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不愿丢失的教育感悟Ⅴ |
| 范文 | 编者按：正值《大学教育科学》需要提升质量的时候，王伟廉教授给本刊编辑打来一个电话，说手头有一些“不愿丟失的教育感悟”。编辑收到这些感悟后，认真、细致、膜拜地读过，受益良多。“感悟”共36个问题，是王教授1978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之一，“在教育领域摸爬滚打了34年”后退休五年内的思考、心得、闪念和顿悟。按照王教授的话说，“这些感悟可能是不系统的，也可能是不精确、不严谨的，有些还未来得及上升到理论层面”，但它真实地记录了一位教育者、研究者和办学者，对教育思想、教学改革和教育管理等的心路历程。因而，不仅作者本人感到“不愿丢失”，而且对其他教育工作者来说，这也可能是很珍贵的。本刊基本按照“感悟”的原有顺序，每期选择几篇分6期刊出，以飨读者。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8）05-0109-13 二十九、在汕头大学进行教学改革最初的日子 （一） 2003年，记得好像是厦门大学春季开学不久，汕头大学一行几十人来厦门大学“取经”，我那时刚刚从厦门大学人事处调到教务处当处长，所以由我接待。“取经”队伍过来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厦门大学教学改革的经验。他们带队的是李嘉诚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刚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聘来的担任副校长的茱莉亚。我照例像接待其他学校的来访者一样介绍了学校教改的理念和做法。此事作为一项工作，再平常不过。但没想到的是，就是因为这次接待，从2003年7月15日开始，我就从厦门大学去了汕头大学。他们之所以要聘我，我猜想其实很简单，就是想借助我这个已经有大学改革经验的现成人物，帮助汕头大学进行教学改革。 一番折腾之后，我终于来到地处广东省东南一隅的汕头大学。这座被汕头大学朋友称作“省边国角”的偏僻大学，在我到达后任职教务处长时，学校的状况很不乐观。 汕头大学是李嘉诚先生捐资建设的一所省属公立大学。1981年建校。由于建校伊始套用了国内大学原有的体制机制，而且在很多大学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有了进展之后，办学多年的汕头大学却没有明显起色，主要是距离基金会和李先生的最初期望有很大差距。汕头大学之前也做过一些改革，效果并不理想。而且，2002年因一些事情，汕头大学又经历了一次风波，使得学校人心涣散，尤其教师队伍不稳，一些人已经或正在准备调离学校。基金会又急聘茱莉亚，意在重整旗鼓，决议以改革促发展，力图扭转多年以来进展不快和人心涣散状况。 根据基金会的意见，改革的切入点选在了学分制改革上面。我到汕头大学时，全校的培养模式和教学管理体制还是完全的学年制。虽然那时国内很多大学都实行了学分制，但结合国内的办学理念和当时的情况，基本都属于介于学分制和学年制之间的“学年学分制”。而基金会，特别是从美国名校来的茱莉亚副校长则希望能搞成类似伯克利加州大学那样的学分制。所以，我到达学校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也可以说是第一个对自己能力的挑战，就是进行这项学分制改革。然而，中国的国情毕竟与美国不同。而且，美国大学是一个多样化的体系，既有实行学分制的，也有实行学年制的；即使是实行学分制的大学，学生选课的自由度也不同。美国学者自己也说，在美国，绝大多数大学，学生选择也不是没有限制的，只有极少数所谓的自由大学，才任由学生自由选课而不加限制。而这类大学通常都不是水平很高的大学。所以，我们所要搭建的学分制平台，是既区别于国内其他高校的“学年学分制”，也有别于美国少数所谓自由大学那种不加限制的自由选择的学分制。至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到底处于美国大学选课自由度的哪个部位，我们大家都没有研究过。但大家一致的理念就是要把这个平台建设得更加具有弹性、更加适应将来可能出现的任何教学上的改革措施。这一点倒是很符合世界高等教育未来改革的趋势，即真正做到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多年以后，在总结我们的学分制改革的时候，我们为这个平台取了一个特殊的，但非常契合上述趋势的名字：国际基准学分制。这是后话。 说实话，搭建学分制平台这一任务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碰到的，也是考验自己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虽然在理论上做过不少研究，但若要变为现实，这其中的过程却是难以想象的，自己心里还真是没有底。但汕头大学的特殊机制以及所给予我们改革策划者和推行者的授权，却不仅提供了舞台，也刺激了也许在其他高校做同样事情所难以出现的激情和潜能。汕头大学的改革，从高层思想统一来说，真可以用“心有灵犀一点通”来描绘；从干劲来看，也真地可以用“信心满满”来形容。不同的是教师这个群体，作为改革的主力军，此时的改革热情却远比我在厦门大学进行改革时低迷。而各个管理部门的干部，则似乎都在采取观望态度。那时，我们听到了两个比较有代表性却性质完全相反的说法。一个说法是积极的，说汕头大学教职工反正这些年一直在参与改革，其中也充满了折腾，因此他们都处于一种麻木状态，不在乎再折腾一回，所以不必担心他们对改革有抵触情绪，因为他们已经百炼成钢，早就适应折腾了；另一个说法则是消极的，说汕头大学过去的改革就是瞎折腾，几乎没有成功的。这次嘛，恐怕也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很多人都抱有同一种心态，就是看着我们是怎么失败的吧。 对于上述两种极端说法的确切性和真实性以及普遍性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既然已经上了改革这辆车，就只有把它顺利开下去。 根据我的理论储备，我深知进行教育改革，是需要握有相当的权力的；不然，就只会停留在号召或者坐而论道上。汕头大学的特殊机制使得这件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很快我们改革小组就同时握有了人事权和财权。记得当时给我套了一个企业常用的名头——人力资源总监，由此把教学改革中必须配套的人事分配改革一并纳入权力范围。这一点真的特别重要。 有了这些权力，就要充分发挥它们的功能。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要解决改革主力军——教师的稳定问题。那么，怎么稳定住教师？显然，稳住教师队伍最要紧的就是稳住那些骨干。此时通过正常的人事分配制度和规则已经来不及了，只有采用特殊手段。这个特殊手段就是用高薪留住他们。问题来了：如何判断谁是骨干？多少薪水能留住他们？高薪可持续吗？通过什么方式给骨干加薪？假如说高薪留住了骨干，别的教师的积极性如何保持？……一系列过去从未遇到过的问题，此时像潮水般涌来。如果就推进教改时对自己能力的感觉来看，在厦门大学推行与在汕头大学推行有什么根本不同的话，可以说，在厦门大学是总觉得有劲没地方使，而在汕头大学，则是能力不够用。