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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师大新校初上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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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顾明远先生1949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学习，1956年留苏回国入职北师大任教至今，参与、见证了北师大的发展。我国的许多教育政策、北师大的许多创新都有顾先生的智慧贡献与亲身实践。新冠疫情期间，顾先生整理旧照片，写成回忆录。我们荣幸地得到顾先生授权，选择部分内容分期连载，以飨读者。

1956年7月回国，我们学教育的三个人，周蕖分配到北师大、迟恩莲分配到东北师大，本来把我分派到华东师大，但由于我已和周蕖结婚，就改配到北师大。当时学校校长是陈垣，党委书记是何锡麟，1958年后是刘墉如、程今吾。

学校已经搬到现在的地方了。据说1952年与辅仁大学合并后，教育系还在原辅仁大学上过课。1954年建新校。于是北師大就有三个校址了，老师大校址叫南校，辅仁大学校址称北校，现在的校址称新校。新校盖好后，南校就交给北京市了。那时主楼还没有盖起来，图书馆正在建设中。整个校园据说是当时副校长傅种孙提议的，建成北京四合院的格局，教学区、生活区都是四合院的样子。现在四合院的南楼就是办公楼，西楼是卫生所，东楼北楼是集体宿舍。我们开始住在东楼，后来搬到北楼，一直住到1960年。主楼是1958年才盖的，据说用的建材都是建设人民大会堂余下来的材料。楼高八层，是当时北京市比较高的建筑，站在楼顶上可以看到半个北京城，可以看到故宫、北海白塔，所以楼顶上造了一个警报器。每到“五一”“十一”晚上天安门放烟火，不少职工就会带孩子到楼顶上去观看。整栋楼没有一根钢筋，完全是用砖砌起来的，墙壁很厚，有半米多。1976年唐山地震，北门口的墙被震裂了，成了危楼。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去问当时的建筑师梅葆琛，他说，当时设计的使用年限就是30年。此楼一直到2002年校庆100周年前才拆掉。

到北师大教育系报到，主任彭飞什么也没有说，就让我担任地理系教育学公共课老师。当时教育系总支书记是姜培良。教育学教研室主任是王焕勋，副主任是黄济，秘书是黎铮。第二年我又担任物理系教育学公共课老师。当时教育系在教2楼。教2楼和教4楼是师大最差的两栋楼，是“反冒进”“反大屋顶”时盖的，每年夏天雨季下大雨，地下室都要积水。当时师大最好的两栋楼就是物理楼和数学楼，盖得比较早，非常坚固且庄重美观，1979年唐山地震时纹丝未动。

我和周蕖在备课上课之余，就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译报》翻译苏联的教育理论文章，赞科夫的《论教育和发展的问题》就是我在1958年第一次翻译过来的，刊登在《教育译报》1958年第3期上。我还和外语系的潘欢怀老师共同翻译了乌申斯基的《人是教育的对象》，与宣武医院的苗兰卿医生一同翻译了苏联索维托夫的《学校卫生学》。苏联教育系设有这门课，我们“文革”前教育系也设这门课，教育系还专门派沈适菡和施承斌到武汉医学院去学卫生学。我觉得师范生学这门课很有必要。《学校卫生学》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主要是讲几种流行病及预防，下半部分讲学校建筑、设备如何符合卫生学的要求，如教室的照明、课桌椅的高低，等等。我们在苏联教育系还学习生理学、解剖学，这都是教育学的基础课。教育少年儿童，首先要了解他们身心发育成长的规律。

1957年，教育系在西城师范（又称“北京二师”）建立实习基地，郭笙挂职担任副校长，金元逊任教务主任，我任教育学教研组组长兼教育学教师和二年级一班班主任。那一年一面在物理系上教育学公共课，一面就在西城师范工作，带领教育系58届的学生在那里实习。58届的学生中就有郭福昌、孙喜亭、曹剑英、刘硕等。

在地理系讲公共课同时，还跟着学生一起到北京的中学去指导他们实习。在中学听课、评课。指导实习生上地理课主要是地理系的老师。我曾经听过王均衡教授的评课，很有收获。

讲授教育学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国教育界学习凯洛夫《教育学》比我在苏联学的要深和细得多，似乎把它当作教育的《圣经》，字字句句都在研究它。我在苏联学教育学，并没有一本固定的课本，老师只是让我们阅读许多文献和参考书，甚至没有读过凯洛夫的《教育学》。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胡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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