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父母身体健康状况与大学生的幸福感 |
| 范文 | 摘要： 目的：探索父母身体健康状况与大学生幸福感的关系。方法：对内蒙古地区10所高校抽样2780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采用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多因素方差分析、回归分析、F检验和t检验等量化研究的方法探讨父母身体健康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的关系。结果：父母身体健康状况不同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具有显著差异，且在诸多变量中“父母健康状况”与大学生幸福感的相关系数最大。结论：父母身体健康状况对大学生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父母健康状况很差的学生的幸福感比父母健康状况很好的学生的幸福感低。父母健康状况、家庭结构、经济状况与性别因素一起能够解释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变化的3.6%，而父母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结构与性别因素一起能够解释大学生心理幸福感变化的2.7%。 关键词：父母身体健康状况；家庭背景；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内蒙古；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 G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8）03-0087-10 收稿日期：2018-03-21 作者简介：侯振虎（1976-），男，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人，内蒙古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内蒙古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示范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美国东北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学生发展与高等教育管理领域的研究；Chieh Li，博士，美国东北大学应用心理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许晓芳，呼和浩特民族学院教育系讲师。 一、文献综述 目前，幸福感及其相关研究已成为一个在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都十分关注的热门课题。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言，幸福是人类主要关心的问题[1]。幸福感是关于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的总体范畴，是人们以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为基础对自我存在状态的一种主观心理体验，也是由动机、目标、认知、情感和人格等心理因素与外部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心理功能和状态[2]（P50）。家庭是学生成长的重要环境与依托，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不容忽视。 来自2015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显示：健康与幸福感紧密相关，超过40%的受访者将“家人健康”作为决定个人幸福和家庭幸福的基础，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家人健康”是决定个人幸福和家庭幸福最重要的四大因素之一[3-4]。国外的研究已证实健康状况对人的情绪和幸福感有影响[5]。由此推测，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家庭成员健康，特别是父母的健康，会影响子女的幸福感。因为父母的健康状况差往往会影响他们的体力、精力和心情，从而影响家庭氛围和对子女的关照，甚至会影响到工作与家庭经济状况，这些都可能会增加家庭成员的生活与精神压力，从而影响子女的幸福感，包括上大学的子女的幸福感。但是目前尚稀这方面的实证研究。 对大学生而言，除父母身体健康状况外，家庭背景中的其他因素，如家庭经济收入、家庭结构、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等对幸福感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既往研究显示，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的健康、认知发展和社会情感等具有广泛影响[6]；也有研究发现家庭的社会阶层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与心理资本具有重要影响[7-10]。从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体幸福感的关系来看，虽然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受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的程度有所差别[11]，但总体而言，过去的大量研究支持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12-17]。同时，学界也有不少研究在探讨双亲家庭与非双亲家庭等家庭结构因素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幸福感的影响[18-25]。虽然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分歧，但更多的学者认同“学生的成长虽然与家庭结构的完整性有一定的关系，可更重要的是家庭生活环境和教育方式”的观点[26-27]。 上述文献梳理与总结发现，学界在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等家庭背景因素与大学生幸福感的关系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已往的研究在考察家庭背景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时候鲜见将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作为关键变量而予以充分考虑，至今尚未发现有关父母健康状况与大学生幸福感关系的实证研究。