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都不是通过理论学习和一般的教育实践所能解决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干起来再说。但怎么干却不能没有思考和理论支持，哪怕有经验可以参考或者有常识可以支持也好。可惜，什么都没有。根据基金会的意见，学分制要在当年暑假后就实施。也就是说，一切都要在暑假里搞掂！记得当时也有人通过正当渠道建议，先搞学年学分制，执行一段再过渡到学分制，会更稳妥些。这个建议确有一定数量的人附和。我记得那时基金会态度很坚决：不行！而我记得也找了一个理由：在非正式场合说服附和这个建议的诸君。我说，当年共产党内曾有所谓“二次革命论”，就是主张中国社会由于资本主义发育还不成熟，一下子搞社会主义革命不够稳妥，而是应该先搞一段资本主义，等资本主义成熟了，再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搞社会主义。当然，这个所谓的“二次革命论”，并没有被中央接受。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建议很像“二次革命”的说法，因而不能接受。据后来知情者告诉我，当时这种不伦不类的类比还真让一部分赞同分两步实现学分制的同仁觉得有道理。当然，现在想起来，确实挺好笑。但在当时，争分夺秒是我们不可能改变的态度。应该提到的是，我们决意要一次性地直接搭建学分制平台，而不是分两步走，并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蛮干。这一点确实不同于骨干教师提薪那件事那么手足无措。在我的理论储备中，曾引用过一份国外的研究。这项研究把所有的教育改革分为三种类型：管理体制改革、课程改革和教学方法改革。三种改革就难度而言，最难的是教学方法改革，然后依次是课程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教学方法改革之所以最难，是因为涉及到的思想观念的东西太多，如果改革操之过急，往往欲速不达。而管理体制改革涉及思想观念的东西最少，通常一夜之间就可以改变过来。学分制属于管理体制范畴，显然可以一次到位。这项研究成果尽管还没有被我们的实践检验过，但人家的总结提炼，至少为我们的“一蹴而就”的打算给予了相当的底气。而且，我们也可以正好通过实践来验证一下这个研究成果。 时间的紧迫使得我们不得不暂时把给骨干教师提薪的事情放一放，全力以赴把学分制改革的事情办好。这也是由于已放暑假，想要调离学校另谋高就的老师，即使提出了申请，也要等到开学后才能通过一定程序讨论决定。所以，这让我们感到总算有一点喘息的机会。但在改革的空隙里，也要把提薪的事情想出一个基本的思路。不然，开学以后一旦出现有骨干教师申请调离的情况，我们就显得被动了。 时间就这么一个多月，没有退路。在这个关口，想起“背水一战”这个成语，感觉上比平时的理解更加深刻。不管怎样，箭在弦上，只能向前，无法后退。 （二） 2003年的整个暑假，汕头大学很多单位都在加班。有几个部门是全员参与改革的。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教务处。此外，还有网络中心以及其他一些部门。 学分制改革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众所周知，把学年制改为学分制，最要紧的是要让学生有课程可以选择。而当时汕头大学似乎可供选择的课程并不多。按照一些人的说法，应该先开出一定数量的课程然后再来搞学分制。这种说法一定意义上也没有错。而同时，就如我们在关于选修课与必修课那一专题中所说的，学分制实际上是为人才培养的多样化途径提供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使我们的教学活动或培养模式在面对社会、学生和学科这三个方面的复杂性时，以及在应对变化时能有回旋余地，或者说有一定的弹性、柔性。从这一点看，先建立起平台，再根据培养模式需要开设新的课程，理论上似乎也说得通。显然，我们陷入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两难。然而，时间不等人。我们只能再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仔细分析。好在我们的理论储备和对国外实践的总结告诉我们，所有的课程，在不同的培养模式下，既可以是必修课，也可以是选修课。也就是说，培养模式才是首要问题。①根据这个观点，已有的课程就已经具备了实施学分制的基本条件，而不必非要在实施学分制之前在已有课程之外再开发额外的选修课程。当然，已有课程数量对于改革深入后的需求可能还有差距，但不影响建立学分制平台的任务。 认识上统一了，接下来就是学生选课系统的构建问题。学生同时选课，我们的系统是否能正常运作而不至于由于通道太拥挤，有些学生被挤出选课系统而不能选课，这是问题的关键。尽管这只是个技术问题，但它却关系到学分制平台是否能搭建起来不可绕过的重要一環。 本来我们曾想到过直接购买一个现成的教学管理系统，这样既省事也争取了时间。而学校自己有一个网络中心，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改革的重头戏还在后面。我们所期望的教学管理系统，是一个能和我们进一步的改革理念配套的系统。市面上现有的系统，据我们了解，与我们的改革思路有不少差距。况且还要花一笔不菲的银子。而网络中心能否在短时间里搞出这个平台，质量是否能保证，也还是有些担心。掂量再三，最后还是决定找网络中心谈谈，摸摸情况再说。 网络中心人不多，和他们的座谈就是围绕学校学分制改革和相关选课问题，当然也谈到改革理念和今后系统升级与匹配问题。网络中心的朋友们似乎并不认为这些问题是个问题，只是觉得时间有点紧。当然，最后在领会了“会者不难”四个字后，学校自己的网络中心终于决定开发自己的系统！ 那几天，我们盯着网络中心，不停询问选课系统能容纳多少学生在同一时间里选课。网络中心那边也很紧张，时间一天天过去，进展却如蜗牛爬树，可容纳学生同时选课的人数在慢慢爬升。离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大家的心情变得越来越焦急。茱莉亚不愧是就职世界名校多年、经验丰富的领导，她提出做两手准备：一手继续扩大系统可容纳同时选课的人数，另一手指示教务处，按照手工操作办法制定预案，以防计算机系统的选课程序达不到要求时做替代或补充办法。教务处领命，全力投入这另一手。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之后，网络中心传来捷报：选课系统已经达到要求，可以容纳全校学生同时选课啦！听到这个消息，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茱莉亚指示：要确保系统稳定，不能出岔子。后来的实践证明，依靠自己学校的网络中心，还是对的。学校后来改革中很多需要网络中心配合的事，总体上都比较满意。在这个事情上，“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句话最终没有得到验证。 （三） 一边是紧锣密鼓地构建学分制平台，一边则是为开学后确定学校骨干教师提薪的人选以及相关事情进行思考。这件事的复杂性一点也不亚于学分制平台的建设任务。我们在第一部分里提到的那些棘手的问题，这时都一一提到日程上来了。 首先，如何判断谁是骨干？这个问题如果用流行的评价标准来判断，就得去翻阅大量的教师档案和有关材料，包括教师的教学、科研、获奖、学术兼职等等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筛选，把位列前面的选出来。