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教育质量观探析 |
| 范文 | 程斯辉+李汉学 摘要： 大学校长的教育质量观对实现大学的办学质量具有思想统领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学校长有什么样的教育质量观，就可能办出什么质量的大学。考察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教育质量观，其突出的特征是他们秉持系统的教育质量观。这种系统的教育质量观是由学校质量观、人才质量观、教师质量观、学生质量观、课程质量观、管理服务质量观、校园环境质量观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学校质量观和人才质量观是纲领，学生质量观是核心，教师质量观是关键，课程质量观是基础，管理服务质量观与校园环境质量观是保障。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教育质量观及其实践，对当下中国高校提升辦学质量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关键词：中国近代；大学校长；教育质量观；学校质量观；人才质量观；教师质量观；学生质量观；课程质量观 中图分类号：G640；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8）01-0011-06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国家确定的战略主题，是高等学校的内在需求，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也是高等教育领域需要持续努力破解的难题。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出现了一批名校，这些学校因人才培养的高质量被后世称道。人们一般认为，近代中国高水平大学的出现与其主政的著名校长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近代著名大学之著名校长是如何实现办学高质量的？这些著名大学校长秉持的是什么样的教育质量观？他们又是怎样将其教育质量观加以落实的？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教育质量观及其实践对当下中国高校提升办学质量有何现实意义？等等，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大学校长的教育质量观对实现大学的办学质量具有思想统领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学校长有什么样的教育质量观，就可能办出什么质量的大学。考察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教育质量观，其突出的特征是他们秉持系统的教育质量观。这种系统的教育质量观主要是由学校质量观、人才质量观、教师质量观、学生质量观、课程质量观、管理服务质量观、校园环境质量观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一、大学质量观：主张研究和传播高深学问 大学校长的学校质量观是对“办什么样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的思考而形成的基本主张。大学校长的学校质量观关乎着大学的发展思路和定位，是学校工作的指导纲领。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学校质量观有诸多共通之处。对此，笔者曾进行过这样的归纳：一是把握大学使命，彰显大学精神，办理想、境界高远的大学；二是尊重学术规律，维护学术尊严，办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大学；三是重视学校管理的建章立制，办运行有序的、法制化的大学；四是注重教授治校与学生自治，构建富有活力的、民主的大学；五是严格培养过程管理，努力办高质量的大学；六是既重视开源，更重视节流，办节约型大学；七是集中力量，形成优势，办有特色的大学；八是通盘筹划学校发展，创建目标明确、环境优美、校风纯正的大学[1]。实际上，对办什么样的大学、大学应具备什么样的品质的回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所言“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学府的观点成为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共同信守的理念。 可见，在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心目中，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不是培养官吏的场所；大学是崇尚学术、追求真理的地方，不是追名逐利的场所；大学要有兼容并包的胸怀，不能狭隘，不能用一种文化排斥另一种文化，用一个流派排斥另一个流派，用一种思想排斥另一种思想。大学是社会的表率，不仅要适应社会，更要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管理有序、环境美化来引领社会的发展。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学校质量观反映了大学发展的规律，体现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根本规定性，因而对大学的质量建设真正起到了指导作用。 二、人才质量观：主张拥有全面素质 大学校长的人才质量观是对大学应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人才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这一问题的回答。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培养高素质人才在中国近代发展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深重的民族危机赋予了大学培养高素质人才之紧迫任务。因此，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人才质量观往往着眼于人才是否适应国家所需，是否能够为国家所用，是否能够肩负起救国的使命。具体来讲，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人才质量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才应是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即有生产知识和生产能力、能够自力更生的人，其能够通过大学学习实现自我发展并参与社会改良。如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认为，“教育要养成活泼的人，能自动的一个人；要养成他做一个有能力去改良社会的人；要养成有生产的能力的人”[2]。二是人才应为有思想的人。教育不仅是要授人以知识，更要帮助人学会思考，具备一定的思想。如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认为，大学培养的人才必须是有头脑的人，有缜密思考的习惯。