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改革农村中学语文教学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 |
| 范文 | 桑 哲 李元昌，男，吉林省榆树市人，1949年生。中共党员，特级教师、教授，现为吉林省教育学院语文教研员，兼吉林省教育学院农村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 李老师自1985年起，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对农村中学语文教改进行了13年的探索。1999年调入吉林省教育学院，又创建了农村教研教改基地、县域三级教研网络等教研平台。李老师是吉林省的省管优秀专家，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竭诚奉献农村教育事业的好教师”荣誉称号。曾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第二届全国中小学十杰教师，并荣获香港柏宁顿教育基金会孺子牛金球奖杰出奖，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他的教研文章多次在《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中学语文教学》、《中学语文教学通讯》、《语文建设》、《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现代语文》等报刊上发表。吉林省教育厅为其出版了《李元昌教改思想与实践》丛书，《李元昌与乡土教育》被收入教育家成长丛书。 桑哲（以下简称桑）：李老师，您是恢复高考后首批考入长春师范学院的大学生，毕业时多数学生都希望留在城市学校，而您在填写毕业分配志愿书时，写下了“回本县本公社本大队工作”几个字。您当时是怎样做出这个决定的？ 李元昌（以下简称李）：这主要取决于自己的追求，我想踏踏实实在教育上做点事。我认为最适合我发展的环境就是自己的家乡。我对待客观环境的态度：一是了解，二是熟悉，三是适应，四是改造，五是利用。我是当地人，了解，熟悉，也适应当地的环境，剩下的就是改造、利用环境了，我认为这是追求事业的一条捷径。当时我还有另一个想法，那就是“一个坑里种几棵玉米”的问题。“文革”时追求高产，在应该种一棵玉米的坑里种了4棵，结果棵棵都长不好。人才都在城市扎堆，就像4棵玉米挤在了一个坑里，所以我选择了农村。这一个坑里就我一棵玉米，我事业发展的条件自然是得天独厚。再者，农村教育落后，但越是落后的地方越需要人，越是落后的地方待开垦的“处女地”就越多，收获也就会越大。从干事业的角度来看，我应该选择农村。 桑：李老师，1985年您在吉林省榆树市秀水二中举起了“农村中学语文教学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的旗帜，您为什么选择了这个教改项目？ 李：陶行知先生是我最崇拜的教育家，他曾经有一个宏伟的理想：筹备一百万元资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的教育理念对我影响非常大。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大潮风起云涌的年代，也是教学改革此起彼伏的年代，我在家乡的那所中学——榆树市秀水二中举起“农村中学语文教学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的教改旗帜，打算从语文学科的角度探索教育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途径。这个教改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人生追求。家乡虽然贫穷落后，但在我心里十分神圣。把家乡建设成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一直是我的理想。我是一名教师，只能从教育这方面来探索改变家乡面貌的途径。农村和城市差别大，我认为主要是差在人的素质上。我想，如果通过语文学科教学改革提高了学生的素质，回乡的学生个个有理想、有能力，能够成为当地经济建设中的中流砥柱，那么农村就有了希望。 桑：当时大家对您的教改有怎样的看法？您认为这条路能走通吗？ 李：我承担了这样的教改项目，当时大家议论纷纷。我们秀水二中是治江和腰围子两个村合办的村办中学，是当时榆树县（市）小得不能再小，穷得不能再穷的一所学校。经费困难，连粉笔都得分着用。有人认为在这样的学校搞这样的教改，是天方夜谭，嘲讽我说泥鳅鱼想翻大浪；有人认为，陶行知先生用教育改造社会就像是用篮球推动地球转，我的想法更天真，是用乒乓球来推动地球转；还有人说我是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我说自己是在“蚍蜉撼树”、“螳臂推车”。当时我想，如果这条路走通了，就开辟了一条学科教学如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新路，语文学科可以这样做，其它学科不也可以这样做吗？如果各学科的老师都努力为农村的发展培养人才，改革自己的教学，用教育改造农村这条路就会成为阳关大道。说不定乒乓球真的就推动了地球。我心里一直想着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于是，我从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角度来思考语文教学改革。从1985年到1998年，在这条教改之路上我走了13年。 