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沈阳市古典声乐音乐会中红色歌曲的曲目选择 |
| 范文 | 石尧尧 [摘?要] 在大部分沈阳市古典声乐作品音乐会中，具有更强专业性的中外文歌曲更符合时代需求，红色歌曲更为人所熟悉和接受，二者在比例分配上总是显得不够协调。如何使其比例分配更加合理，首先就要对红色歌曲的本质属性概念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和认知。而沈阳市的古典声乐市场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就必须在音乐会的曲目选择上坚持专业性与传播性兼顾的原则，要保证二者的平衡。 [关键词]沈阳;古典声乐市场;曲目设置;专业性;红色歌曲 [中图分类号]J6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21）05-0187-03 沈阳历来都是我国的艺术重镇之一，无论是在音乐还是美术方面，这座城市都有着深厚的底蕴和辈出的人才。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沈阳的艺术市场也更加繁荣。作为一名歌者，则对其中声乐市场的发展状况和形态有着更深入的观察。 对于任何一个城市的声乐市场来说，曲艺、通俗歌曲、古典声乐都是其最主体的三个组成部分。其中，曲艺市场根基最为深厚，如北京的京剧、西安的秦腔、沈阳的二人转，等等，都有着固定的受众人群和文化基础;通俗歌曲市场最为普及，作为最易为各界人士所接受和喜爱的通俗歌曲，无论在任何一个城市都拥有着广泛的受众和庞大的市场需求;而古典声乐市场则会由于各个城市不同的经济、文化及民俗背景产生极大的差异。坦白而言，沈阳作为东三省的文化、经济中心，其古典声乐市场却难称理想。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从歌者的角度而言，其中最重要的核心因素之一，便是其演出市场在曲目的设置上不够科学。具体而言，就是在各类面向市场的古典声乐作品音乐会中，具有更强专业性的中外文歌曲和更符合时代需求的，更为人所熟悉和接受的红色歌曲，二者在比例分配上不够协调。那么，如何使其比例分配更加合理，在保证专业性的同时更加适应市场的需求，首先就要对红色歌曲的本质属性概念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和认知。 一、红色歌曲的概念 “广义上的红色歌曲没有年代的限制，所有的表达革命精神、民族精神的作品都可称之为红色歌曲;狭义上的红色歌曲便是周耘提出的概念。广义的红色歌曲由于没有了年代的限制，即改革开放至今产生的所有与革命精神、民族精神相关，以及对旧时革命歌曲进行改编的作品皆可纳入到红色歌曲的阵营中来，研究范围大大拓宽，至于其自身的审美价值，则有待于时间的检验。对红色歌曲的定义，我们不妨以一种大方的情怀来看，不必囿于概念的旋涡。”[1] 红色歌曲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其中包括20世纪30至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群众歌曲和革命歌曲，如《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嘉陵江上》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来所创作的，以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新时代为主题的抒情歌曲，如《歌唱祖国》《北京颂歌》《采伐歌》《美丽的祖国》《祖国万岁》《祖国颂》《我和我的祖国》《祖国慈祥的母亲》《我爱你中国》《我的祖国妈妈》，等等。与流行歌曲相比，红色歌曲无论在创作还是表现方式上都带有更为鲜明的古典音乐特征，因此，本论将其归为古典声乐市场范畴。 当我们明确了红色歌曲的概念和范畴之后便不难发现，红色歌曲，无论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群众歌曲、革命歌曲、还是建国后几十年所创作的抒情歌曲，都始终紧握时代的脉搏，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群众性。因此，与意大利[KG（0.1m歌剧咏叹调、德奥艺术歌曲相比，其也就更易为我国非专业听众所接受，从这一角度来说，红色歌曲在我国的古典声乐市场中也就拥有了更广泛的受众。但当面对以上举例所列曲目的时候，或许会有人提出疑问，这类红色歌曲在沈阳市盛京大剧院的宣传海报上不可谓少见，那么，为什么本论却仍言沈阳市的古典声乐市场中音乐会曲目设置不夠合理呢？