三是人才应是有健全人格的人。近代著名大学校长非常看重健全人格，强调大学“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3]（p1）。四是人才应是有健康体魄的人。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特别要求学生锻炼身体，反对成为埋头伏案的病弱书生。在人才类型上，近代著名大学校长于“专才”和“通才”之间，更倾向于全面发展的“通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指出，要使国家工业化，须解决的问题很多，如资源问题、资本问题、人才问题，“而人才问题又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组织人才，一是技术人才”，“只靠技术人才，是不足以成事的，组织人才的重要至少不在技术人才之下”[4]（p70）。在他的心目中，组织人才即为通才，这种通才是既通学理、又懂技术，既了解社会、人文，也知晓自然的人。总之，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眼中的人才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 三、教师质量观：主张堪为表率 大学校长的教师质量观是对“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大学教师”“好大学教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等问题所做的基本回答。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在办学治校过程中非常倚重教师、非常尊重教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从“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的基本主张出发，提出了“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的著名观点[4]（p180）。在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心目中，“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他指出：“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的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5] 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普遍认为，大学教师须具备知识、技能、职业道德和专业发展能力等多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是应具备高深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学术视野。蔡元培认为，大学教师“于其所任之学科，必详博综贯，肆应不穷，而后能胜其任也”[6]。二是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近代著名大学校长们认为，大学教师既然选择了教育道路，就应该专心致志，要有“安贫乐道之志趣”[7]（p621），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业当中，不被其它琐事所累。三是应具备良好的教育教学专业技能。蔡元培要求大学教师不仅自己要有学问，还要传授学生有学问；大学教师不仅自己要对学问有兴趣，还要能够引起学生對学问的兴趣。 为保证教师质量，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都竭力网罗卓越教师。一是坚持“兼容并包”“唯才是举”。如蔡元培在北大任上对于教师的引进不拘泥于学历和政治立场，而以学问、能力为考察标准。辜鸿铭学贯中西，知识渊博，其传统做派和文化立场不为当时新文化学者所认同，但蔡元培校长仍力排众议，聘其为北大教授。正是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的精神和“网罗众家”的气概最终使北大成为中国自由文化之中心，确立了其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二是尊重与发掘学者的价值。如梅贻琦在清华任上积极发掘、聘任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以真诚的态度和优厚的待遇吸引和留住人才，最终使清华大学的师资水平“无论就其资历、学术水平或集中程度来说，在国内都是无与伦比的”[8]。三是以一流的眼光重视大学教师的国际交流。如梅贻琦指出，“吾人以为将欲提高国家学术水准，端赖罗致世界第一流学者，来华讲学。”[4]（p70）在此思想指导下，清华大学通过长期聘任或短期教学的形式力邀欧美等国家的一流学者来华任教，提升了清华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化水平。 四、学生质量观：主张学成领袖 大学校长的学生质量观是对“培养什么样的大学生”“大学生应养成什么样的品质”等问题思考后形成的基本看法。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学生质量观主要体现在以国家精英、民族脊梁、社会领袖的标准要求学生。在对学生的要求上，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共识有以下几点：一是大学生应潜下心来“求学问”。蔡元培从其大学质量观出发，明确指出“学生的天职是学习和研究高深学问”[9]（p199），专心学业是学生求学的基本任务。二是大学生应砥砺德行“学做人”。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谈到学生时认为，应通过大学教育帮助学生“明了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同时要重视个人修养，养成吃苦耐劳的品质”[4]（p99），学会“做人”。三是大学生应“立志向”，努力成为将来的领袖。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无一例外都把人才培养视为国家和民族振兴的希望，认为学生应树立远大志向，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胸怀。蒋梦麟在谈到学生发展时，就希望青年抱高尚的理想，并为之努力奋斗，最终通过个体力量的汇集形成国家和民族振兴的宏大力量。竺可桢对学生讲：“你们要做将来的领袖，不仅求得了一点专门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键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10] 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对学生质量的要求是明确的、高标准的。这种明确而高标准的学生质量观，对学生积极性、主动性的激发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明确了学生的学习目标、解决了学生学习的动力问题，对高质量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价值。 