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研究述评 |
| 范文 | 王松 张凤彪 崔佳琦 摘 要：通过政策法规、经费来源、财政支出的方式与范围，以及绩效评价等维度对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旨在把握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研究脉络，洞悉发达国家公共财政研究动态。研究发现：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有着财政保障政策与绩效评价制度两方面的政策制度保障；实行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辅之“因国而定”的多元（社会、市场、个人等）融资渠道；离不开政府的转移支出或转移支付的财政支出方式，覆盖“大同小异”的财政支出范围；涉及体育组织、公共体育服务、体育场馆三大领域的绩效评价，呈现出实证研究或量化研究趋势。对我国体育公共财政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皆有启示，在理论研究层面应夯实体育公共财政理论基础研究、加强体育公共财政外延研究、加强体育公共财政实证研究；在实践操作层面应出台政策制度、拓宽融资渠道、嵌入绩效评价。 关 键 词：体育公共财政；发达国家；述评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8）05-0081-08 Abstract： In terms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fund sources， ways and scopes of fiscal expenditure，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e authors carried out systematic collation on sports public finance related research achievements mad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o as to grasp sports public finance research development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o gain an insight into sports public finance research trend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author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ports public finance has policy and system assurance in such two aspects as fiscal assurance policies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s； multiple financing channels （society， market， individual， etc）， mainly government fiscal appropriation， coupled with other financing channels varied with countries， are implemented； sports public finance will not exist without such a way of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 as transfer expenditure or transfer payment， covering similar scopes of fiscal expenditure， involv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such three areas as sports organizations， public sports service and sports venues， showing the trend of empirical study or quantitative study. These researches have inspirations to the theoretical study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of sports public finance in China：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study， China should solidify the theoretical basis study of sports public finance， strengthen the extended study of sports public finance， and strengthe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sports public finance； in terms of practical operation， China should launch policies and systems， expand financing channels， and impla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Key words： sports public finance；developed country；review 鑒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体育社会化、市场化程度较高，再加上广大民众体育消费意识和能力较强，西方发达国家营利性体育资本非常活跃，是体育资源配置的主体。