可这么做不仅仅时间来不及，更重要的是，学科之间的差异巨大，各系科发展不平衡这个问题怎么处理？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出现骨干教师都集中在某些系科的情况。那怎么办呢？办法看来只有一个，就是把每个系科的骨干先列出来，不做学科间的横向比较，只做本学科内的纵向比较。这样一来，不仅符合我们留住骨干教师的目的，也使得操作性大大增加，复杂性大大减少。可是问题还是有：有些学科比较强，骨干多且在全国甚至国际上都有影响，而另一些学科比较弱，可能最强的骨干教师也不及前者学科中某些不是骨干的教师。最后我们采取了一种完全模糊、又不怎么“科学”，却非常可行和奏效的办法。改革领导小组只要用两条标准来衡量：一条标准是，他或她能否代表学校现有的最高学术水平？另一条标准是，学校想要留住这个教师。今天看来，这两个标准中，前一个衡量的主要是学术水平，后一个则是综合考虑了该教师在其他方面的才能。这种简单的判断人才的模糊方法，后来就成为学校年薪制实施后，对学校顶尖人才进行聘用和考核时的办法。其实，作为大学的领导者，对于代表学校最高水准的人才，应该是心中有数的，所以完全没有必要也不适合用那些琐碎而未必科学的所谓量化指标来考核。实践也证明，我们在那个暑假所确定的骨干，没有一个是后来觉得弄错的。 骨干教师的名单列出来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要确定，多少薪水能留住他们。这个问题虽然不涉及个人隐私，却也涉及学校内部运作的一些不宜公开的故事。所以这里就只能讲些原则性的话。当年的薪资水平考慮得比较简单，没有划分太多的层级，记得只划分了三个等次。此外，考虑薪金数额时，也要考虑到薪金发放的可持续性。也就是说，学校财政和基金会要有能力把这个事情一直做下去，而且还要从发展眼光看到未来顶尖人才不断增加的情况。还有，当时国内各个大学都在实行津贴制度，有些大学吸引人才的力度也是越来越大。我们处于地理劣势的大学，在薪酬上是否要超过他们，是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的事情。在外人看来，有李嘉诚这位亚洲首富捐资创办的唯一省属大学，财力上一定比其他大学要雄厚。甚至外面有传言，说汕头大学的钱多得花不完。其实，这个问题恰恰是学校一直在研究的问题。长期以来，基金会、学校领导就达成一个共识：汕头大学办学不能靠重金聘请教师来求得学术上的提升，因为这不是长久之计，也不是大学办学的正路。吸引和留住人才，应该在适当的薪酬基础上，着重用学校的改革与发展来吸引人才。换句话说，就是能用学校的快速发展，让加盟者感到在这里可以有一番作为，能给人带来明显的成就感。十几年后我退休，汕头大学在薪酬问题上一直就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 回到刚才的问题，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事情。骨干教师毕竟是少数，全校不过几十人，他们稳定住了，那其他教师会不会反而比以前更消极？这个问题在很多大学都出现过，所以也是我们特别担心的问题。我自己虽然在厦门大学当过人事处处长，亲自起草了后来在厦门大学实施的业绩津贴方案，但那是面向全体教职工的。而这次的举措完全是一个权宜之计。如何才能把这个权宜之计变为一种面向全体教职工的方案，在那个时间紧迫的暑假期间是根本没有时间考虑的。但脑子里隐隐约约有了一个初步的、模糊的想法，就是早晚我们要全面推行一种与多数国家高等学校实施的薪资制度类似的薪酬制度——年薪制。此想法后来与茱莉亚副校长交谈过，她当然很赞同。因为我想，他们伯克利加州大学以至整个美国的高等学校，不都是这种薪酬制度吗？问她是否同意似乎有点多余。只是这种制度在当今中国是否适合的问题。不过事情还是挺顺利。2005年暑假前的董事会上，我代表学校向所有与会董事做了关于在汕头大学实施年薪制的报告。之后，年薪制就在汕头大学成为了现实并一直延续至今。这是后话。 暑假后，学校领导委派我与那些被“内定”为骨干的教师一一谈话，征求他们的意见。谈话虽然很费时间但很顺利。预先确定的薪资数额一个也没有改动。随即新的薪资按月及时发到骨干教师手中。事后看，那一次确定的骨干人选，没有一个后来再提出调离学校。而据我们了解到的信息，这些骨干教师中，有些已经在我们讨论薪酬问题之前与其他高校提出了调动申请。我们事后对我们的及时提薪举措感到欣慰。更让人欣慰的是，时隔数年后，当全省高校都在进行教育改革的情势下，那些早先调到广州高校的原汕头大学老师在聚会时，都表示汕头大学这些年进行的改革是正确的。虽然此话未必可以当真，然而学校在后来的发展，在地位上的快速上升，也证实了我们的改革的硕果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再回到刚才的问题。由于我们对外允诺，汕头大学很快就要实行年薪制改革，并且同时保持并完善了原有的业绩奖励方案，骨干教师之外的教职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并未减少。虽然物质奖励一定是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觉得更为重要的是，2004年暑期招生的报考情况，更是给“汕大人”一种积极的“推力”，一种不断改革才有出路的信念。这使得进行改革的积极性得以继续下去。关于招生报考情况，请见下一部分。 （四） 2004年暑期将近，学分制改革也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还同时进行了英语提升计划，个别条件成熟的学院和专业，也已经或正在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新一轮改革。管理体制方面也先后对一些部门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学校的面貌开始有了明显的改变。形势喜人，用副校长茱莉亚的话说，“我们已经从地底下一片黑暗钻出来，看到了一线曙光。” 一所大学的发展，除了师资队伍、科研成果、社会贡献等衡量标准外，一个被几乎所有大学都看重的事情，是学生入学时的素质和毕业后的就业以及后来的发展。这是大学赖以昭告天下称自己是一流学府的最硬的底牌。更是好大学的一块毋庸置疑的试金石。对于我们这所年轻大学来说，吸引优秀生源来学校读书，特别是把学校作为第一志愿来报考，一直是基金会和李嘉诚先生的心愿。然而，学校改革刚刚进行了一年，虽然过去若干年里有不少的积累，能吸引考生的东西实在太少。过去的努力也做了很多，特别是招生宣传上，没有少下功夫。但多少年以来，生源情况一直也不理想。反思我们一路走来的经验，能否用我们的办学理念和改革的决心加上我们已经取得的微小进展，改变学校建校伊始第一志愿率一直徘徊在33%左右，平均录取成绩也仅高于省里划定的一本录取线几分的状况，是那一年整个学校和李嘉诚先生以及他的基金会都在关注并抱有极大期望的事。因此，距离高考时间还有好几个月，我们就开始策划招生宣传以及与招到理想学生有关的各种事情了。 记得当时我不仅负责起草新的招生宣传材料，还要亲自策划并带队到本省各地区进行招生宣传事宜以及为广东省教育厅主办的招生宣传活动中汕头大学的展位做准备。一切都在紧张地进行。说实话，我自己并不看重第一志愿率，而比较看重学生的录取平均分数高出投档线的幅度。因为这是衡量学校究竟录取的新生在整个报考人群中所处的位置。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作为一所省属的年轻大学，把目标过早瞄准这个方面，好像也有点好高骛远。但不管怎样，争取比过去更好的成绩，是我们的共同愿望。