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依附式发展：草根体育组织的生存策略研究 |
| 范文 | 孟宪欣 王希柳 葛吉生 郇昌店
摘 要： 草根体育组织对枢纽型社会组织依附式发展是草根体育组织对枢纽型社会组织依靠、偎依和寻求庇护的发展形态。根据依附发展心态而言，可以划分为主动依附、被动依附和依附无门三类。研究选择HB业余足球联盟、CZ大力羽毛球俱乐部和LY暴走团等三个典型案例，展示了草根体育组织对枢纽型社会的依附，更多源于社会组织改革的不彻底，枢纽型社会组织对自身定位的模糊，形成了不正常的管理现象。而源于我国社会组织改革的趋势，草根体育组织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依附，最终将走向合作，这是其发展趋势。 关键词： 草根体育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依附式发展 中图分类号：G8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8）06-0008-07 Abstract： Attachment type development is the form for grassroots sports organizations to rely on social organization hub. According to the attachment development mentality，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active attachment， passive attachment and nowhere attachment. Study on the three typical cases：HB Amateur Football League， CZ Badminton Club and LY Speed Walking Group showed that the grassroots sports organizations relying on the hub of the society， it was more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reform was not complete， fuzzy posi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 hub itself， forming an abnormal management phenomenon. Because of the trend of social organization reform in China， the attachment of grassroots sports organizations to the hub type social organization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cooperation， which will be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 grass-roots sports organization; hub type social organization; attachment development 在我國，社会组织的角色具有多变性，且随着历史发展而渐次转变。其中，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独立与自主、分化与发展等探索较多，社会组织与政府间的关系，也总结出“行政吸纳社会”“社会组织自主性”等诸多观点[1]。源于我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环境，研究成果对社会组织依附于政府相关部门发展的研究较多，对关联各方的角色、诉求和发展进行了深入探索[2]。 体育领域社会组织众多，是我国社会组织相关问题和特征的典型体现之一。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类型繁多、行业垄断性突出和区域性统领等特征[3]。尤其是体育领域改革的滞后，对体育社会组织的功能和发展定位，与政府机构的关系等均借鉴社会组织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延伸式研究。在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研究中，借助案例的分析正渐次展开，抛弃过往寻求理论普遍性的同时，借助典型案例的作用，对相关体育现象进行研究，属于新近的研究导向之一。 草根体育组织是指源自民间、由社会力量介入体育领域，积极开展相关活动，但尚未获得独立性法人资格的组织。草根体育组织数量极大、类型较多且分布极广，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极大地满足了民众的多样化体育发展需求。