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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典籍翻译二十年研究综述

范文

董斌斌余健明

摘要本文搜集了中国知网（CNKI）1999-2019年典籍翻译研究相关论文的引文数据，借助citespace对引文进行计量化分析和科学知识图谱呈现。梳理了典籍翻译研究近20年的发展脉络，研究机构和作者分布，对典籍翻译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进行预测，并指出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典籍翻译研究趋势知识图谱

Abstract This paper collects the citation data of CNKI's 1999-2019 research papers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makes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 presentation with CiteSpac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authors， and forecasts the research hotspot and frontier of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Keyword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research trend; knowledge map

0 引言

上个世纪50、60年代，我国典籍借助翻译走出国门，由个人翻译逐步发展为政府，研究机构等团体翻译，势头喜人，但学界对典籍翻译的相关研究却相对滞后，无法对典籍翻译形成积极指导。为了更好反映典籍翻译整体发展趋势及呈现出的特点及存在问题，对典籍翻译研究的引文进行客观计量化分析，以期为典籍翻译事业的良好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问题与方法

本研究主要解决以下3个问题：典籍翻译研究的整体发展脉络，主要研究力量分布，热点和前沿及存在的相关问题。笔者从中国知网，以“典籍翻译”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去除会议、征稿启事等与典籍翻译无关文献，得到995条有效文献检索记录，时间跨度1999-2019年。数据最后更新时间2019年6月25日。为了更直观呈现引文数据特点，本文采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团队研发的数据可视化软件citespace 5.3.R4。

2 典籍翻译研究数据分析与讨论

2.1 典籍翻译研究的整体趋势

1999-2019年间，典籍翻译文献数量呈上升趋势（典籍翻译为关键词检索，参照CNKI计量化数据分析，更新时间2019年6月25日）。1999-2005年间，典籍翻译文献增长缓慢，文献数量在1-5之间徘徊，2006年，文献数量破10，整体发文量增长明显，2012年发文量达到了52篇，2013年文献数量激增（80篇），2014年达到峰值（100篇），而2015年发文量略有回落（94篇），之后发文量又呈现陡坡式增长，2017年到达峰值（162篇），2018年发文量略有下降（124篇）。可见，典籍翻译研究发文量整体处于上升趋势，且近年来发文量虽有波动，但保持在较高水平。

翻译学科的生命力在于同社会的结合，为国家服务，具体说来就是与“一带一路”的联系。“一带一路”把中国的翻译事业推到了波澜的最前端，翻译需求急剧增加，中国的语言服务业也进入了快车道，从翻译的方向上看也从“译过来”转变成“译过去”（黄友义）。越来越多国家想了解中国文化，我国也推出了许多与中华文化翻译相关的项目，如“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这恰是我国近年来典籍翻译发展的直接原因。2014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第二年，典籍翻译研究发文量第一次达到峰值。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倡议当年，典籍翻译研究发文量达到第二个峰值，进一步证明“一带一路”是典籍翻译发展的直接动力。“一带一路”的倡议影响力范围之大，说明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逐步处于主导地位，其文化软实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随之加强，这也是我国典籍翻译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

2.2 典籍翻译主要研究机构和学者

参数共性设定：选定时间分区为1999年-2019年，时间切片为1年，其他勾选默认值;参数个性化设定：节点类型选择作者，勾选最小生成树算法，将“全部文献”的Article Labeling阈值调整为1，其他勾选默认值。得到如图1图谱：当Mean silhouette值大于0.7时，表示图中的聚类有较高的相似度，聚类之间的关联性较强。王宏（15/蘇州大学）、黄中习（10/辽宁工业大学）、王宏印（9/南开大学）、黄海翔（8/华南农业大学）、刘杰辉（8/辽宁工业大学）、姜欣（7/大连理工大学）、刘性峰（6/南京工程学院）、杨晓斌（5台州学院），可见典籍翻译研究，目前还是高等院校为主力。

Mean Silhouette=0.1186（<0.7），说明高产作者之间的研究相似度较低，聚类之间的关联性偏低。如图1显示，学者“各自为政”，相互之间几乎没有关联。为进一步验证，笔者从知网上以作者名字进行检索，对文献进行计量可视化发现，王宏从宏观方面探讨典籍翻译的问题研究与对策，黄中习关注西南民族典籍翻译，如壮族史诗《布洛陀》;王宏印关注中华民族文化典籍翻译，对民族典籍也有涉及，主要是西北民族典籍如《格萨尔》，《福乐智慧》;黄海翔关注《孙子兵法》的翻译及相关研究，刘杰辉关注汉语典籍外译，姜欣对茶典籍翻译和茶文化有系统研究，刘性峰对茶典籍文化有所涉及，亦关注其他典籍的译介情况。杨晓斌在2012-2013年发表了7篇典籍翻译策略相关文献，从单位时间发文量来说，他的发文量居于高水平，笔者进行引文激增处理时发现，激增点为杨晓斌（台州学院）。引文激增的强度值大小表示了特定时间内某一关键词被引的强度，即为研究热点所在（李杰）。由此可见，2012-2013年间，典籍翻译的热点是翻译策略研究。

