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记叙文写作：在“寻常”与“反常”之间 |
| 范文 | 戴启江 夏丐尊、刘熏宇在《文章作法》中讲道：“叙事文的特色在流动、变化。”“流动”“变化”不但是指语言技巧，还指记叙文承转的方式。在常态的记叙文写作中，我们常常在单线结构的“承”“转”“起”“合”中下功夫，“起要平直，承要舂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水。”（元代范德玑《诗格》）但绝大多数学生难以驾驭情节的“跌宕起伏”，普通的故事往往只能“普通”地讲述，有时为了应对所谓的“出彩”要求，学生甚至不惜胡编乱造，故事面目全非，人物失真失神，毫无情理逻辑，记叙文写作彻底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于是呈现了一种以“结果写作”为写作方式的教学方式，写作只要讲述故事，并且呈现所要反映的结果主题就可以了，这就导致了“静态写作”的泛滥。静态写作催生的是一批写作故事老旧、贴标签严重、缺少故事真正情节发展的记叙文，故事中的“反常”和“意外”都一无例外地被忽略了，而背后丢失的就是学生对记叙文写作的热情和信心。 荣维东教授指出：20世纪80年代，“过程写作”开始进入写作课程。在欧美等国，尤其是经过“国家写作工程项目”的大力推广，“过程写作法”（Process Approach）与“批判性写作”“创造性写作”结合，风靡大中小学写作课程和教学领域，形成了所谓的“过程写作运动”。近30年来，经过这场写作教学运动的洗礼，欧美一些国家的写作课程和教学知识得以全面更新换代，“过程写作”成为主流的写作教学范式。目前欧美已经成功地实施了从“结果写作”到“过程写作”的“范式革命”。借助于“过程意识”让教师了解学生写作过程的动态变化过程，也能够呈现学生写作的程序和写作脉络。通过写作过程的引入，记叙文写作的过程性变化再一次被提了出来，唯有打破结果至上的扁平化写作范式，才能够真正唤醒学生去寻找写作中的“常态”与“反常”的衔接设置和变化理解，唯有如此，才能在记叙文写作中调动自己的感性与理性思维的开展，让记叙的故事跳出一味讲述与抒情的狭窄圈囿，能够进一步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生命成长的思考维度。 一、在寻常中把握反常，呈现故事的变化 叶黎明教授在《写作内容教学论》讲道：“写实性的文学写作，其教学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写作内容（主要是情感）的唤醒，侧重于唤起、促进写作者对日常生活经验与情绪的表达与反思，通过这种写作认识自我，思考‘我是如何成为我之类的问题。”从写作的主观性上说，写作认识中的反思意识是文章内容情节得以变化的重要原因，从客观性上说，就是要发现写作的故事之中曲折、冲突和变化的地方。由此主客观结合，借由写作故事中的反常变化，推及自己的写作思考、独特感受，来推动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变化，继而呈现故事的波澜，推动抒情的更深一步。一般来说，学生记叙文多半选择的是琐碎平常的生活，由于过于熟悉而造成的“熟视无睹”或是“审美疲劳”现象十分常见，带来的结果就是故事滑行向前，根本不会在意熟悉的故事里可能生发的变化以及背后值得思考的地方。如叶黎明教授所言，如何在“写实性的文学写作”中，让学生對日常生活产生不同的审美兴趣并获得别样的审美的情感体验，在寻常的故事讲述中把握反常的细节，来呈现故事讲述的变化。下面以学生作文《迷信》为例。 外婆大概能说得上是有点迷信的人但是还没有到向神明祈求治愈重病或者是财运亨通的地步。她有一个小口袋，专门用来存放一角硬币，以备观音每年三次的生日。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不吃带成味的东西。我虽然对这样迷信的事情不喜欢，却也实在佩服外婆的自律，几十年来从不遗忘和间断。 她是一个这样好说话的老太太，每每电视里、报纸上出现网络暴力的事情的时候，她总要长叹不止“风凉话说不得，老天都看着呢，当心有一天啊，风水轮流转……”这是她说的最多的话。