但鉴于草根体育组织的非独立性和有限自主性等特性，且因缺乏独立法人资格的限制，导致其与政府部门的“距离”较远[4]。在此过程中，负责区域行业性体育协会接受政府委托，成为行业体育组织的政治桥梁和业务引导主体。因此，在传统领域中呈现的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关系问题就演化为草根体育组织与行业协会的关系问题。而源于社会组织对政府依附发展的理论判定，草根体育组织与行业协会等枢纽型组织的关系，也呈现出较为典型的依附式发展路径。研究借助HB足球联盟、CZ羽毛球协会和LY暴走队的多案例，对草根体育组织和枢纽型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1 涉及案例介绍 本研究为了全面呈现草根体育组织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依附，笔者系统搜集了体育不同领域的相关案例。其中，对HB业余足球联盟的跟踪式观察从2013年赛季中期至今，而对CZ大力羽毛球协会和LY暴走团的关注于2016年启动，时间较短但互动较多。通过对相关案例中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的系列访谈，对案例中的焦点问题和疑惑进行解析与验证，尤其涉及到一些倾向性问题，均通过第三者访谈进行佐证。 HB业余足球联盟成立于2008年，长期组织该市业余足球联赛和城市邀请赛事。发展至今，业余足球联盟主办的年度联赛已有20多支队伍参加，且辐射到周边的区域。鉴于业余足球联盟的长期努力，业余联赛和业余足球联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业余联赛荣获省体育局表彰。 HB业余足球联盟代表的民间足球势力，成为该市足球发展的中坚力量。在业余足球联盟成立前，该市还成立了足球协会，由于具有同业竞争关系，二者在个别活动中的非协作状态导致其关系较为紧张。 名义上的CZ大力羽毛球协会成立于2015年，主要由某体育文化公司运作成立，用于宣传、推广该公司举办的商业性羽毛球赛事。因俱乐部的建设根植于商业公司，该俱乐部的专业性羽毛球活动和赛事较多，承担了“红牛”羽毛球城市争霸赛的举办任务，贺岁杯等赛事，在经济效益方面的成绩比较突出。因举办羽毛球领域相关赛事和活动较多，提升了该市羽毛球的影响力且对后备体育人才培养贡献较多，多次获得了市体育局的经费支持。 LY暴走团则主要从事大众健步走（参与者称为“健步走”，外界基本上冠以“暴走”）活动，因该市兴起的群众性暴走活动而成立，成员间的关系较为松散，日常活动以傍晚的暴走活动为主。由于暴走活动对体育设施需求较高，由于缺少合适的场地设施，因此暴走队多次在下班期间或晚上占用公路、健身便道等公共资源，成为政府部门监管的对象。因2017年发生的货车失控撞击暴走团的交通事故，LY暴走团更是纳入体育、文化、交通等多部门管理范畴。 三个案例的共同之处在于，均是民间自发成立的草根体育组织，没有独立法人资格。在发展中，与所属的行业协会关系较为精彩，演绎出草根体育组织与枢纽型体育组织的关系的典型状态。故本研究选择上述三个典型个案，全面展示草根体育组织与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关系，为我国草根体育组织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2 草根体育组织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依附式发展：概念与类型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1989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管理登记条例》第16条規定“在同一行政区域内不得重复成立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确立了“一业一会”的传统。后来，国家民政部要求对社会服务类等四类民间组织实施直接登记，逐渐放松了一业一会的要求[5]。北京、广东、上海等社会组织发展迅速的地区，积极探索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运行体制与模式。与传统行业协会类似，枢纽型社会组织表现出代表性和排他性等特征。从实践运行来看，枢纽型社会组织基本上转型于传统的“一会”，从既往垄断性存在的“一会”到后来引导性存在的“一会”，并未改变其与相关部门的密切关系，也是当前草根体育组织需依附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原因所在。 枢纽性社会组织的定位对草根体育组织的发展较为重要。国内对枢纽性社会组织认定较早的是北京市，在其《关于构建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暂行办法》中，将枢纽型社会组织界定为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的发展、服务、管理中，在政治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业务上处于龙头作用、在管理上承担业务主管部门职能的联合性社会组织[6]。