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属于音乐学概念范畴的问题——古典声乐音乐会中曲目的专业性和传播性如何协调？ 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中国的古典声乐的音乐会中，都要在某种程度上兼顾专业性和传播性，但由于中国和欧洲不同的文化思维和审美习惯，二者在两性上各有侧重。大体来说，欧洲的古典声乐音乐会在曲目设置上更偏重于专业性，如很多声乐套曲专题、某位作曲家的歌剧咏叹调专题等，而中国的古典声乐音乐会则更加注重专业性与传播性的平衡，一场音乐会总要兼顾中外文作品、兼顾歌剧咏叹调和歌曲，既要有足够专业的曲目，同时也要有足够耳熟能详的歌曲，这样的音乐会才称得上圆满。因此，从这一角度再来审视沈阳市古典音乐市场中音乐会的曲目设置问题，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了。下面，就从专业性与传播性的角度出发，对沈阳古典声乐音乐会演出中的曲目设置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剖析，并希望能够藉此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二、沈阳古典声乐市场中音乐会曲目设置的两种偏颇现象 古典声乐艺术作为一种相对冷门的声乐表现形式，如何能在竞争日渐激烈的音乐演出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呢，论者本身并非市场策划和经营者，仅从一名歌者的角度，认为在沈阳古典声乐市场音乐会曲目设置中，必须解决以下两种偏颇现象。 （一）曲目设置过于专业 “对于任何行业都是一样，一旦进入了足够专业的程度，其审美的视角便会与一般受众产生极大的差异，在古典声乐领域尤为如此。”[2]中国的古典声乐艺术，包括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由于其自身极高的专业性，很容易彻底改变专业歌者对于歌曲的审美方式。专业歌者们在演唱曲目选择上往往更注重歌曲在专业层面上的难度，而忽略歌曲本身在非专业听众中的接受度。这就使得很多歌者在自己的音乐会曲目选择上往往也就更倾向于专业性更高的外文或中文艺术歌曲，而较少关注那些在绝大多数非专业听众中接受度更高、传播性更强的红色歌曲，这就不免会使这类音乐会陷入曲高和寡的状态。当然，这并不是说专业性曲目为主的音乐会本身有何错误。在高等音乐院校中，专业性音乐会当然应该是绝对的主流。因为专业院校中举办的音乐会所针对的听众是专业的学生和教师，其本身便以专业展示和提升为目的，如果传播性歌曲的比例太多，就会影响专业院校音乐会的教学效果，是十分不可取的。但如果是在社会音乐市场的商业性古典声乐音乐会演出中，其衡量的标准就完全不一样了。在面向市场的古典声乐音乐会中，如果专业性歌曲比例过大，而最具传播性的红色歌曲比例过小，就会使其与观众产生较强的距离感，直接导致曲高和寡状况的出现，也就会直接影响票房成绩。以盛京大剧院的古典声乐演出为例，在2019年7月举办的《浪漫派专场音乐会》，由于专业性太强，其票房成绩便较差，而2019年5月举办的《中国民族歌剧经典选段音乐会》，由于兼顾了专业性与传播性，其票房成绩便十分理想。 （二）曲目设置过于追求传播性 中国古典声乐中的美声唱法和民族声乐唱法，本身是具有极高专业性的声乐艺术形式，因此也可以说，任何一场古典声乐音乐会，都要在一定程度上肩负起推广和传播自身专业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无论是专业院校中的学术性音乐会，还是市场中的商业音乐会，在曲目设置上都要有一定比例的专业性曲目存在。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目前客观现实而言，由于沈阳市有诸多的高等音乐院校和专业团体，古典声乐从业者为数众多，所以，在沈阳市的商业性古典声乐音乐会的受众群体中，专业听众还是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很多时候甚至会超过非专业听众的比例。因此，无论是从艺术属性，还是市场票房的角度来说，在面向更广大社会市场的商业性古典声乐音乐会中保证一定比例的专业性歌曲仍然是十分必要的。但在2019年的一些古典声乐音乐会中，却过于追求歌曲的传播性，而专业性的曲目则基本没有列入其中，这无疑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既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身的专业特色，同时也不能保证票房成绩，是十分不可取的。 