这里不打算面面俱到地谈论那些枯燥的录取过程，只想就我们重新起草宣传材料以及后来的一些自感有趣的几点与读者分享，从中可以体味我们当时的一些特别的感触。 前一年的招生宣传材料作为参考显然是第一次接到这个任务通常都会做的事，但茱莉亚却反对我参考它们，理由是容易被旧的思路影响而陷入老框框。她希望我弄出一本全新理念的材料。这使我很为难。在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重起炉灶，我可没有经过这样的特殊训练。所以，背着她还是看了一遍去年的材料。不管怎样，旧有的材料还是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茱莉亚告诉我，初稿写好后，要给基金会看过，再考虑付印，并且要求一定要由基金会找的印刷厂印制。由此可见，基金会对招生工作的重视已经到了事无巨细都要关心的地步。这在学校老职工看来并不会有什么不适，但对于我刚来学校不久的人，却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压力感和不适感。 那些日子满脑子里就是招生宣传的事，用绞尽脑汁、搜肠刮肚这样的形容词一点也不为过。最终，一本小小的招生宣传册子的初稿完成了。时隔十几年，现在已经不记得我的那份“杰作”都写了些什么，只记得第一次用了“招生宣言”来代替原来的用词；再就是把汕头大学仅有的刚刚开始的改革及进展做了一番鼓动性介绍，其中不乏把汕头大学的学习生活的“不一样”以至对后来的憧憬都一一列举。当然，整个材料都是以改革贯穿始终，颇有点像十几年后《将改革进行到底》纪录片的味道。今天能这样轻松地回想当时的情况，也是因为初稿很快得到基金会认可并付印好发到各个有关单位。此事结束后，没有时间回味就转入下一个事情。 汕头大学是1991年开始以一本线招生的。跟珠三角地区比，有很多劣势。因为在所有省属高校中，只有汕头大学和原湛江师范学院两所高校不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而是处在粤东、粤西两个最不发达地区。无论本省考生还是外地考生多数都愿意往珠三角报考，原因众所周知。所以，对那一年的招生能比往年有多少起色，至少我自己是没抱什么希望，特别是对考生录取的平均分数能否比以往高出几分，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至于第一志愿率，早就忘到脑后了。 一晃就到了暑假期間。招生办照例不放假。随着第一批录取工作的开始，好消息也不断传来。那一年，汕头大学已经录取的新生的平均录取分数线高于省里录取线的幅度提高了一些（具体记不清了）。招生办说，根据以往经验，今年会比去年好些。至于第一志愿率，因为我不太看重，所以只是听招办同事说了一句“目前看来比去年要好”，然后就大松一口气，找地方休息去了。由于一年以来几乎主持和参与了学校所有方面的工作，感觉很疲劳。一旦基金会特别关心的事尘埃落定，一股困意立即袭来，睡觉就是此时首选。 后面几天，虽然每天都要到办公室，但心理压力明显减小。学校招生工作也已近尾声，而且我早已安排他们随时向基金会汇报每天的进展。所以只用电话问一下情况。招生工作结束当天，我已经得知所有信息，特别是第一志愿率，说是初步统计达到83%。我心中暗喜：总算没有白忙！对基金会，也对自己有个交代了。 第二天上午我到办公室不久，桌上的电话就响了。我拿起电话，那边传来一个女士的声音：是王处长吗？打电话的一听就知道是基金会专门负责汕头大学事务的董事周凯旋小姐，因为我调往汕头大学前曾到香港见过她。我刚刚回答说我是，那边就迫不及待冒出一句：祝贺你啊！我一时发懵，下意识回了一句：祝……祝贺什么？对方好像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招生啊。我这才恍然大悟，连忙支支吾吾说了一些可能词不达意的客气话。 电话放下后，我立即到招生办。跟他们了解了一些情况后我才知道，第一志愿率达到83%是个什么概念。招生办同事告诉我，这次学校新生报考的第一志愿率一下子达到83%，虽然在那些重点大学看来无足轻重，跟省里其他办学时间较长的高校比，也不算什么，但如果跟自己比，则是一次飞跃。更重要的是，如果按照各个大学发展的轨迹看，在第一志愿率方面一下子跳高50个百分点，这在中国高教发展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关键是，这对于学校的进一步改革和提高学校教职员工的士气具有极大的作用。 这次招生工作取得的意想不到的飞跃，事后也曾试图总结出一点经验或者弄出点规律什么的。但一直也没有总结出详细的令人信服的说法。招生宣传肯定是起了一定作用，因为开学后，招生办就对新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一部分学生是看了我们的宣传材料后才决定报考汕头大学的。但这一次的飞跃不可能仅凭一纸宣传就能实现，因为我们每年都在做宣传，其他学校也在做宣传，你比别人宣传的好一些是有可能，但好到产生如此飞跃的程度，显然还另有原因。可惜，我们最终也没有做出让我们自己满意的解释。 从其他兄弟院校招生工作的经验里，我们知道了所谓“大小年”现象，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招生情况会按年度波动。这说法的确有道理，实践上也有证明。除了北大清华这样的几所顶尖大学外，其他大学基本都会有波动，有的重点大学甚至还会遭遇“滑铁卢”。我们这样的省属大学，应该说，那一年第一志愿率的大幅飙升，不能排除偶然因素。说一千道一万，不能排除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运气真不错。不过，自那年开始，第一志愿率就再也没有大幅回落过。 开学后，我们又听到从基金会传来的消息：当李嘉诚先生得知这个他向来看重的招生成绩时，那一整天他都没有去触碰他的生意，而是不停地打电话给他的朋友报告这一好消息。有知情者后来说，李先生挣钱是按秒来计算的，他竟然花了一整天时间打电话报告汕头大学的进步，说明汕头大学的这小小的进展在他看来比挣钱重要得多。 值得一提的还有，那一届新生入学后，很多教师向我反映，这一届新生整体素质明显提高，上课主动提问的明显增加。教师由此获得的满足感溢于言表。从事教育工作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对教师因学生素质高而集体性地兴奋、开心的深切体会。不用说，这也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三十、难忘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践——参与汕头大学教学改革的一些体会和反思 上一专题我们主要聊了一下刚到汕头大学时的一些情况。2005年5月，我被上级批准为汕头大学副校长，分管全校教学、人事等工作。前面提到，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是汕头大学改革的核心，所以我也倾注了几乎全部精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涉及很多方面，更多的是在各个院系展开的。一旦涉及到各个专业，我只能做配角，因为我不懂。我的职责就是从管理上为改革提供服务。不过由于我自己就是研究高校课程与教学的，因此在各个系科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我也积极参与；在全校公共课改革中，则更要发挥作用。