为保证学生质量，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都能不拘一格选拔优秀学子。民国时期大学招生多以学校自主招生为主，重视对学生能力的考察，体现出了鲜明的精英化特征。在招生考试上，各高校根据学校具体情况在考试科目和试题难度上多有所差异，如“1920年北京大学招考简章中就自主规定了投考本科英文学、法文学、德文学、俄文学者试验科目的程度”[11]，充分体现了学校在学生招录中的自主权。同时，在遇到偏才、怪才等确实有培养潜力的特殊学生时，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往往能够不拘一格地选拔学生，并不拘泥于具体的考核标准，避免“沧海遗珠”。 五、课程质量观：主张科技与人文融合 大学校长的课程质量观是对“开设什么样的课程对大学生最有价值”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包含着对大学为大学生提供什么样的学习内容的思考。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必须以教育内容的学习即课程的学习为基础。课程教学是大学进行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也是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关心的核心内容之一。 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课程质量观最突出的特征是主张文理兼通、中西兼学，强调科技与人文的结合。蔡元培认为，“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之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于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12]。因此，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蔡元培从学科的彼此联系、文理的相互渗透出发，强调课程的学习要文理兼习，学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课程，学习文科者也要兼习理科课程。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强调中西文化的沟通，倡导学习西方的长处，弥补我们的短处，促使中华文化更加完备；强调通过中西文化的沟通来提升大学的学术标准。因此，陈裕光在金陵大学强调英文与国文并重，将西方自然科学、中国固有之历史、人文社会科学、西方哲学、法律、文学、教育学等的前沿理论与方法等列为必修课程或为选修课程。 为保证大学生的学习质量，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有一个共同的举措，就是重视图书馆建设，重视人类文明成果的收集，即蔡元培所言的“囊括大典”。在他们的心目中，建设好图书馆，使教师研究时有资料可资借阅，使学生求学时有书读，这对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有重要价值。1922年北大成立25周年时，蔡元培讲到今后的一年中要办三件事，“第一，造成一个大会场，造一所好的图书馆，能容纳多数人在里边看书；第二，要印出关于世界上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三部丛书；第三，希望组织一个普遍的同学会。”[7]（p621）由此可见，建图书馆、囊括大典、收集人类文明成果在蔡元培心目中的地位。蒋梦麟为北大校长时非常重视图书馆的建设，经过他多方奔走筹款，北大新图书馆于1934年开始兴建，1935年8月建成，为师生提供了很好的阅览条件。王星拱出任武汉大学校长后，同样非常重视图书馆的建设，重视图书资料的购置。1933年12月，他向全校师生报告时指出，“图书馆是学校之精华，而且在本校布置之中，乃是一个中心建筑，是急于要造的。”[13]1935年9月落成的武汉大学图书馆成为该校早期建筑中的佳作典范，不仅是武大师生学习研究的好场所，其作为建筑本身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文物价值，它已成为武大师生神圣的殿堂。 六、管理服务质量观：主张严慈相济 大学校长的管理服务质量观是对大学管理服务怎样才能提高效率、使师生满意的思考。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管理服务质量观具体表现在学校要依规办事、民主管理、贴心服务上。 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多推崇制度治校，既注重学校管理的纲领性法规（如学校章程的构建），也重视具体工作规则的确立，使学校的运转形成了即使少数主管不在，也能照章办事、照常运转的格局。如张伯苓在谈到学校组织管理时指出，“本校政策即将学校作成一法制学校，总不使一人之去留影响于全校……各事既有秩序，则无论何人视事均能依旧进步”[3]（p128）。 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坚持民主办学，坚持教授治校。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即将教授治校确定为治校方针，他指出，“本校事务，是全体职员共同负责的，全体职员的组织，果然稳固，即有一二分子的变动，如更换校长等事，当然不成问题”[7]（p373）。在蔡元培看来，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是与以往少数人治校根本不同的一种制度，它不仅能够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而且能够使学校的运转保持稳定性，能够有效地应对学校可能面临的各种变故。蔡元培在北大治校的成功，促使很多校长在学校管理中确立了“教授治校和民主办学的基本原则”[9]（p240）。 提高学校管理服务质量，关键是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既重视学校规程和规范等整体性的制度建设与执行，同时也关注具体工作制度的建设与落实。如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校长任上组织制定了《清华学校规程》，林文庆在厦大任上组织制定了《厦门大学组织大纲》，李登辉在复旦任上组织制定了《复旦大学章程》，陈裕光在金陵大学组织制定了《金陵大学总章程》等。这些学校总纲的制定和实施，明确了学校的性质、发展方向、权责利益，保证了学校管理的有序运行。对于具体制度的建设与落实，近代著名大学校长也非常重视。如梅贻琦在清华大学主持制定了《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议事细则》等相关具体制度并严格贯彻实施，较好地协调了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和校长四者的关系。李登辉在复旦任上主持制定的《复旦大学师生代表联席会议组织大纲》、《复旦大学校务会议规程》等，陈裕光在金陵大学校长任上组织制定了《金陵大学教务简则》、《金陵大学各种奖学金及贷金条例》等等，为学校各项具体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了保障。 