三、沈阳古典声乐市场中音乐会曲目设置应兼顾专业性与传播性 承前所述，沈阳市的古典声乐市场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就必须在商业音乐会的曲目选择上坚持专业性与传播性兼顾的原则，要保证二者的平衡，这样才能在专业歌者和非专业听众中都吸引到足够多的听众，才能获得最理想的票房，从而才能培养出更为健康的演出市场。古典声乐作品的专业性问题应该十分容易理解，而在我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其传播性则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剖析和解释。如前所述，非专业听众的接受度固然是衡量其传播性的一个重要标准，但却不是唯一的标准。从我国自身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角度来说，文化导向和教育功能也是影响歌曲传播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的传统音乐理念中，音乐从来不是只有单纯的娱乐功能，在很多时候还要承担起引导和教育的责任与义务。“正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数千年来，我国的雅乐音乐发展始终遵循这样的审美理念和准则，而历代中国政府也都将音乐作为教化民众知礼、懂礼、行礼的重要手段之一，时至今日，依然如此。”[3]尤其在当前的红色歌曲中，其文化导向和教育功能体现得更为明显，如《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我爱这土地》等，这一类的红色歌曲就都有着极为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引导和教育的功能，其也因此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推广，这也就直接促使红色歌曲的传播性大大增强。因此，可以说，红色歌曲所独有的文化导向与教育作用也就使其具有了更强的传播性。因此，本论将红色歌曲定位为中国古典声乐表现形式中最具传播性的类型，是从民众接受度、中国音乐的价值与审美特征，以及政府的支持与宣传力度三个方面进行考量的。也正因如此，在面向市场的商业性古典声乐音乐会中，红色歌曲可以说是协调专业性与传播性的最佳歌曲类型。 另外，从沈阳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特色来讲，也理应能够在商业性的古典声乐音乐会中更好地处理和协调专业歌曲和红色歌曲的比例配置问题。因为，沈阳不但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同时，沈阳音乐学院作为东三省最好音乐学府，还传承着鲁艺的红色基因。很多红色歌曲就是由一代代鲁艺人、沈音人创作，如李劫夫创作的《沁园春·雪》《浪淘沙北戴河》《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秦咏成创作的《我和我的祖国》等。而沈音也就成为沈阳这座城市音乐市场当之无愧的输血站与发动机。同时，沈音还培养了一批具有极高专业歌唱水准的著名歌唱家，如魏松、幺红、杨岩等。可以说，沈阳的古典声乐艺术市场从先天上便具有了兼顾专业性与传播性的基因。无论是中文还是外文作品，歌剧或者咏叹调，专业性的声乐套曲还是红色歌曲，沈阳的古典声乐市场都完全有底蕴、有能力去驾驭。 结?语 总而言之，从我国社会文化特色和音乐审美标准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在任何一个城市和地区的古典声乐市场中，兼顾专业性与传播性都应该是最理想的曲目设置标准。对于沈阳这样一座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同时又有着高水准声乐教育水平和悠久的红色音乐传统的城市来说，其古典声乐市场也理应能够更好地践行这一原则，从而使其古典声乐市场中的专业歌曲和红色歌曲的比例设置更加科学、合理，也就能够吸引和培养更多的受众群体，使其发展更加健康，更具有可持续性。从目前的市场现实情况来看，受到疫情的影响，现有的数据还不足以为本论提供足够的支撑，但相信，在不遠的将来，只要这座城市的音乐人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古典声乐音乐会曲目设置的专业性与传播性问题的重要性，意识到红色歌曲在其中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作用、价值和意义，那么，在万物复苏的不远的将来，沈阳这座城市的古典声乐市场一定能够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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