由于改革过程涉及的专业性内容很多，若干年以后，几乎所有的改革单位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且有文字记载下整个的改革过程，很多系科与国内甚至国外大学经常交流。所以，这一专题里，我主要谈谈在公共课程改革和专业课程改革中，我感受比较深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我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所以只是把问题提出来。有些问题可能很可笑，但我觉得很重要，提出来与同仁分享。 （一）应用科学专业改革中想到的哲学问题 除了个别大学，应用科学专业在专业设置总体中往往占有多数席位。汕头大学一共八个学院，除了文学院和理学院，其他六个学院都属于应用学科专业。理工科里应用科学专业往往是进行课程改革最先涉及的领域，因为它们有着明显的逻辑性，改革容易看到结果。汕头大学的工学院和医学院就是这样两个改革样本。 我们在讨论改革前，还是要啰嗦一下那个似乎不言自明的问题：为什么要改？其实，我们回顾一下1949年以来的情况，就不难发现，除去政治原因，改革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六十年代前是学习苏联，全盘引进了苏联的培养模式。后来经过了教育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改革就没有停止过。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归纳改革的目的，可以用“理论联系实际”六个字来表述。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道理也很明了，恩格斯早就说过，人类认识的深入是通过把事物进行分解和切割来进行的。然而，事物本身是一个整体，如果不进行切割就难以深入。这就必然出现由人为切割后得到的深入认识与认识对象本来的整体性之间的矛盾。具体说，人类系统化的认识的最佳代表就是学科，而各个学科之间的切割是人为了认识的深入才做的事情。学科之间的界线则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一个帮手，同时也是一个障碍。此外，人的认识是否正确，又要由实践来检验，因为你的认识与实践之间，往往存在差距。以上这些现象，正是我们在教育领域必须不断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因。再往细里说，我们曾经的培养模式是把不同学科按照某种顺序排列起来，最典型的是按照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这样的三层楼方式排列的。试想，在这样的模式下，一个工科学生在学习基础课程时，他常常无法知道这些基础课程中的知识将来对于解决工程和产品问题有什么作用；而医科则按照基础——临床的模式排列，一个医学生在学基础时，同样难以了解它们在临床中有什么作用。尽管我们竭尽全力让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理论联系实际，然而，我们培养的人才基本上都是教基础课的不懂临床，教临床的不熟悉基础课。可能有人会说，那就培养一批既懂基础又懂专业，同时又有工程实践经验，或者既懂得各种基础，又熟悉临床的全才不是就解决了吗？显然，这种愿望不可能实现，因为每一个学科要想学得精当，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四年五年时间，只能是偏重某一个方面。 办法也想了很多。如加强实践、加强基础、加强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可是只要是加强了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很可能就被削弱，因为学制是一个常数，不可能无限延长。后来有一个办法在“文革”中应运而生，叫做“典型某某组织教学”。对工科，叫典型产品组织教学，对医科，叫典型病例组织教学。“文革”结束后，这个办法立即被叫停。我们撇开政治因素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提出这个办法的人是想要围绕一个实际“问题”来进行教学，以求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这与后来提倡的问题教学有什么不同吗？客观地说，这也可以看作是问题教学的一种。可是，为什么在实践中就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呢？我们暂时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先来看看汕头大学工学院和医学院进行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是怎样解决这个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结合问题的。 关于汕头大学工学院和医学院的培养模式改革的具体内容，我这里不做介绍，只来谈谈他们是用怎样一种方式来替换原来的模式的。 先说工学院。应该说，工学院的培养模式完全是参照国际上的一种已有的改革模式做的。这个模式简称为CDIO。这是四个英文单词（conceive，design，implement，operation）的缩写。翻译过来就是“构思、设计、实现、运作”，简单讲，就是根据一个工程或一个产品产生的过程来进行工程教育。构思和设计不用解释，“实现”是把设计的图纸变为具体实物；而“运作”则是把产品或工程投入市场，从市场得到反馈后再改进该工程或产品。我本人不是学工科的，以上描述只是近似，主要是为我们讨论上面的问题而引用。这个培养模式得到很多国家名校的认可，在国际上也很流行。汕头大学是第一个引进这个模式的学校。之后，国内很多大学都加入了改革的行列。可以认为，这个模式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模式。 再来说医学院。汕头大学医学院的培养模式改革采取的新模式叫做“系统整合医学生培养模式”。我们不妨比对一下“典型病例组织教学”的模式。所谓系统整合，就是把理论教学和临床教学都围绕人体的几个“系统”进行，比如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等。这个模式推行了几年后，在业界也得到广泛认同。 前面说过，我是研究高校课程和教学的，所以特别关注这些改革的进展，并且不断反思不同的模式之间的相同与相异。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这些新的模式同样也是在专业层面上的“问题教学”。它们之所以比典型产品和典型病例组织教学更加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它们给学生呈现的“问题”是一个运动着的系统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单一事物。这一发现立即与我学习哲学时的一个原理发生了联系。这个哲学原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是时间与空间。具体到培养模式，这话怎么理解？我个人的理解是：当我们学习某样东西时，比如学习工程学，學习医学，能够将所有学习的单门学科联系在一起的，一定是工程或医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东西。