因此，以下问题值得探讨：（1）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与大学生的幸福感是否有关？（2）如果有，表现在主观幸福感方面还是心理幸福感方面？具体情况怎样？（3）已有文献表明家庭的经济状况对大学生的幸福感有影响，那么父母的健康状况与家庭的经济状况对大学生的幸福感是否有交互作用？（4）不同的民族整体上有着相对不同的家庭文化、价值取向与精神面貌。生活在中国北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蒙古族大学生在父母健康状况与幸福感的关系上与汉族大学生会不会有所不同？随着当今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变迁，这种民族文化的影响力是否还依然显著？以上这些在已往的研究中没有回答或还没有回答充分的问题正是本研究关切的重点。 二、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与被试构成 调查数据来源于内蒙古地区高校大学生幸福感调查研究课题组于2015年开展的内蒙古地区大学生综合幸福感调查。该调查先根据学校的类型特点和总体规模确定了内蒙古地区的8所本科院校和2所高职院校为样本抽取单位，再在每一所高校里按照整群分层随机抽样为主、方便抽样为辅的方式整班进行抽取。具体调查执行由接受过专门培训并考核合格的人员在院校相关负責人的协助下集体施测，问卷要求无记名回答并在30分钟左右完成。10所学校的3150名大学生参加了调查，实际取得的有效样本总数为2780，有效率为88.25%。样本的年龄为20.297±1.431（最小值16，最大值27）。样本在各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分布情况详见表1。 2.测量工具与变量选择 （1）测量工具。本研究使用的核心调查工具为苗元江编制的《综合幸福问卷》（MHQ-50）[2]（P57-89）。该问卷由综合幸福感、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三个幸福感指数和九个分量表组成。其中生活满意、正性情感、负性情感三个分量表用于测量被试的主观幸福感，而生命活力、健康关注、利他行为、自我价值、友好关系、人格成长六个分量表测量被试的心理幸福感，问卷主要以7级计分为主。经研究证实，该量表具备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中该问卷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在0.729-0.947之间，问卷包含的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整体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50、0.820，心理幸福感与整体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968。因篇幅所限并考虑到心理幸福感与综合幸福感之间的高度相关，本文仅采用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两个分量表。原问卷在编制时进行了效度检验，本研究再次以一般情况调查表中的“对自己生活的总体感觉”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整体幸福感量表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效度检验（相关系数分别为0.443、0.370和0.425）。根据主观幸福感就是愉快情感体验的理论，主观幸福感可通过比较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何者占优势加以判断[28]。本研究中，主观幸福感总分=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主观幸福感平均分=主观幸福感总分/题项总数。心理幸福感平均分=心理幸福感总分/题项总数。同时，在调查数据中的“大学生一般情况调查表”，涵盖了研究样本的年龄、性别、民族、年级、生源地、父母的文化程度与健康状况、家庭经济困难与家庭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等具体信息。 （2）主要自变量选择。由于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仅仅是家庭背景中一个方面。而且以往的研究表明，家庭背景所包含家庭经济收入、家庭结构、父母文化程度等其他要素也可能对学生的幸福感产生影响。因此，在考察父母健康状况与大学生幸福感的关系时，我们同时将反映家庭背景状况的其他主要变量与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一并作为主要自变量而进行分析。另外，性别、年级、民族、是否为独生子女以及家庭所在地区等人口学变量也可能影响学生的幸福感。因此，我们对这些变量也进行了考察。这样，研究最終确定了如下变量：一是父母身体健康状况。父母身体健康状况是通过大学生一般情况调查表获得的，分为五级：很好=5，较好=4，一般=3，较差=2，很差=1。二是家庭经济收入。已往的研究大多以调查样本的家庭年收入或月收入为核心指标来界定家庭经济收入。但实际操作过程发现，单纯由被试报告的家庭经济收入往往会受到被试对调查目的自我估计与农牧区收入计算的复杂性而影响数据的准确性。为了增加数据的客观性和可信度，本研究依据被试回答是否在学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为衡量标准，将家庭经济收入分为经济贫困组和非贫困组。三是家庭结构。家庭结构主要划分为双亲家庭与非双亲家庭，非双亲家庭包括父母分居、离异、一方去世以及孤儿家庭。四是父母文化程度。根据布迪厄文凭是制度化文化程度的典型形式的观点[29-30]，本研究将被试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父母文化程度的具体指标，对被试父母受教育程度划定为“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五个层次。此外，还包括了民族、性别、年级、家庭居住地区和是否独生子女等人口学变量一起进行了相关分析。 （3）因变量。因变量主要是被试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包括9个维度，即支撑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维度：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负性情感；支撑心理幸福感的六个维度：生命活力、健康关注、利他行为、自我价值、友好关系、人格成长。已往研究成果多以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而加以考察，目前理论界关于家庭经济收入、父母文化程度和身体健康状况对大学生心理幸福感影响的研究很少。本研究特将心理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一并纳入因变量来观察父母健康状况和家庭背景与幸福感的关系。 3.