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多元视角下同胞出生对儿童的影响研究 |
| 范文 | 庄妍 〔摘要〕关于同胞出生对儿童的影响研究，在我国学界非常鲜见，而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学者们从不同研究视角探讨同胞出生后儿童心理与行为的变化，并提出相应的理论阐释其影响机制。临床心理学家认为同胞出生对大多数儿童来说是压力事件，有可能演化为心理危机；发展心理学者认为同胞出生是促进儿童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契机；生态心理学者更关注儿童在所处生态环境中的改变。整合以上多元视角，同胞出生后儿童经历了一个适应历程，产生的影响存在个体差异，这取决于儿童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因此，应该为儿童构建积极的环境支持系统。 〔关键词〕同胞出生；影响；多元视角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2684（2017）25-0004-03 2014年以来，我国的生育决策权逐渐回归家庭，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二孩”政策。然而，在我国近三十年来逐渐形成的“独子文化”背景下，家庭生育意愿不仅取决于生育成本、生育观念，孩子的成长也是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2016年，广州某小学“生二孩，老大怎么说”试题的学生答案、山东某小学出现的“反弟妹联盟”以及多起中学生要挟母亲打掉“二孩”的极端案例见诸媒体，让众多父母切身感受到压力与无奈。同胞出生是否会对儿童产生负面影响，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同胞出生（Sibling Birth）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经历的重要生活事件，但我国学界关于同胞出生对儿童影响的研究非常鲜见。相较之下，国外相关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学者们从不同研究视角探讨同胞出生后儿童心理与行为发生的变化，并提出相应的理论阐释其影响机制，对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压力事件：临床心理学的视角 临床心理学者将同胞出生视为一种“压力事件”。早在百年以前，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已经将同胞出生列为儿童早期创伤经历之一。阿德勒也曾指出：“每个长子都曾经历过一段独生子唯我独尊的时光，当第二个孩子降生时，他便骤然要迫使自己适应另一个新的情境。”[1]Dun 等学者研究发现，同胞出生前后，儿童易出现焦虑、嫉妒、退行、攻击等心理及行为问题。一些学者通过录像记录下儿童在同胞出生前后的行为及睡眠变化。结果显示，儿童的游戏类型与睡眠状况存在显著变化，幻想型游戏增多，入睡耗费的时间较长，且夜间醒来的次数增加[2]。这一研究结果被解释为是同胞出生造成了儿童的不安情绪。另有研究发现，同胞出生后儿童表现出明显的紧张、沮丧、易怒等消极情绪，微笑、拥抱等积极行为表现大大减少。 从临床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同胞出生这一压力事件对儿童自身及其家庭来说充满了挑战，如若应对不当则会产生危机。在这个解释框架中，压力事件是否最终演变为危机，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适应性资源，二是个体对压力事件的态度与看法。适应性资源包括个人资源（身体状况、受教育背景、自尊水平、抗压能力等）、家庭资源（家庭经济条件、父母的关注与理解程度等）以及社会资源（社区环境、社会舆论等）。如果儿童自我价值感水平较高，得到父母的足够关爱，那么同胞出生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并且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回归原有的身心状态。如果儿童对同胞的降生充满了拒斥与反感，那么受到这一事件的消极影响会相对更加严重。总之，在临床心理学的视角下，同胞出生对儿童的影响是相对负向的，是具有一定破坏力的，最终这一压力事件是否会导致儿童产生严重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取决于儿童是否拥有充足的资源去应对，从而使危机得到化解。 二、成长契机：发展心理学的视角 发展心理学者认为同胞出生是促進儿童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契机。学者Vandell[3]对一些实证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后发现，一些儿童愿意主动拥抱出生不久的同胞，积极帮助父母照顾婴儿，自己在穿衣、吃饭、如厕等方面的生活自理能力显著增强。另有研究显示，家庭长子女的年龄越大，同胞出生对其影响越小，较少出现情绪低落以及退行性或破坏性行为的状况。3～5岁儿童比3岁以下儿童的社会认知水平、社会理解能力更高，特别是儿童的观点采择能力与移情能力得到发展以后，能够更好地调试自己的心理以应对生活中的变化。 从发展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儿童的发展意味着个体生理、心理结构的重组与丰富，并与早期的生理、心理功能相区别。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在每个成长阶段都会迎接一些核心任务，这些任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成功解决一个阶段的任务，会影响个体的未来发展。在美国和欧洲有近80%的儿童至少拥有一个同胞，多数儿童会在2～3岁以后经历同胞的降生。同胞出生对于国外儿童来说就是一个常态事件。面对这样一个重要的经历，儿童被要求努力调整自己的心理与行为，最终顺利度过这个阶段。在与同胞的互动中，儿童逐渐学会调控自身行为与情绪，理解他人情绪与心理，尝试摆脱自我中心来解决问题，社会交往能力得到提升。总之，发展心理学者认为同胞出生是多数儿童普遍需要面对的生活经历，最终会促使儿童内部生理与心理机制得到优化提升。 三、环境作用：生态心理学的视角 生态心理学者认为，同胞出生对儿童的影响取决于所处的生态环境能否提供充分的支持。有学者发现，母亲的抑郁水平与儿童退缩行为、同胞冲突皆呈正比关系[4]。研究显示，一部分母亲在产后半年内出现抑郁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儿童对同胞出生的适应，特别是对那些安全感和自尊感水平较低的儿童来说消极影响更大。 