而这个东西一定具备两个特征：一个是空间特征，即这个东西一定有它的大小、宽窄、质量、数量、颜色等等特征；另一个特征则是时间特征，即这个东西的产生或运动自始至终的基本环节或轨迹。只有把握了这两个特征，才能全面把握该东西（物质）的存在。而“典型产品”和“典型病例”所关注的是空间特征，CDIO和系统整合中的“系统”，则明显含有时间特征：前者把从构思一直到运作的全过程纳入培养模式中，后者把人体各个系统的运行轨迹和时间纳入培养模式中。所以，这两个新模式一定比单纯关注空间的模式要更有效地引导学习。 根据上面的认识，我曾与我校新闻学院的领导交流。他们很赞同这一观点，并且马上就得出一个想法：他们过去培养新闻记者，靠的是采访内容，现在则可以加上采访过程：一个反映空间，一个反映时间。这样培养学生，肯定比单一的反映空间要好。 上面所說的是我自己的一点感悟，还没有时间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实践检验，提出来是为同仁们继续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在专业层面上有一个合理的可行的“问题导向”的具体操作方法提供一条思路。这条思路也许并不科学，但由此得到的进展，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实践一定会有所助益。 （二）尝试提高课程的“单位面积产量”的努力 课程研究领域有一个关于课程目标与课程内容之间关系的理论：一个目标可以由不同的课程内容来分别达成；一门课程可以达成多个目标。这一理论告诉我们，如果培养目标确定下来以后，应该用最少量的课程内容来达成，否则就是浪费；而一门课程，应该达成尽可能多的目标，否则也是浪费。我们如果用这一点来检验一下我们的课程体系，就会发现，我们的浪费现象着实不少！ 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不少”的浪费呢？我想不外乎三个原因： （1）不了解这一课程理论； （2）知道这个课程理论但不知道怎样运用； （3）所处环境未形成改革氛围，缺少引起改革的动力。 第一个原因不用解释。 第二个原因倒是一些大学的共性问题。而表现形式则往往是这样的：很多课程都有价值，可是课程表中的课程已经很多了，再增加课程，学生也受不了。而解决的办法通常是压缩已经开的课程的课时，以便给新开设的课程腾出一些空间。遗憾的是，这种办法常常遇到来自教师方面的阻力（参见有关教师工作量方面的专题），因此举步维艰。 第三个原因是很多大学碰到的情况。这些大学的教学改革尚未形成改革动机，而阻力也有一部分来自教师。很多教师不愿意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怕折腾。他们已经习惯了已有的教学方式。所以，没有强有力的说服他们的理由和不触动原有教学方式而又推进教学质量提升的好办法，教师是不会接受改革建议的。 那么，真的就没有办法一揽子解决或者大部分地解决上面的问题了吗？ 汕头大学的实践告诉我们，还是有办法的。我们最先是从学校的通识教育课程的改革开始的。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我们的办法，那就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个短语显然来自农业领域。它告诉我们：在耕地面积有限的前提下，要提高粮食的总产量，就必须在提高亩产上下功夫。把这个简单的道理用在人才培养上，就是要在学生修习课程的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提高每门课程的“产量”（即每门课程所能达成的目标数量）的目的。 我们的这个办法在采用之前，还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即汕头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要达到的目标都有哪些？为此，我们研究出一个目标菜单，然后经过一套程序，选择了19个目标作为整个学校通识教育的共同目标。①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请各门通识教育课程的任课教师“认购”这些共同目标。比如：思想政治课教师，我们根据他们各自专长，请他们选择通识教育目标（例如哲学专业出身的教师选择了“哲学思维方式”等目标；经济学专业出身的教师选择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目标）。同时，我们也鼓励专业课教师把通识教育课程的共同目标中的若干与自己课程相关的目标纳入自己的课程中。这里顺便说一句，通过把通识教育目标纳入专业课程，从而实现“通过专业课程的教学达到通识教育目的”，也许是打破“通识教育课程与专业课程‘两张皮现象”的一种解决办法。 有人可能会问：这些教师在原来课程目标基础上增加了新的目标，会不会增加他们的负担？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他们愿意吗？ 对这个问题，应该说，肯定会增加一些负担，但教师们的反应出乎预料。有些教师会感觉自己的课程的价值提高了，学生更爱听了，所以感到很高兴。况且，我们同时还采取了激励措施，所以这个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 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19个通识教育的共同目标是否达成的测量和评价问题，有些是有现成方法的，而有些则还没有方法或方法还不成熟，这就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不管怎样，“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个办法，的确在我们的改革实践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最后，必须提醒看官：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也不是可以无限“提高”的，就像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那样，显然是不行的。我们所期望的是，在一定条件下，适度增加培养目标数量，并同时给予适当的激励，是可以大大改善教学效果的。 （三）汕头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的点滴思考和感悟 汕头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除了各个专业院系所进行的以外，在基金会的倡导下，在各部门教职员工的积极参与下，全校性的改革也进行了很多探索，前后做了多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些改革，有些是借鉴国外经验进行了改造，有些是我校首创。我虽然是研究教育的，但对于有些改革内容也并不懂，只是从教育教学理论上判断是可以尝试的，所以尽可能参与其中。然而，作为学校领导，更多的是在管理上给予这些改革以保障和提供服务。多年以后，这些改革都由推进者进行了详细的总结，这里不再重复。以下是我作为教育研究者，对这些改革进行的一些零星的思考。 1.加强不等于增加。 计算机和英语这两门公共课程，在很多大学都是受到重视的。其对于一个大学生的意义不用多说。