桑：事实上，您的教学改革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您被大家誉为“农村教改实践家”，吉林省多次推广您的经验，在全国教育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您认为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李：我在前面说过我对环境的态度。人不能屈服于环境，而是要主动出击，改造利用环境，让环境服务于自己的教学。我之所以能在农村教改中获得一些成果，主要是利用了当地的环境。也就是利用了当地的教育资源。农村学校条件差，为此有些人认为进行教改根本没条件，也没必要。但我不这样想。城市有城市的优势，农村有农村的长处。在我的眼里，整个农村社会就是一个大学校、大课堂。这样，我的学生拥有两个学校、两个课堂。 这两个学校、两个课堂各有分工，学校的课堂里学知识，社会的课堂上学能力。学校的课堂上学了新闻写作的有关知识，学生们就到社会上搜集素材，向报社、电台投稿；学生掌握了应用文写法，就动员他们用学到的知识为群众服务，帮助群众拟合同，写诉状；学了调查报告，学生们就走街串巷，调查当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社会这所大学校里，通过类似这样的语文实践活动，我把学生的思想导入关心家乡建设事业当中来，这样学生们爱乡报国的情感、主人公的意识也就逐渐形成了。语文能力提高了，人也长进了，用一方水土培育出一方人，其效果是现代化教学设备无法达到的。 如果评点我的教改成功之处，都和利用当地的环境有关。即使一些负面的东西，如封建迷信、陈风陋俗，我都要想办法利用起来，变毒草为肥料，让学生从中受到有益的教育。 桑：在教改过程中，您是怎样认识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 李：我认为语文不但是学好各学科的工具，而且是能让我们在人生发展中再获取知识的知识，再形成能力的能力，我当时就是以这样的目的指导学生的语文学习的。在一次语文测验中，我把数学老师准备下一节课要讲的内容作为阅读题纳入语文试卷，学生们很不理解。我问一个学生什么叫说明文，这个学生回答了，我又要求学生根据说明文的定义，看这张试卷的阅读内容是不是属于说明文。学生们研究后，承认是说明文。我接着说，我们能够读懂语文课本中的说明文，为什么读不懂物理、化学、植物、地理这类的说明文呢？学生说他们还没学，这是下一节课数学老师要讲的内容。我说我今天考的不是数学，也不是语文，考的是你们会不会学习，会不会自己学习。如果你们能读明白，就会解试卷上的练习题，以后也就有自学数学的能力了。卷子收上来后，我发现不少学生都做对了。考试之后，我就组织学生进行了一次讨论，要他们谈谈这次语文考试的感想。有的学生说，语文是基础，学好语文才能学好其它学科。有的学生说，语文水平高，自学的能力就强。我对学生的回答给予了肯定。学生们还认识到要把语文作为人生再获取知识的知识、再发展能力的能力来掌握、运用，这样，离开学校之后，还可以凭着已形成的语文能力继续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 语文课程的人文性不是虚无的东西，不同的环境应该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我在教改中发现，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对培养农村中学生爱乡报国的思想情感，树立建设新农村的人生追求影响十分明显。有一节作文课我至今难忘。为了写好《家乡儿女情》这篇作文，我把学生领到松花江边的大堤上，学生们看着家乡的贫穷面貌，大家齐唱着“我的家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依恋在村子的周围……”，当唱到“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建设得地也肥来水也美”的时候，个个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头上是红红的太阳，身后是滔滔的江水，眼前是家乡百废待兴的景象。在歌声中，学生们思考着家乡的未来，思考着自己的责任。一篇篇文章伴随着他们内心的激情很流畅地写了出来。“家乡，为了你美好的未来，你的儿女正在灯下苦读。”这是学生作文中的一句话，这句话也是学生学习的动力，是他们对人生理想的追求。 桑：您在语文教改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什么？是怎样解决的？ 李：最大的难题是怎样转变差生。差生的问题不解决，就不能从根本上控制住学生的流失，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目标就会落空，整个教改也就失去了意义。13年的教改实验，我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差生上。我的体会是，差生成绩差，是表象，其实质是差在学习态度、习惯、方法等非智力因素上。在他们及家长意识中，读书就是为了升学，不能升学，读书就没用。因而我在教育中用成才教育改造升学教育，用成才的理念反对读书无用论。使学生明白，读书不仅是为了升学，更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有用之材。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学习才会有动力。这些学生可能与部长、省长的职务无缘，但却有希望成为一个村的优秀管理者。无论大材还是小材，都有一个共同标准，就是对国家、对人民有益，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思想和情感来转变差生的。 