从生态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当个体的角色、地位在生态环境中被改变，如独生子女变成哥哥姐姐，个人所处的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变化，如亲子关系。生态系统论代表人物Bronfenbrenner提出，儿童成长的环境由多个彼此嵌套的系统组成，包括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三个层面。 其一，微观系统是指儿童直接接触的环境，包括亲子关系、父母心理状况等。例如，同胞出生导致母亲将更多精力转向对第二个孩子的养育，对长子女的关注程度降低，影响原本亲密的亲子关系，进而导致儿童面对同胞产生厌恶、嫉妒等负面情绪。 其二，中观系统是指间接影响儿童的因素，包括父母婚姻质量、亲友支持、家庭经济状况等。例如，夫妻对婚姻的满意度通过亲子关系间接影响儿童的心理适应。母亲工作时间减少造成家庭收入缩减，也可能间接影响儿童的心理适应。 其三，宏观系统是指儿童所处的文化环境、社会舆论等。例如，在国外“多子女”文化背景下，同胞出生对儿童的负面影响可能相对较少。 以上三个子系统相互嵌套、相互影响，构成了影响儿童的环境生态系统。总之，生态心理学者关注环境的变化对儿童的影响。 四、适应历程：多元整合的视角 临床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与生态心理学从不同视角探查同胞出生对儿童的影响：临床心理学倾向于关注同胞出生给儿童带来的负面影响；发展心理学则重视同胞出生对儿童发展产生的积极价值；生态心理学强调环境对个体造成的影响。以上多元视角皆为明确同胞出生对儿童的影响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事实上，现有的实证研究结果并没有压倒性的证据支持临床心理学或发展心理学观点。儿童对同胞出生的适应状况存在个体差异。学者Kojima[5]探查同胞出生后儿童与母亲互动情况发现，46.8%的儿童与母亲的互动情况没有发生显著变化；21.3%的儿童与母亲冲突频率增加；6.4%的儿童变得与母亲更加亲密。Kring和Solan[6]研究发现，同胞出生后，年龄小的儿童会出现轻微的烦躁情绪，但经过一定时期后又回归常态；而年龄较大的儿童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变化。可见，同胞出生对一些儿童来说是压力事件，对一些儿童来说是成长契机，对其他儿童来说没有明显影响。 综合以上观点，面对同胞的出生，儿童需要经历一个适应历程。“适应”最早来源于生物学，后被引入心理学范畴。皮亚杰曾指出“智慧的本质从生物学来说是一种适应。有机体是在不断运动变化中与环境取得平衡的。”适应是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个体能够适当地调节内在心理与外在行为，使自身发展符合环境变化的要求，最终与环境达到重新平衡。同胞出生，使儿童所处环境发生重要变化。如果个体能够客观、正确评价环境的变化，有效调节自身，则会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改变，较快适应环境的变化。反之，适应不良的儿童会出现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以及问题行为。同胞出生对儿童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消极的，也有可能是中性的，呈现的个体差异取决于儿童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因此，为儿童构建积极的环境支持系统是非常必要的。 其一，以家庭为核心，更新家庭教育理念、改善父母教养方式、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丰富家庭教育资源等； 其二，以学校为重点，推进心理健康教育与道德教育； 其三，以社区为依托，提升社区服务质量，增加亲友邻里互助协作； 其四，以政府为导向，提供政策支持，保障多子女家庭中儿童与父母的合法权益，重视媒体舆论引导营造积极的文化氛围。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专项课题“二孩家庭长子女心理适应状况及教育支持系统研究”的阶段性成果（C-a/2016/01/14）；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6SJD46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阿德勒著，吴杰，郭本禹译.自卑与超越[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20-124. [2]Field T，Reite M. Childrens responses to separation from mother during the birth of another child[J]. Child Develo-pment，1984（55）：1308-1316. [3]Vandell D L. Baby sister/baby brother：Reactions to the birth of a sibling and patterns of early sibling relations[J]. Journal of Childre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1988，19：13-37. [4]Paulson J F，Bazemore S D. Prenatal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in father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maternal depression：A meta-analysis[J]. JAMA，2010，303：1961-1969. [5]Kojima Y，Irisawa M，Wakita M. The impact of a second infant on interactions of mothers and firstborn children[J]. Journal of Reproductive and Infant Psychology，2005，23：103-114. [6]Kring D，Sloan D M. Emotion regulation and psycho-pathology：A Tran diagnostic approach to etiology and treatment[M]. New York，NY：Guilford Press. 2010. （作者單位：徐州工程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徐州，221008） 编辑/刘 扬 终校/于 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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