由于体育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很强的正外部性，导致体育资源配置市场失灵，体育公共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同时，营利性体育资本无法实现体育资源配置公平。这就需要体育公共财政提供支持和保障。因此，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是营利性体育资本的有益补充。 体育公共财政是政府向社会提供体育公共服务（或产品）过程中物质保障，是政府履行体育公共服务（或产品）供给职能，满足社会公众公共体育需求的重要手段。政府在提供体育公共服务（或产品）时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体育公共财政问题。体育公共财政问题就是从体育公共财政政策制度、经费来源、支出的方式与范围以及绩效评价等问题展开分析。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政策制度主要涉及财政保障政策与绩效评价制度两方面；经费来源包括政府财政拨款、各种税收、电视转播权、营利性组织创收、体育博彩业营利、居民消费以及社会赞助或捐助等多种融资渠道；支出方式离不开转移支出或转移支付，涉及到体育基本建设（基础设施、体育学院等）、体育事业（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科学事业研究（体育科学研究、反兴奋剂研究）、国际体育事务支出以及其他支出等范围；绩效评价则包含体育组织、公共体育服务、体育场馆三大领域。不难看出，发达国家学者体育公共财政研究起步比较早、成果丰硕。本文通过梳理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相关研究，以期能够把握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研究脉络，为我国体育公共财政研究提供指导。 1 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政策制度研究 1.1 财政保障政策 体育公共财政政策是在各级政府层面，有关体育公共事业财政方面的策略和方法，指导着一定时期体育公共财政发展的方向与体育公共事业的实践。明确的体育公共财政保障政策是保證公共财政长期稳定地投入体育公共事业的重要基础，也是引导体育公共事业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均等化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向社会公众提供更优质公共体育的重要保障。因此，发达国家相继出台体育公共财政政策。 1961年，日本颁布《体育振兴法》，限制经费与场地使用范围，推动日本体育公共事业的发展。之后，日本又围绕着“体育基本法案”，本着体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初衷，提出“为国民创造体育运动机会，强化培养世界级高水平运动员，有效利用体育人才，提高体育的透明性、公平性和公正性，全社会大力支持体育事业的政策目标”5项目标[1]。1979年，美国首推“健康公民计划”，以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为主，为美国公民提供参与体育锻炼的场地设施服务；到2010年，美国又颁布《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Plan》（NPAP），以赛事运作为公众提供参与计划，同时培养体育社会指导员，开放体育活动场地[2]。英国颁布《体育与娱乐》白皮书，将体育与娱乐以福利的形式呈现，促进政府加大体育公共财政投入，为居民提供优质的体育公共服务（产品）。挪威则以“Changing Sport Life”为依据颁布《体育生活》白皮书，以财政政策制订实现“新组合主义模式”[3]。德国以《基本法》为基准，实行“分担分配原则”，使得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之间的事权与财权相互匹配，即依据各级政府的事权确定相应的财权[4]。加拿大《体育参与计划》明确规定：儿童健康免税，凡是16周岁以下孩子的父母可以申请免交500加元税额用于孩子的体育活动与健康开支[5]。澳大利亚与芬兰的体育公共财政政策显著增加，推行“荷兰人在运动”“活跃学生课余活动计划”以及“重点人群体育公共财政保障政策”等，希望以财政力量来改变社会中上阶层人群能够更多机会获得体育资源的现状[6]。其中，澳大利亚以三维主体（政府相关部门、社会非营利组织、市场商业性组织）的形式来改善政府投入体育及运转模式[7]。 1.2 绩效评价制度 管理学上对绩效内涵的理解，大致有3种观点（角度），即绩效“结果观”“行为观”以及“素质观”[8]。三者互不矛盾，只是侧重点不同。施加绩效以管理，必将涉及到绩效的评价与考量。所谓绩效评价，也作绩效考核、绩效评估，是管理过程中的一个节点、局部环节和手段，应属绩效管理系统中最重要环节。从字面意思来看，绩效评价是指评定和估价“绩效”的过程和方法。于此，体育公共财政绩效评价是建立体育公共财政评价的内容与标准，作出客观、公正和精准的综合评判，进而实现体育公共财政的优化配置[9]。 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日渐重视体育公共财政绩效评价。1993年美国出台《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用以规范联邦政府对公共体育服务的绩效评价要重视效率、关注结果。之后，美国实行“公共服务合同出租制”，通过创新现有的评价方式，借助市场竞争机制与自愿服务机制的推动，将很多的体育公共服务（产品）出租给私营企业或非盈利机构[2]。英国遵循“4E”原则[10]，按照“个体评估—讨论评估—评估后整改—评估结果使用”的步骤顺序[11]，实施政府体育绩效评价和体育公共财政政策绩效评价。