转变差生，就如同医生给病人治病。医生治病，要了解病因；转变差生，首先就要弄清楚为什么差。差生有许多知识要补，但要找到影响他们发展最根本的知识。在这方面，我是从字入手，从培养他们查字典、词典开始的。有了这方面的能力，就有了学习语文的基础。另外，我认为针对差生最好的教学方法就是调动起他们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在这方面我用了许多“土偏方”。被升学教育所抛弃的差生，在成才教育中得到了发展。这轮实验班学生在1987年初中二年级时参加榆树市中学生作文竞赛，全市18名学生获奖，实验班学生就占了9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两年学完了三年的功课。1988年，实验班学生接受省验收检测，成绩和省里重点中学学生不相上下。学生们自编自选的作文集——《田野上的小花》已经再版4次，被定为吉林省中小学学生阅读教材。转变差生说起来一言难尽，有兴趣的同行，可参看近期出版的《李元昌与乡土教育》（教育家成长丛书）中的《让明天的太阳更灿烂》一文。有些人担心，怕搞教改影响教学质量，影响升学，我的体会是，教改提高了学生的素质，提高了教学质量，提高了升学率。 桑：李老师，您常说教学法是教育观念之法。在教改过程中，您创造了许多教学方法，有些现在还在被老师们使用，有些还被介绍到国外去。对此您有怎样的体会？ 李：教学法是教育观念之法，这是我的切身体会。经常有老师问我，怎样才能创造出有效的教学方法，我说你首先要端正教育观念。我给他打了一个比喻：教育观是种，教学方法是苗，没有好种，怎会出好苗？教育观是舵，教学法是船，无舵之船，怎能乘风远航？这里所说的教育观，主要是教师的育人观，也就是你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方法。以前，我自己想搞出点教学方法来，但搞来搞去没什么效果。后来，我以为当地农村建设培养高素质劳动者为目标来改革语文教学，一些方法自然而来。现在，有人明知某些方法没有效果却还在使用，而不去思考怎样改进。比如批改作文用的批语，什么“中心不突出”、“层次不清楚”等等，如果学生明白批语中的这些话，也不至于把作文写成那个样子了。怎样改变这种状况，我下功夫研究了一番，搞出了点改法（见教育家成长丛书《李元昌与乡土教育》）。有一次作文对开头的要求是开门见山，而有个学生开头却绕了弯，我就在总批中出了下面四道题要他回答： 1.这次作文对开头的要求是什么？ 2.在学过的课文或读过的文章中找出几篇符合这次作文开头要求的文章 3.读自己的作文，看开头存在什么问题。 4.请你修改自己的作文，使之符合此次要求。 这四道题，各有目的。第一道题重申对作文开头的要求，要学生知道，不是开门见山，就不符合要求。第二道题，让学生阅读符合要求的文章，掌握这种开头方法。在回答上两道题的过程中，学生就会发现自己作文中的问题，并也具备了完成第四道题的能力。这样，通过教师的点拨，学生就具备自己修改作文的能力了。 桑：李老师，您认为现在的农村教师在理论学习中应该读那些著作？ 李：现在国内关于教育理论方面的著作很多，而且还引进了不少国外的教育理论，能多读几本当然是有益的。作为一个农村教师，我个人认为应该读一读陶行知先生的著作。陶先生的理论虽然不是产生于今天的社会，但他的思想先进，经得起时代的检验。我本人的教改，其实就是陶行知“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思想在教学中的实践。读了他的著作，我们会受到很多启发。 当代教育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哲学的指导。我就是以辩证法来指导教学改革，研究教学方法的。为了改善自己的教学，我读了《大众哲学》一类的书。在辩证法的指导下，我结合农村学校的实际情况，对教材、教法进行了改造。以前，我只顾闷头教学，有了点辩证思维之后才发现，现在的学科教学是形而上学。每个人都在孤立地、静止地看待自己的学科，而看不到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有了这方面的认识后，我便把各学科看成是一个综合性的大课本，语文学科只是其中的一个单元。因而在1985年我提出了以语文学科为龙头，把其它学科进行综合的设想，并开展了综合性教学。有些教学方法的设计，直接来源于哲学的基本理论。如“放——收——放”作文训练法，其理论根据就是哲学的“否定之否定”。把哲学思想应用在教学里，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方法。比如，根据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提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结合教育学中迁移的理论，就设计出读写迁移法。把哲学思想用在教学上，就产生了新的了教学方法；学生把辩证法用在学习上就掌握了新的学习方法。有一次，我结合小说单元对学生讲解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告诉学生，人物的性格就是人物的本质，对人物的语言行动等方面的描写，就是现象。本质决定现象，现象反映本质。明白了这个关系后，学生得出这样的结论：阅读时要透过人物的现象分析人物的思想本质。阅读是这样，那么我们在作文时该怎样去描写人物呢？学生们运用逆向推理得出结论：作文时，要把握住人物的思想本质，去描写能够反映其本质的现象。学生们还试着用这样的方法来观察社会上的一些现象。有的学生运用量变到质变的关系谈学习、谈修身。由此可见，我们教师在学习现代教育理论的同时，应该读一点哲学，用辩证法指导我们的教学活动，指导学生的学习。 桑：现在教材版本比较多，您认为哪个版本的教材适合农村中学生的学习？您是怎样指导学生的课外阅读的？