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 |
| 范文 | 陈冬杰 1984年，阿城《棋王》在《上海文学》发表并震动文坛，引起多方关注，也赢得众多赞誉。其主要原因乃在于阿城的小说开辟了一种不同的写作风格，带来了一种迥异于那个文学时代的文化审美。如王蒙在《棋王》发表不久后所说：“我久没有见过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文体、这样的叙述风格了。”[1]二十年后，阿城在接受访谈时也还谈到“不一样”这个话题：“接触到另外的知识，你的知识结构就跟你的同龄人不一样了。……应该是我的知识结构和时代的知识结构不一样吧。”“那个时候你觉得写下来是正常的，可是一发出去真正面对社会的时候，面临的是与读者的知识结构的差异。……我觉得这就是最重要的差别。”[2]P22-23由于阿城的小说对知识构成和文化结构感兴趣，所以他的小说很快与“寻根”话题产生了联系。三十多年過去，众多研究者对这部小说可以说是进行了多角度的文本解读和多元化的文化阐释。就主题意蕴而言，从“传统文化寻根”到“现代理性对人的异化”，再到“对人的生命状态的反思”，随着对题旨理解的深入与丰富，我们也愈加看到《棋王》在对一代人精神创伤的再现中所寄寓的更加深刻的对人的观照、批判与反思，这其中涵盖了对普通人生价值的叩问、对人之生命深处意味的揭示，以及对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困境的思考。 吃：最普通的人生价值 民以食为天，在人类生存所依赖的物质条件中，“吃”必然排在第一位。食物的匮乏不仅关乎身体，也关乎心灵。充足的食物不一定滋养健康丰富的灵魂，但“吃”的匮乏却一定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法国学者诺埃尔·迪特莱在谈到小说的构思时说：“作品和故事的构思在他的第一部小说《棋王》中非常简明扼要：一个青年家中困难重重，首先寻求他的生活保障，然后寻求活下去的新理由：奕棋。”[3]P3为此，小说写到众多吃的场面，写到不同人的吃相和对吃的不同看法，虽各有不同，但都揭示了“吃”这一基本生存之需的匮乏，表现了人们面对这一匮乏的不同心理状态。 用小说中的话说，王一生对吃的态度是“虔诚的”“精细的”，但细读描写王一生吃相的文字就会发现，他的“虔诚”和“精细”显示出他对食物的极度在意和他过去身心饥饿的经验。于他而言，“吃”就意味着生存。“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有一次，他在下棋，左手轻轻地叩茶几。一粒干缩了的饭粒儿也轻轻地小声跳着。他一下注意到了，就迅速将那个饭粒儿放进嘴里，腮上立刻显出筋络。”王一生的吃相于“虔诚”“精细”之外更是不雅和穷酸，这印证着他对饥饿的恐惧，对饥饿深刻而痛苦的记忆。这“惨无人道”吃相既昭示着物质的匮乏，更揭示了精神的创伤。 相较于王一生，小说中“我”所代表的广大知青所展现出来的更多的是“馋相”，用王一生的话说：“只不过想好上再好，那是馋。”但王一生眼中的“好”是不是真好呢？“……常常一个月每人只有五钱油……常常就只能吃清水南瓜或清水茄子。”“下雨时节，大家都慌忙上山去挖笋，又到沟里捉田鸡，无奈没有油，常常吃得胃酸。……尺把长的老鼠也捉来吃，因鼠是吃粮的，大家说鼠肉就是人肉，也算吃人吧。” 清水南瓜、清水茄子，田鸡、老鼠甚而蛇，直至开玩笑也是“吃人”。食物的匮乏和生活的残酷展露无遗。王一生对吃的要求是满足生存需求即可，而知青们的“馋”虽被王一生看做是“生活基准线”以上的需求，但绝不是过分的欲望，他们共同投射出一个计算吃喝、饥肠辘辘的时代。难怪阿城谈《棋王》时说：“如果有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不惜以我们的衣食为代价，我和王一生们是不会答应的。”[4] 人生诸相，却没有哪一个比吃更真实而必须。“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你可记住，先说吃，再说下棋。”反复强调人生最基本需求的年代也是最匮乏的年代。而在这样的年代里，无论是王一生将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理解成是一个“嘲笑饥饿”的故事，还是“我”不愿意回忆过去那些忍饥挨饿的经历，感觉这“总好像是在嘲笑我的理想”，我们都可以看到，饥饿，食物的匮乏，不仅给人的内心带来恐惧，更戕害着生而为人的尊严。所以说，“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这便是人生之真，也是人最平凡的价值。 其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城在《棋王》中对那个年代有关于“吃”的描写是走心的，是严肃而认真的。以致于后来引发了研究者对此小说的重心到底是在“吃”还是在“棋”的讨论。比如朱伟就曾指出：“阿城其实不会下棋。……阿城入迷的是那种盲棋的境界。《棋王》的表面重心在棋，实际重心在吃。”[5]结合阿城最初写这个故事的触发点——1983年冬天在李陀家吃羊肉，讲《棋王》的故事，以及最初所写小说的结局——王一生痴迷下棋，最终放弃了下棋[6]——来看，朱伟的观点是有事实依据的。