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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系统耦合视角下高职本科教育生成动力的来源、作用机制及助推策略
范文

    宋立渠 杨志秋 王少媛

    

    摘 要 2019年开始,我国在高职院校试点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开创了高职教育发展的新篇章。高职本科教育的生成过程中,理论研究者对其内涵、特征、价值等本体理论问题及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国家行动和高职院校办学提供了理论先导;政府的系统性政策设计和资源支持,为高职院校本科层次办学提供了制度供给;高职院校的自主探索和办学经验,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奠定了良好基础。理论引导、政府推动、院校自主发展是高职本科教育生成的主要动力来源,三者有机联系、相互促进,在尊重高职教育发展规律的同时保持其发展张力,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方向前进。为此,应进一步深化和丰富高职本科教育发展规律认知,以政府为主导打造高职本科教育发展共同体,拓展高职本科教育试点院校和专业范围,走中国特色高职本科教育发展道路。

    关键词 高职本科教育;系统耦合理论;国家政策;院校自主;动力系统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34-0018-06

    自2019年国家倡导试点高职本科教育开始,我国高职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调整高职本科教育发展战略和方向、优化高职教育系统结果的过程中,需要运用更科学的理论来促进高职本科教育机制创新。由于高职本科教育是受社会经济活动影响且内部包含若干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构成的有机统一的整体,运用传统理论和方法已不能满足高职本科教育复杂的系统研究需求。系统耦合理论是人们研究交叉领域和系统协调的重要理论,对交叉领域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1]。系统耦合是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使得性质相近的系统具有互相亲和的趋势,最终结合为一个新的、高一级的功能体,属于一种动态的、相对平衡的状态[2]。在事物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通过耦合产生推动合力,形成新的、更高一级的功能体。系统耦合的相关因子包括:耦合的关联性、耦合的整体性、耦合的多样性以及耦合的协调性等[3]。系统耦合是高职本科教育生成的主要动因,其理论意义在于从多个视角考察高职本科教育生成的动力来源,理性审视高职教育自身固有的多重属性。高职教育的多元性、开放性、外延性可以让其吸收多元利益主体的合理诉求,在保持自身发展规律和发展张力的同时,进行系统内自我进化,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方向发展。

    一、高职本科教育生成的动力来源

    我国高职本科教育呈现出较强的“上—下过程”的发展逻辑,但这一过程高职院校并不是单纯的绝对接受者,他们已经具备较高的反应能力和自主选择能力,是对自我发展目标的理性选择和适切性发展自觉。在高职本科教育生成的过程中,理论研究为其注入了先导力,政府为其注入了推动力,高职院校为其注入了内生力,在三种动力系统各自协调运行的基础上,不同动力之间彼此配合与互动,实现了内外部动力之间的关系依存和互助,将高职院校功能进行重新组合,形成具有自组织结构的新主体联合系统,见图1。对于具有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复杂系统而言,具有自组织结构的新主体联合系统更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这也是我国高职本科教育得以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原因。

    (一)先导引力:高职教育理论研究的引领

    高职本科教育的生成首先源于高职教育理论研究的引领。理论研究对于高职教育国家治理和高职院校改革与发展非常必要。理论研究者了解高职院校的现实需要,也理解政府的政策意图,本着价值无涉的原则在政府和高职院校之间建起了信息沟通桥梁,扮演着“智库”和“朋伴”的双重角色。20世纪90年代开始,高职本科一直是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形成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理论研究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现象之上的规律性知识和科学理论进行提炼,更好地指导高职本科教育实践;另一方面,对高职本科教育的内涵、特征、必要性等进行了学理澄清,呼唤和引导政府将高职本科教育纳入重要政策议程,加速高职本科教育的政策落地。