荷兰的体育公共财政政策领域与政府绩效资助制度的结构改革尚未完成，而且在2000年的大型体育联合会的活动中绩效导向的影响正在减弱[12]。从微观研究者角度来看，Swaab等[13]提出“制度平等→心理平等→顶尖人才水平→绩效”的一系列调节模式，发现制度的应用与绩效评价体系的规范可以决定人才的层次。Sam等[14]以新西兰的数据为依据研究了国家体育组织与绩效评价制度有关的行为和解释，得出两大类制度效用：第一类影响与绩效评估和监控的趋势有关，源于国家级和国家以下一级实行“撇脂”制度化；第二类则是绩效评价的悖论与漏洞，包括迅速增长的指标需求和博弈行为的发展。 1.3 政策制度研究评析 不论是国家层面的战略性政策制度，还是地方层面的实践性政策制度，作用于各自管辖范围都具有等同的效用，不外乎保障体育公共事业发展的规范化、标准化与均等化，只不过效力会有所差异。所谓上行下效，亦是这个道理。从政策保障制度研究来看，多为体育公共财政政策制度概述性研究，其形式不一，但殊途同归，或是立法的形式，或是白皮书、蓝皮书的形式。从体育公共财政投入一直到效果监管，通过财政保障政策从投入源头保证体育公共事业的普惠性与均等化，为社会公众创造运动福祉，惠及社会各阶层人群。实践中，通过绩效评价制度，促使发达国家完善体育公共财政结构，注重体育公共财政效率最大化，促使公共体育事业的水平与质量得以提高。更为注重体育公共财政的监管，强调体育公共财政绩效评价予以反馈，实施体育公共财政的动态调整，及时匹配体育公共事业的发展。与之同时，政策制度也能如“保护伞”般保障体育公共事业发展畅行无阻，像“灯塔”般指引体育公共事业发展动向。 2 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经费来源研究 2.1 政府财政拨款 政府财政拨款，也作政府财政预算，可分为中央政府财政拨款和地方财政拨款两种。在国外，政府财政预算是体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地方财政政府。根据欧盟理事会对芬兰、丹麦、匈牙利等12国体育经费来源调查得知，政府正逐步加大对社会体育事业的投入，且地方政府财政投入均（除匈牙利外）远高于中央政府（国家）的投入[15]。例如，德国、英国、瑞士高于90%（地方政府财政拨款比例），瑞典、丹麦、芬兰介于80%～90%，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在70%～80%，意大利和葡萄牙比例稍小，但高于50%[15]。也有研究可鉴，Andreff等法国专家曾经指出欧洲许多国家体育财政的主要资金来源于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预算[16]。蒋诗权[17]也曾表明澳大利亚体育财政经费主要来源于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加拿大体育财政的经费大部分来源于体育部的拨款，俄罗斯以各级政府财政拨款的形式为主，必要时动用总统基金。 2.2 因“国”而异 本国国情差异，经济行情有别，致使国外体育财政经费来源有所不同。据调查显示，欧美国家体育事业的社会筹资都要大于政府财政对体育的投入，约占体育经费的70%[18]。例如，美国公共体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各种税收，包含财产税、普通营业税、旅游开发税、烟酒罪恶税以及球员个人收入所得税等[19]；美国体育场（馆）公共财政支出的资金则一般是通过税收、公共收费、发行债券等形式筹措而来[20]；美国的体育博彩业（含发行彩票、赛马博彩等）的年收入已近40亿美元[21]；法国以电视转播权盈获体育事业经费为主；意大利奥委会的最主要的财政来源就是政府垄断的体育博彩（主要是足球博彩），每年20多亿元[15]；瑞典的各种博彩活动则是体育经费的主要来源；日本则以民间资金、体育振兴基金、彩票公益金、各种赞助以及会费收入等自筹作为社会体育的主要经费来源[22]；德国的居民消费占据体育经费较大比重[23]；前苏联的体育彩票收入占其体育事业费的80%[24]。 2.3 经费来源研究评析 从经费来源研究来看，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经费来源渠道较为多元，包括政府财政拨款、各种税收、电视转播权、营利性组织创收、体育博彩业营利、居民消费以及社会赞助或捐助等多种融资渠道。这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基础以及市场经济体系发达程度有关。从经济制度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社会基础是私有制，所以体育公共财政的经费来源有很大成分依靠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加之，体育的高度社会化与市场化，以及“服务型政府”成熟化，政府的财政拨款力度和效度逐渐弱化，社会机制与市场机制则不断强化。从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经费来源的形式来看，大同小异。其中，大多数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经费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拨款（尤其是地方财政拨款）。另外，囿于各国基本国情、政治体制、经济行情、文化沉淀等因素，导致各国体育财政经费来源结构和规模略有差异。其中，有以体育博彩业为生的，如意大利；有以营利性组织为生的，如英国曼联俱乐部；有以各种税收为生的，如美国等。总之，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经费来源呈现出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导，社会、市场、个人等多种融资形式相结合的趋势。而且，政府财政拨款的力度正逐渐削减，更多交给社会、市场、个人等其他非政府形式融资，真正的举国之力“办”体育公共事业。 