正如有的学者接续这一论点后所指出的那样：“《棋王》通过吃对棋的吞噬，强调了平凡普通的人生价值。”[7]联系当时的那个时代来看，《棋王》最重要的价值无疑也在这里。 棋：人之生命深处的意味 “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在此处，阿城实际上指出了人的低级需要与高级需要之间的差异。马斯洛曾经指出：“我们和一切生物共同具有食物的需要……而自我实现的需要（至少需借助创造力）是人类独有的。”[8]P160“人有使他们自我实现的愿望，根据人内部倾向，人竭力要完成他自己真正的本性，忠于自己的职守，成为真正的、自发的、真正表现的人，在他自己深刻的内涵中，寻求他活动的根源。”[9]P149在马斯洛看来，自我实现是一种高级需要。那么，如何不“囿在其中”，如何“像个人”，对王一生来说，便是眼底心中那一盘棋。 《棋王》1984年发表的版本中，小说临近结尾，王一生得胜后有一段哭泣着对妈妈所说的话：“妈，儿今天明白事了。人还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妈——”[10]这其中所隐含的是：他所具有了的那点“东西”使他超越了低级趣味的“活着”。这点东西就是“棋道”。王一生痴迷下棋，因痴而又生出许多呆相，但经过九人盲棋车轮大战后，他水到渠成冕为“棋王”。纵观小说，王一生何以称王？持久的执着磨练不必说，专注忘我的境界不必说，这些都是王一生成为棋王的必要条件，但不是王一生称王的最主要原因。在九人车轮大战中，王一生所进行的持久而艰难的精神跋涉，所展现的人的智力与技艺的高超卓越和进取而又不争的人格魅力，在上千人观看的历史背景中，彰显了人的尊严、价值和人的崇高，这才是王一生称王的关键。美国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说：“有死者的任务和潜在的伟大在于他们创造——作品、业绩和言辞——的能力，这些产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长久存在之列，正是通过它们，有死者才能在这个万物皆不死（除了他们自己）的宇宙中找到他们的位置。人，虽然作为个体是有死的，但他们以做出不朽功业的能力，以他们在身后留下不可磨灭印迹的能力，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不朽，证明了它们自身有一种‘神性。”[11]P19王一生在他所属的那个世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对于他而言，他创造的能力主要体现在棋艺上，他之不朽的功业也在于其在棋艺上达到了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他之为“王”的精神内核，也照应出他自身所含的伟大“神”性。从这一点上言，他的尊严和价值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 但是不可否认，王一生的精神跋涉之旅是艰难而漫长的，这一漫长的历程也非常清晰地呈现出他精神成长的轨迹。他迷棋下棋，从不自觉地接受到自觉地追求，从解忧的消遣或逃避到积极的“有为”，棋涵养了他的精神世界，成为他精神的出路和精神的追求。在一个没有娱乐、文化和创造的年代，生于贫苦之家的王一生为了给家里省一点不参加学校的春游和看电影，儿时的他在跟母亲一起给印刷厂折书页时看到棋谱并引发兴趣，从此爱上下棋。少年时期王一生对棋的喜爱痴迷更多是被动接受，在精神无着时棋给他一个精神的乐园。及至青年，棋对王一生又有了另一层意味——解忧，“何以解不痛快，唯有下棋”。棋中之乐消解现实之忧，无论现实之忧是什么，無论此种消忧是精神的胜利还是逃避，下棋让王一生在现实世界中树立起一道精神的屏障和支撑。而在九人车轮大战中，这种精神支撑的作用得到进一步转化和升华。参加友谊赛不为利往，胜利了却与老者言和不为名去，然而却仍要赛要比试，浑然忘我，投入所有的精魂，进行精神的比拼厮杀，争一个胜负高低，所为的无非是人生的有所为。此时的下棋，更多的是一种介质，通过它，王一生感受到人的进取和意义，而最终的胜利恰给他精神世界以回应——人的价值与尊严。其实，依然像马斯洛所指出的那样：“高级需要的满足，能引起更合意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8]P162且看小说中所描述的：“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椿，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文字中所弥漫出的人的庄严与崇高，内心的宁静与丰富，一个瘦弱之躯平凡之子所释放的生命伟力，这才是真正的“王道”之所在啊！ 然而，出身优越的脚卵为了生活得好而将祖传乌木棋送了人，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我”还在为寻找“活着的什么东西”而烦闷，满腹棋艺与棋道的老者还在街上拾着破烂，在贫苦生活中挣扎的王一生的继父还在酒中迷醉，上千民众挤作一处“似乎都把命放在棋里搏”，还有一个陷于生活偶尔“犯糊涂”，跟王一生一样以画解忧的画家，属于他的成王的舞台又在哪里？《棋王》让我们感受肉体上饥饿，更让我们看到精神上的饥饿，让我们看到物质的匮乏，更让我们哀叹心灵的空虚与迷茫。