在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看来，提高学校管理服务质量，关键还是要树立“学术是基本，行政是辅助”的观念，要防止学校衙门化。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周鲠生指出，从前蔡元培先生提出“行政学术化”，不料现在却是“学校衙门化了”，“要知道，一个大学的学术工作乃基本，而学校行政，不过是辅助学术工作的进行。我们今后应当本着这种精神，使本校一切避免衙门的习气，维持学术的尊严。不然的话，就是一个一等的大学，在学术上站不住脚，地位也会降低下去的。”[14]（p206） 七、校园环境质量观：主张校园美术化 在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心目中，美化学校环境对提高教育质量有着重要作用。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曾讲：“我喜欢把我们的校园弄得很好看，美丽。我相信学校环境对于学生思想的影响很大。环境好，学生心中自然快乐，书也可以读得好一点，最重要的，可以养成乐观的人生观。抱乐观的人才能对于社会与国家有所贡献。我觉得人生离不开道德，道德是精神美。道德思想在学生时代需要培养。物质环境对于道德思想的培养有密切的关系。因之我竭力求我们校园的美术化，使得学生身处其中，思想清洁，心身愉快，成为发奋有为的青年。他们快乐，我便快乐了，这即是我的兴趣之所在。我认为教育与美术要打成一片。”[15]在李登辉看来，追求校园美术化，创造美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学生在学校里就会快乐，就会乐观向上；学生的思想道德情操就会得到陶冶，进而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为了提高环境育人的质量，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一般会花费许多心力来谋划大学校园的建设。王世杰在武汉大学设计和建设校舍的过程中将大学校园建设的内涵概括为“坚固、避免奢华和体现美术性”[14]（p125-126）等三原则，强调大学校园建设实用性、简约性和美观性的结合。同时，他认为“良好的设备是建设一所良好大学的基本条件”[9]（p248），强调应通过增加经费，采购图书、仪器设备以满足大学办学的需要。 建设美好的校园环境，需要不断改善办学条件，而改善办学条件，需要争取教育资源、筹措教育经费。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一般是筹措经费的能手。一是積极争取国家教育经费支持。如蒋梦麟多方奔走，为北大图书馆、地质学馆等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向国家申请建设经费，使得当时北京大学办学的条件被称为“全国各校之最”[16]，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二是多渠道募集社会资金。中国近代由于国家财政的孱弱，单纯依靠政府经费难以支撑大学的正常运转，特别是一些私立大学更是难以得到政府经费支持。为此，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都能广开门路，多渠道向社会募集办学经费，有效缓解了学校办学经费不足的窘境。如张伯苓在治理南开大学时就通过校董会募捐、社会募捐、成立专门筹款委员会等方式为南开大学建设募集经费，成就了“社会实可谓南开之保姆，而南开实乃社会之产儿”[17]的佳话。三是开放式筹措教育经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与西方联系日益密切，在办学经费上，校长们也开始重视与国外基金组织的合作交流。如张伯苓在南开就通过开放式的筹资策略，接受国外基金组织的正当性捐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校的办学困境。 综观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办学历程，其鲜明特征是有着系统而明确的教育质量观的引领。在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系统的教育质量观中，学校质量观和人才质量观是纲领，学生质量观是核心，教师质量观是关键，课程质量观是基础，管理服务质量观与校园环境质量观是保障。正是这种系统教育质量观的统领和实践转化，才使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在艰难的岁月中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出了许多栋梁之才，才使当下中国一流大学的建设与发展有了优良的历史基础。事实上，在提升中国高校办学质量新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教育质量观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但当下中国的一些大学校长还没有形成明确的系统的教育质量观，因而其办学实践也就缺失明确而系统的教育质量观的引领，这已成为制约大学办学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提高大学办学质量，需要大学校长形成学校质量观、人才质量观、学生质量观、教师质量观、课程质量观、管理服务质量观与校园环境质量观有机统一的“系统教育质量观”，为办学质量的提升提供全面的思想引领。 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不仅有明确而系统的教育质量观，而且能将其教育质量观落实到学校办学的每一个环节当中。考察时下有些大学校长的办学实践，提高办学质量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喊口号”、“在办公室里管质量”的现象。有的校长虽然已经有了自己的教育质量观，但由于种种顾虑或限制，不能将自己的教育质量观很好地落实到具体办学实践中。“校长实际管理工作最终表现出的权力活动过程，无不是以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等行政管理过程来体现、以行政首长的指挥和领导的功能发挥来实现的。”[18]因此，大学校长在形成了自己系统而明确的教育质量观之后，最应下功夫的是将其落实到具体办学实践中。在提高办学质量的过程中，大学校长应走进教师生活、学生生活、课堂生活、校园生活，推进教育质量观与学校发展实践的结合。 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为提高办学质量，做到了把教育质量观转化为具体而明确的规章制度，从而使提高办学质量有了较完备的制度保障。当下我国大学校长在办学实践中应努力实现教育质量观的制度转化，将教育质量观具体转化为学生管理制度、教师管理制度、课堂教学管理制度、服务管理制度、校园环境管理制度等学校具体的管理制度，构建起学校办学质量提升的全面制度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 程斯辉.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办学的八大特色[J].高等教育研究，2008（2）：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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