    (二)外在推力:各级政府教育政策的推动

    各级政府的教育政策是高职本科教育生成的外在推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推动力来自于政府的顶层设计,政府是高职本科教育的发动者。从已有政策文本来看,高职本科教育试点是在政府的整体谋划和持續推进下开展的,政府站在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全局,以教育立法、政策激励为突破口,主动应对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通过有阶段、有步骤的技术路线和改革措施系统推进高职本科教育的实施。作为高职本科教育治理的主体,中央政府在宏观层面提出若干具有指向性的战略规划、发展纲要和指导意见,地方政府则出台具体的实施意见、制定具体的目标举措。中央和地方两级层面政府的职业教育治理能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在教育现代化总体发展目标框架下,高职本科教育的政策工具驱动力的成效更加明显。政府关注高职本科教育改革发展并进行干预,进而产生积极影响,是政府赋予高职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

    (三)内生动力:高职院校优质发展的需求

    举办本科教育是当前高职院校优质发展的迫切需求,也是高职本科教育生成的内生动力。随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的持续推进,部分专业实力强、办学基础好的高职院校举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愿望日益强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也要求高职院校培养层次向本科发展。对于高职院校内部而言,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更多是办学的自发性行为,这种自发性行为和愿景促使高职院校主动寻求政府支持,不断追求优质发展。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尤其在工业4.0、“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国家战略背景下,我国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已不能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服务能力、技术引领能力亟待提高。一些高职院校已经充分认识到当前发展的窘境,狠抓内涵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在国家分层分流的基础上探索和发展本科教育,通过创新多种方式、方法,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打通专科、本科紧密衔接通道,努力朝着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

    二、高职本科教育生成动力的作用机制

    (一)通过理论研究不断澄清本质内涵,回应时代诉求

    1.高职本科教育需要通过理论研究来不断澄清本质内涵

    “高职本科教育”一词最早由万由祥在其发表的《发展高职本科教育刍议》一文中提出[4]。“在专科层次高职教育的基础上增设本科、研究生层次的高职教育,构成完整的从低到高的独立体系。”[5]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增多,学者们开始尝试对“高职本科教育”进行具体定义。如张衡、高云认为,高职本科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技术人才为主要目标,突出应用能力培养,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和职业技能训练,担负培养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高技术应用型人才的任务,与学术性的本科教育有很大区别[6]。张弛等认为,“高职本科是一种培养高层次技术型人才的职业教育,隶属于高等教育本科层次”[7]。综合来看,学者们对高职本科教育的概念达成了三点共识:一是高职本科教育主要培养技术型人才,这与三年制专科教育主要培养技能型人才和应用型本科教育主要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有本质的区别;二是高职本科教育的实施主体是高职学院,而不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三是高职本科教育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中间层次,联结高职专科教育和高职研究生教育。学者们通过对高职本科教育的内涵澄清,刻画出高职本科教育的三个特征:高等性、职业性、区域性[8]。高职本科教育在专业与产业对接、教学与生产对接、技术与市场对接中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智慧库”[9]。

    2.高职教育理论研究引领作用的发挥,需要通过回应社会需求来实现

    一是积极回应国家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需求。国家正在不断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努力创造机会为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提供条件和保障,不断搭建服务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自主选择、多次选择的“立交桥”,打通支持技术技能型人才纵向、横向流动的通道。目前,部分地区为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来的岗位能力提升要求,已打通中职对口升高职的人才“立交桥”,但高职对接职业教育本科、工程硕士的高端“立交桥”没有打通。高职学生即使升入本科阶段学习,但由于目前本科与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式存在差异,使得这部分学生也只能进行“工程师序列”学习,造成职业技能人才的流失[10]。因此,人才培养的“立交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在纵向方面建立高职专科教育、高职本科教育、高职研究生教育递进衔接的通道,在横向上对接普通本科教育和应用型本科教育,实现三者学分、学位、技能的互认和转换。二是积极回应高职教育自身高位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高职教育一直被限制在专科层次,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教育的终结,甚至被称为断头式教育。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打破了专科层次的历史怪圈,是一种划时代的突破,有利于提高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规格,不断满足现代技术发展的需求,缓解高职学生就业压力,解决企业和市场高技能人才的用工荒。三是积极回应社会生产进步对技能型人才的层次需求。人类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技能型人才必须熟练使用智能化的生产工具和现代化的产品加工生产系统,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规格和层次必然要进行上移,以使毕业生能够适应科学技术的变化。我国现代化的工业发展体系和制造强国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对高层次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高层次技能型人才短缺已成为掣肘我国社会生产进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原始的手工业到工业化、从工业化到科技化,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层次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无到有,从低层次上升到高层次。四是积极回应学生对接受高层次职业教育的需求。社会分层和职业流动对高职毕业生的发展空间和择业机会带来了极大限制,进而成为职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多数高职毕业生的高等教育就此终结[11]。正如美国加州大学洛衫矶分校高等教育和社会学教授伯顿·克拉克所指出的:“如果以技术训练和师资培训为目的的部门不具有让其学生转向大學学习的潜力,那么地位分等也会变得更加明确、更加森严”[12]。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不完善以及专科层次的发展定位阻碍了高职学生全面发展和向上流动的通道,不断加剧的生存压力和对知识技能的渴望让高职学生内心对获得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学习机会日益强烈。