2.3 典籍翻译研究热点与前沿

为了更全面直接的反映典籍翻译研究热点和前沿，笔者对关键词共现，和激增关键词进行考察。对个性参数进行设置：节点类型勾选关键词，算法勾选最小生成树，term labeling阈值调整为10，得到如图2：关键词Modularity Q=0.5879（>0.3），Silhouette=0.6856（≈0.7）表示关键词聚类良好，聚类之间有较高相似度，聚类之间的关联性较强。结合图2左侧列表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解读。频次前四的分别是典籍英译（186）/典籍翻译（150）/翻译（111）/典籍（101），典籍英译位居第一，说明典籍翻译中，以英译为主导，其他语种的译本研究偏少。翻译，典籍两个高频词，都比典籍翻译范畴大，而频次却比典籍翻译少，说明典籍翻译研究中，出现在关键词的有关提法不一所致。典籍翻译的中介中心度的值（0.73）位列第一，说明此节点在共现网络中的重要位置（李杰，陈超美）。此外翻译策略，主要指异化和归化，如图2所示，如果进行频次叠加，值达100，也是典籍翻译研究关注的重点，从频次上看，异化（19）大于归化（13），侧面反映典籍翻译策略研究上，偏向采用异化策略的居多，而二者中介中心度的值异化（0.04）略小于归化（0.05），说明在典籍翻译关键词网络中，归化的重要性略高于异化。笔者对关键词引文激增处理，发现激增关键词分别为典籍，异化，典籍英译，茶文化。下面笔者一一进行解读。异化为其中的一个激增点，激增时间段为2008-2011年，典籍翻译相关研究对异化翻译策略的关注度较归化高。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门敞开，国家之间互通有无，国外众多新鲜事物等引介到国内，这时对国外科技文献、文学经典的译介偏多。在译介时，我们只有“以所有译其所无”方能保证不谙源语的目标语读者用熟悉（归化）的语言去接受陌生（异质）的概念（曹明伦）。因此在20世纪初之前，归化策略为主。20世纪开始，中国政府对中国典籍的对外推广，民间组织及个人投身于典籍翻译事业，异化翻译在此可为是东学西渐之利器。同时翻译还需要考虑到作者的意图、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要求这四个可变因素，因此归化和异化均有其存在和应用价值（郭建中）。时至今日，尤其在典籍翻译中，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呈现出渐趋平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机融合，相得益彰的趋势（黄勤）。

另一个引文激增点为茶文化，引文激增开始时间为2017年，究其原因，亦不难理解。茶源于中国，后经水路于汉代传入日韩，如日僧荣西禅师曾两次来华研习茶学，在晚年写下《吃茶养生记》，被誉为日本第一部茶书。且国外现存的《茶经》版本也以日本居多。宋元时期，茶叶开始传入欧美等国家，尤以荷兰和英国最甚。在传播过程中，茶与他国文化融合发展，吸收异域风情，不断丰富拓展茶的内涵，但却与中国茶文化一脉相承。虽然茶典籍译介有一定历史，译介语言达十几种，但其译者多为他国语言使用者，其中蕴含的中华文化内涵和语言的博大精深并不能确切传达。

此外，还有些高频关键词值得关注，如生态翻译学，民族典籍，文化典籍，译者主体性，没有出现激增点，是由于“新兴领域的研究往往比较分散”（李杰，陈超美），造成引用较少，无法在图谱上直观显示。生态翻译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而是用生态学途径进行翻译研究，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及翻译现象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体现了翻译研究由单一学科视域向跨学科整合的发展趋势（胡庚申），近十年来也被广泛应用于典籍翻译研究。文化典籍方面，如高频词列表中显示的《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传统经典典籍翻译研究势头保持良好，其他经史子集翻译研究较少。民族典籍主要指少数民族典籍的译介研究，如藏族格言诗，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撒尼族的叙事长诗《阿诗玛》，土家族的《摆手歌》等都有译介。因民族典籍有其特质，有的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口头相传，有的民族典籍翻译要进行语际内外交替翻译，多学科知识背景，翻译难度较大，翻译人才短缺。因此，民族典籍的译介困难重重。译者的主体性，主要关注典籍翻译由谁来译，中国译者，他国译者还是二者合作，各有利弊。

3 问题与对策

综观中国典籍翻译研究的发展现状，典籍范畴不断扩大，深度较之前更为丰富，体现出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不断提升的重要地位。但典籍翻译有许多亟待关注的领域，如典籍翻译研究主体多为高校，缺乏与市场，运作媒体等对接，对于中華典籍走出去的有效路径应加强探讨;各高校典籍翻译研究关联性不强，没有形成有力的领军人物，整体研究比较分散;典籍外译中，英译本多，其他语种译本不足，一方面体现翻译人才培养方面的严重失衡，其他语种翻译人才短缺，另一方面，需政府等有关部门加大对典籍翻译的支持力度，加强国际合作，推动中华典籍不断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提高中国话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典籍翻译策略上，异化和归化各司其职，旨在传达中华文化的精髓，需加强对读者接受市场调查研究，仅顺利的“走出去”还不够，还要加强文化“自知”和“他知”之明，更好的走进读者的心里。出于篇幅考虑，对典籍翻译研究呈现出来的其他角度未做深入分析。

参考文献

[1] 曹明伦.以所有译其所无，以归化引进异质——对新世纪译坛异化归化大讨论的回顾与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14-19.

[2] 姜怡，王慧，林萌.茶典籍的对外译介与文化传播. 农业考古，2009（5）：288-90.

[3] 刘佳.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民族典籍的翻译伦理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8.39（1）：1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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