数据分析 统计前先对数据进行了清洗与核对，然后根据假设要求，采用SPSS24.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信效度分析、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多因素方差分析、回归分析、F检验和t检验等。多因素方差分析（MANOVA）同时考察了多项自变量（父母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结构、父亲文化程度、性别）和多项因变量（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以及幸福感的9个维度）。考虑到样本中父母健康状况各组人数分布不均的问题，研究选用了Pillais Trace多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它不要求自变量在各组的数目均等。另外，方差分析之后，在对各组平均分做差异显著性检验时，为了控制一型错误，采用了Bonferroni检验。在相关分析中，我们采用了斯皮尔曼系数，因为我们的数据既有连续变量也有离散变量，斯皮尔曼系数对我们的数据适用。 三、研究结果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父母健康状况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都有显著关系。父母健康状况以及其他家庭背景因素与大学生幸福感的关系详细报告如下。 1.父母身体健康与大学生幸福感 多因素方差分析表明，父母身体健康状况不同的学生在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方面有显著差异（F[df1=8，df2=5，400]=3.09， P=0.002）。组间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揭示父母健康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之间的显著关系（见表3A）。用Bonferroni检验对各组平均分进一步比较发现：父母健康状况很差的学生比父母健康状况很好的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均分低1.15（P<0.001）、心理幸福感均分低2.10（P=0.005），比父母健康状况较好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均分低0.81（P<0.023）、心理幸福感均分低1.40（P=0.190）；父母健康状况较差的学生比父母健康状况很好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均分低0.90（P<0.001）、心理幸福感均分低2.12（P<0.001），比父母健康状况较好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均分低0.55（P=0.002）、心理幸福感均分低1.42（P<0.001）。但是，父母健康状况很差和较差的学生与父母健康状况一般的学生在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方面没有显著差别。而父母健康状况一般的学生比父母健康状况很好的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均分低0.72（P<0.001）、心理幸福感均分低1.53（P<0.001），比父母健康状况较好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分低0.38（P=0.007）、心理幸福感均分低0.83（P=0.009）。以上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父母身体健康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都有正向关系。在控制了家庭经济、家庭结构、性别以后，父母健康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偏相关为0.117，与心理观幸福感的偏相关为0.126（两个偏相关都显著，P值都小于0.01）。 通过分析父母健康状况不同的大学生幸福感的九个分量表分数，我们进一步了解父母健康状况好的学生比父母健康状况差的学生在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方面的优势体现在哪些维度。从表3A中“生活满意”到“人格成长”九项的均分、标准差、F值、P值可以看到，父母健康状况很好和较好的大学生呈现出较高的生活满意度、生命活力、健康关注、利他行为、自我价值、友好关系以及人格成长。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父母的身体健康与家庭经济状况之间也具有显著相关（r=0.266， P<0.01，见表7）。父母健康状况很差而且家庭经济又困难的学生比父母健康状况很差但是家庭经济不困难的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分低0.67，但在统计上没有达到显著水平（P=0.219）（见表3B），而心理幸福感平均分没有明显差别。然而，父母健康状况很差而且家庭经济又困难的学生比父母健康状况很好且家庭经济又不困难的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分低1.76（差异显著，P<0.001），心理幸福感平均分低2.59（差异显著，P=0.002）。但本研究中，父母身体健康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在主观幸福感或心理幸福感方面的交互作用在统计上没有达到0.05显著水平（主观幸福感F[df1=4，df2=2770]=1.781，P =0.130；心理幸福感F[df1=4，df2=2770]=1.878，P =0.111）。 2.家庭经济状况与大学生幸福感 结果显示，家庭经济是否困难与大学生的幸福感之间有关系（主观幸福感r=0.099， P<0.01；心理幸福感r=0.046， P<0.05；见表7）。家庭经济不困难的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均分都稍高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但多因素方差分析表明两组之间幸福感的差异在统计上没有达到显著水平。然而，家庭经济不困难的学生在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生命活力等维度的得分都显著高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见表4）。 3.家庭结构与大学生幸福感 家庭结构与学生的幸福感也有关系，但较小（主观幸福感r=0.099，P<0.01；心理幸福感r=0.093，P<0.01；见表7）。