    (二)通过宏观政策引导和院校试点推动高职本科教育生成

    1.通过国家政策引导高职本科教育

    1996年5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确定了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1999年6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在普通本科高校设立职业技术学院或普通本科高校与企业联合组建职业技术学院。在此政策推动下,很多普通本科院校或独立或联合成立了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由于处于发展初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滞后于市场需求,国家为了扩大高职教育影响力,提升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水平,支持普通本科院校参与到高职本科教育之中,扭转高职教育发展的弱势地位。而对于高层次职业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高职院校在本科职业教育中被隔离。同时,高职院校的升格也被叫停,2004年和2005年,教育部等部门明确规定高职院校不再升格为本科院校,升格政策被长期搁置。2006年11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2号)明确提出了高职教育的层次和发展定位:高等职业院校仅指专科层次的高职院校。高职院校没有被授权从事本科职业教育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由于高职教育发展时间较短,发展根基不够稳定,办学特色不明显,管理体制和人才培养尚不完善,仓促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会有一定的风险[13]。伴随着2010年5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实施,我国对本科职业教育进行了新的政策设计,开展本科职业教育的机构主要定位在应用型本科院校。2011年8月30日、31日教育部分别颁布了《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1]9号)和《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号)明确支持应用型本科院校开展本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定位在高端技能型人才。同时,支持高职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联合对口培养本科职业人才,鼓励高职院校毕业生进入本科应用型专业进行更高层次学习,甚至还尝试探索更高层次的专业硕士培养制度。2012年,我国开始进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一些高职教育发达省市自主探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一批高职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结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教育部2012年6月印发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教发[2012]9号)提出:“完善高等职业教育层次,建立高级技术技能人才和专家级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制度。”此时,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开展过程中高职院校由原来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学习者,体现出国家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认可。高职院校开展本科教育不断被纳入国家政策议程,成为一段时期内的重要政策议题。

    2.通过开展高职院校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推进高职本科院校建设

    在国家政策层面,2014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首次提出,“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在正式的国家文件中提到高职本科,表明高职本科从学术领域到教育实践领域的转变,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支持[14]。关于开展高职本科教育,2015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和教育部年度工作报告中均进行了专门部署,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强化应用技术人才培养作为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重点内容,而培养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技术变革相适应的高层次应用技术人才是地方本科院校的主要任务。2019年1月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提出,畅通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渠道,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高职本科教育主要以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理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根本任务。高职本科教育试点政策为高职本科教育的主体扩展和高职院校本科办学提供了行动遵循,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提质增效的直接反映。

    (三)通过激发办学活力来释放高职院校发展本科教育的内生动力

    1.继续加强高职院校的“内涵建设”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高职院校正在从过去的规模发展转向内涵建设,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师资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2005年以来,我国通过实施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项目在全国遴选出100所高职院校进行重点支持,特别是在基地建设、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校园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由国家给予财政专项支持。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些示范性高职院校的拳头专业和特色专业已经具备了人才培养层次升级的条件和能力。高职院校内部已经建立了促进高职教育质量保证的运行机制,坚守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高层次职业人才的初心,履行立德树人、技能育人的神圣使命,在办学理念、目标定位、课程教学、师资建设、校企合作等方面均得到了很大提高。一些条件较好的高职院校还主动探索区域院校联盟,建立校际间学分转换和互认制度,在纵向上畅通中职、专科、本科衔接的立交桥,在横向上与普通教育并行、互动发展。因此,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为本科高职教育提供了办学基础,为高职本科教育更大范围的推广提供了依据和提升的空间。