印象中的她从不发火，只有在家里的孩子浪费粮食的时候，她会重重地摔碗“作孽啊，这不是要天打了嘛！”只是因为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她才时刻提醒自己，告诫晚辈，珍惜眼前，也善待别人。 每逢重大考试，她总会起个大早，去惠山顶的白云洞，她说那里供奉的是文殊菩萨，能保佑家里的孩子学业有成。我总会说：“那大家都去拜，全中国不要建满清华北大才行，不然不是折了菩萨的面子啊！”外婆的回应是：“有些人，心不诚，菩萨明眼一看就知道，当然不会帮他们。”终于有一天，中考失利后我回家嚎啕大哭，不明就里的外婆刚从外面回来，开口就是：“妞妞，外婆给你求来了高中状元签……”话音未落，我再也忍不住压抑的火气：“人家外婆会知道把孩子送去补习班，你就只知道找菩萨，现在我考这么差，书都没得念，你去问菩萨应该怎么办……”我满脸泪痕一口气说完，外婆就愣在了那里。 不知过了多久，她才离开。直到天色很晚很晚才听到屋外小脚传来的轻微的脚步声。 寻常的故事情节设置会沿着外婆的“迷信”一直讲下去，写外婆迷信的善良，对子女的关切与疼爱，故事自然顺畅，写出孙辈眼中的外婆形象，我们也能够通过这些细节感受到作者的写作素养。但是这样的故事明显缺少变化，缺少通过故事情节的反常来构造人物形象的转变，故事的平面化带来塑造的人物形象也不够丰满的缺陷会因此比较明显。所以较为自然而又令人惊喜的是作者对情节变化的把握：在我们的生命成长过程中有没有可能永远一帆风顺、波澜不起？几乎没有。于是情节变化处自然就生出了“迷信”无用了该怎么办？当然，处于困境中的自然是外婆。 家人问她去了哪里，她低头喃喃自语，像是做了坏事的孩子：原来她去菩萨那里忏悔，责怪自己不够诚心，有两年因为生病缺席了菩萨的生日，希望菩萨能够再给她孙女机会……那一刻全家人都沉默不语，而我哭的更加伤心了。 很多年以后我更加清楚那一天之于我的意义：为什么想写外婆的故事呢？因为外婆老了，也因为有天我也长大了。我想起过去时常用学到的不多的知识去鄙夷外婆这些迷信的做法，认为她不过是思想落后的自我安慰。其实大可不必。中国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心中的神明，走向自律，怀揣真诚，生活才有了温度。 我甚至有时候这样觉得，这并不算是极端的迷信也许也是某种生活的智慧。等我老了，也想做一个外婆这样可爱的迷信的老太太，以她的方式庇佑着她的孩子们。 故事一波三折，我们都会以为迷信的外婆在不知所措之中也会怀疑神明的真伪，但是她却用更加虔诚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忏悔，渴望弥补的真诚。而我的成长也是行文变化的一大亮点：我在很多年后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人生道理，每个人都会有思想寄托，重要的是这样的虔诚在于祈祷家人康健、日子和顺，那么即便是迷信又有何害处？更重要的是隔着长远的时间河流，我对外婆的理解和敬重日益深厚了起来。甚至自豪地相信外婆的迷信是一种生命的可爱，虔诚的姿态是生命的美好，继而过渡到我自己的未来人生态度的选择。故事波澜起伏，带人走向更广阔的生命理解，也因此赋予了文本以感性和理性交织的生命力。 美国写作研究者杰里·克利弗认为：好的故事包含三个要素：冲突、行动、结局。一个人遇到一个难题（冲突），他必须努力奋斗（行动），于是他成功了或者失败了（结局）。冲突一旦解决，故事就結束了。是冲突推动了许多事情的发生，是冲突让故事发生了种种变化，总之，冲突使故事产生出各类效果。克利弗把故事写作知识做了简化处理，简化为“冲突”这一核心知识。因此，在寻常的故事讲述中如何巧妙发现并且建构反常的情节，继而构成故事叙述的冲突，是记叙文写作的密码，也因此带来了学生情感和思考的转变与升级。 二、在反常中思考，培养思辨力 高中记叙文的写作目标是不是还如初中阶段一样只讲求“具象”和感性的文采即可？显然，这样的教学目标已经远远落后于高中阶段的写作要求。邓彤教授在《基于核心素养的写作教学范式转型写作教学》中强调：作文教学应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写作学习者的发展为出发点。