这是一个时代“饥饿”的群相。王一生恰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之所以在棋的世界里驰骋狂野，也正反证了时代的精神饥饿，但这反证又具有强烈的超越性，王一生超越物质匮乏所彰显的精神崛起，让我们深切地看到作为精神属性的人的巨大能量，正如小说中所言：“哪怕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也如马斯洛所指出的那样：“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导致更伟大、更坚强、更真实的个性。”[8]P164这一点对于王一生来说非常重要，也非常真实，因为它所指示的正是人之生命深处的意味。 “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在物质的世界中得到安全与富足，在精神的世界里得到价值和尊严，这便是人之所求，人生之真，“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伴随着王一生的“成王”，小说叙述者“我”也完成了一次精神醒悟之旅。此处不妨指出的是，第一人称叙事是阿城小说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第一人称的运用使阿城的最初几篇作品具有一种文献价值，生活阅历深深地吸引了读者。可是这并不是简单的报道。它们表明了一个人（叙述者）面对生活及其兴衰的态度。阿城笔下人物的冷峻、严肃和伦理道义被自称‘我的叙述者所注意观察，使中国广大读者激动不已。”[3]P4 二元困境：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 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在社会生活和人性的舞台上有多种演绎方式，它们错综的关系时常给人生制造难解的困境。比如脚卵，乌木棋是祖传之物，父亲相送与他，所以乌木棋更多具有精神的意义，是脚卵与祖辈父辈的一种情感的联结，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拿出来送人“通关节”。但他不能忍受农场的生活，他所求的无非是“有个干净的地方住一住”，不受农场的罪。然而以伤害精神为代价去换取物质的需求，王一生是不赞同的。他认为这种“信物”要“性命一样存着”。所以他没有用乌木棋换取的名额去参赛。然而作家借画家表达了对脚卵的理解和同情，“倪斌，不能怪你。你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要求。我这两年，也常常犯糊涂，生活太具体了。”生活给人们制造了物质与精神的割裂之痛，然而对比脚卵和王一生，我们看到人仍然有可以选择的余地。雅斯贝斯说：“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包含着巨大的危险，也包含着巨大的可能性。（但）如果我们不能胜任我们所面临的任务，那么这种精神状况就预示着人类的失败。”[12]P24时代的精神状况体现在脚卵和王一生身上，有很大不同。从个体意义上看，王一生成功了，脚卵失败了。然而就整个时代而言，“人类”无疑都失败了。 就小说文本而言，无论何种选择，对脚卵而言，他之个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都不能两全，这更多的是时代所造成的伤痛。然而小说其实还有一种“伤痛”的可能，一种更值得思考的物质与精神关系的演绎。王一生棋艺精进之路的关键人物是一位棋艺高绝棋道玄妙的捡垃圾老头儿，他虽然将棋艺棋道教与王一生，但也叮嘱王一生祖训——为棋不为生，为棋是养性，生会坏性，所以生不可太盛。这里实际上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过分追求物质生活、谋生太过会伤害人的“性”，即精神世界。小说中王一生对吃的要求是“实在”，即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这与中国道家所主张的“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13]P118的思想，不谋而合。但究竟“生”会不会坏性，小说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按照李陀的讲述，在共同探讨的过程中阿城所讲述的故事结尾与发表之时相去甚远，却与通篇文章保持了更自然的一种内在联系。“这时小说的清样已经出来了，一看结尾和阿城讲的不一样。我说你太可惜了，阿城讲，‘我从山西回到云南，刚进云南棋院的时候，看王一生一嘴的油，从棋院走出来。‘我就和王一生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还下棋不下棋？王一生说，下什么棋啊，这天天吃肉，走，我带你吃饭去，吃肉。小说故事这么结束的。我回来一看这结局，比原来差远了，后面一个光明的尾巴，问谁让你改的？他说，《上海文学》说那调太低。我说你赶紧给《上海文学》写信，你一定把那结局还原回来。后来阿城告诉我说，《上海文学》说了，最后一段就这么多字，你要改的话，就在这段字数里改，按原来讲故事里那结局，那字数多。我说那没办法，我就说发吧。”