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政治与教育之间：清末各派与中国公学 |
| 范文 | 李红+李军 收稿日期：2013-07-20 作者简介：李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聊城大学教务处讲师；李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党总支书记。（山东聊城/252000） 摘要：作为因反对日本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起的中国公学，是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这所学校，不仅仅因爱国反日而建，更考量了革命派、立宪派对于救国道路的选择。从这所学校的创建过程中，可以深入明晰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清末官僚等阶层对于政局的态度以及为之进行的活动。中国公学不仅是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更是近代社会政治变迁的缩影。 关键词：中国公学；立宪派；革命派一、困境中创立 中国公学，因留日学生归国事件爆发而建立。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①，留日生激于爱国激情，群起罢课反抗。特别是陈天华蹈海而死后，学界更加愤怒，留日学生先后发表了《对待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意见书》、《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之理由》等文章，认为“既恶本国之专制而志欲摧之，又何必郁郁以受异国之专政耶？”[1]表示“坚握束装归国，还我自由”[2]，决定集体归国。 为使留学生回国后有所安置，留学生总会制定了《归国办法》和《善后办法》，要求“全体学生一律准备归国”；“在上海设立留学生假定（临时）事务所”。[3]在上海设立留学生临时事务所，要求学部“将北京派送留学生之官费给与本会，办理上海专门高等各学校。各省派送留学生之官费，由本省分会请领，在本省开办普通学堂”[4]；“要求学部将北京派送留学生之官费给与本会，办理上海专门高等各学校。各省派送留学生之官费，由本省分会请领，在本省开办普通学堂。但上海学校经费有不足时，由各省筹补”[5]。留学生总会举刘棣英、朱剑、吴勋、王敬芳担任招待，筹划兴学事宜。据《申报》记载，1905年12月11日归国人数231人，至12月15日，达2000余人，最终留日学生八千余人中，归国人数计有三千余人。1905年12月21日，刘棣英、朱剑、吴勋、王敬芳在上海设立留日学生总会事务所，成员包括姚宏业、于右任、唐演、张石、吴仲旗、瞿钺、孙衡、朱葆康、吴枬等人，主要负责联络学生、调查行踪、拟定自治规则等事。刘棣英、朱剑、吴勋、王敬芳四人经过磋商，制定了三项工作计划：一是致书严复、马相伯和上海绅商曾铸，求其倡导宣传和协助；二是上书学部及各省学务处，要求将各省派遣学生的官费酌提若干充作兴学的经费；三是要求归国的留学生必须居留在沪上，等待学校的成立，不可星散。[6]同时，他们上书当时驻节上海的出洋考察政治三大臣载泽、尙其享、李胜铎，陈述兴学之利，请为转呈学部拨款补助。 留日学生归国后滞留上海的举动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随即下令“迅速各回本籍，不许逗留”。不久，日本文部省对取缔规则重新作了解释，并答应留学生会馆10多项条件。而各大报纸又载清驻日公使杨枢命令：“限归国学生，近者一月内远者二月内一体归东京上课，晚者，官费生停费自费生不送入学。”[7]留日归国派与维持派在东京召开协议会，同意复课并电告回国同学。于是，在居无定所、学无校舍的窘迫情形之下，“觍颜东渡者大半，穷蹙四散者又半之”，最终留在上海的，不到罢学回国的十分之一。但是，留沪学生非但没有退却，态度相当坚定：“我辈归国初心为兴学耳，勿论东京交涉为失败之交涉也，纵不失败，长此俯仰随人，长依赖外人之根性，堕独立国民之精神，非丈夫也，我辈只知兴学挽回教育权耳，不知其他。乃以多数之决议为兴学之初步。”[8] 1906年1月，留日学生各省代表召开会议，定校名为中国公学。刘棣英、朱剑、马和负责起草学校章程。学校仿照同盟会体制设立评议部和执行部，负责校内事务，评议部由全体学生选举代表定期开会，监督弹劾职员，执行部下设斋务、教务、庶务三科，干事由学生投票产生。4月10日，中国公学正式开学，学生共318人，分高等普通预科二班、中学普通四班、师范速成一班、理化专修一班。这最初318人中，“加入同盟会籍者四十馀人，随后在上海加入者更多，前后将近百人；但隶属宪政派者亦有少数”[9]。 