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的学行素质与教师之道 |
| 范文 | 郑立清?陈文彬 今年是章太炎先生（1869—1936）诞辰150周年。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章太炎先生不仅是文化泰斗和国学大师，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教师。这一点在鲁迅回忆自己的老师章太炎的文章中有精彩描述。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鲁迅称章太炎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表彰老师的革命与学问相济，透露出师尊与青年之间心意和精神承沿的纽带所在，值得后人深思。 章太炎率身垂范从事革命和教育的道德与热情，值得后人深思。1906年，流亡东京的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说：“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神经病”其实是从事革命和教育的道德与热情，更是一种可贵的意志。 “神经病”往往是由现实社会和革命者生而俱来的热情所引发，但它更需要主体的精神意志加以支持和砥砺。也就是说，“神经病”的迸现更可能是由晚清社会和民众苦难揫迫所致，在近代中国之所以激荡和持护，也有赖于自古而来大丈夫的气概和精神。正是这些原因，留日青年鲁迅对革命学问产生浓厚兴趣，向老师章太炎学习，积极用世，奋力引导文化批判和思想革命，终其一生孜孜以求。 道德和热情并不是简单直接的血性和禀赋，是惨痛经验、苦难人生及不断前行之后的体验与反思，自有其思想的配合和学术的演证：“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并不是粗豪卤莽，乱打乱跳，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譬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济;没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道德和热情作为“神经病”，是革命主体源源不绝的内在动力，而思想学术作为“货物”，是革命主体之“船”不断前行的展开、经验和履践。这是章太炎的革命文教的智慧，也是他自身学行的象征。只有思想学术和道德热情两者相济，才能成就真正的革命和革命教育，塑造真正的革命者。 章太炎文教自性的追求和勇气，值得后人深思。所谓自性，就是遵从自身的内在要求和召唤，而不是盲从于别人别家别族和别国。晚清学界，有一味固守传统、排斥西学的保守派，也有以中学附会西学来证明古已有之而不思进取的会通派，更存在由民族挫败和虚无主义而致的抛弃国学、迷信西学的西化浪潮。章太炎大声疾呼，要求民族文教尊重历史，彰显“自性”。他强调，“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去来补助……要知道凡是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 在西潮滔天，精英、士夫大都失去信心的时刻，章太炎奋力鼓吹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所说的“国粹”，主要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物，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留存和长处，是别国不能比拟的自家风土。他强调要丢弃民族自卑感，增强自信心，对自家精髓要精心粹取，解剖整理，辗转增进，在此基础上推进自性的教育。国民教育要立足于本国，尊重民族历史。这种提法，现在看来仍有积极意义。 正因为如此，章太炎对近代中国失却信心之后在教育上全盘西化及其弊端的批判，就显得弥足珍貴。比如，他严厉抨击清末众人鼓吹的教育现代化和官学教育，《与梁启超书》中称“中国种种学术，操之官府则益衰，传自草野则益盛”。他认为，官学往往“预设科条，以为裁制”，相形之下，“学在民间”，私学为上。因此，他主张“扶微业辅绝学之道，诚莫如学会便”。在现代化的条件下，普遍独断的官学一旦全盘推广开来，虽收教育常识、文化普及之功，但精深学术和民族文化必定受到戕害。因此，为民族、国家和文化得以保存不致灭亡，学术知识薪火相传，需要大力倡扬民间私学，推动真正民间办学的蓬勃发展。章太炎本人身体力行。辛亥革命后他拒绝了北京大学、清华国学研究院等多家院校的正式聘请，而乐于以布衣自由之身，自行创办学会，或设立讲习会，或周游讲学，自由而又艰苦卓绝地从事教育事业。章太炎这种心无旁骛，强调思想、学术和教育本身的“自性”，勇于在体制外开辟自己道路的做法和精神，在中国近现代学界和教育史上影响重大。 章太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教师之道，值得后人深思。其一，师生共学互动深情厚谊。《章太炎书信集》里收录了章太炎与学生间往来的书札信函，字里行间均透露出章太炎与学生之间的真挚情感。章门师生之间不仅仅是传统师生间的“传道、授业、解惑”，师生交流和互动已经进入日常生活的范围，老师常常在信中关心弟子的生活。世人皆知章太炎生性桀骜不驯，反抗权威，甚至得罪各路政界商界要人，但他对学生却是春风般温暖、朋友间和煦。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深情回忆：“太炎先生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章氏门下学人后来都有卓著建树，足有自立，但他们对自己的老师都怀着情意深挚的敬仰和关切。 其二，师生教学相长。出身于清末大儒俞樾主持的杭州诂经精舍，章太炎在思想学术上勇于坚持自己的革命见解，从而与老师发生冲突，为此章太炎不得已发表著名的《谢本师》。但作为俞的学生，章太炎表彰先生的学问之道，强调“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深疾守家法，违实录者”，鼓励勇于突破师道尊而求真创新的做法。对于学生提出新观点，章太炎往往持开放、包容和鼓励的态度。在小学研究上，黄侃既恪守师承，又博综广揽，对章太炎的《文始》亦有观点上的批评，章太炎褒奖黄侃在学术上的增进，“虽以师礼事余，转向启发者多矣”。“五四”运动以后，钱玄同在经学史和语言学上研究路径和观点与章截然不同，但章太炎十分宽容，与钱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晚年委以《章氏丛书续编》的编校工作。 章氏门中教学相长的师生之道，往往成为佳话。鲁迅在回忆中说，章太严先生身上“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鲁迅进一步指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这种理解，使“有学问的革命家”的教师之道得到印证，此间深情感念，亦使师生之间的精神承沿得以成立和光大。 （作者单位：福建省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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