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乔叶小说的欲望书写以及文化阐释 |
| 范文 | 胡娜儿 摘要：以乔叶的《认罪书》中不同人物的欲望书写为主，通过论述在政治环境中欲望的罪恶，在私利官场中欲望的罪恶在个人复仇中欲望的罪恶和在历史进程中欲望的罪恶，阐释了人类欲望的罪恶层面，人类的欲望化到被欲望化，以及人类欲望的历史进程和被欲望化的人类历史。《认罪书》中的人们的二十世纪的历史是欲望的历史，而人类的欲望导致了许多罪恶。 关键词：乔叶小说；欲望书写；文化阐释；《认罪书》 乔叶在《认罪书》中通过各种人物的命运表现了中国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背后是每一个人物的欲望导致的原罪。事实上，人们行走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个进程中人们有着许多特定的环境，不管环境怎么变化，人们的欲望都没有改变，反而这些欲望越来越膨胀。乔叶作为一名70后的作家，在小说中展现了人们的各种欲望，思考了人性的复杂和认罪的意义。《认罪书》中人们在不同情形下，由于各种欲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展现了在历史进程中欲望的各种表演方式。可是书中的人物是否都认识到了自己的欲望？承认自己因欲望犯下的所有罪恶了吗？巴金曾经在面对文革这段历史的时候说过：“无论是受害者，或者是害人者，无论是上一辈还是下一辈，无论是龙还是凤或者是牛是马，让大家都来这里照照镜子。”然而，人们害怕照镜子，恐惧于自己的污秽。在乔叶的小说中，人们的罪恶都显现了出来。《认罪书》中的欲望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分层，各自有着不同的罪恶形式和文化阐释，它们一起构成了《认罪书》中将近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 一、在政治环境中欲望的罪恶 梅好生活在“文革时代”，文革年代的政治力量几乎无处不在。人们的欲望在这个年代中凸显出来，而性欲望在文革中受到了严厉的压制，福柯认为，“性压抑的观点是与资本主义同步发展的：它似与资产阶级的秩序融为一体。……甚至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性之所以受到严厉的压制，主要是因为它不适合于整体化，不适合于强化劳动的生产组织形式。在那个千方百计开发劳动力的时代，除了将肉体享乐压缩到最小程度，使劳动力得以再生产，怎么可能允许劳动力消耗在肉体的享乐之中？”因为梅好的父亲梅校长要被批斗和枪杀，梅好因为救父心切，不惜以身体受辱作为换取豁免父亲死刑的条件，结果王爱国等人对梅好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糟蹋和自己欲望的满足。 梅好，人如其名，有着许多的“美好”，对于梅好来说，王爱国等人对她做的事情是一场严重损害其人格的羞辱。可是在王爱国他们的眼中，她是他们欲望的发泄口，让“梅好脱下了那件白色的缠枝牡丹的外套，露出了里面低领的红线衣。雪白的灯光下，红线衣的紅显得分外绚丽和夺目。而在一片绚丽夺目的红色中，两块半圆形的高地骄傲地凸显了出来。”他们还把梅好的裤子一下子就扒光，之后他们“从梅好的左乳侧边起笔，写下第一个笔画：竖，然后从梅好的左乳上方划到右乳上方，再从右乳侧边拐下，写下了一个横折，接着从左乳下方到右乳下方完成了一道长横，封住了口，这样，她先用一个长方形的口字，将梅好的乳房完完整整地框了起来”，之后他们的欲望表现得更为极致，“顺着这个字，王爱国把毛笔插进了梅好的身体。”欲望在政治权力的环境中无限地膨胀，正如福柯所说“权力本身也色情化，享受肉体乐趣”，权力“一方面被它所追剿的肉体享乐侵入，另一方面却是在肉体享乐中表现自己”。关于这段历史，金金是从钟潮的口中得知的，可是作为一个全程参与了这段残害的人，钟潮却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窗外人”，减轻了自己的罪恶。他说自己是“躲到了王爱国办公室的后窗那儿，支了一块砖，探着头往里看”。梅好在遭遇此事之后便疯癫了，最后她投河自尽了。