调研中，个别草根体育组织负责人表示，尽管要求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脱钩，但当地的行业协会与政府关系密切，类似于政府的“影子”，但相比较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在处理问题时更灵活、更具有制度弹性，对草根体育组织沟通而言，更容易实现双方的平等沟通。 依附式发展，在不同的理论论域中表现出不同的含义[7][8]，具体到社会组织领域，则主要指社会组织对政府部门、草根组织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依靠、偎依和寻求庇护的发展形态。根据草根体育组织对枢纽型社会组织依附意识的不同，将其划分为主动依附和被动依附、依附无门三种类型。 草根体育组织的主动依附源于其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利益或制度的诉求。CZ大力羽毛球协会是在市羽协的支持下，在大力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力公司”）的支持下成立的，之所以在大力公司之外建立大力羽毛球俱乐部主要源于公司性质的推广难以吸引较高的社会认可。大力羽毛球协会负责人表示，在大力公司以前举办商业性羽毛球赛事宣传过程中，相关参赛队伍对参与公司组织的活动兴趣不高，源于公司没有公信力，属于营利性组织。在请教了区羽毛球协会负责人的相关经验后，2015年向去民政局申请成立公益性质的CZ大力羽毛球俱乐部，因与公司的关联度较大，最终没有获批。但仍旧以“大力羽协”的名义开展活动，2016和2017年大力公司举办的城市杯、社区联赛等比赛中，均以大力羽毛球俱乐部的名义进行活动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为了维护与区羽协的关系，大力羽协主动承担了2015、2016年区羽协年度总结大会的具体承办事宜，运作能力受到区羽协与体育行政部门的肯定。 被动依附，也称为竞争式依附，源于资源或者制度约束而不得不选择依附发展，该类型的典型代表是HB业余足球联盟。由于同属足球发展领域，该市业余足球的联盟成立与足球协会的竞争关系较为明显，首先体现在对“协会”名称的争夺，鉴于传统足球协会组织涣散、没有公信力的事实，业余足球联盟一直试图抢先成立足球协会，对传统的足球协会取而代之;其次，体现在对区域内业余足球协会联赛控制权的争夺，该业余联赛的运行一直由业余足球联盟负责，但足球协会一直试图介入。第三，表现为对足球协会内部控制权的争夺。由于业余足球联盟的秘书长具有较强的社会号召力，其对足球事业发展的使命感导致其对足协的领导权诉求已久，成为足协内部的劲敌之一。但在业余足球联盟屡次追求建立区域足球协会的努力失败后。在市足球协会重新成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08年，该市体育总会对业余足球联盟的成立给予了“同意成立”的批复，但需明确为足球协会的下属部门，接受足球协会的业务指导。至此，该市足球领域出现了足球协会和业余足球联盟两个功能定位、发展任务驱动的组织。 与上述两种类型相比，当前比较普遍的是，大量的草根体育组织找不到依附的对象，属于依附无门的类型。LY暴走团成员众多，共有四十多支队伍，人数超过1万，年龄层次以中老年人为主，因参与活动时成员众多、服饰统一、行动时肩扛红旗等特征而影响巨大。受制于该市健步走活动开展的超大规模，尚未有枢纽性社会组织能够承担其指导任务。由于时常干扰正常的交通秩序且造成噪音污染，民间怨言较大，尤其是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后，LY暴走团多次寻找相关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帮忙，但该地的“田径协会”无法接纳，新近成立的户外运动协会因影响力较差，对其所属的多支健身队伍并无有效的约束方式。访谈发现，此类活动之所以对成员没有约束性，主要源于组织的集体活动开展较少，平常以大众自身参与为主，成员的“身份优势”不明显。 从操作方面而言，无论哪种依附，均需满足枢纽型社会组织对草根体育组织相关方面的认定[6]。HB业余足球联盟和CZ大力羽毛球协会均承担了区域较为知名的运动项目开展任务。但LY暴走团的形式却表现不同。由于健步走活动属于市民自行参与的活动，其组织名称也较为自由没有注册为社会组织的意识和行为。但该地区的健步走灵魂式人物X曾经主导成立了JSY健步走协会，到2016年又向区民政局申请成立区户外运动协会成功获批。由于成立时间较早且知名度较高，很多暴走团以加入该组织为荣，该组织对安全健步制定如下规范：遵守交通、设置安全员、穿反光背心等。符合要求的健步走社团就纳入JSY“管理”，授予队旗和队号。但此类加盟型草根体育组织和枢纽型社会组织之间的约束关系很薄弱，个别暴走团违反规定，被JSY除名，但该团违反交通规则的暴走活动并没有停滞。此外，据不完全统计，该市城区除了加入户外运动协会的40多支队伍外，还有二十多支暴走队自行行动，户外运动协会与政府部门均无力管束。 