侧重引导学生直面丰富复杂的生活，努力通过写作学习，进而通过写作思考、记录或者影响生活，这样的写作教学能够最大限度地培育学生的“社会参与、自主发展、文化修养”等核心素养。提醒学生保有“文章为时而作”的写作姿态，要求学生积极思考、认真分析社会热点问题。即便是故事写作，高中阶段也不应该满足于故事讲述的初级阶段，应该思考故事为何而讲，所讲为何。通过对所讲故事的理性思考，正确辨析故事讲述的意义、价值，更好地利用故事情节的冲突变化构建自己的思辨的意识，形成独立思考、独立写作的能力。 提到记叙文写作中最为常见的一类题材“乡村写作”时，很多老师应该都有一种相同的感受：无论是有还是没有乡村经历的孩子，都会虚构出一种时代变化、乡土易容、人事变迁、美好不再的悲伤感。借助于这样的故事营造流离失所、文化不再的浓郁感伤氛围。不可否认，这样的写作易于生发感情，这与前两年社会上影响很大的王开岭等作家的《古典之殇》《江河之殇》《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等等作品的感染也是密不可分的。下面以一篇常见的乡村类作文为例。 离家还有几站路，我却着魔似的下了车。 下雨了。天地一片朦胧。我轻轻踩在小路上，手中的伞不愿撑起，怕打扰了这纤巧的舞蹈。只好跟随着雨点的足迹，缓缓前行。原来人迹罕至的老街，也在雨的呢喃声中，睁开了惺忪的睡眼。 江南是雨的家乡。屋顶的瓦片是雨的温床，也是雨的舞台。潺潺而行的小河是雨的画纸，雨是懂国画的，乌篷船和青石台是她挥毫的惊世之作。她在画纸上渲染、浸湿，构成了江南仙境一般的美景。 老街的回忆也是雨编织的。记忆的碎片中有着划水的桨橹，有着石桥的倒影，有着采莲女的绣花鞋，有着捣衣人荡起的水花。雨在瓦上流淌下，在瓦尖打了个圈儿后欣然跃下。老街的巷子是在雨声中，我听到了荷叶的摇曳声，听到了欢笑的嬉戏声，更听到了雨中心底的回响。 曾几何时，这些都随流水徜徉而去。留下的只有雨声。只有雨，寂寞地守着老街。世界对于雨越发地难以融合。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一辆辆崭新的轿车吐着烟雾，一幅幅光怪陆离的宣传画，一个个面色冰冷凝重的行人。这些，雨是融入不了的，只好回去守着回忆。 雨是自然赋予大地的精灵，但是，精灵在哭泣。因为人类的麻木和对希望的遗忘。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抛弃了哺育我们的精神家园，又换回了什么？人类记忆中的美丽，又去了哪里？ 我们已经习惯遗忘，遗忘碧绿的森林和清新的早晨，遗忘了真情的触动和追求梦想的狂热，遗忘了大自然，遗忘了自己最真实自然的生活。我听着雨水呜咽的哭泣声，心头只有无名的沉重在不停地回荡。 雨渐渐地大了起来，我走出了老街，雨也冲走了我对老故事的回忆。我面对着纷繁嘈杂的马路，雨水不停地拍打在我的脸上，我仿佛游离在世界之外。雨给了我一个选择的机会。是要这嘈杂，还是要雨声。而经历了刚刚一番思考的我，答案不言而喻。 我仍然慢慢地沿路走着。期盼着雨下得大一点，再大一点。 雨，依然下着。而我，却找不到回家的路。 当社会呼唤一种文化关切的时候，切莫我们也盲目地跟风写作，最终变成一种狗尾续貂式的拷贝和续写，这样的写作本质上是一种思维的抄袭，大行其道的是无思想、无自我的鼓吹。如陈兴才老师所言：“许多教师、学生和擅长忧伤的作家们在共同构筑一种以悲悯为表象的，实质上是以美化原始乡村的文艺笔调来满足城市文明者自私的心灵需求的表达——大约相当于，过惯了浮躁喧嚣的城市生活，希望有那么一个沉静的乡村，摆脱尘世，岁月静好，永远存在;看到她被打扰，变得热闹，心生惋惜。这种文化悲悯，说得尖刻一些，也是一种文化自私，以自我需求为中心，其实只不过它不是物质上的占有和需求，而是精神上的、文化上的，并暗示自己，这是一种高尚，是一种文化人特征，可算是一种文化优越感引发的居高临下的同情。” 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农村的消逝固然令人痛心，但是消逝的是农村的全部还是农村生活中的某一种令人魂牵梦萦的美好？我们怀念农村的风土人情——那是建立在炊烟袅袅、生活富庶、民风淳朴之上的，那么多的争执纷乱、邻里斗恶又怎么能被忽视呢？我们怀念农村的山清水秀——那是建立在美好的乡土风景修饰之上的，哪里有那么多山清水秀的农村呢？