开学之际，上海人士初见一大群剪发洋服的学生自办学校，多起猜疑，赞助的人很少，开办经费除就地向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募得数千元外，其他各界，毫无表现，全凭公学数百人自己解囊相助。[10]学校教员薪俸没有来源，日用开支无着，伙食不能维持，最严重者，因所租校舍两个月房租未付，勒令迁出，学校遂陷入困境，处于瓦解状态。而当时政治上及社会上的人，均不以中国公学共和制度为然。“求助于官府无效，求助于绅商学界又无效”，中国公学创办者姚洪业情急之下，投江自尽。 姚洪业在遗书中写到：·教育史研究· 政治与教育之间：清末各派与中国公学 “我同志等之组织此公学也，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而各同志又皆担任义务，权何有乎？利何有乎？而我同志等所以一切不顾，劳劳于此公学者，诚以此公学甚重大，欲以我辈之一腔热诚，俾海内热心之仁人君子怜而维持我公学成立，扶助我公学发达耳。乃自开办以来……海内热力赞助者，除郑京卿孝胥等数人外，殊寥寥。求助于政府无效，求助于官府无效，求助于绅商学界又无效。非独无效，且有仇视我公学，毁谤我公学，破坏我公学者。”“故蹈江而死，以谢我无才无识无学无勇不能扶持我公学之罪。”“我愿我诸同学皆曰，无才无学无勇无识如某某者，其临死之言可哀也……而振起精神，尽心扩张，无轻灰心，无争意见……务扶我中国公学，为中国第一学堂，为世界第一学堂而后已。”“我愿我四万万同胞之官之绅之兵之士之农之工之商皆曰，无学无识无才无勇如某某者，其临死之言可哀也，而贵者施其权，富者施其财，智者施其学问筹划，以共维持扶助我中国公学。”[11] 姚洪业的遗书发现后，社会受到很大的震动。中国公学积极走出窘境，振作精神、奔走求助，一方面四处筹款，另一方面改变原来评议部、执行部的设置，实行董事会制度，聘请郑孝胥、张謇、熊希龄等社会名流为董事，将开办时的学生主体的学校改变为董事会主体的学校，董事会推举郑孝胥为监督。而此时，郑孝胥、张謇、熊希龄等立宪派出于急于立宪的目的，公开支持中国公学，并力图借助端方力量帮助中国公学。 上海，不仅是革命派活动的重要基地，也是立宪派活动的主阵地。熊希龄联合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人扩大影响，在上海进行立宪运动。1906年9月，清廷宣示预备立宪，端方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借此时机，熊希龄、郑孝胥等人一起出面请求端方资助。中国公学干事王敬芳善于言辞，推崇端方备至，颇得端方好感。而端方，作为满族权贵中思想最为开明并对最高当局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12]，非常热心学务②。他认为，如果能够资助这批留学生办学，也可算是在任期间的一大政绩，不久，即派江苏候补道夏敬观与宁学司课员桂埴前往该校详细调查。 1907年，端方根据调查结果奏报清廷，请与拨款扩充规模： “该公学学生凡三百十八人，业经逾额。设计高等普通预科二班，中学普通四班，师范速成一班，理化专修一班，其意注重完全高等普通，专为直入东西洋大学高等学校而设。虽师范、理化两班不无欲速之弊，然其教授管理，严肃整齐，极能得自治之精神，守纯一之宗旨。惟膳学两费，约收三万元，绅商常捐约一千七百元，不敷在二万元之谱，倘蒙照数筹给，便可措置裕如。其校舍现系租用，月费不资，光线空气皆不合法。若能集资建筑，不独节省租金，并于卫生有益等情。查学部片奏内载嗣后京外派遣游学生，无论官费私费，皆应切实考验，性行纯谨，具有中学堂毕业程度，通习外国文字能直入高等专门学堂者，始予给咨。又准学部电开：预备游学之学堂，或独设，或合筹，应请察酌会商办理各等语。盖公学宗旨办法，皆与相合，所呈课程各表，虽须稍事改良，然使整理得人，必可日臻进步。”[13] 端方令江苏学会会同上海道台瑞澂核议择地建校，瑞澂非常重视，认为：“此事关系极巨，非有熟悉学务之员筹议难期妥善，以张季直殿撰及郑京卿熟悉教育而且学问渊博，故于目前将如何择地建校如何集资创设情形咨商核议矣。”[14]在端方的支持和资助下，中国公学自1907年春，每年得到官府常款 12000两，其他省份开明官僚、商界、学界等也有部分助款，再加上中国公学自行筹款，基本解决了学校资金困难情况，中国公学有了一定的经费来源。 二、异见之纷争 中国公学的创办得到不同社会力量的共同支持绝非偶然，而是由时代的特殊性所决定。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是新政的重要内容，出国留学成为发展新式教育的主流之一，新式知识分子人数在此期间大增。他们所受的新式教育使他们具有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他们力图摒弃传统社会，却又没有在萌芽状态的新社会里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这是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易于接受任何的反叛思想，是所有改革和革命的后备力量。