由图2可见，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通过双方在资源和制度的需求互动达成协议。但枢纽型社会组织转型前的组织类型、治理能力、公信力和资源汲取及分配的能力与意识对草根体育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11]。枢纽型社会组织确立的前提是：保障区域特定领域社会组织发展的导向一致性，整合社会组织分形发展的可能性危机，使得分散化的社会资源按照功能分化而有序组织并参与政策过程，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有序控制[10]。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具有资源优势，很多枢纽型社会组织表现出对草根体育组织的领导意识和管理导向，理论视域中建构的平等合作关系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尤其是其掌握着区域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标准，且具有部分行政部门让渡的管理职权，容易形成政府机构的延伸。 从依附式发展能够实现的要素来看，其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定位和历史具有重要决定性作用。HB足球协会和CZ羽毛球协会均与体育行政部门具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传统较好，且内部认同感较高。而2016年成立的LS户外运动协会试图整合LY暴走团的尝试，则表现出有心无力的态势。该市暴走活动自2009年开展而来，经过几年发展，对组织规模和标准进行积极探索。到2016年在区民政部门的支持下成立了户外运动协会，该协会的成立属于“自下而上”的行为，缺少“政府支持”的先天资源，其对相关暴走团整合的行为，也主要源于其成员的认同，而非出于对其他枢纽型社会组织根红苗正的敬畏。而体育部门对其注册为户外运动社团的认知也较为滞后，负责同志表示：户外运动更多指在山地、郊区进行登山、攀岩、探险等活动，在城市内部的暴走活动，尽管使用户外运动称呼，但其实不属于体育局业务指导范畴。市体育局联合城管、交通和文化等部门试图让市田径协会归口指导城市健步走活动，市田径协会表示其活动范畴集中在体育场馆内部，对社会上开展的健身活动缺少辐射能力。 3 草根体育组织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依附式发展的表现 依附是草根体育组织与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关系之一，主要体现在组织关系、资源、制度和管理人员依附等方面。 3.1 组织关系依附 地方政府和枢纽型社会组织会提供机会，将所属的草根体育组织纳入相关评价、表彰体系，予以大力扶持。受当地社会组织注册时对“一业一会”政策的理解限制，HB业余足球联盟因体育局不同意担任其业务指导单位，难以成为独立的社团法人。在长期成长过程中，流离于“体制外”的状况较为明显。在获批成立业余足球联盟后，通过与足球协会的合作，经足协推荐其主办的业余足球联赛获得了“AN省全民健身十大品牌”称号，且通过足球协会的包装与运作，联盟获得“省级十大体育社团”称号。由于在组织关系层面依附于足球协会，提升了业余足球联盟对外交流的层次，并代表该地足球社团赴外地交流经验。与政府部门交涉过程中，也变得更顺畅。此前主办相关赛事时，需要与公安、广电、城建等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沟通，较为繁琐且效率极低。有鉴于此，在嵌入足球协会后，业余足球联盟借助足球协会的名义，上报相关政府部门，对保障赛事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力羽毛球俱乐部更是在体育局和区羽协的直接支持下建立的，其组织结构和人员任免均体现了体育局和区羽协的意志。在国家体育总局推荐表彰国家级示范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评选中，区体育局积极推荐该俱乐部参与评选，但最终因组织属性不符合而落选，市体育局讨论将其作为国家级示范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培育项目，且将推动大力公司与大力羽毛球俱乐部在“商社关系”上脱钩持续推进其发展。 3.2 资源依附 从现有案例来看，草根体育组织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是资源依附。尽管现在草根体育组织均具备一定的资源汲取能力，但受制于发展环境的限制，三个组织均表现出对运行经费、场馆使用等迫切需求。 HB业余足球联盟和足球形成了一种利益交换关系。市足球协会利用业余足球联盟运作的业余足球联赛去参加民政部门的考核，而市足球协会则协调相关政府部门对业余足球联盟的资源注入。经过足协的斡旋，市体育中心足球场常年承办业余足球赛事，且场地租金极低。