多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当与父母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父亲文化程度、性别同时检验时，来自双亲家庭与来自非双亲家庭的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平均分数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别。得注意的是，来自非双亲家庭的学生在负性情感方面的平均分数显著高于来自双亲家庭的学生（详见表5）。 4.父母文化程度与大学生幸福感 统计发现，父亲的文化程度和母亲的文化程度高度相关（r=0.632），且父母文化程度与家庭经济状况有显著相关（分别为r=0.371，P<0.01；r=0.335；P<0.01），再加上有些自变量分布不均匀，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就容易违背多因素方差分析的假设要求，故将父亲文化程度和母亲文化程度分别放在具有同样多项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多因素方差分析模型中检验。为了防止一型错误，对统计显著性标准做了Bonferroni矫正，即α=0.05/假设检验次数。在本F检验中，α=0.025，即P=0.025时才達到显著水平。在多因素方差分析中，当与父母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结构、性别同时检验时，父亲文化程度与大学生的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从表6A中的平均分数来看，父亲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都最高，大专的居第二位，其次是初中及以下和高中的。幸福感最低的学生来自父亲具有中专学历的家庭。（见表6A）。 在考察母亲文化程度与大学生幸福感的关系时，我们用多因素方差分析（MANOVA）同时考察了多项自变量（父母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结构、母亲文化程度、性别）和多项因变量（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以及幸福感的9个维度）。结果表明母亲文化程度与大学生的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母亲文化程度不同的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并不显著，心理幸福感的均分差异显著，具体差别主要体现在生命活力、健康关注、友好关系和生活满意等维度（见表6B）。 5.父母不同身体健康状况的蒙古族与汉族大学生的幸福感 虽然民族与家庭经济状况、父母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结构、父亲文化程度、家庭居住地区以及是否独生子女都有显著相关，但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之间的相关都不显著（见表7）。多因素方差分析也表明，民族在幸福感方面的差异并不明显。单因素方差分析也揭示了蒙古族和汉族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方面都没有显著差异父母健康状况与民族的交互作用（民族×父母健康状况）也并不显著。 6.父母健康状况在什么程度上会影响大学生的幸福感 在考察家庭环境和人口学变量与大学生幸福感的关系时，我们首先对10个人口学变量，即父母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结构、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家庭居住地区、民族、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进行了初步相关分析（见表7）。分析结果表明，在10个人口学变量中有5个变量（父母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结构、家庭居住地区、性别）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都有依赖关系，有两个变量（年级、是否独生子女）与心理幸福感有依赖关系，有一个变量（父亲文化程度）与主观幸福感有依赖关系。在这些相关系数中，父母健康状况与大学生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从而进一步了解父母健康状况在什么程度上影响大学生幸福感。在建立多元回归方程的过程中，为了得到最优的回归方程，研究选用了逐步回归方法。表8A呈现了从逐步回归方法中得到的主观幸福感的最佳回归模型，表8B呈现了心理幸福感的最佳回归模型。F检验表明两个回归模型都显著。首先，预测主观幸福感的回归模型F[df1=4， df2=2775]=26.206， P<0.001；R2=0.036。这表明模型虽然显著，但是四个预测变量（父母健康状况、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状况、性别）加在一起仅能解释主观幸福感变化（variability）的3.6%。根据表8A显示的结果，父母健康状况、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状况以及性别一起，对内蒙古地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得分有如下影响（或预测）：主观幸福感分数=3.329+0.259（父母健康状况）+0.419（家庭结构-双亲家庭）+0.362（家庭经济状况-不困难）+0.321（性别-女）。这里父母健康状况评估单位为1-5级（1=很差，5=很好）；家庭结构中非双亲家庭=0，双亲家庭=1；家庭经济状况困难=0，不困难=1；性别：男=0， 女=1。从表8A中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可知：父母的健康状况每升高一级，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分数就提高0.259（此样本中主观幸福感的平均数=6.0614，标准差=2.3172，最低分=-2.57，最高分=13.00）。 预测心理幸福感的回归模型F[df1=3， df2=2776]=25.706， P<0.001；R2 =0.027。模型虽然显著，但是三个预测变量（父母健康状况、家庭结构、性别）加在一起能解释心理幸福感变化的2.7%。根据表8B报告的结果，父母健康状况、家庭结构和性别一起，对内蒙古地区大学生心理幸福感分数有如下影响（或预测）：心理幸福感分数=25.824+0.653（父母健康状况）+0.943（家庭结构-双亲家庭）+0.513（性别-女）。此处预测变量的单位与表8A相同。从表8B中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可知：父母健康状况每高一级，大学生心理幸福感分数就提高0.653（此样本中心理幸福感的平均数=30.7211，标准差=5.2235，最低分=8.77，最高分=42.00）。 四、结果讨论 父母健康状况对大学生幸福感影响的探索性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具有重要的价值。