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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庄汉墓编磬编次与音列问题研究

范文

蔡芷若

[摘要]

本文研究表明洛庄汉墓编磬107件所分六组，其实分别来自瓦国、鲁国、息国、吕国四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前三套音乐性能良好，旋宫转调自如，皆有同均三宫转换运用的可能性。同时，本文认为“瓦”“息”是西汉初年诸侯所分封的瓦国和息国，这样洛庄汉墓编磬分别属于鲁国、瓦国、息国和吕国。洛庄汉墓编磬是研究汉代音乐地域性的重要标本。

[关键词]洛庄汉墓编磬;益瓦;息国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0）09-0069-06

一、洛庄汉墓背景及编磬铭文

洛庄汉墓位于山东济南的洛庄村，是目前所发现的汉代诸侯王墓葬中最大的一座。但关于该墓的所属问题一方面认为是曾经做过吕国国王的刘邦之妻侄吕台所有，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应为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之长子刘肥所有，尚无定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座汉代早期墓穴。

该墓除了主墓室外，在墓室的外围还发现了36座陪葬坑及祭祀坑，出土了大量宝贵文物，按质地来分可分为金器、漆器、陶器、铜器、骨器等。这些陪葬坑的性质若按种类来划分，可分为乐器类、生活起居类、出行庆典类、武器类等。在这36座陪葬坑及祭祀坑中第14號坑就是乐器坑，共出土编钟、编磬、瑟、钲、铃等乐器共140余件，按管弦乐器、敲击乐器和金石乐器分三组摆放于坑中。目前，像这样单独建造一个乐器坑来进行陪葬的情形，在汉代考古中尚属首例。

洛庄汉墓出土编磬六组，共107件，这比以往全国发现的汉代石磬的总数还要多，这在中国音乐考古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现笔者将目前所掌握到的这107件编磬铭文总结如下：

二、洛庄汉墓编磬编次及音列问题

郑中与方建军两位学者于2004年12月曾赴山东章丘市文化中心，对洛庄汉墓编钟、编磬进行了考察和测音，本节在此就直接引用这两位学者的测音结果做如下表格：

郑中、方建军两位学者对每套洛庄汉墓编磬的编次排列是分上下两组来分析、排列的。对于第一套第一组两位学者认为是以 G 为宫的四声宫调式，但在这一调式音阶中是不存在#A的，同时两位学者认为第二组是以 A 为宫的四声商调式，但作为主音的A在第二组中又还存在#A的情况，且在A 为宫的四声商调式音阶中没有C只有#C。这易让人产生混乱感。像这种在一套编磬中出现多次半音的情况在洛庄汉墓编磬中很是常见，因而笔者在下文中都是将两组编磬组合在一起，并将多种半音情况合在一起来分析并得出结果的。

将第一套编磬所测音合在一起分析，可组成C宫七声雅乐、D宫七声燕乐、G宫七声清乐或G宫七声燕乐、C宫七声清乐这五种情况。

第二套编磬可组成D宫七声雅乐、E宫七声燕乐、A宫七声清乐这三种情况。

第三套编磬可组成E宫七声雅乐、#F宫七声燕乐、B宫七声清乐这三种情况。

第四套编磬可能组成G宫六声调式（包含清角C、闰F）或F宫五声调式。

第五套编磬比较特殊，如果完全按表中所示测音数据不能组成完整的音阶。只有将112号编磬的C当作↓#C的情况才可组成加变宫的B宫六声调式。

第六套编磬可组成#F宫七声清乐、C宫七声清乐、加闰的A宫六声调式这三种情况。

笔者研究发现，洛庄汉墓的六套编磬中，前三套可构成完整的七声音阶，同时它们有着“同均三宫”的现象。例如第一套编磬可以是C均C宫正声音阶、C均D宫清商音阶、C均G声下徵音阶。第二套为D均D宫正声音阶、D均E宫清商音阶、D均A宫下徵音阶。第三套为E均E宫正声音阶、E均#F宫清商音阶、E均B宫下徵音阶。而同时具黄翔鹏等先生的研究，洛庄汉墓编钟的音列也有“同均三宫”的现象，分别为bA均bA宫正声音阶、bA均bE宫下徵音阶、bA均bB宫清商音阶。这是不是说明洛庄汉墓的编钟与编磬也是具有一定的同构关系的？