[15]恰逢此时，日本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为他们进行政治活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然而，因他们对资本主义认识的不同，又形成政见不同的派别。在革命派看来，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是最好的时代选择；而立宪派同样看到封建专制的腐败，指出清政府：“以国民之膏脂供官吏之衣食，以国家之财政为大臣之利额，君主既无独鉴之明，国会又无监督之力，哀哀小民，莫可谁何，专制之毒，真如蛇蝎。”[16]立宪派对封建专制统治表现出的反感，与革命党人相比并不逊色，只是从行动上并不如革命派激进。从这一点上分析，革命者与立宪派的分分合合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端方不同，尽管作为地方长官为中国公学的创立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革命是他最大的担忧。其实，端方在此之前任湘抚时，华兴会革命党人宁调元与其他同志就计划暗杀过端方。1906年，端方曾派人赴日侦查留日学生革命活动，在有关密札中，端方称：“中国留学日本文武学生，人数甚众，专心向学者固不乏人，而血气未定，惑于邪说，投入孙文逆党，倡为革命排满之举，亦属不少，若不调查明确，无以别良莠而弭隐患。”“中国学生，为孙文逆党所诱同谋作乱者，共有若干，派何执事，如何运动？此外，有无主张革命邪说而并非孙文同党者，务得详细情形随时据实密禀，以凭核办。此事关系重要，务须格外慎密，勿得稍有泄漏。”[17]同时，他还发布命令、密电，严防孙中山购运军火发动江浙一带的起义，缉拿革命党人，派人前往香港侦探孙中山活动等等。在对中国公学拨款确定后不久，端方明确提出由四品京堂郑孝胥为中国公学监督，主持学校一切事务。 上述政见的矛盾和冲突从中国公学开始创办时就有所表现。中国公学建立“仅及十日”，即发生了江苏学生退学风潮。按照郑孝胥的解释，这次退学事件是因为中国公学副干事的朱剑在会中口出一言， 学生以此为借口认为中国公学排斥江苏籍学生。其实，对于本次风潮的内幕，郑孝胥是十分清楚的，但是郑孝胥对于此事本末“秘不宣布”，认为是因省界分歧而起，仅仅公开为“此事风潮最足以单简之词刺人脑筋者，中国公学排斥江苏人之一言耳”[18]。虽经校方多次解释，并对朱剑批评，朱剑自行辞职，另公举张邦杰继任，但是江苏籍学生执意退学，退学者50余人[19]，另外成立健行公学。此次风潮对于中国公学影响颇大。然而，风潮起后，江苏籍学生登报之举扩大了事态，这使得社会人士对公学态度多少有些影响。其实，发起退学的高旭、朱少屏乃同盟会会员，高旭为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这次风潮退学的真正目的并非排斥中国公学，而是要进行革命。健行公学成立后，高旭、朱少屏等人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以《黄帝魂》、《法国革命史》为教材，秘密发行《民报》、创办《复报》，宣传革命，影响青年，发展同盟会会员。其校歌隐含着革命意义：“祖国主任在吾侪，千钧系一发；祖国主任在吾侪，万众射一的。策杖可追红日远，衔石可填碧海宽；自强不息天行健，勉旃新少年。”[20]该校发展成为同盟会江苏分会的外围组织。健行公学的革命活动很快引起了两江总督端方的注意，端方下令立即查禁报刊，逮捕高旭、朱少屏等人。健行公学只得于1907年末被迫解散。③ 另一学生风潮发生在1907年，缓和与激进的态度差异再次表现出来。中国公学初办时，仿照同盟会体制实行民主共和，同学是创办人，职员也由同学选举出来，并对全体学生负责，学校的组织分为执行和评议两大部。④但是，因为办学各方面的实际困难，这种制度并未执行下去。三干事张邦杰、王敬芳和黄兆祥，既要在外到处募捐，又要担负维持学校的责任，觉得有稳定的必要。1907年3月，在三人的请求和端方的同意下，郑孝胥出任中国公学监督一职，这意味着评议部形同虚设。1907年12月，三干事修改了章程⑤，取消了评议部。评议部取消后，学校的最高权力不再掌握在学生手中，而是官派监督；原来公选出的干事为学校聘任的教务长，庶务长和斋务长。而这种未经全体学生同意的行为，随即引起学生强烈的抗议。钟古愚、李琴鹤、但懋辛、罗毅、朱经农等人的反对最为有力，他们带头组织校友会就校章问题和三干事争论不休，双方均不妥协。1908年3月，郑孝胥辞职。4月，端方派夏敬观继任。9月，中国公学设立董事会。而校友会的反对仍在继续，他们拟定了一个新校章，遭到夏敬观与三干事的反对，这又进一步激化了原有的矛盾，郑孝胥出面公开支持三干事。1908年10月，一百六七十名学生宣布退学，另租定校舍于爱而近路庆祥里成立中国新公学。中国新公学实行学生自治，选举朱经农、李琴鹤、罗毅为庶务、教务、斋务干事。为争取社会的支持，中国新公学成立了校董会，由上海地方自治的核心人物李平书担任校董。