田塍横贯自然是有的，小河傍家也是常见的，可是并不是河水透彻，溪水甘甜，农物毫无公害。甚至我们希望终其一生永远依恋的江南小巷，也会因为我们走入城市发现它的逼仄狭窄、难以生活，风雨天气里的晦明不分，潮湿冷寂，这些都不能成为一生永远生活的幸福的土壤。我们抒发的是混凝土与钢铁让城市人失血，无比的寂寞与精神的荒芜，渴望找到寄寓之物，然后，不约而同地把向往与婉约之情献给那个远离城市的所谓质朴的乡村。如陈兴才老师所言：“由此发端，就有了与之同胞的‘乡村原味癖，青苔，断壁，杂草，土食，小屋，无车马喧闹的村落或山乡，成了现代人怀想的地方。”我们不能任由这样的惯性成了思维的套路。不能因为沈从文的《边城》就交织着我们笔下的农村就是湘西;不能因为旅游之中短暂的乡间游历，就认为所有的乡村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珍品。乡村，不可否认的其实一直是个落后的存在，她之所以真切动人，是因为它承载了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很多精神的挂念、很多最美的美化。失去了反思的意识，没有理性的思考与批判，那么文字再优美，也难掩其婉丽中做作、虚浮的本质。 三、由反常走向正常，回归理性精神 吴格明教授在《理性：语文课程改革不应缺失的价值坐标——语文课程改革的深度反思》一文中谈道：“语文课程改革张扬人文精神与理性并不是相对立的。人文主义有四个要点：1.肯定人的价值、特性和理想。2.反对宗教教义，注重人的现世生活。3.主张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反对封建等级观念。4.推崇人的经验和理性。而这些要点，均与人类理性密切相关，或者说均以人类理性为基础。人文主义的核心就是张扬人类理性。倡导人文主义而进行文艺复兴，本身就是理性反思的辉煌经典。诚如于桂芝、安启念所说：文艺复兴运动。它把获得理性生活、争取自由平等、追求人的尊严和权利视为崇高的价值，实质就是对人的理性的高度弘扬。”因此，写作中表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并不是一味的、不加任何限制的爱与善，更不是未经任何省视的爱与憎，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健全人格不可或缺的应该是理性的精神内核。我们常常评判一篇优秀记叙文的重要标准之一是它的感情抒发是否丰富与深刻，却不曾思考“丰富”意味着走出单一的思维陷阱;“深刻”本身意味着一种反思理性。 郑和钧老师把高中生的心理特点概括为“五性”，几乎都指向高中生的“自我觉醒”：自主性，自我意识的明显加强……前瞻性，迫切地追求自我实现……进取性，富于进取……社会性，思考的问题已远远超出学校的范围……正是因为这样的“理性思维”的觉醒，才让高中作文更显其深刻特点，告别初中记叙文记叙抒情的浅表性写作，更能呈现出故事中的理性思维的精神回归。从记叙文写作的故事讲述而言，“冲突”“变化”不只是一种“技”，以带来故事讲述的“反常”效果，“反常”的背后是思考的衔接，是理性思维开始生根的契机，但是最终依然要指向的是人的生命的成长。如果我们停留在“反常”上有所思而無所得、无所解，那么这样的“反常”可能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虚设，而非写作上的积极有效的尝试。下面以一篇写亲情的文章为例。 在这一刻之前，我还未来得及体会那种彻骨的悲伤，直到触碰到真正的冰冷，我一瞬间泪如雨下。 外公在我的印象中是个高大的人，好像我也只能形容出高大这个形象。因为我和他的接触太少了，加之他的寡言，以至于我听到消息的时候除了一瞬间的不知所措竟再无他感。 送别故人已经被一套标准化流程所规范，以至于我像个木偶，一步一步做着我该做的悼念。犹然记得我初次直面那具冰冷，心里慌乱，但我表面平静，一旁的舅舅笑着对我说，“别怕，外公只是睡着了。”微微一愣，我想我该安慰他，可他在笑着，我的悲伤无处言说。 葬礼有三天，外公一直在大堂中，但我也一直不敢靠近，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感觉。我站在窗户边，向楼下看，看到舅舅笑着迎客，他让我看不出父亲的逝去该有的悲痛，我曾疑惑不解，难道他父亲的离世没有给他任何一丝悲伤？