经过市足球协会申请，体育行政部门每年对业余足球联盟运行的联赛给予2万元办赛经费补贴。 CZ大力羽毛球协会的运作除了依托其同名公司外，主要依靠区羽协对其赛事举办的支持。区羽协能够协调相关裁判员执裁赛事，由于羽毛球裁判较少，且企业邀请裁判员的费用较高，而区羽协则可以裁判员考级需要赛事场次作为任务，制定裁判员制裁计划，服务于该协会的赛事运作。 LY暴走團在2017年严重的交通事故后，体育、交通等部门积极与暴走团的各分团负责人进行会谈，要求各暴走组织不能占据郊区公路或市内交通要道，且要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为了规范暴走团的健身行为，LS户外运动协会重申其对健身活动区域和时间的严格控制。在健步走期间有政府派驻的交通引导员对健身活动进行管制，并且协调体育局所属的奥体中心供暴走团日常健身使用。为了保障人口集中地区的健步走活动，交通部门甚至对特定时段进行交通管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论。同时该市体育行政部门正积极协调，争取在城市建设中铺设专门的健身步道，以供市民健步走使用。 3.3 管理人员依附 在调研中发现，草根体育组织非常注意与政府相关部门成员搞好关系。尤其借助相关体育活动开展之际，积极号召相关爱好者参与，在会员统计中，政府工作人员的数量单列统计。尤其是主动依附的相关社会组织，对政府部门临近退休的领导干部，极为优待，诱使其加入协会，建言献策。 因当地的暴走健身形成了对社會热点问题，尽管属于非正式组织，但政府部门也要进行资源扶持，否则容易引发严重社会问题。 草根体育组织发展，政府工作人员带来的社会资本具有重要意义。从现有案例来看，争取政府部门管理人员的支持和参与，对组织发展意义重大。业余足球联盟的参与者中包含政府公务员、高校教师、媒体从业者和商人，其中尤以政府公务员的相关影响直接影响到组织资源的获取。经过媒体人员协调，该市相关报纸对业余足球联盟的活动给予积极宣传，并协调了相关媒体对赞助商进行采访和宣传，节省了业余足球联盟的运行费用。而大力羽毛球俱乐部更是在区体育局主管竞技体育的负责人的牵线下，柔性引进退役羽球名将加盟该俱乐部，担任青少年教练。在该教练和大力羽毛球俱乐部的配合下，恰逢省体育局举办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经俱乐部推荐，俱乐部培养的3名优秀队员入选区羽毛球代表队，而比赛的成绩更为体育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典型案例，获得了市体育局深化“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直接表彰。而羽毛球协会也以此作为宣传材料，对其后续青少年会员的招募具有重要影响力。 3.4 制度依附 制度依附就是从地方政府制度或政策完善的角度，出台有利于草根体育组织的相关政策。在HB市，市文旅委在组织多部门制定《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在征求意见阶段，业余足球联盟从社会力量办赛事管理费用和年度会费缴纳方面提出了意见。鉴于多数业余足球俱乐部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经过业余足球联盟的争取，赛事管理费用主要利用年度会费支出，当会费不足时，再收取相应的经费。2016年，足球协会换届时，将足球协会的收费进一步规范，明确降低业余足球俱乐部的支出，赛事经费缺口可申请专项经费补贴。而鉴于大力羽毛球俱乐部与体育局探索了一条社会力量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道路，在2017年体育局的工作总结中，将此作为一项典型经验进行推介，并将于2018年组织制定相应的奖励和扶持政策，对该市其他体育组织而言，均具有显著性意义。 从上述依附的表现形式来看，因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自身问题，导致草根体育组织依附的表现差异。而不同类型的依附，其依附形式的表现也各有差异，对其发展的影响也各有不同。 4 草根体育组织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依附式发展的成效 依靠与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关系，很多草根体育组织获得了相应的资源的注入，但需要明确的是，类似的资源注入明显带有“二次筛选”的特征，其质量和层次并不高。政府相关部门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资源，按照正常的程序，应该是枢纽型社会组织与具备社会组织资格的草根体育组织公平竞争，但大多数草根体育组织的性质制约了直接从行政部门获得资源的可能性，只能通过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通道，进行间接传输。在资源传输过程中，不可否认，很多优质的资源都被枢纽型社会组织所获取。