中国新公学的成立，对于中国公学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这时候，中国公学的吴淞新校舍已开始建设了，但学生很少。内地来的学生，到了上海，知道了两个中国公学的争执，大都表同情于新公学，所以新公学的学生总比老公学多。[21] 然而，中国新公学面临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经费的缺乏，李平书派新公学干事四处筹款。1909年8月13日，新公学的李琴鹤、薛莼圃致书熊希龄（时任东三省清理财政监理官），提到奉天巡抚程德全助学三千两，专为建筑校舍之用，请求办理。9月10日，熊希龄致郑孝胥的信中说：新公学学生“绝未损及老公学一语，龄颇嘉其所力，又以薛生等栖栖道路，情状窘迫，特为转恳雪帅，仗公之力，得捐此款，所以声明留充建筑费者，虑新公学学生之随意支销也。异日者，两公学感情浃洽时，再谋合并，则此款亦可为新中国公学还清外欠之需，于雪帅无分新旧之意亦相合也。此中微意，想邀洞及。”[22]从熊希龄的意思来看，他并不非常在意新公学的成立，而是认为中国公学不能因噎废食，应早日合并，结束分离局面。而“内地来的学生，到了上海，知道了两个中国公学的争持，大都表同情于新公学，所以新公学的学生总比老公学多”。“‘中国新公学的招牌一天不去，‘中国公学是一天不得安稳发展的”。[23]同时，中国公学内部张邦杰等人也主张调停，中国新公学董事长李平书迫于经费问题也有想要合并的愿望。最后，双方达成调停协议。调停的条件大致是：凡新公学的学生愿意回去的，都可回去；新公学的功课成绩全部承认；新公学所有亏欠的债务，一律由老公学担负清偿。1909年10月，新公学接受了调停的条件，决定解散；愿回旧校者，自由回去。[24]中国新公学并入中国公学，所亏欠的11000余元亦由中国公学代为偿还。 两次学潮在中国公学的初期发展中加入了不协调因素。然而，追溯其产生的原因，我们却不得不把其归之于中国公学学生的身份不同和思想分歧。风潮的背后透露出革命派和立宪派时分时合、分而不裂的局面。其根源，在于清政府在预备立宪问题上的欺骗行为导致立宪派的希望一点点破灭，幻想的破灭使他们逐渐淡化了派别之间的成见，同革命派不断接近。 至于是否有创办者真正想避开政治、希望通过教育达到兴国的目的，梁乔山的话值得深思。他说：“我不教人爱国，也不教人为家，我只教人作成他一个人。因为国家也是个人集成的，没有干净完美的个人，自然没有干净完美的国家。将个人之禀性去因势利导，使个人之天才，得尽量之发展，这便是‘根本的教育。”[25]不难看出，梁乔山是想通过创办中国公学以教育培养人才，他希望学生能够自觉地提高认识，从而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而非直接参加政治活动。遗憾的是，这种脱离现实环境的理想化的教育观在当时并无实现的可能。 三、革命之助力 左舜生在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时说：“孙文在清末提倡革命，一直到辛亥的成功，其所依据以为革命之最重要基础的，不外三个：其一为学生，其二为华侨，其三为新军。学生供给的革命的思想，华侨供给革命的金钱，新军供给革命的实力；把这三种力量运用的恰到好处，革命的势力乃能屡被挫折而卒底成功。”[26]从成份上讲，中国公学是师生共同参加辛亥革命的组织。 中国公学为辛亥革命在上海的准备做了舆论的影响。1906年春，蒋翊武进入中国公学，由刘复基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留日学生谢寅杰邀请蒋翊武⑥、杨卓林、刘尧澄（蒋、杨、刘三人后来均为武昌起义重要人物）发起竞业学会，三人公推谢寅杰为会长。1906年10月28日，竞业学会在上海创办《竞业旬报》，“专吸收我同学为会员，十分之八皆我同学，而竞业旬报编辑，几全为我同学担任”[27]。傅君剑、张丹斧、吴铁秋、胡适先后任主编，谢诮庄、丁洪海、刘复基、蒋翊武等编撰，以“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为宗旨。其实，这都是门面话，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28]1906年秋，刘道一奉同盟会总部之命，赴湖南策划萍浏醴起义，并在长沙水陆洲组织骨干集会，研究起义方略。蒋翊武以同盟会会员、《竞业旬报》记者身份赶赴长沙水陆洲参加会议，且负责运动军队。不久起义失败，蒋翊武被迫离湘走鄂。[29]1907年2月，杨卓林谋刺两江总督端方，事情泄露，《竞业旬报》被迫停刊。1908年4月该报复刊，每期印销三千余份，至1909年6月终刊，共出41期。1907年4月，于右任组织中国公学和复旦公学的同学（杨守仁、汪德渊、叶德裕、金怀秋、王无生）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创办了《神州日报》，主笔多是复旦、中国公学的学生。