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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论《桤木王》的“承载者”神话
范文

    杨嘉宜

    摘 ? 要: 《桤木王》塑造一个复苏古老神话的“承载者”形象,揭露二战时期法西斯意识形态的神话与谎言。小说主人公阿贝尔·迪弗热托举孩童的“承载之举”,包含白日、黑夜的两种图式,分别对应承载者和承载物之间辩证的主奴关系,以及温情、阴暗交错闪过的双面母性体验。两种图式变幻的含义暗示“承载之路”和“统治之路”的一体两面,时刻可见法西斯神话玩弄人性弱点的手笔——升华的白日意象演变成吞噬鲜活肉体的权杖与剑,内化的洞穴黑夜意象变异为囚闭孩童生命的邪恶母体。承载者的命运,暗示了人类命运遵循的向死而生的秩序,留下恶性倒错后回归良性循环的可能。

    关键词: 《桤木王》 ? 阿贝尔·迪弗热 ? 神话 ? 人性

    二十世纪以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小说不胜枚举,忏悔、谴责和反思已成为经久不衰的议题,《桤木王》无疑是其中的一朵奇葩。《桤木王》大胆地挑战了一系列具有攻击性和怪异的主题。主人公阿贝尔·迪弗热是巴黎的一家汽车修理库老板,他高大壮硕、牙齿尖长,嗜食生肉,却身材畸形、近视耳聋、性器官萎缩。他宣称自己是时间黑夜中诞生的魔鬼,是与生命并肩而行的古老伴侣,具有使地球燃烧旋转的能力。迪弗热一次右手偶然受伤之后,意外地发现左手能够写字,开始在日记中回忆自己在圣克利托夫寄宿学院的童年生活。他小时候孱弱瘦小,面容丑陋,有茨冈人等游牧民族特征的面孔,他在等级森严、压抑隔绝的寄宿学院中备受欺凌和奴役,而后在同学纳斯托尔的统治下获得庇护。纳斯托尔对他来说如母亲,也如主人,他的引导和死亡激发了迪弗热的魔鬼本性。迪弗热长大后“遗传”了纳斯托尔的高大体格和畸形病症,以及阐释征兆的本能。迪弗热对孩童的占有欲和母性柔情,以及享受感官快感和反常性欲都逐渐体现出来,为他招来牢狱之灾。他被迫成为二战前线一个抚养鸽子的通信兵,法国战败后被俘送入德国集中营。在那个秩序井然、充满寓意的纯质国度中,他欣喜地遵从征兆的命运预示,承载使命。随着权力的篡取,母性温情和掠夺天性得以逐步施展,他先后在林间小屋饲育瞎眼驼鹿,在狩猎保护区饲养马和麋鹿,最后在纳粹政训学院担任供给食物和抚育少年的“代理校长”,将自己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承载”之欲推至“超承载”的极限高度。当恶性倒错即将把世界推入虚无之境时,他遇到一个从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捡回性命的犹太人小孩埃弗拉伊姆。此时,恶性倒错的符号开始重新转向,他明确自己最终的命运所在是回归奉献、希望和保护。罪恶的地狱战火蔓延至学院之际,他像圣经中的以色列骏马一样带着小孩逃离“埃及”,最终一起在沼泽地中陷落,完成了自我奉献的使命和升华。

    一、“神话”之术的运转机制

    荣格著名的“原型”理论将神话形象视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意指形式。神话不仅可以作为文学的母题,还富有心理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多重寓意。在荣格之后,弗莱用原型理论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手段,原型成为一种“交流的象征”,一种“重复出现的意象”“具有约定性和统一性象征意义的语义联想”①。再往后,列维·施特劳斯用结构学理论讨论神话的无意识结构基础,他指出神话没有最原初衍生其他神话的神话,而是处在一个变动的、差异的,相互影响的二元结构之中。这种整体性的结构要求研究者把握各个事物中潜藏的联系及功能间的互相影响。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神话”逐渐被用来表现一种整体的社会意识形态,例如罗兰·巴特在《神话修辞术》一书中用“神话”指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意指基于几重考虑。首先,神话这种社会集体性的文化产物,正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集体意识和集体表象,呈现出的富有诱惑力的美学范式。其次,神话是一个综合的符号体系,与意识形态的意指形式息息相关,可以作为意识形态分析批判的源泉。最后,也是巴特对于修辞手法,也就是语言——这一含摄了符号学结构的中心存在的关注。事实上,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并置研究渊源已久,叶尔姆斯列夫提出的“图式/习用”模式,修正补充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将符号学置于语言中心的统摄之下。罗兰·巴特延续发展了这一传统,运用到文化意指模式的研究中,他将神话界定为一种言说方式(措辞,言语表达方式)。他断定语言是唯一具有广泛意义的符号系统,并以语言学为准绳,分析一切符号学事实。这一以语言为实体、为基石的符号系统沿袭了“图式/习用”这一模式:“图式”,先验的纯粹形式,即叶尔姆斯列夫所言的“不变之物”,将语言结构投射到“现实”之上,形成了集体习用和以此为根据的个体习用。至此,符号学理论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语言学的模式、结构和意义生成方式。话语的权利中心位置奠定了西方哲学中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地位。