三、洛庄汉墓铭文考释

研究曾侯乙墓编磬铭文时我们可以直观地看见，曾侯乙墓磬铭同钟铭一样有着整套的体系，用以标明该磬（钟）的音高以及这个音高在不同国家所用律中的音位。但洛庄汉墓出土的编磬铭文却并非如此。从前一节的编磬铭文一览表中我们可以看见，除一、二、三、四这样的数词外，仅有“左”“右”“鲁加”“益瓦”“息”“上宫”“齐”等汉字的记载。这给铭文的解析带来很大的难度。

方建军与郑中两位学者在他们的《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编磬的组合、编次和音阶》一文中对铭文中的“左”“右”两字做了解释，认为左、右是指编磬悬于架上的位置，也即悬于左边或悬于右边之分。而左、右之后所用的数字，则是指编磬的编次顺序。[2]同时对于铭文“上宫”两位学者认为应该解释为“宫音位置之上”，提出“所谓上宫，即为宫音”的观点。除此，对其他铭文并未做过多的解释。

刘再生先生于2002年2月也曾对洛庄汉墓编钟、编磬进行考察、测音。在他《先秦钟磬文化的“断层”与“转型”——济南洛庄汉墓出土编钟的启示》一文中对铭文“鲁加”“息”的看法是认为用于说明其来源，是前代或者是邻国，即这六套编磬并非来自同一个时代和地区的制作品。[3]但具体的含义却未做过多解释。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崔大庸先生，他在《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编磬刻铭初探》一文中也判断铭文为地名或国名，认为是与磬的生产地或来源有关[4]。同时米永盛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第四套没有铭文的编磬为吕国本国生产的看法。[5]

笔者之前对于洛庄汉墓编磬铭文的看法是认为先秦到汉代的编磬铭文经历了一个简化的过程，这可能也跟大的时代背景有关，先秦时期国家林立，各国所用律名存在着差异，因而在磬铭的刻写时就会将其在各国的用名都刻上，便于各国人所用。但秦以后，国家趋于统一，体现在磬铭上，也就逐渐趋于简化、统一。例如洛阳金村东周大墓的编磬刻有“姑洗右六”“介钟右八”的字样。因而这洛庄汉墓的“鲁加”“益瓦”应该也是流传、运用于汉代的律名别称，即鲁加均、益瓦均等。但结合上一节来看，第三套与第四套编磬铭文中同有“息”一字，但两套磬却不是同一均，因而笔者的上述猜测似乎不能成立。

那么回到上述学者所提的猜测上，铭文为地名或国名。那“鲁加”中的“鲁”字应当是指代的鲁国。鲁国最早出现在周代，首封国君为周武王弟弟周公旦之子伯禽，国都曲阜，封地大约为今山东省济宁市境内。下图为西汉时期鲁国地图。

笔者查询到“息”是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名，即今河南息县地区。息县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在公元前1046年，始封息侯国，秦时，息县属于颍川郡。而到了汉代，新息县就变成隶属于汝南郡。下图为西汉时期汝南郡地图。

另《路史·国名纪四》有记载：“瓦，邷也。卫地有邷亭，在胙城。”还有《春秋·定公八年》中有“公会晋师于瓦”的记载，同时《春秋左传注》有载“瓦，即今滑县南之瓦岗集”。综合这些史料信息来看，“瓦”是春秋时的卫地地名，即今河南延津县与滑县交界处的地区。下图为西汉时滑县地图。

西汉时期吕国的建立者就是洛庄汉墓的墓主——吕台。吕国又称济南国（郡），封地主要为山东济南一带，都城为东平陵城。下图为西汉时期济南国（郡）地图。

四、对以上研究的总结看法

将上述材料综合来看，“鲁”“息”“瓦”都为西汉时期吕国封地附近的地方国或地区。如此看来，上述学者认为的地名或国名的猜想却有着一定的可能性，笔者基本表示赞同。那么这六套编磬很可能是吕国国主从周边地区收集而来，但具体的结论还需更多考古材料的发掘、研究。

结合上述第三节的内容来看，洛庄汉墓编磬铭文所反映的是不同诸侯国名或地区名。例如编磬中除了第四、五套为吕国本国所有外，其余四套有的来自“息”国（第三、六套），有的来自“瓦”国（第二套），还有的来自“鲁”国（第一套）。这都是当时吕国附近的国家或地区。这样的组合方式让笔者萌生了可能当时的音乐实践状态为