3 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方式与范围研究 3.1 體育公共财政支出的方式 谈及发达国家体育公关财政支出的方式，多涉列美国与德国。就美国而言，Dennis等[19]认为美国职业体育场地设施的供给主体经历着3次历史变革，即一元供给主体“政府单独供给”，二元供给主体“政府为主、职业球队为辅”，二元供给主体对换“职业球队为主，政府为辅”。李明等[25]指出美国是以补助金的形式拨给体育组织，可以降低其成本以“节流”，也可以提供额外资金收入来源或资源以“开源”。就德国而言，各政府职能部门对应各领域的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分工极为明确，分为国家（全国范围的国防体育、竞技体育）、联邦州（州文化下的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区市级政府（俱乐部、场馆建设）三级[26]。刘波[27]对德国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方式研究发现，德国中小学体育与俱乐部中的共建合作项目方式的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是由州政府财政统一拨款规划，德国群众体育俱乐部的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方式是由会员会费提供为主，德国竞技体育凌驾于俱乐部之上，其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方式由奥联会及附属各专项联合会以财政拨款、训练场馆（基地）建设支持完成[28]。 3.2 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范围 体育公共财政支出范围，则波及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边界问题。Fort[29]认为美国政府有补助体育设施建设的公共支出，也有体育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场地、水电、警力、消防和救护等）和经营方面（政府收入弃转、权力下移）的补助或救济。俄罗斯政府在未来10年里欲投入体育领域40亿美元，以支持体育教练员事业发展，加强体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30]；其财政拨款的投入的优先顺序为“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即“健康生活方式的宣传→高标准体育场馆的建设”[31]。王英峰[32]指出英国政府每年财政拨款额高达约5 200万英镑，有20%左右约1 100万英镑的财政拨款用于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与相关国际体育事务的处理，剩余80%左右约4 100万英镑的财政拨款则用于发展群众体育、社区体育和学校体育。据日本文部科学省2005年调查显示，日本的体育公共财政支出范围的优先顺序为竞技体育、体育设施经营管理、体育设施的维修和管理终身体育[33]。 3.3 方式与范围研究评析 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方式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拨款或补助金，即转移支出或转移支付的方式。其中，政府对于体育公共财政支出的方式也由政府一元支出方式逐渐过渡到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支出方式。这种改变，与政府由“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相关。值得肯定的一点，像德国“点对点”的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方式是可以推广的，即各政府职能部门对应各领域的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分工明确，财权与事权划分清晰。当监管“盲区”出现的时候，可以有效地避免各个政府部门之间互相推卸责任。但也要注意一点，要遇到重大体育公共财政问题时，各个部门相互协调，互帮互助，协同参与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发达国家体育财政支出多集中于体育基本建设（基础设施、体育学院等）、体育事业（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科学事业研究（体育科学研究、反兴奋剂研究）、国际体育事务以及其他。但是，各个国家往往也根据本国国情或需要，涉及其他领域或侧重发展，如德国涉及军队体育、英国涉及国际体育事务、芬兰涉及体育学院发展、澳大利亚涉及体育管理水平，日本侧重竞技体育、俄罗斯侧重群众体育、美国侧重体育场馆建设等等。 4 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绩效评价研究 4.1 关于体育组织研究 体育组织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为实现体育方面的共同目标按照一定结构形式结合起来，根据特定规则开展体育活动的社会实体，可以分为行政管理型体育组织、经营管理型体育组织以及公益服务型组织三大类。 Papaioannou等[34]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出政府资助与奥林匹克这两个组织绩效基础变量的区别。García-Unanue等[35]探讨社会人口、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对西班牙体育机构财务状况的影响，发现人口规模呈负面影响、人均税收呈积极影响、政治影响未证实。Ramchandani等[36]认为是否获得外部认可的质量奖与英国体育和休闲中心的绩效有关。从经营管理型体育组织角度来看，Pieters等[37]以社会网络为视角，探讨网络嵌入性对体育组织商业绩效的影响。