    2.积极推进“联合办学”

    受国家和地方政策影响,我国部分高职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联合培养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如2012年起江苏省11所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分段培养3+2学制学生,高职学生在完成3年学习后可以直接进入本科院校应用性强的专业继续学习,取得本科学历和学位。2013年后此种分段培养模式进一步扩展,高职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合作的数量和招生数量都在不断增加,近3000多名高职学生因此受益。2013年,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天津职业大学与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和天津交通职业学院联合培养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2019年,天津市制定专门的高职升本政策,天津高职学院与天津工业大学等5所高校联合开展“软件工程”专业的本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试点。2015年开始,深圳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制定专业理论知识课程和技能训练实践课程教学体系,培养具有高级技能的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从全国来看,参与联合培养本科职业人才的院校均是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他们与合作院校的人才培养定位相近,能够在合作中学习到四年制、五年制本科人才培养的经验,科学准确对区域内的职业岗位群和工种进行分析,教學内容、课程设置与行业、企业需求相匹配,有效开展一体化课程建设,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互相协调,不断满足职业人才的发展需要。

    3.继续增强“专升本”的吸引力

    “专升本”为高职院校本科职业教育提供了办学优势。我国高职院校学生“专升本”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为高职院校的三年级学生升入应用型本科院校学习,此种形式的高职学生已经完成三年专科教育,主要采用3+2学制;第二种为高职院校的二年级学生升入应用型本科院校学习,此种形式高职学生部分完成专科教育,主要采用2+3学制[15]。无论是哪种形式,高职学生都需要按照本科人才培养要求完成所学课程。在教学和课程方面,存在两种衔接方案:一是高职学生插班学习,与本科学生的教学安排、课程设置以及学业要求完全一致;二是对高职学生单独编班,与本科学生学业要求一致,但在教学安排、课程设置等方面有一定区别。由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与普通本科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有所不同,在课程设置和学生教学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专升本”需要高职院校在教学计划与课程安排中为学生增加一些填平补齐的课程和部分选修课,进而为学生本科学习作好前期准备。“专升本”不仅解决了高职教育“断头”的难题,而且为高职院校开展本科教育提供了办学优势。在“专升本”对口专业良好的基础上开办本科专业,能够缩短专业建设周期,夯实专业根基,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按照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制订专门的教学计划和优化课程设置。

    三、高职本科教育发展动力的助推策略

    (一)深化和丰富高职本科教育发展规律认知

    高职教育的发展具有内在的规律和逻辑,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高职教育理论既关注高职教育的内在规定性,也关注高职教育的外在需求;既关注高职教育的中国道路,也关注高职教育的开放性和国际性,在理论探索中不断创新出新思想、新认识、新方法,引领着高职本科教育的实践,推动着我国高职教育向更高层次发展。实际上,高职本科教育在我国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进程,没有深厚理论的引导,任何超越高职本科教育生成规律的外力都不会产生积极作用,甚至适得其反。理论研究者帮助国家和高职院校尊重、认识、理解、遵循高职本科教育的生成规律,营造出适合其生成的理论依据,培育出良好的集体认同。高职本科教育是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与质量发展相结合的有效方式,是广大高职学生接受高质量职业教育的重要途径,其中涉及到诸多理论问题需要理论研究者深入探究和创新。从大学独立学院开展职业教育到应用型本科院校开展职业教育,再到高职学院独立开展本科教育试点,先后经历了“存在—争论—再存在”的理论争鸣和探索,对高职本科教育实施的主体、价值和路径进行了理性思考和确认,为政府出台政策和院校实践提供了方向指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19年,党和国家作出加快发展高职教育的重要部署,强调建立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高职本科教育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紧密结合高职本科教育的特点,赋予其鲜明的时代价值是理论研究者的主要使命[16]。

