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西方音乐史学中的“主位－客位” |
| 范文 | 梁潇月 [摘要]“主位-客位”研究法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主位研究是指用当地人自身的观点去解释文化;客位研究则是用调查者的观点去解释所研究的文化现象。学界在对音乐史学的研究中，于20世纪中叶首次提出了“主位-客位”的研究法，为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基于西方音乐史研究的视角，对人类学“主位-客位”的应用做出了简要剖析，为中国研究者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提供反思和建议。 [关键词]“主位-客位”;西方音乐史;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0）01-0086-02 一、音乐史学中“主位-客位”应用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卡在《历史的追求：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书中提出“历史学家当然不会仅从事历史的复原工作”，目前的音乐史研究方法和理论，大都采用了将人文历史和艺术历史相结合的方法，近年来，随着学科的发展以及编年史学传统的变化，音乐史研究也在积极地和其他学科相融合，探寻更多的研究途径。人类学“主位一客位”方法要求一个研究者能够真正“融入”他所研究的音乐环境中去，像一个“局内人”那样去行动与思考，并且又能“跳出”所处的音乐环境，像一个“局外人”那样去分析与研究。利用这样的方法观念，通过对音乐客体的研究，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音乐的旋律、调式、乐器、谱例等形态因素，其中还贯穿着传统音乐的历史发展、民族联系等因素，感受有丰富文化历史，地域性、民族性文化差异明显的不同民族的音乐。 （一）对主位的关注 主位研究法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上，主要体现在侧重于站在提供者的角度进行探索。简单地说，主位研究法就是从内部看文化，让当地人自己去讲述，研究者自身置于所研究的环境氛围之内，设身处地地分析民族音乐产生的原因。这需要研究者有较高的音乐素养，即使当地人以朴素简洁的话语去表达时，研究者也能轻易理解其阐释的文化内涵，并准确清晰地将史料整理并表述出来。对于西方音乐史学科来说，作为西方的研究者，相较于中国的而言更容易获得一些重要的文化线索。在西方国家的学者的音乐史研究，对他们来说主体音乐大多数以“主位”的方式来进行研究的。这些研究往往直接基于原始资料，并根据原始资料的种类不同发展起了不同的研究方法，由此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上述研究门类。而对于当今西方音乐史学家来说，他们大多数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去研究历史久远的音乐作品和音乐家，因为我们都不属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或者是某个时期了。作为西方音乐研究者，尽可能去寻找一些“一手资料”，我们最容易获得的一手资料就是流传下来的歌曲歌词，民间音乐的歌词就是有着大量的历史资料。这些歌词不但可以传递情感阐释人物性格，还可以让我们直接感受历史的背景。无论是歌曲的创作背景，还是歌词所传达的含义，都对于学者研究史料提供很好的资料。运用主位研究法可以更加细致观察到你想要了解各个环节。重要的是，可以有效避免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认知或理解上的偏差。 但是主位研究法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许多问题，例如如何真正做到从当地人视角看待问题，或者如果研究过去的某一时期的历史文化，无法身临其境去体验。而如果研究者是一个对当地毫无了解的外地人，且对当地语言不熟悉，交流有障碍，自然不可避免会错失信息。或会产生“先人为主”的概念，失去调查需要的敏感度，从而不利于调查结果的形成。这就造成了很多西方音乐史的著作中，大多数是西方人撰写的，即使少数中国学者撰写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著作，也多数采用翻译西方的著作的形式，很多正确或者错误的观点也都是建立于别人的研究成果、思想的基础之上的，这也是中国学者作为“局外人”不可避免的情况。 （二）对客位的关注 客位研究方法，从外部视角看他者的文化。通常我们所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旁观者看异文化时，更容易看到这一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的独特的特征，能够发现被别人习以为常，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学界公认王光祈作为音乐人类学“中国实践”中借鉴比较音乐方法的第一人。从王光祈的求学背景来看，他并非音乐科班出身，而是从政治经济学转向音乐学。20世纪20年代初，王光祈留学德国。王光祈在该著作中向中国人介绍了他所认为的“世界三大乐系”（即中国、希腊和波斯音乐体系），他通过大量的乐律学数据对三大体系进行了比较研究。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用比较的方法，将中国的音乐安放在世界音乐中进行审视，通过这样的比较，让国人充分了解到本国音乐与其他民族音乐的差别，相对更容易从“局外人”的角度上来重新意识到中国民族音乐的得失。