他们的成就进行建构，形成乐派。会议讨论中也对“中国乐派”的建设也给予了一定的建议，认为“中国乐派”应该从学理层面加强认识，杨燕迪认为“中国乐派”的建设应该具有全球视野，要做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并且以谭盾、陈其钢等知名作曲家为作曲家群体，推动中国音乐文化迈进国际，当然还需要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典作品，以此来加强国外学界对中国音乐的认识。中国音乐学院近些年对“中国乐派”建设具有巨大的投入，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关于“中国乐派”建设还需要各位专家和学者的参与，共同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本次年会还有很多青年学者与资深专家共同讨论的良好氛围，较多青年学者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話题，如王尚清的《西方音乐视野下的“中国乐派”》，康啸的《“新德意志乐派”与瓦格纳》，毕明辉的《“中国乐派”该登场了？以及“中国乐派”如何登场？——全球语境下中国乐派的定位与走向》，李鹏程的《二战后“波兰乐派”的风格演变研究》等，营造了积极的学术讨论氛围，为西方音乐研究注入新鲜的活力。 本次年会于2019年11月11日闭幕，与前几届相比，本届年会参会提交论文质量高，与年会主题相关度高;参会人数众多，年轻学者增多，研究队伍逐步扩大;议题多样，研究角度新颖，学术眼界开阔，讨论氛围热烈;研究成果卓著，中西音乐比较出现。本次西方音乐学会年会配合中国音乐学院的办学理念成功举办，尽管就某些问题还存在争议和不足，但对各位学者打开思路、增进学术交流及掌握更多学术信息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梁雪菲.开放多元的中国西方音乐研究之路——2013沈阳·西方音乐学会第四届年会述评[J].音乐学探索，20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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