Iconomescu[38]对6家足球俱乐部的体育财政绩效评价进行分析，发现大多数的足球俱乐部有着可观的营业额同时也承载着巨额支出，导致低利润或无利润，甚至破产。从公益服务型组织角度来看，Jurak等[39]考察全球经济危机对非政府体育组织财政的影响，认为持续的经济衰退对草根体育的影响最小，而半职业和职业体育非政府组织将受到财政威胁。 4.2 关于公共体育服务研究 García等[40]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解公共体育服务组织的顾客满意度，指出顾客满意度不是很好地预测顾客行为的指标，同时认为未来新竞争者的进入将严重威胁公共服务组织的绩效。英国根据新背景下的绩效要求，依循体育管理的最佳价值理论，形成公共体育服务全面绩效评估模式[41]。另外，英国体育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已经分为“国家+区域→郡→社区”3个层级进行[42]，其中“国家+区域（准区域）”层次以“调查”实现评价，“郡（亚区域）”层次则以各体育部门制定的关键评价指标实施评价，“社区（地方）”层次则以社区体育网络基础设计计划进行绩效评价[43]，旨在对整个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体系的运行情况有所监控。美国通过举办开发体育赛事，积蓄内在吸引力，营造强有力的体育氛围，彰显体育魅力，并通过群众消费的累积盘活体育资源的储量与内部效益，进而获得经济利益[44]。Taylor等[45]研究弱势群体公共体育设施使用情况，强调保护弱势群体的公共体育设施使用必要性，以证明英国政府为其运营提供的补贴是合理的。 4.3 关于体育场馆研究 Mei[46]运用流体动力学（CFD）建模方法对西拉法叶某足球场进行风况仿真测评，结果表明高速和涡流的區域与开放式的设计概念相比要小得多。Datteo等[47]运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对米兰Meazza体育场实施结构健康监测（SHM），以便有效分配资源、支配公共财政以维护和保证结构安全性。Alm等[48]对瑞典体育场馆的经费筹措和公共问题的定义正在谈判中，新的制度逻辑导致政策制定和政策领域的不稳定。Maxcy等[49]分析一所大学的体育场提案，并将标准的资本预算技术应用于拟议体育场的估计现金流，发现该项目仅在最乐观的情况下才是稳健的金融投资，然而，如果溢出效益的净价值超过了财政损失，那么投资对大学是有价值的。Mills等[50]以德州阿灵顿市为例，运用销售税增加的策略为体育场馆建设提供资金。Aritua等[51]指出英国标志性足球场馆的交付管理关键在于采购路线的选择、客户的管理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期望管理。 4.4 绩效评价研究评析 不论是研究动向的把握、问题的剖析，还是研究方法的运用、视角的切入，都掌控的恰到好处，能够清晰地洞察问题的本质，也能够灵活地选择方法工具，还能够从根源予以解决之道。从研究内容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的体育公共财政偏向于群众体育事业的研究，而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的体育公共财政研究相对较少。一方面，与体育公共财政的经费来源、支出的方式以及支出的范围有莫大的关联；另一方面，体育公共财政主要用于体育公共事业，而学校体育、竞技体育领域所涉及到的体育公共事业较为少见。从研究方法角度来看，国外学者多以实证分析为主，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既不失理论描述支撑，也不乏数据实证分析。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则较为缺乏，也将是后续方法运用重点。 5 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成果对我国启示 5.1 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研究成果 1）宏观层面共识。 从宏观角度分析，合理的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有着至高无上的效度与执行力，是推进体育公共事业发展的强心剂，能够保障体育公共事业发展的规范化、标准化与均等化。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制度研究主要体现两个方面，即财政保障政策和绩效评价制度。财政保障政策研究主要包括体育公共财政政策概述性研究，不同的国家基于国情出台不同形式的体育公共财政政策指导体育公共事业的后续发展以及走向规范化、标准化与均等化。其中，或为立法形式，或为白皮书、蓝皮书的形式，亦或为计划、规划的形式，形式不一，但殊途同归。绩效评价制度研究主要是不同的国家基于国情出台不同的绩效评价制度，促使各个发达国家完善体育公共财政结构，注重体育公共财政效率最大化，充分发挥绩效评价制度的效用。同时，建立体育公共财政评价的内容与标准，注重体育公共财政的监管，作出客观、公正、精准的综合评判方法考量体育公共事业发展动态，进而实现体育公共财政的优化配置。 2）微观层面共识。 从微观角度分析，体育公共支出为运动员提供优等的训练保障（竞技体育），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体育服务（群众体育），给学生创造优良的学习环境（学校体育），关系到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及学校体育的发展进程与前景。体育公共财政研究主要包括经费来源、支出方式、支出范围、绩效评价。