由此可以看出，早期音乐人类学者以“局外人”的文化身份去看待非本民族文化，并试图去追求一种跨文化的、客观的、科学的分析研究。 同时客位分析法也有局限性，单一的客位描述往往造成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解，用研究者的价值观，思维评判标准去衡量音乐的好与坏。很容易排斥或者贬低非本民族音乐或者强加给它原来不存在的意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了解，或者想要去了解的人思想的偏差。正如“一千个人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中国的许多音乐听众来讲，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深受大众所喜爱的，并被公认是成功的民族化的管弦乐作品。但西方音乐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如B，内特尔认为：对西洋人说，这部作品听起来基本上像西洋音乐，但是与模仿中国旋律的西洋作品具有相容性，即便称作轻音乐、通俗音乐也没有什么不妥。 二、对于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引用“主客位”方法的争论述评 （一）方法的有效性 国内西方音乐史学者的文化身份决定了要以“主位一客位”相结合的方法研究问题，要有与其他了学科对话交流的意愿。如保罗·亨利·朗所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就以“西方文明”为主要逻辑主线，展示音乐艺术在古希腊至20世纪的漫长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是“人类学化的音乐的历史”发展的前提。只有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才能避免研究历史的局限，否定其发展的可能性，应该给予西方音乐史人类学化的学术空间。新史学首先应当是倡导史学观念改变：当我们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去关注历史的时候，首先是一个态度和立场的问题，就是一种愿意和其他学科进行对话，对其他学科进行借鉴的观念问题。其次，要正确理解和使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的内涵，绝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将这些方法融入到我们研究学科的认知体系中，变成我们研究的方法和工具。 （二）研究的客观性 西方音乐史研究中引入主客位方法主要源于史学观念的转变。作为在音乐学领域从事历史研究者来说，要面对历史存留下来的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音乐作品，并对它们有所分析和阐述。这些作品大多离我们生活的年代较久远，也可能来自与我们文化相异的另一个民族和国家。而我们所拿到的这些资料大多是被翻译解读过之后的资料，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这些都是作为音乐史的研究工作者无法回避的。在实践过程中，一方面要努力获得音乐作品产生的各种客观条件，如作曲家的生活背景、求学背景、感情生活，并结合历史环境去思考。研究作曲家思想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过程，为把握作品的深层内涵而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也需要研究者有较好的外文水平。即使获得了一手资料，仍会遇到各国语言翻译不通顺的问题。如果找翻译专业的人来进行翻譯，通常会遇到专有名词，降低了文学效果并消耗大量的时间。作为音乐史者，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所描述和谈论的音乐历史，都不过是我们“当代人”的历史，应多关注“地方性”差异问题。 结语 运用“主位一客位”方法可以避免了只罗列作曲家和作品的论述以及打破人们固有的主观印象，如提到肖邦的波兰舞曲就要和爱国情怀联系在一起，提到贝多芬的奏鸣曲，脑中就出现了他的英雄形象和对命运的抗争。作为音乐史方向的研究者，我们应该打破固有的认知，学会去思考，去追寻音乐文化的本源，善于挖掘被人们所忽略的音乐现象：同时也要摆脱欧洲文化中心论，学者的视野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国家或者是特定的时期，音乐是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尤其是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者应该具有刨根问底的态度，不仅运用现代网络技术查阅文献资料，也要尽可能去当地收集资料，领悟本土的语言和文化。不仅仅是音乐与人类学的结合，音乐与美学，音乐与心理学，音乐与社会学现已都发展成较为成熟的学科，这对于音乐史的学习是受益良多的启示。一方面，我们可以应该站在中国的独特视角去研究西方的音乐文化，提高我们的理论创新能力，拉动本学科的进步。另一方面，借鉴、学习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不是生搬硬套，也不是引用其他学科的某些经典论述。而是学会运用这些学科看待问题、寻找结论的方法，并将这些视角融入我们的学科当中，变成西方音乐史能进行研究的工具和方法，真正做到为我所学，为我所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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