问题是如何使得这些课程既花费较少的时间又能取得较大的成效，这是汕头大学对这两门课程进行改革的根本目的。按照通常的思维，学校里面哪些东西重要，一定不断地强调要“加强”它们。而且一说到加强，往往是增加课时或者学分。这种思维有时候会把学校弄得不知所措。除了外语和计算机，基础要加强，专业也要加强；学术要加强，思想政治也要加强；基本理论要加强，动手能力也要加强；课堂教学要加强，校外实践也要加强……结果往往是，学生负担倒是增加了，学习效果并未因此而加强。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认为，提高学习效率是关键，加强不是在学分和课时上加码，而是恰恰相反，应该在减少课时和学分的同时提高效率，这才叫改革，不然就应该叫改变。那么，我们是怎样做到的？ 先说英语。前面有些部分提到了汕头大学的英语提升计划，这个计划是最早进行改革的项目。由于在新上任的茱莉亚副校长眼里，我们过去的英语教学简直就难以容忍。别的不说，就说英语教室的安排，在我到学校报到的那个暑假，英语教室刚刚把旧的桌椅换成桌子和椅子连体的新桌椅。茱莉亚看后非常不满，认为英语教学主要方式就是学生要围坐一起讨论和对话，连体桌椅怎么可以？一声令下，所有的教室的连体桌椅一概拆掉！代替它们的是可以随意摆放的桌椅，以便为各种形式的教学提供方便。 英语教学在很多大学都是有明确的学分要求的，这一点汕头大学一直以来也不例外。而且，很多大学把通过四六级英语水平考试作为毕业要求。汕头大学虽然很早就不再把通过四六级考试作为毕业要求，但由于社会上对四六级考试成绩的关注，迫使学校的公共英语教学免不了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我们当时的改革目标很明确：真正提高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而进行改革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改变过去的方式，请专家来对老师进行培训。那么培训什么？我那时才第一次知道，英语作为外语，在教学上美国还有一个专门的硕士学位。就是说，这个学位专门培养那些把英语作为外语来进行教学的教师。这个学位在中国是没有的。茱莉亚从美国请来一位获得了这个硕士学位的华裔教师，对全校公共英语课程的现有教师进行培训。一段时间后，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在很多重要的国际场合，我们的学生在英语表达方面都受到了一致好评。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进行改革后，公共英语的修习时间不但没有延长，而且还缩短了。学分也降低了一些。这项改革让我第一次体验到，加强不等于增加。 再说计算机。公共计算机课程的改革幅度也比很多大学要大，最后的结果是取消了公共计算机课程。这项改革最初主要是基于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我们发现公共计算机课程上，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来自城镇和来自乡村的学生入学前对计算机使用的熟练程度差异明显，教师教学难以兼顾。此外，还有很多学生会感觉“吃不饱”，教学内容无法满足这些学生更高的需求。而公共计算机课程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掌握在学习期间和今后工作中那些基本的操作。所以，改革是必须的。另一个因素是，香港各个大学对计算机技能的要求是通过发给学生自学软件以及定期举行计算机技能考试来实现的。这两个因素使得我们下决心改革。 谁也不会相信，汕头大学经过仔细研究和借鉴境外大学计算机教学的经验，居然在某一年宣布取消了公共计算机课程。代替它的是学生进校后的自学，学校只提供自学教程。然后安排每年四次的计算机考试，考试通过者视同获得计算机课程的学分。进行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效果比原来确实要好很多。当初我们决定改革前还有两个基本的假设：一个是，那些基础比较差的学生是会通过同学，随时随地进行计算机学习的。另一个是，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兴趣或者未来拟选择的专业，有的放矢地选择一些计算机提高课程。这两个假设都被事实验证。此外，公共计算机课程的教师本来是挂靠在计算机系的。改革后，他们与计算机系其他教师一起，或者单独开设了不少旨在深入和提高的选修课程，为那些有需要的学生提供选修机会。至此，公共计算机课程的改革告一段落。这是第二次通过实际的改革对“加强不等于增加”加深了认识。 2.班级淡化后需要替代组织吗？ 随着汕头大学实施了“国际基准学分制”，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过去按照班级进行教学的传统模式被打破，一门课程的听课学生常常各个年级和各个专业都有。班级作为一种授课的组织形式日益式微。今天，我们举行大学同学聚会，仍有很多都是以班级来进行的。但汕头大学的学分制使得班级的存在比之很多大学都显得更加虚无缥缈。基金会有人提出是否可以仿照牛津、剑桥两所大学的住宿学院，让汕头大学学生能有一个归属感，将来回校举行同学聚会，能在专业之外以同一个住宿单位相聚一起，这也是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说干就干。学校的学生工作处会同基金会有关人员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系列的院系书记们，经过一番讨论和研究，决定先搞一个试点看看。之后，一个新的、在全国也许是首创的举措应运而生，这就是汕头大学的第一个住宿学院——至诚书院。与牛津、剑桥住宿学院不同的是，汕头大学的住宿学院中，不是导师和学生同住，而是设置一个书记，配备管理员。学校的学生宿舍按照这种模式进行了改造。新的至诚书院作为试点，在很多方面都进行了大胆探索，包括以书院为单位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后来，学校又建立了另外的书院。对这些改革，由于我没有参与，而且改革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对这项改革做过很多报道和宣传。我这里只是想就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感悟。 打破班級之间的界限让不同专业的学生混住在一个书院，实际上可能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除了上面所说的，学生在专业同学之外还接触到其他专业的同学，因同住而发生交集，这显然会给大学生活带来新的挑战和新的感受。我比较关注的是，不同专业的学生混住在一起，是否对于不同学科之间思维方式的交流和相互学习、借鉴起到一定的甚至重要的作用，这倒是一个比归属感更为重要的问题。当然，混住只是形式上的，同一宿舍的不同专业的学生之间能否发生思维方式的碰撞，还需要其他一些条件。这方面倒是很希望汕头大学的有关部门将来有机会进行一些研究，想一些办法，让这种书院的形式能达到学科之间思维方式的相互交融，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好。我们讲培养模式时，文理工相互渗透，所要渗透的其实就是思维方式。诚然，学生之间通过一般的生活接触就实现一些思维方式的相互影响，这可能并不现实，但从这种接触中究竟得到了什么，没有得到什么，作为探索，却是应该搞清楚的。