《神州日报》的创办目的是：“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富，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30]刊行未及一年即遭火灾，于右任辞职后，杨守仁、汪德渊、叶德裕等续办。 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史上，上海起义的意义极为重大，仅次于武昌起义。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经济重镇、文化中心，集金融、贸易、工业、新闻出版诸多中心于一体，而且因为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国际性都市，为中外交通枢纽，一举一动，朝野关注。在上海，有三支反清力量一直在积极行动，一是以陈其美为代表的同盟会，二是以李燮和为代表的光复会，三是以李平书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革命党人极受鼓舞。1911年10月24日，陈其美、宋教仁、范鸿仙、沈缦云等在《民立报》馆讨论起义计划，决议以联络商团、沟通士绅为上海起义工作的重点。不久，李平书等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转向革命。联络商团的同时，陈其美等人还联络、掌握了中国敢死团、敢死队两支群众武装。敢死队是中公学生张承槱等人组织的以帮会力量为主要成份的武装。经于右任介绍，这支队伍与陈其美取得了联系，常在《民立报》馆聚会，商讨革命策略，并组织具体革命活动。 至于中国公学参加革命的师生具体有多少，现有资料很难作具体统计。胡适回忆说：“中国公学是革命运动机关。我那时只有十几岁，初进去时，只见许多没有辫子的中年少年，后来才知道大多数都是革命党人，有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姓名。如熊克武先生，不但和我同学，还和我同住过，我只知道他姓卢，大家都叫他‘老卢，竟不知道他姓熊。同学之中死于革命的，我所能记忆的有廖德璠，死于端方之手；饶可权死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为黄花岗七十二人之一；熊克武、但懋辛皆参与广州之役。教员之中，宋耀如先生为孙中山先生最早同志之一；马君武、沈祥云、于右任、彭施滌诸先生皆是老革命党。中国公学的寄宿舍常常是革命党的旅馆，章炳麟先生出狱后即住在这里，戴天仇先生也曾住过，陈其美先生也时时往来这里。有时候，忽然班上少了一两个同学，后来才知道是干革命或暗杀去了。如任鸿隽忽然往日本学工业化学去了，后来才知道他去学制造炸弹去了；如但懋辛也忽然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同汪精卫、黄复生到北京谋刺摄政王去了，所以当时的中国公学的确是一个革命大机关。”[31]王云五回忆说，“我所任教之中国公学原系革命人士所创办，嗣由清政府派员监督，并补助经费，平时虽不便明白宣传革命，但自武汉起义后，师生即纷纷各回本省发动响应，请假者渐多。即军事渐展至江苏省，遂首先停课。其中有密迩上海之镇江，即系中国公学学生张承槱君（其后曾任中央政府审计长）所光复，而建立军政府者。留美预备学堂旋亦随之。我在两校停课后，遂集中时力，在天铎报作种种有利于革命之宣传，或撰写社论，宣扬民主，或就电传消息，画蛇添足，为革命张目，而鼓动响应。”[32]中国公学师生不仅参加辛亥革命，中国公学校园也成为革命军事基地。1911年11月3日，上海光复。上海光复后，革命党人和本地士绅成立上海政府，推陈英士为临时都督，李平书为民政长。沪军政府组成学生军，步枪购自日本，中国公学成为军事训练基地。[33]不久，中国公学成为李燮和吴淞军政分府所在地，军队称为光复军。中国公学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孙中山评价说：“中国公学，创办迄今，成绩完美，如此次光复，树勋立业之人，多出自中国公学者。”[34] 中国公学是近代社会政治变革潮流中的产物。其建立的直接原因是日本颁布取缔规则，其内在因素是革命党人与立宪派对于清政府统治的强烈不满。中国公学建立的大背景是清末新政，而恰恰是这场改革为清政府培养了一批掘墓人。端方作为清末重臣，万没想到自己下了很大功夫扶持起来的学校最终却成了革命的地方，就连郑孝胥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公学是早存于“有心人之脑海”的计划。正如张承槱总结的那样：中国公学系由学生自行创办，先有学生，后有学校，乃教育史上未有之奇迹一也；学生自行推举人员治校，不仅开教育之创例，且彻底发挥民主自治之精神二也；办学之举，由陈天华烈士蹈海而促成；学校之存在，由姚宏业烈士跳江而持续，以生命与热血写成开创历史，令人可歌可泣三也；学校由爱国运动而起，由革命志士创办，故校内爱国革命空气，极为高涨，学校创成为革命之枢纽机关，教职员及学生则多献身革命，助成开国大业四也。