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我们可以知道害死梅好的人不止是王爱国和钟潮等人，还有梅好的丈夫梁文道、梅好的继任张小英以及荣升市长的钟潮。梁文道是梅好丈夫的人生伴侣，可是看着她疯癫之后，眼睁睁看着梅好投河却没有阻止她，他“眼看着梅好离河越来越近，我以为梁文道要上前去抓她，可是，他没有。”张小英嫉妒梅好，所以当梅好投河时她也暗自庆幸，“梅好不死，我看着难受，想着她要是死了该多好……可我到底没出声。我没出声，我就是没让自己出声，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她死了。”这些冷漠的甚至是罪恶的看客，他们的冷漠、嫉妒以及残忍和现实生活中的暴力相比一样可怕。这些看客们的欲望所犯下的罪恶并不比王爱国等人轻。 二、在私利官场中欲望的罪恶 梅梅有着她母亲美丽的外貌和善良的内心。“梅梅，她真的就像是带了一团粉红色的光。她的脸是粉的，她的衣服是粉的，可是仅有这些也不能造出一团粉光来，让她发出粉光的是她的笑容，对，就是她的笑容。”“后来我发现，她真是温顺，真是听话，让她买什么菜就买什么菜，让她别接电话她就不接电话，让她等我到几点就等我到几点，半夜我要说吃饺子，她也会起床和面剁馅给我做。”但是她同样也有近乎迂腐的顺从。她“顺从老姑腐朽的教育，顺从后母把父亲之死的大账记到自己身上，顺从梁知自私的上进心，顺从赵小军恶俗的收留……如果不是因为讨要未未而爆发，我几乎看不出她哪一点儿不顺从。”梁知的母亲张小英排挤梅梅，因为梅梅长得太像梅好，而自己无法忍受自己是梅梅的继母，她认为“自己对梅梅忍到底儿了”，她可以忍受梅梅“带着梅好的脸在我跟前晃到二十多岁”，但是她不能忍受梅梅“带着这张脸在我面前晃一辈子。”她以梅梅找工作为由把她送到钟潮身边做保姆，觉得“想想也不是啥坏事。一来等于给钟潮送了一个人情，好让他给梁知办事，二来要是梅梅服务得好，钟潮市长保不齐也会给她找个工作，我也算是进来一份儿心。三来也是捆住了梅梅，让她和梁知不那么容易见面。”无论怎么说，张小英都是从自己的私利出发，最终的目的就是不想看见梅梅了，也不想让梅梅和自己的儿子纠缠在一起。这些理由都是她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借口，是她极其自私的做法。而作为梅梅爱人的梁知居然容忍了母亲的行为，他在面对自己的爱情和自己的仕途，选择了后者。而之后在梅梅向钟潮讨要自己的孩子时，梁知没有给予梅梅一点帮助，反而将梅梅送回南方，这是他欲望的私利化达到了极致的表现。可以说梅梅的悲剧命运，他是无法抹去的最后一个邪恶的死亡推手。 叔本华认为，“所谓人生，就是欲望和它的成就之间的不断流转”，“欲望和努力，是人类的全部本质，正如口干欲裂必须解渴一样。欲望又是由于穷困和需求——即病苦。因为，人类在原来本质上，本就难免痛苦。反过来说，若是欲望太容易获得满足，欲望的对象一旦被夺而消失，可怕的空虚和苦闷将立刻来袭。”一般人“只生存于欲望中”，“他们的生存是欲望远多于认识，他们唯一的要素就是作用和反作用。”在官场无法回避权力，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官场上无法避免因为权力而使人们的欲望膨胀，梁知便是其中的一个。梅好是梁知的爱人，她在一定程度上也进入官场这个磁场之中，她为了自己男人梁知的官迁，把自己献身于手握权力的钟潮，钟潮也利用了她的善良满足了自己肉体的欲望。可是万万没想到梁知才是梅梅悲剧中的罪魁祸首。这个以前仅仅是男人们相互角逐的名利场变得复杂起来，这个名利场也使女人被欲望化。梅好是这个被欲望化的过程中的牺牲品，梅好的悲惨命运和梁知的命运开始发生转变，反映了欲望的政治文化生态。所以，人类力求生存和发展与人类的欲望不可分割。 三、在个人复仇中欲望的罪恶 女主人公金金是生活在现代的人物。她和历史的中心人物梅梅以及梅梅的母亲梅好长得极像，这成为开启复仇历史大门的第一把钥匙。之后，金金一次次地打开或者撞开一扇扇门，知道了历史的秘密。在这样一个复仇过程中，金金不仅仅是一个机智而又凌厉的追问者，单凭这些她是无法完成打开历史的使命的。具有决定性的是，她和梅梅、梅梅的妈妈梅好极为相像。小说的这一个美丽的复仇角色设定也十分吊诡，可以看成是中国传统古典小说中“女鬼”形象中继承和发展而来的。 中国古典小说中大多数的“女鬼”形象，除了出自于爱情、冥婚小说，就是复仇题材的小说，有些题材中的女性之所以成为“鬼”也是为了复仇。这也可以说《认罪书》继承了这一传统的题材。