其中，经费来源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辅之“因国而定”的多种融资渠道；支出方式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拨款或补助金，即转移支出或转移支付的方式；支出范围覆盖体育基本建设（基础设施、体育学院等）、体育事业（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以及科学事业研究（体育科学研究、反兴奋剂研究）等财政支出的共同范围，与“因国而定”的异同范围；绩效评价涉及体育组织、公共体育服务、体育场馆三大领域，呈现出实证研究或量化研究趋势，“数字化”研究的时代悄然而至。 5.2 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研究对我国的启示 1）理论研究启示。 首先，夯实体育公共财政理论基础研究。我国公共体育财政的基础研究成果还很薄弱，缺乏哲理思索。过度追求实证研究，忽略理论支撑部分的探索。若将体育公共财政研究视为金字塔，实证研究位于金字塔的顶端，理论研究则处于金字塔的底座。无视体育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会导致底座不稳，不足以支撑实证研究的塔尖，会陷入“存而不论”或“先验的假设”的尴尬境况。其中，以体育公共财政中绩效评价部分的理论研究最为缺乏，鉴于体育公共财政绩效评价管理工作的有序推进，合理有效地规制体育公共财政绩效评价行为，构建科学、合理的体育公共财政绩效评价理论体系势在必行。而在此之间的理论依据未系统性建立，如体育公共财政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评价主体、评价指标、评价原则以及管理过程等。 其次，加强体育公共财政外延研究。我国体育公共财政研究所指向的大都是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领域，而学校体育、社会组织、特殊人群及体育产业等领域研究甚少。如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体育社团、非营利性组织的规范化研究，残疾人、幼儿、孕妇、职工等特殊人群的公共体育服务，体育市场规范化管理等内容均属于此研究范畴，应加强体育公共财政的外延研究。 再次，加强体育公共财政实证研究。我国体育公共支出逐渐由理论层面渗透到实证层面，从区域性实证研究过渡到全国性实证研究又回到區域性研究，从体育公共支出的“现状—问题—原因—对策”研究范式过渡到绩效评价的“效率”与“治理”范式，从单一的“调查问卷”式统计方法过渡到多学科方法融合的“建模”式方法，如DEA模型、SEM模型；从竞技体育领域过渡到群众体育，响应着“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的号召。同时，也涉及到体育公共财政中绩效评价的普适性与区域性选择性研究。绩效评价实证分析应由区域性研究迅速转至全国性研究，使得绩效评价具有普适性，同时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应“因地施评”，针对不同的地方采取相应的绩效评价机制，不能一概而论，实施区域性研究。 2）实践操作启示。 理论研究终归要付诸实践运行，以此检验理论研究之价值。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研究对我国“服务型”政府转型、“全民健身”事业的落实、“健康中国”的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乃至“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出台政策制度。政策制度是构成公共服务三大支撑体系中与公共体育服务关系最为密切的一元。政策制度是国家付诸体育公共财政事业总的纲领与指导思想，从体育公共财政事业最高层的筹划，实施体育公共财政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关乎到体育公共财政事业发展的方向与进度。因此，我国的体育公共财政践行，务必政策制度先行，既要出台体育公共财政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度，又要鼓励众学者建言献策，踏足体育公共财政政策制度方面的研究。 其次，拓宽融资渠道。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经费来源渠道较为多元，包括政府财政拨款、各种税收、电视转播权、营利性组织创收、体育博彩业营利、居民消费以及社会赞助或捐助等多种融资渠道。反观我国，则是以政府财政拨款、社会赞助及彩票公益金3种为主。无疑，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经费来源呈现出的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导，社会、市场、个人等多种融资形式相结合的趋势，也符合中国“政府主导”的基本国情。同时，也为我国体育公共财政经费融资渠道开辟多元化之路，即形成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导，结合社会、市场、个人等其他非政府形式融资的富具中国特色的“多元主体融资渠道”，真正的举国之力“办”体育公共事业。 再次，嵌入绩效评价。绩效评价是建立体育公共财政评价的内容与标准，作出客观、公正和精准的综合评判，进而实现体育公共财政的优化配置。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领域中绩效评价的嵌入应用已经较为成熟。反观我国，绩效评价在体育公共财政领域的应用则较为生涩、零散、无章。取长补短，借鉴发达国家体育公共财政绩效评价研究，实施我国体育公共财政的绩效评价。从动向的把握、问题剖析、方法的运用、视角的切入并予以精准化设计，而后清晰洞察出我国体育公共财政问题的本质，灵活选择方法工具，并进一步实施“本土化”加工处理，进而合理有效地实施我国体育公共财政绩效评价。 参考文献： [1] 张林芳. 论当代日本体育政策[J]. 体育文化导刊，2013（3）：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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