    当然,与之相应的,另一种以“图像”为中心的结构主义逐渐崭露头角。吉尔伯特·杜朗在《想象物的人类学结构》一书中提出:“神话可以看作图式、原型和符号的延伸。”②(62)这一主张背后的逻辑关系即是肯定图像的本体论地位,将语言置于图像之下,继而统摄符号学的现实。如果仍然沿用“图式/习用”的模式描述图像中心主义的理论,我们就可以用“图式”“原型”“形象”三个概念效仿巴特对于图式、集体习用、个体习用的分类。先验图式利用先天的时间、空间形式,搭建一切符号学事实最基础、最简单的构架。原型已经开始进入现实的领域,具有图式和形象的双重成分,是主观图式和感性环境所提供的形象之间的中介。原型的图像同样具有能指的功能,“比指示更多,因为它与感知对象分离,但比符号更少,因为他仍然是对对象的模仿,因此是一个有动机的符号与任意的语言符號相反”②(31)。原型同样是社会集体性抽象的产物,可以作为具体的、个体的形象的范例。

    事实上,这种对于图像的推崇是大胆且少见的。在西方思想史和哲学史中,语言(逻各斯)俨然北辰,居于众星拱卫之中,图像的地位一再被贬低,光芒黯淡如烛火明灭,瞬息转逝。从柏拉图的理念论伊始,赫拉克利特流变的河水即被视为对形而上学理念的迫害,是一种虚伪的幻象。尽管这两派观点呈周期性的此消彼长之势,但实际上图像一直无法摆脱主流哲学观念中的被压迫地位。为了动摇语言这一看似稳固的实体,我们势必要证明图像的优越性。它将“时间”这个重要因素抛出来。其一,语言是渐次展开的一连串符号,按照线性的时间排列,而图像是一下子直接呈现于眼前的,是最直接的材料,可以保存为长期的能指范式,诸如图腾、纹章、象征符号等。再者,语言不可能以单纯语音的形态存在,我们不能在脑海中抹去字符的形象和排列顺序,尽管英文字符是表音字符,但它仍然存在表象的成分。因此,尽管句子被设想为一个形式化的符号整体,但实际上这个能指符号的集合体也许只是由一个一个图像排列组成的活动画面。最后,语言和声音的一对一意指系列排挤了绘画和图像多义阐释的系列,事实上意象活动的统觉不能脱离图像的现实材料。由此可得,语言这种“能指”的能指符号可能寄身于图像之中,图像的重要性由此得到彰显。

    (三)昼夜交替:节奏图式——树

    白日秩序和黑夜秩序之间存在循环往复、渐进性的节奏图式,像树、潮汐、月亮的阴晴圆缺一样符合一定的规律。呼吸活动可以解释节奏图式的运作模式,其中存在对立模式的交替,揭示生命是在有节奏地重复着自己。这种辩证的交替驱使人们“退回到母体的亲密关系和一个颠倒价值世界的宇宙平静,在这个世界里,通过委婉语和否定之否定驱除恐惧”②(271)。当然,人们又会为洞穴外的日光所重新吸引,重新走出洞穴,白日意象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此为循环往复的交替,演变成人类的文明史。迪弗热的承载之旅可以窥见白日秩序和黑夜秩序的辩证交替,他沉迷于这种的“坠落的欢欣感”:他将恶性的上升原型推向饱和,又向另一个极端倾斜坠落,回归良性的母性怀抱——昼夜秩序交替间,生死的双重否定复活了强大的基督力量。最终的结局实现了提坦巨人阿特拉斯的承载神话:迪弗热举着孩子垂直向上,孩子升华为六角金星的天体,他则沉入地底的泥濘之中,化身时间永恒的黑夜和大地。这一上升和下降符号交织一体的承载行为,如同阿特拉斯举起天地,脚踩大地,创造出整个世界的创世行为,是节奏图式的最终体现。