同时，在获得省十佳体育社团称呼后，省体育局给予三万元的奖励，市足球协会截留一万元后将剩余经费供给业余足球联盟使用。 主动依附的草根体育组织，在行动策略与目标导向中与枢纽型组织较为主动，也能够融入枢纽型社会的发展计划。被动依附中草根体育组织，在发展导向、价值追求、管理体制等方面与枢纽型社会组织不一致，属于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从区域体育的发展来看，主动依附尽管能培育一定的社会组织，但由于其自主性不足，难以承担区域体育发展重任。被动依附的草根体育组织，具有自我的发展导向和价值定位，实际上业余足球联盟在组织区域业余足球联赛方面的优势与足球更好，也更符合国家倡导“一业多会”的政策设计。 被动依附的发展有赖于同业竞争良好状态的实现，否则发展较为困难。受制于区域足球有限的优势资源，由于业余足球联盟和足球协会在区域足球发展中的竞争态势，导致业余足球联盟的发展受到直接影响，尤其是受秘书长的变更的影响，业余足球联盟发展已经表现出种种窘境，但也蕴含着各种可能。第一，改组为“淮海足球发展中心”，推动淮海经济区的足球发展。第二，转制为专业公司，负责运营业余足球联赛。第三，继续依附足球协会发展。第一种，受制于淮海的区域较大，涉及面较广，获批社会组织的可能性较低。第二种，转成商业公司，已经尝试建立成立专业公司运营省超级联赛，但受到省体育局和足协的阻击。第三，历经近十年的发展，足球协会已经形成对业余足球联盟实质性的吞并，依附之实名存实亡。 主动依附下的社会组织发展，受到枢纽性社会组织的资源照顾，尽管前景较好，但由于其专业性质不明显，尤其是徘徊在公司和协会之间的摇摆趋势，除了宣传推广的考虑，从大力羽毛球俱乐部的发展环境来看，很大程度上其社会组织公益名义的“壳资源”被商业公司所借用。 社会组织寻求支持而无法实现的状态，凸显了我国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的滞后。从现实来看，缺乏引领、业务指导性质的群众性暴走运动，已经在山东、江苏等地引发了较大争议，其噪音污染、占据公路等行为与广场舞对周边社区的影响类似。而大规模人群聚集存在的潜在社会风险与暴走对市民的健身效果形成鲜明的矛盾冲突。在短期内体育场地设施难以满足其使用的同时，政府很可能会通过行政乃至法律手段进行规制。 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进程中，由于民政部门只面对正式的社会组织，对草根组织缺乏必要的管制手段[12]。比较而言，被动依附的草根体育组织具有一定的生存能力，在后续的发展中，展示出多种可能性，但主动依附和依附无门则很可能影响到后续的可持续发展。 5 从依附走向合作：草根体育组织与枢纽型社会组织关系的调整 上述三个案例，展示了草根体育组织与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依附关系，且均是从草根体育组织方面而言的，而笔者对江苏的ZJG足协的访谈，却体现了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理想图景。从现有枢纽型体育组织的治理结构和能力来看，因现有的行业协会专职人员较少，协会处理微观事务的能力不足，根本不可能应对普遍发展群众性体育需求。ZJG市经济较为发达，市足球协会尽管尚未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进行运行，但在具体事务管理中，已经从明确自身的公益性定位，促进行业足球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多探索。首先，接受政府的每年5-6万元的经费援助。其次，足协不主办社会足球赛事，培育草根体育组织能力;再次，积极支持草根体育组织发展，对草根体育组织办赛所需的赞助、奖品予以支持。最后，严格足球纪律行为。对球场暴力、假球黑哨等配合公安机关进行严肃处理，较好地维护了足球市场秩序。 结合上述三个案例和ZJG足协的积极探索，为草根体育组织与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明确了未来发展方向：从依附走向合作。在行业协会为代表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明确定位后，草根體育组织更应该从完善内部治理、提升治理能力方面进行努力[13]。从本质意义上而言，枢纽型和草根体育组织均属于社会组织范畴（尽管有的没有社会组织资格），在从事的相关事务、价值追求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其区别在于枢纽型社会组织要基于社会资源整合的角度对业务发展进行组织、引导，从而使得分散化的社会资源能够沿着资源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而发展[14]。 参考文献： [1]李友梅，梁波.中国社会组织政策：历史变迁、制度逻辑及创新方向[J].社会政策研究，2017（01）：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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