[35]中国公学对于近代中国政治的历史进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关于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政府的“取缔规则”，学界普遍认为该规则是日本和清政府相互勾结的产物，目的是破坏在日本的留学生革命活动。留日学生在反抗这一规则的过程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是一场带有明显反帝反封色彩的运动（参见林增平. 林增平文存[M].北京：中华书局，2006.115. 王开玺. 取缔规则事件与革命派领导下的留日学生运动[J]. 北京社会科学，1995（3）.实藤惠秀.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 谭汝谦，林启彦，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而李喜所、李来容经过考证认为陈天华投海的主要原因是激愤于中国留学生在“取缔事件”中的盲目、蛮干、纪律差，尤其是少数人的不知自爱，借机胡来。留日学生在没有仔细研读陈天华遗书的情况下，就认为是由于他们抗议日本政府不够激烈，陈天华是以死来激励他们，于是事态影响扩大，随后发生集体归国事件（参见李喜所，李来荣. 清末留日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再解读[J]. 近代史研究，2009（6）.）。 ②端方是清末热心学务的官僚之一。1905年底，端方出国考察时，熊希龄跟随端方任参赞，回国后不久出任两江总督，以其在欧洲见闻积极施行新政，热心留学事务，经努力获得耶鲁大学每年捐赠学额11名，干尼路大学赠6名，维斯里大学赠3名女大学生名额，均免收学费（参见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政治军事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63.）。此外，端方与袁世凯、张之洞等极力主张停科举、广兴学堂。端方任两江总督期间，大力兴办小学堂、创办女子学堂、高等学堂、实业学堂，推动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参见沈云龙. 端忠敏公奏稿 卷八 [A].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辑）[C].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③ 后据报纸上评价：健行公学以教育坛场而提倡革命，上承爱国学社之余绪，下开上海大学之先声，不可谓非革命历史上一纪之物也（资料来源： 发起健行公学校友会启事[J]. 申报，1936-02-22.）。 ④ 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通过了同盟会的章程草案。章程根据西方三权分立的思想，规定同盟会由相互独立的执行部、评议部和司法部组成，其中执行部中设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计和调查六个部门，由总理节制。当时，同盟会成员多为留日学生，取缔事件发生后，许多同盟会的成员也回国了，并参与了中国公学早期的筹划工作，同盟会的体制也就随着应用到了中国公学的建制上了。 ⑤ 王敬芳在解释中国公学修改校章时说，当时共和制度所以修改，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日本取缔规则风潮结果，原发起公学的留日学生有一部分仍回日本。公学成立后不久，即有同发起公学的朋友朱君少屏等，因意见不合，率领一部分江苏学生退出公学，另办健行公学。因此原发起时的学生日少，而各省新考入的学生日益加多。学生内部的情况，与初发起时完全不同。第二个原因是当时政治上及社会上的人，均不以公学共和制度为然。曾记一日赴郑苏戡先生处，时报馆的狄楚卿君在坐，极言公学学生主体之不可。迩时我为拥护公学计，侃侃与之辩驳。狄君行后，郑颇怪余言太憨直。当时社会对公学之批评，可见一斑。第三个原因是当时工学既无校舍，又无基金。除初办时郑苏戡先生曾捐开办费一千元（或二千元），姚烈士遗书宣布后南洋华侨胡子春、林某（忘其名）等激于义愤，次第捐洋数千元（或万余元）外，丙午年内实无各省官款分文之补助。经济困难，岌岌可危。故欲求公学存在，非向各省请求补助不可。公学之共和制度，既为政界及社会所诟病，若不修改，必为筹款最大障碍。根据以上三个理由，乃延请郑苏戡、张季直、熊秉三等数十人为董事，修改章程，而学生主体的学校遂变为董事会主体的学校。董事会根据新章公举郑苏戡为监督。一年后，郑君辞职，董事会又举夏剑丞敬观为监督，至辛亥鼎革始解职（资料来源：王敬芳致胡适函[M]. 庄建平. 