    二、“承载者”神话的符号意指

    “承载者”遵循征兆的指引,行使命运赠予的职责,另一个角度,这个能指被魔化的符号沾染堕落,成为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意指工具。法西斯的诱导力量被美化为象征、命运、诗意的隐喻和神秘的神话——这就是法西斯的“神话之术”。图式、原型和形象就担当了这一命运的使者。无数形象从真实环境中抽离出来,显现出返古的症状,持续稳定的意义链条随之断裂。于是能指和所指不再各安其位,德意志上空旋转着充满魔力的古老原型,它们按照隐秘的机制运转,并将一个一个无力的陀螺仪卷入命运的漩涡中,最终指向圣启示录预言的那场末日大火。

    历史借神话披上无辜的外衣,神话亦借历史实践命运的常数。一方面,真实的历史被神话叙事所重新叙说。历史政治和群体心理学的旧驱动力披上寓言、故事、象征的外衣,被归咎为脱离人力或控制人力的“意象秩序”,主流的道德评价亦被悬置。有美化法西斯主义之嫌,但同时提供了一种危险但有诱惑力的美学范式,供后人对鉴自省。

    另一方面,尽管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混淆了立场,但避免让读者成为隔绝的“他者”:迪弗热不自觉如陀螺仪一般被外界引力诱动旋转,读者亦被吸入共同的磁场,得以体验岌岌可危的道德边缘境地。对富有文化意涵的能指符号的解读,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作的过程。“在图尔尼埃的作品中,叙事的基调发生了变化:从科学描述的基调转向仪式的、神秘的或幻想的基调——但从未触及某种程度上深刻的‘现实主义。这些变化的根源在于巧妙地使用互文性。受过教育的读者在任何地方都能认出哲学或神话的典故。但图尼尔的作品也有内在的交叉:这些‘自我暗示在文本网络中形成了另一个‘话语层”⑤。复杂的话语层提供了深刻辨析的空间,普通人得以叩问内心潜伏的灾难种子,审视法西斯群体心理学和历史学中具有大众普遍性的威胁因素。对神话的阐释是叩开历史大门的钥匙,唯有揭开法西斯的神话帷幕,才可一窥那段历史的一角面貌。

    (一)“承载者”神话的原型

    承载者吃人魔鬼的典故出自歌德根据德国民间故事创作的叙事歌谣《魔王》(《Erlk?觟nig》):父亲用披风裹紧怀中的孩子,在寒夜往家中骑马狂奔,躲避掳掠孩童生命的魔王。魔王甜言蜜语地引诱孩子,继以用武力胁迫,等到父亲赶到家中,怀中的孩子已经失去了性命。这显然又是一个魔化的承载者征兆,甚至存在“承载”的等级竞争:马,最无辜亦是最无私的承载者;父亲,是被承载工具运送的对象,也是保护孩童的占有者;魔王,贪婪的占有欲攫取了儿童的生命,将孩子从父亲怀中夺走,他是恶性倒错的承载者。在承载的等级制度中,魔王象征的自然魔力占据主导地位,对魔王视而不见的父亲则是人类理性的代表,他无法抵抗来自自然、灵魂、感官和无意识的神秘吸引力。如同代表人类理性的浮士德无法抗拒靡菲斯特的魔力,与他签订堕落的契约。

    “魔王”这个词有非常复杂的内涵,同时预示了迪弗热身上发生的变异、魔化和倒错。“魔王”喻指了迪弗热骑着蓝马为纳粹政训学校招生掳掠孩童,被父母称为“卡尔滕堡的吃人魔鬼”。但对这个词的词源追根溯源,“赫尔德收集的丹麦民歌题名中‘ellerkonge译为德语的正确意义应为‘精灵王(Elfenk?觟nig),但赫尔德将丹麦语Eller误译为了Erle(赤杨),从而产生了Erlk?觟nig一词。在多个中译本中,诗名都被译作了‘魔王,这是丹麦语中的原意。但是,歌德是从赫尔德的德译版本中得到启发,而不是从原本的丹麦民歌中。也就是说,歌德是从这一与桤树紧密联系的形象出发,创作了这首叙事谣曲”⑥。因为桤木(赤杨)生长在沼泽边,纳粹科学家给沼泽地里挖出的古日耳曼人尸骸命名为“桤木王”,即是书名《桤木王》的由来。