古典小说中复仇女鬼从最初的女性对于命运的反抗到后来成为了伦理道德的说教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由“封建宗教性”向“人伦道德性”演进的一种表现。在夏商周时期，人们有祭祀的传统，这时候“鬼”作为人们的祖先，是人们心中的“神”，主要出现在民间传说中。在春秋战国时期，文学作品中有了“鬼”的身影，他们以报恩或者报仇为目的，拥有较为独立的人格意志，却没有对鬼形态的自然描述，如在《墨子-明鬼》中有鬼复仇的故事。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引起了人们的兴趣，“鬼文化”受到了佛教、道家的思想，特别是佛教的因果报应、地狱的影响，使得“鬼”与人类的死亡联系更加紧密。而女鬼形象在魏晋之前较为少见，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女鬼”的形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女鬼形象大致分成以下三种类型：一种是女鬼与凡间男子相恋，如冥婚题材中的“女鬼”，《搜神记》中的“紫女”“崔氏之女”等属于此类形象：第二种是生前受到冤屈而枉死，死而复仇的“女鬼”，如《搜神记》中的“苏娥”；第三种是害人或者被人杀死的女鬼，如《搜神记》中的“汝阳鬼魅”中的害人女鬼。 到了唐宋，传奇小说的兴盛，对“鬼文化”有所创新，特别在唐传奇中表现爱情主题的小说上，如《霍小玉传》《王魁传》等表现人鬼婚恋、女鬼情仇的作品。这时期的女鬼在外貌和性格等刻画方面更加生动，如《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是一个才女的形象，在《王魁传》中的“桂英”性格鲜明，变成鬼之后“披发仗剑，指骂王魁”。明清时代的鬼怪文学代表《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具有亲和力，拥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甚至比普通女性更加完美。《聊斋志异》中的聂小倩、窦莲香中的女鬼李氏等与异性交往中不再被动，表现了女鬼独立自主的反抗意识。明清时期的复仇女鬼数量大大超过唐宋，在复仇手段上呈现出多样化，最大的改变就是将多种复仇方式并用，并且彼此交叉使用。这一时期的女鬼比较多用設计或者纵容的方式，使得自己的仇人走向一条死路的复仇方式，比如《聊斋志异》中的“窦氏”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借用别的女尸惑乱敌人南三复，使其最终获罪而死。 中国的女鬼多选择向其索命的方式报复，在复仇之前多痛斥敌人的罪行，以显示自己复仇的正义性，是中国人“恶行”遭到报应的必然的伦理因果模式的反映，比如在“霍小玉”和“桂英”对仇人的控诉上，其背后有着作者强烈的伦理教化色彩。所以，从夏商周到明清文学，中国的“鬼文化”由虚幻到“反映现实”，经过了由“神性”“怪异性”到“人性价值”的升华，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鬼魂”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是个很容易理解的概念，它和“幽灵”近似，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常常触碰到的事物，尽管它在现代科学的意义上是迷信，但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却一直是不在场的“在场”。对此，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阐释得最为到位也最为深刻。他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说：“幽灵不仅是精神的肉体显圣，是它的现象躯体，它的堕落的和有罪的躯体，而且也是对一种救赎，亦即——又一次——一种精神焦急的和怀乡式的等待。”德里达此番论述的深刻之处在于既揭示了幽灵的存在是源于精神的有罪和堕落，又指明了幽灵所象征的救赎进而安顿灵魂的诉求。《认罪书》中对于故事情节的设置和人物心灵状态的呈现是颇契合德里达的此番论述的。 