更多的是一种世俗和责任。母亲一直在哭，她的支柱，她的庇护没有了。那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别离。至今我犹记得母亲悲伤到极致时的一句话，“我再也没有爸爸了。”这种绝望无从安慰。 这样的悲伤在我心里才是正常的，相比舅舅的冷静，母亲才能让我感受到该有的情感。爱与不爱，深不深刻总要有一个发泄口。 行文到此刻，我们能够感受到故事的内在张力：舅舅与母亲爱与伤、痛与笑的矛盾;我的不解与疑惑，甚至舅舅身上的反常，都织成了一张网，网住了世俗人情，网住了爱恨情怨，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中呈现我感性上的困惑与不解。伴随着思考带来的解惑是本文得以深刻的前提，从感性的哀伤探讨背后理性的分析是作者生命成长的重要方式，唯有如此，文章才能横贯感性与理性的两侧，走向一种自然的升华。 那一个夜晚，带着一种月亮的明亮，在这种明亮中外公要出殡了。舅舅举着牌位走在人群的前端，火葬场一进一出，外公就真正走了。在外的等待是漫长的，这里除了悲伤就是无言。良久，舅舅是被人扶着出来的。 那一刻，我有些疑惑，他不是不悲伤，只是强忍着？ 我和母亲在散步，头顶的星星很多，闪耀着无限的希望。母亲说外公也一定在里面。我问母亲舅舅怎么能做到笑着迎客办丧，母亲说因为他想好好的送外公最后一程。他必须笑着面对这一切，因为这就是生活。生活不是一面真正的镜子，镜子能映出你的哭与笑，但镜子看不到你内心的伤与痛，而生活可以。舅舅是这场葬礼的支柱，如果他把悲伤彰显无遗，那谁来支撑？他必须笑着面对，因为就算你哭，生活也回不到你期望的样子。一切尘埃落定，不显山不露水的悲伤一触即发。舅舅也许比母亲有更深更痛的感情，但葬礼上的舅舅就已经不再是外公的儿子那么简单的身份，这个男人的悲痛比谁都要深刻，深刻到令所有人揪心。但他身上有着一种世俗人情和责任坚守的要求，感情的崩塌却依然凭借着理智的坚持，让他担负起长子的责任。子送父，中国的传统所给他的责任和义务，他丝毫不动地支撑到最后一刻。 所有的不解，在这一刻化为烟云。“谦恭孝悌”“人伦常理”何尝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得以富庶安民的前提和保障？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中的忠孝冲突都在考验着人们的感性与理性交织的胜负，难能可贵的是文章通过“痛与克制”“儿子与家族”等不同情感、理智、身份上的对立去呈现“舅舅”丰富的形象，通过这样的反常与冲突，我们看到一个“正常”的“儿子”“舅舅”“主持法事的男人”，唯有将这些身份对立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通过这样的故事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下的长子形象。当然，故事最成功的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作者的成长，他经历了“反常”的讲述走向了“正常”的理解，并借此获得了自身的成长。这样的成长不是一味感性上的接纳，而是伴随着感性的明了，获得了理性上的接受与成熟。我们在写作中所倡导的人文关怀，同样也是出于理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和爱。如吴格明教授所言：“一个理性淡漠的人，不可能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可能有凛然的正义感和深刻的民主精神，也不可能有追求和坚持真理的高尚情怀。更不可能有思考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只有具备健全理性的人，才能自觉地追求真善美，才能有高尚的价值观和博大的胸襟。” [作者通联：江苏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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