按国别来进行演出，而不是六套编磬同时使用的猜想。因而，对于洛庄汉墓中出土的编磬形制认识笔者有如下两种猜想：

第一，可能并不一定是用于吕国国主生前日常演奏的实用器，而是在吕国国主安葬时，周边邻国或地区送来的祭祀品，在下葬时临时集结在一起的。

第二，可能吕国国主在生前有所使用但不是同时使用的六套编磬，而是按国别来进行演奏。（其中第五套可能为明器，但如果将其中的112号编磬的C当作↓#C的情况也是可以进行演奏的。）

同时洛庄汉墓主要是按地名进行编次命名的邏辑体系，同时它还涵盖了乐律损益与编磬架次，它们共同构成了汉代早期编磬编次的完整体系。例如，“鲁加左一”“益瓦右二”就是按“鲁国”编次一套，“瓦国”编次一套，其中的“加”“益”两字都有相同“增”的含义，可能为乐律损益;“左一”“右二”就是代表该磬的架次是左起第一个还是右起第二个。（详见第二章第一节中的洛庄汉墓编磬铭文一览表。）

洛庄汉墓六组编磬音域跨度基本都达到三个八度，有五声、六声音阶也有七声音阶的运用，例如第三套编磬音域跨度为三个八度，能构成E宫七声雅乐、#F宫七声燕乐、B宫七声清乐;第四套编磬音域跨度为三个八度，能构成F宫五声调式;第五套编磬音域跨度为三个八度，能构成B宫六声调式。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汉代时期音乐实践的多样性与灵活性变大。此外，曾侯乙墓编磬中的纯律大三度运用在洛庄汉墓编磬中消失了，但多了很多变音以及半音的运用。但依旧与墓中编钟有相通、相呼应的地方（同均三宫）。可见，金石乐队从先秦到汉代两者之间始终是存在一定联系的。

结语

洛庄汉墓是西汉初年出土编磬的典型器物。本文对西汉初年的洛庄汉墓编磬提出了新认知：洛庄汉墓编磬107件所分六组，其实分别来自瓦国、鲁国、息国、吕国四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对于铭文记载的“益瓦右二”“息”，笔者认为“瓦”“息”是西汉初年诸侯所分封的瓦国和息国。于是洛庄汉墓编磬六组分别属于鲁国一组、瓦国一组、息国两组和吕国两组。笔者推测这六组编磬是在吕国国主吕台安葬时，周边邻国或地区送来的祭祀品，在下葬时临时集结在一起的产物。

且洛庄汉墓六组编磬音域跨度基本都达到三个八度，有五声、六声音阶也有七声音阶的运用。例如前三套音乐性能良好，旋宫转调自如，皆有同均三宫转换运用的可能性，这反映了汉代时期音乐实践的多样性与灵活性。

通过与曾侯乙墓编磬对比，笔者发现，到了汉代时期编磬的铭文乐律表述体系没有曾侯乙墓那么严密、完善，但编磬的地域性分属值得今人关注。这说明从先秦，特别是战国时期以来各诸侯国“各自为政”（实际运用中各国用各国的乐律体系），一直持续到汉代。曾侯乙钟磬铭文对曾国、楚国、申国、齐国以及周王室乐律名的记录，以及西汉初年洛庄汉墓瓦国、鲁国、息国、吕国的编磬编次，提醒今人看到中央集权之下的地域音乐多元并存的特征，也提醒今人在关注正史文本的同时关注地域性的出土文献记录，所以这些出土的文物给我们呈现了诸侯国和地区音乐艺术实践的繁荣。从某种意义上讲，洛庄汉墓编磬是研究汉代音乐地域性的重要标本。

（指导教师：孙晓辉）

注释：

[1]

崔大庸，高继习.章丘洛庄汉墓发掘成果及学术价值[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1）：27.

[2]方建军，郑中.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编磬的组合、编次和音阶[J].中国音乐学，2007（04）：20.

[3]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5：178.

[4]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6：148.

[5]米永盈.商王村二号战国墓与洛庄汉墓钟磬承袭之关系[J].音乐研究，2013（03）：66.

[6]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17.

（责任编辑：张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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