在课堂教学中，您是否有比较成功的模式？ 李：前一问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我手中的教材不全，没有比较过。但我认为，无论什么样的教材，都在于教师的运用。有位老师说，“不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教”，这话很有道理。围绕为学生学习服务这个中心，就不能死守教材。按着顺序一课一课去教，那是死教书，教死书。对于教材，应该灵活运用。我从来没有按部就班地使用过教材，为了实现教学目标，有时我会把小学的课文拿到初中课堂上重读；有时把高中教材“下放”到初中去学习。对于教材中不利于学生学习的就删，不足的就补。需要的东西找不到就自己动手编、动手写。数学、物理、植物、政治、历史等课本的内容，经常是我语文课堂上的教学内容。学生的作文，有时也当课文讲。比如，有个学生写了篇作文《我爱家乡的红高粱》，无意中运用了象征手法，我就把这篇作文作为单元的首课组织学生学习，让这个学生现身说法，这篇作文是怎么写出来的。这样，对后面的《白杨礼赞》、《井冈翠竹》、《松树的风格》等文，学生就无师自通了。 学习语文，一本薄薄的课本是不够的，需要大量的课外阅读。推荐课外读物，也要符合农村学生的特点。我尽量向学生推荐带有“土味”的作家的作品。如老舍、赵树理、周立波、刘绍棠、马烽等人的著作。这些带有乡土气息的文章，贴近农村生活，学生喜欢读，对学生的思想、学习影响较大。课外阅读不是课内阅读的延伸，它和课内阅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给学生讲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就要把学生的兴趣引导到阅读《水浒传》中去；学了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课后学生非得找来《莫泊桑短篇小说集》读一读不可。当然，人的成长需要多种知识，不能单靠语文，科普一类书籍的阅读，也在我的指导范围之内。 谈到教学模式，实际上我从来不受什么模式限制、约束。在课堂教学中，有时一篇课文我要用两三个课时，有时一课时内学生要完成三四篇课文的学习。我从来不规定自己一篇课文几课时教完。如果这堂课老师讲有效，我就讲，不怕别人说我是满堂灌；如果讨论研究有效，就组织学生研讨交流，也不在乎有人说乱哄哄的不像个课堂；需要自己完成的问题，那我就要他们独立思考。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只要有效，我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只要对学生有利，统统用上。科学有效的方法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不能因其旧而弃之，时髦的方法也不能因其新就硬搬来用。有时设计好的教学方案，讲授途中就会改变，因为课堂上的情况变了，就得因势利导，就题发挥，不能死抱着方案不放。课堂教学要讲实际效果，不是讲形式。 课堂教学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从这方面来说是“死”的，但它决不是被某种模式所固定的。而教学方法则是灵活多样的，不固定的。我们应该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来调节“死”的规律，把课堂教学变“活”。 桑：李老师，您长期在农村学校工作，您认为农村教师除了教学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之外，还应该具备哪方面的能力？ 李：在农村教师中，有一门重要的学问往往被忽视，那就是农业生产这门学问。陶行知先生曾对农村教师提出过要求：“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为了达到这个标准，我自己在灯下啃了好几本农业大学的教材。从表面上看这些与教学没有多大的关系，但实际上它对教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使我的语文教学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也让学生发现了一个学习的新天地。以前，我只能把学生的语文学习导向生活，导向社会，有了这方面的知识后，我又把学生的语文学习引入生产领域，同当地的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学生们有了这方面的认识后，又促进了自身的语文学习。有的学生根据农药说明书创造了小说《丁草胺请战》；有的学生把自己掌握的农业科学知识用在作文中创作了小说《土地神》、《一水引来万水流》；有的运用在植物课中学到的细胞液渗透现象写出了《化肥上多了为什么会烧苗》、《怎样合理施用化肥》（以上列举的学生作文，见本人学生的作文集《田野上的小花》）。以上所说只是在语文教学层面看其作用，如果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其意义就更大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感到一个农村教师在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其重要性并不次于教学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桑哲 曲阜师范大学现代语文杂志社273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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