近代史资料文库（第9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208—209.）。 ⑥ 王建中在《蒋翊武事略》中说：“翊武在沪时，善杨卓林，兴创《竞业旬报》，以通俗体鼓吹民族主义”（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20页）。 参考文献： [1][4] 李宗棠.劝导留学日记 [M]. 清光绪年间刊，28，32. [2]程家柽. 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之理由[N].朝日新闻，1905-12-10. [3][5]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398，399. [6][7][8][11][18][19]郑孝胥.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 3～4，8，6，73～74，10，11. [9][10]张承槱. 中国公学创办的回忆[A]. 王云五，邱汉平，阮毅成. 私立中国公学[C]. 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152.153. [12]萧功秦. 危机中的变革 清末现代化中的急进与保守[M].上海：三联书店，1999.170. [13]端方. 奏拨中国公学经费片[A].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辑）[C]. 北：文海出版社，1966. [14]咨商中国公学事宜[E]. 北洋官报（993）：9. [15]白吉尔（Bergere， M.Claire）.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译本）[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4. [16]枫浦. 论宪政与国会[J]. 牗报（6）. [17]叶秀云. 两江总督端方侦缉孙中山革命活动史料[J]. 历史档案， 1986（2）：42. [20]转引自朱桐生.会议我们的父亲朱少屏及其与南社、柳亚子的关系[J].南社研究（第四辑）： 162. [21][24]胡适.追忆在中国公学的生活和公学发生风潮的经过[A].王云五，丘汉平，阮毅成. 私立中国公学[C].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 104，105. [22]熊希龄.为新中国公学来奉筹款事致郑孝胥函[A]. 周秋光.《熊希龄集》（第一册）[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531. [23][28]胡适.四十自述（第一册）[M]. 上海：亚东图书馆，1947.158，119. [25]转引自吴芳吉.一个文化运动家——梁乔山的传[J].新人，1920（5）. [26]左舜生.辛亥革命史[M]. 上海：中华书局，1934.11—12. [27][35]张承槱.中国公学创办的回忆[A].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742，743—744. [29]郭世佑. 蒋翊武年谱简编[A].政协湖南省澧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澧县文史资料（第三辑）[C].1986. 254. [30]许有成，徐晓彬.于右任传[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65. [31]胡适.中国公学校史[A].王云五，丘汉平，阮毅成.私立中国公学[C].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 8—9. [32]王云五.中国新公学[A].王云五，丘汉平，阮毅成.私立中国公学[C].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122. [33]高梨痕.沪军北伐先锋队学生军[A].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政治军事 1）[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42—143. [34]转引自《西南财经大学志》编写组.西南财经大学志（第1卷）[M].成都：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193. （责任编辑于小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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