四、在历史进程中欲望的罪恶 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人类的物质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进步的，可是人们的精神文明呢？人们的道德呢？以索洛古勃写的《卑劣的小鬼》为例，刁绍华在《撒旦的蜕变——译者前言》这样介绍“小鬼”形象：“小说情节进展到中间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小鬼。彼列多诺夫搬到新居的当天，‘不知从何处跑来一个没有固定形状的小畜生——灰色的、行动敏捷的小鬼。只见它笑嘻嘻，哆哆嗦嗦，围着彼列多诺夫转来转去。他向它伸出一只手，它就迅速地溜掉了，跑到门外去了，或者钻到柜橱底下去了，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出现了，哆哆嗦嗦，逗弄人——灰色的，形象模糊，动作敏捷。从此以后，这个‘又脏又臭，既让人厌恶又叫人恐惧的小鬼一直伴随着彼列多诺夫。他害怕这个‘阴险毒辣的家伙，竭力想要摆脱它，念驱邪咒语，用斧子劈，但无济于事，小鬼照样随时随地地出现在他的面前，讥笑他，捉弄他，引起他无限恐惧。最后，彼列多诺夫终于在小鬼的引诱下纵火烧了正在举行化妆舞会的公共俱乐部。这个小鬼虽然是彼列多诺夫神经错乱时出现的幻觉，但从艺术表现上来看却是彼列多诺夫的‘同貌者，是他的内心状态的外化，是他神经世界高度概括的物质化，二者彼此补充，互为镜子。这一艺术处理手法来自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德米特里在梦魇中与小鬼对话的场面。”陈思和先生认为“在小说中，彼列多诺夫是个在嫉妒、猜疑、恐惧的心理折磨下的精神错乱者，终于成为了杀人犯。作家索洛古勃认为，这是潜在于人的精神底层的犯罪意识的总爆发。所以，小鬼似乎象征了他灵魂深处的犯罪欲望，也是我所谓的‘恶魔性因素。”陈思和先生认为小说中的“小鬼”与遗传并不是一回事，它反映了人内心深处的“恶”的因素。 人内心深处的恶是由于人类的欲望，而人的欲望化导致了人类历史的欲望化。周作人先生曾在《伟大的捕风》中将索洛古勃中的“小鬼”与挪威的著名戏剧作家易卜生的一个作品《群鬼》联系起来，《群鬼》中的阿尔法夫人最后知道她的儿子也因自己丈夫的梅毒病入膏肓，她深受刺激，说道：“我的眼前好像有一群鬼。我几乎觉得咱们都是鬼……不但咱们从祖宗手里承受下来的东西在咱们身上又出现，并且各式各样陈旧腐朽的思想和信仰也在咱们心里作怪。那些老东西早已经失去了力量，可是还是死缠着咱们不放手。我只要拿起一张报纸，就好像看见字的夹缝儿里有鬼在乱爬。世界上一定到处都是鬼，像河里的沙粒儿那么多。”陈思和先生认为，“剧本的意义是把生物学上的遗传因素与社会学上的民族文化因素联系起来，强调的是一种旧时代的病菌。”这一种“病菌”是人们的欲望导致的罪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一直都存在，就好像是遗传学的基因一样，勒朋认为“在一民族之生存上占重要地位非生者而乃死者，死者乃其道德之创造人，又为其行为之无心的主动人。”《认罪书》中写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人们的欲望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但是这些欲望都产生了罪恶。在政治环境中欲望的罪恶，在私利官场中欲望的罪恶，以及在个人复仇中欲望的罪恶等等。乔叶认为好的小说能让人“看见百米千米地层下的河流、矿藏和岩浆。如何毫不留情地逼近我们内心的真实，如何把我们最黑暗的那些东西挖出纸面：那些最深沉的悲伤、最隐匿的秘密、最疯狂的梦想、最浑浊的罪恶，如何把这些运出我们的内心，如同煤从地下乘罐而出，然后投入炉中，投入小说的世界，燃烧出蓝紫色的火焰，这便是小说最牵人魂魄的力量和美。”如果历史是一棵浓荫遮蔽的大树，乔叶关注的则是“树背后拖出的长长的阴影”，这阴影是人性背后的欲望所造成的罪恶。这阴影一直伴随着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与欲望如影随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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