[6]如果小说原本的结尾是上文所提及的那样，那么“生”确实是坏了“性”，物质和精神的对立确实造成了人的二元困境。 这里且不从叙事学上讨论结尾的合理性，单从小说意蕴主旨来说，这一结尾又开阔了文本的意义，使小说具有了一种明显的批判意识和超越时代的前瞻性。王一生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条件下筑起精神巍峨的大厦，却在物质充足的条件下使这座大厦轰然倒塌。如果说是时代造成了脚卵的物质和精神的割裂之痛，那么这个结尾中王一生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悖离又是什么造成的呢？是不是也是整个时代的风气使然？社会究竟要走多久才能为人们铺就物质和精神和谐统一的道路？人究竟要走多久才能学会构建更有意义的生存方式？其实，早在小说的前半部分，阿城就曾借王一生与捡烂纸的老头之间的对话昭示出一个“棋道”与“生道”背离的问题：“‘……我说你老人家棋道这么好，怎么干这种营生呢？老头儿叹了一口气，说这棋是祖上传下来的，但有训——‘为棋不为生，为棋是养性，生会坏性，所以生不可太盛。又说他从小没学过什么谋生本事，现在想来，倒是训坏了他。我似乎听明白了一些棋道，可很奇怪，就问：‘棋道与生道难道有什么不同么？王一生说：‘我也是这么说，而且魔症起来，问他天下大势。老头儿说，棋就是这么几个子儿，棋盘就是这么大，无非是道同势不同，可这子儿你全能看在眼底。天下的事，不知道的太多。这每天的大字报，张张都新鲜，虽看出点道儿，可不能究底。子儿不全摆上，这棋就没法儿下。”有学者认为，这番微言大义的话“包含了作者对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理解，它暗示我们《棋王》不仅是一个寻根小说，同时也是政治寓言”[14]。这其中的问题就更加引人深思了。 应该说，小说原来的结尾真正代表了阿城当年内心的初衷。雅斯贝斯说：“人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批判，与人的自我意识一同发生。”[12]P4可见，对时代的批判意识一定伴随着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棋王》“似乎不刻意反映什么，似乎并无什么寓意，但却处处透露出对动乱现实的折射、对人生哲理的探求。”[15]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阿城身处其中。他是有心反思、批判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 参考文献： [1]王蒙.且说《棋王》[J].文艺报，1984（10）. [2]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3]（法）诺埃尔·迪特莱.冷峻客观的小说[A].阿城.阿城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4]阿城.一些话[J].中篇小说选刊，1984（6）. [5]朱伟.接近阿城[J].钟山，1991（3）. [6]王尧.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以“先锋”与“寻根”等文学话语的缠绕为线索[J].当代作家评论，2004（1）. [7]王宁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经典选读[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 [8]（美）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M].许金声，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9]（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方士华编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10]阿城.棋王[J].上海文学，1984（7）.按，198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阿城小说集《棋王》中做了改动：“妈，儿今天……妈——” [11]（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12]（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13]老子，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4]黄伟林.论《棋王》——现代主义的解读[J].文艺争鸣，2007（4）. [15]蘇丁，仲呈祥：《棋王》与道家美学[J].当代作家评论，1985（3）. （本文获第十五届全国语文教师四项全能竞赛一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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