    (二)以政府為主导打造高职本科教育发展共同体

    高职本科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顶层政策设计。从高职教育发展历程来看,示范性国家高职院校、高水平高职学校和高水平专业建设均以国家政策与项目为起点,是在国家主导下统筹推进和实施的,政府的政策设计、战略规划、制度供给、资源分配对于明确新时期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定位、筑牢办学基础、发展办学特色、拓展办学视野、积累办学经验、提升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水平等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政府完全主导高职教育发展会带来过度行政化和高职院校发展同质化的问题,政府的强势管理会降低高职学院自主发展的积极性,创新发展和办学活力也一定程度受到抑制。高职本科教育发展过程中,政府对高职本科教育发展主要是以政策扶持为行动工具,为理论研究者、高职院校、企业、产业等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和实践搭建共同体平台和营造积极的政策、舆论环境,不断壮大高职本科教育的规模,健全高职本科人才的选拔考试机制,帮助社会形成理性、客观的高职本科教育观念,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发展。高职本科教育是新时代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创新尝试,是国家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高层次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策略选择,政策的研制和实施是在充分借鉴理论研究成果和高职院校实践基础上生成和发展的。高职教育由原有的专科教育向本科教育发展,外部系统和内部系统将各自的目标追求转化为行为动力,不同动力之间逐渐形成相互亲和与协同的趋势,进而促进高职教育新形态的产生。政府应给予高职院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开展增殖性院校评价和专业评价;在产教融合、1+X证书制度、“双高”计划等相关政策中对高职本科教育进行引领和支持,打造多层次、宽领域的高职本科教育发展共同体。

    (三)拓展高职本科教育试点院校和专业范围

    我国应坚持量力而行、试点推进的原则,不断拓展高职本科教育试点的院校和专业范围,培养更多国家所需的高技能人才。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层次和类型,高职本科教育的实施主体应以高职院校为主,根据高端技能人才需求遴选试点院校和专业,在所属省(市)辖区内开展校际合作、校企合作,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将高职本科教育作为区域高技能型人才的主阵地。首先,鼓励和支持行业特色明显、专业优势强的高职院校申报本科专业。国家、省、市各级政府提供专项的政策支持、经费支持和积极引导;开展专业化的督导和评价,打造一批高水平的、具有本科教育实力的高职院校和专业;对高职校长和专业带头人进行系统化培训,加强高职院校内涵建设。其次,扩大高职院校办学自主权。为应对“双高计划”给高职院校提出的时代要求,高职本科教育需要尊重高职院校办学的主体性和管理的自主性[17]。高职院校自主办学并不是毫无边界,是在特定情境下动力系统的耦合,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再次,根据高职院校的发展基础和现实性,探索高职本科专业相互衔接贯通的理论与实践课程体系,系统化培养本科层次高端技术技能人才。高职本科教育不仅应关照高职学生群体,部分“专升本”学生、普通本科院校学生也有接受职业本科的意愿和诉求。高职本科教育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的课程体系和专业设置,搭建职业教育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间人才培养的立交桥和对接路径。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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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ource, Function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the Gener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Coupling

    Song Liqu, Yang Zhiqiu, Wang Shaoyuan

    Abstract? China has launched undergraduate-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2019, which has created a new chapt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generating higher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eoretical researchers have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ontological theoretical issues and their laws such as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provid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national action an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governments systematic policy design and resource support provide institutional supply for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and school experie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ve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undergradu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oretical guidance, government promotion, and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sources of motiv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e three are organically linked and mutually promoting. While respecting the development law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y maintain their development tension, according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advances to a higher level and higher quality.Therefore, it should further deepen and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law of higher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build a comm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led by the government, expand the scope of pilot colleges and specialties for higher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tak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higher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undergradu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coupling theory; national policy; college autonomy; dynamic system

    Author? Song Liqu, research associate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olice University of China (Shenyang 110035); Yang Zhiqiu, research assistant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olice University of China; Wang Shaoyuan, Liaon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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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2 13:4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