我希望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清楚的结论。 3.思想品德教育与专业教育、通识教育可以结合起来进行吗？ 这个问题似乎并不是个问题。“教书育人”嘛，教师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当然要育人。但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在“教书”过程中，育人的分量并不大，多数都是“见缝插针”式的，尤其理工科，能找到这样的“缝”插上针，已经很不易了。所以，思想品德教育若要与专业教育或者其他教育活动结合起来，还真地需要做一番研究和探索。 汕头大学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起因是基金会。众所周知，基金会有很多公益项目，比如西部贫困地区女教师培训项目、教育扶贫项目、医疗扶贫项目等等。这显然是汕头大学教育活动的一个资源，应该充分加以利用。基金会提出这个思路后，学校有关部门经过研究，决定从课程这个核心下手，把公益活动做成一门课程，让学生修习。其实，汕头大学早就有通过公益来培养学生思想道德方面的先例。医学院就有明确规定，学生必须参加一定时间的公益活动才能毕业。但如何将公益活动与教育，特别是与专业教育以及通识教育中的培养目标联系起来，却没有进行过探索。基金会提出这个设想后，一种新的尝试在汕头大学便开始了。 关于公益课程的细节，负责该项目的有关部门，特别是教务处，已经有了很详细的总结，而且为此还出版了专著。我这里只想谈几个感悟。 首先，通过公益活动培养学生的公益意识以及向善的品格，对学生今后的发展具有的意义可能是其他思想政治课程无法替代的。 其次，由于该课程为必修，显示了学校培养人才的明确目的，造就了学校的慈善文化。 再次，课程虽然派有指导教师，但都是由学生自己策划、自己组织、自己沟通、自己实施，充分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相应的能力。根据有关部门问卷调查，学生的收获非常大。这种课程值得推广。 又次，思想品德课程与实际的扶贫活动相联系，作为指导教师，无论是原来的专业课教师还是辅导员甚至是一般行政干部，都通过这门课程得到了锻炼，也受到了洗礼。“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在这门课程中充分得到体现。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汕头大学由于基金会的扶贫资源才有开设公益课程的便利，其他学校如何将思想品德课程与其他课程结合起来，还需要另辟蹊径。 4.人才培养特色是怎样炼成的？ 一系列的教学改革之后，总要进行一下总结和提炼。正好2006年学校要迎接教育部主持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借此机会，学校就把这几年的改革做了一个提炼，准备写在评估活动中的自评表的“学校办学特色”一栏里。谁都知道，办学特色一栏对于学校能否取得“优秀”的评估成绩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学校除了认真准备评估的所有指标提示的事情外，也特别重视学校特色的提炼和表述。 本科评估期间，为确保学校能获得优秀成绩，省教育厅都要组织一次“预评估”，请省内外评估专家来“诊断”一下学校的准备工作。预评估之前，我根据学校整体改革的特点，以及人才培养的目的与方法，提出以“国际化”、“精细化”为学校办学特色。国际化指的是我们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国际竞争力等。精细化则是我们学校未扩招而得天独厚的。但我们不能这样提，而是用“全力以赴把教学的每个环节都落实到位”这样的表述。学校经过讨论，认为可以，便在预评估时提交给评估小组。评估小组经过认真研究，反馈时觉得“国际化”的提法不合适，因为我们学校若按流行的国际化标准，留学生几乎没有，其他指标也不是很理想。評估组对“精细化”似乎没有提出异议。所以，评估组撤走后，我们就根据他们的意见准备修改。可是，基金会力主改革的一个最突出的目的就是培养的学生要面向国际，其能力和水平可以在任何国外或合资的企业、单位就职。所以，我们理解的国际化与国内对大学的国际化的评判标准还是不同的。我们针对的只是培养模式，而不是其他方面。对此，学校争论很激烈，但时间不等人。如果不用这个词语来概括，其他词语也不是太合适。一晃就到了正式评估的时间。如果保留这个词语，正式评估中如果不认同，那就意味着“优秀”成绩可能会出现危险。此时，有人忽然想起李嘉诚先生曾经说过的话。他说，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能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与别人竞争，同时又认得回家的路。这句话用来解释我们所说的国际化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大家意见统一后，就把原来的两个关于汕头大学人才培养特色的用词原封不动地搬到正式评估的材料里，只是解释中加上了李先生的这段话。 正式评估中，我们的“特色”部分得到所有专家的认可，这使得我们非常高兴。这次评估我们得到了“优秀”成绩。直到今天，“国际化、精细化”仍然是汕头大学办学的特色，也一直是我们寻求提高教学水平的方向。 5.艺术教育的特殊性问题。 早在厦门大学进行教改时，我就特别关注了艺术教育的特殊性问题，在涉及艺术教育的改革时，往往要特别考虑到这种特殊性，从而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变通。 艺术教育与其他方面的教育之所以不同，在于艺术本身追求的是个性。大学里其他的学科，大多属于科学范畴，把哲学即使归为单独一类，追求个性也只有艺术才有。艺术追求个性，艺术教育当然就一定会保护、提倡甚至崇尚这种个性。我一次与朋友微信聊天，朋友业余爱好是画画，而且画得有相当水平，自己退休后还带了若干学生学画。他问我，搞绘画在技巧方面有了一定的水准，怎样才能更上一层楼。我说我不懂艺术，但因为研究教育，所以有个说法供你参考。我说，科学讲共性，艺术追求个性。“站在巨人肩膀上”这样的话多被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引用，证明了前者；而“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样的话出自诗人但丁，则证明了后者。因此，绘画在技能相同的情况下，它体现的个性则是进步的基石。 我说的这句话可能谁都会说，可是要真地落实在具体的事情上，可就没那么容易。我经常看到很多大学在进行改革时，大学的艺术专业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专业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无论是学生学业考核还是教师业绩评判，都存在所谓的“一刀切”现象。所以才有艺术学院教师评职称也一定要发表论文的事情发生。当然，后来确实改变了很多。但在处理艺术教育和其他科学专业教育的差异上，至今仍然可以看到不合理的现象。我希望这些不合理现象能越来越少，这是我写下这一小段感悟的原因。 （责任编辑 胡弼成）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