理论上可以为深入探讨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奠定基础，实践上可以帮助教育工作者增进对学生的了解，并注重结合学生的家庭背景因素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 本研究发现，父母身体健康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正向关系大于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结构、父母文化程度、性别、年级、居住地区以及是否独生子女与大学生的幸福感的关系。总的来说，父母健康状况好的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都显著地高于父母健康状况差的大学生。父母健康状况很好和较好的大学生呈现出较高的生活满意度、生命活力、健康关注、利他行为、自我价值、友好关系以及人格成长。尽管文献检索发现以往研究鲜见关于父母身体健康与大学生子女幸福感的关系，但发现个别研究探讨了父母身体健康水平与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关系，即父母的身体健康越好，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就越高[31-32]。这与本研究的结果有相似之处。著名的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Ogburn，1934）曾提出家庭具有“生育、保护、社会化、规范性行为、情感交流和提供社会地位”六大功能[34]。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很可能会影响家庭功能的发挥，父母的健康状况差往往会影响他们的体力、精力和心情，从而影响家庭氛围和对子女的关照，甚至会影响到工作与家庭经济状况。这些都可能会增加家庭成员的生活与精神压力，从而影响子女的幸福感。虽然学术界已有大量关于大学生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但家庭背景一直是个“隐性”的问题。本研究发现，父母健康状况很差且家庭经济又困难的学生，比父母健康状况很好且家庭经济又不困难的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都低。此研究结果提示，父母身体健康对大学生子女幸福感非常重要。教育工作者与政策制定者应该对那些来自“贫穷与疾病叠加”家庭的大学生要予以格外关注。在资助服务工作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其他家庭背景性因素的影响。同时，已有研究发现，团体心理辅导能够有效提升大学生的幸福感水平，高校的心理健康服务部门也可以考虑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幸福感的干预工作[34]。 本研究的另一些结果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第一，我们现在了解到父母健康状况与大学生的幸福感有关系，但是还不了解父母健康状况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认知与情感过程，也还并不清楚父母的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对大学生幸福感影响的异同。国外已有研究表明，家庭中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会对孩子的情绪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35]。但本研究没有涉及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所以尚不了解中国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大学生的幸福感的影响。第二，本研究显示父亲文化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都最高，但是母亲的文化程度与大学生的幸福感之间就没有呈现这样的关系。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第三，虽然蒙、汉族大学生的家庭文化不同，但他们在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方面均未见显著差异。这与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变迁的关系是怎样的？可能的原因还有哪些？第四，父母健康状况、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状况和性别因素加在一起仅能解释主观幸福感变化的3.6%，父母健康状况、家庭结构和性别因素加在一起仅能解释心理幸福感变化的2.7%。这说明影响幸福感的核心因素确实值得继续挖掘。例如有学者就提出，生活满意度的鲜明程度与主观幸福感是大多数人的非常稳定的个性特征[36-37]。再比如，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可能会成为孩子的压力源，但个体对压力源的评估、应对与其所持的价值观以及人格坚韧性都有关[38]。 五、研究结论 父母身体健康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都有正向关系。父母健康状况差的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都显著地低于父母健康状况好的大学生。因此，父母身体健康状况是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重要家庭背景要素。父母健康状况、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状况和性别因素共同能够解释主观幸福感变化的3.6%，而父母健康状况、家庭结构和性别因素加在一起仅能解释心理幸福感变化的2.7%。这一研究结果启示我们应继续挖掘影响幸福感的内源性因素以及内、外源因素如何相互作用的。同时，本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并验证了来自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的调查结果，即为什么会有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家人健康位居影响个人与家庭幸福最重要的四大因素之首。 参考文献 [1] William James.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M].New York： Modern Library，19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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