    “魔王”掳掠德国青少年儿童的性命,但讽刺的是,这一“食人魔”的原型中有更多“受害者”的特征。吃人魔鬼的身上同时存在法西斯的人格特征和一直被定居民族欺压的游牧民族的血统。黑暗沼泽一直以来都是游牧民族的象征,与定居民族适宜开垦的土壤不同,沼泽不仅无法耕作,更有吞噬生命的危险,因此被视为堕落、肮脏的象征。反犹主义来自对黑暗种族强烈的仇视。迪弗热与茨冈人一样拥有黑黑的脸庞和头发,瘦小孱弱,具有游牧民族的形象特征,因此一直受到发肤浅色、强壮有力、极具威望的同学欺压奴役。马这一承载工具包含流浪的主题,与流浪的犹太人、死亡和歌德拜伦的地狱之旅联系起来,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民间传说和文化传统保留了马的有害、可怕的意义:梦见马是即将死亡的标志。骑着蓝马收割生命的迪弗热是以被害者的身份行使恶魔之责,而加害者成为他手中的猎物。

    (二)“承载者”神话的意识形态象征

    “魔王”并非典型的法西斯人格。但毋庸置疑的是,他身上饱和的邪恶要素、充满攻击性的白日意象和吞噬的黑夜象征,都可以看到法西斯玩弄符号的手笔。魔王流淌着受难的血统,却化身为法西斯绞杀生命的战争机器,背后是魔化的征兆在扭曲真实的世界。

    承载者的形象是一个成年男性肩头扛着一个孩童,这个符号同时包含上升和内化的两种图式,包含辩证的周期因素。第一,呈现上下图式的符号由一个承载者和一个被承载者组成,因此喻指一种主奴权力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权力的关系是可以双重性的,孩童既被保护着,又被劫持着,成人既是保护者,又是劫持犯。此外,由于这是同性别的孩童与成人的组合,孩童一旦长大成人,就有可能从被承载者转化为承载者,实现权力的逆转和关系的倒错。因此,承载者交织着保护和迫害的复杂意图。这一白日的图式被法西斯大力发扬了其中权力的压迫因素,淡化了保护的成分,因此迪弗热本来应该是游牧民族的运输工作,却成了渡过冥河驶向地狱大门的船夫。法西斯使用的“神话之术”是白日意象中天然的诱惑与魔力的特征,利用无意识的集体心理培育权力的领袖和自发拜倒在祭坛下的信徒。

    第二,呈现内化图式的符号从一个成年男性和一个男孩组成,这一关系中男性集阳具崇拜和母性体验于一体,实现了完美的两性融合,他托举起孩子,既是骄傲地昂起陽具,填补自己的男性气概,又是牢牢地把持孩子,满足母性怀孕的占有欲。孩童有如鹿角昂扬,巨人有如牝马雌伏,生殖器崇拜和肛门崇拜竟能奇异地融聚一身,复苏雌雄同体的远祖神话。与孕育一体两面的监禁,是黑夜秩序邪恶的演绎。法西斯窥见了这一母性体验阴暗的心理,将孕育转化成封闭的囚禁,创造出一个邪恶的母亲。

    1.诱惑:无意识的集体心理

    桤木王从父亲手中夺去心爱的孩子,如果将这一原型投射到现实当中,就可以发现魔王的“诱惑”和“武力”其实是融为一体的,暴力的抢夺和堕落的诱惑混杂于一体。法西斯的诱惑无法剥离武力的成分,甚至可以猜测也许正是因为极端的暴力才产生了诱惑?起码可以确定的是,统治者和顺从的臣民之间的主奴关系是充满辩证性的,因此任意一方都无法轻易地推脱罪责。

    极权政治和暴力必然寄托于群众这一载体。虽然历来对法西斯内在动因的研究层出不穷,但群体心理学始终占据重要的地位。汉娜·阿伦特对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进行多角度的研究,从政治制度(如魏玛共和体制的缺陷)、社会经济(社会经济危机)、意识形态等诸方面阐述纳粹极权主义产生的历史原因。其中普罗大众的“平庸之恶”——无觉、无动、盲从,被视为纳粹政治的心理基础。群体行为是对罪行无意识的举手表决,亦是良心审判时无辜的保护伞。弗洛伊德援引了勒庞的《集体心理学》补充自己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勒庞用“催眠”解释个体意识如何被集体无意识所同化,人心的罪恶因何被释放扩张:一、本能的释放,伴随着良心和道德责任感的解脱;二、感染性影响,个体自觉地服从集体的意志甚至无私奉献己身;三、暗示性催眠,情感和观念通过暗示朝同一方向之转变。因此,集体必然需要一个具有威望的领袖,满足群体对忠顺自发的渴求。这个高高在上的集体领袖,与歌谣中诱惑孩童的魔鬼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威望和强权是神秘莫测且不可抗拒的魔力,煽动支配俯首帖耳的信徒;他强烈的激情和愿力,将狂热盲信灌注入集体动员之中;他擅长夸大其词和危言耸听,制造幻觉和错觉,使集体慑服于词语的魔力和他个人的威力之下;他崇拜暴力、极端、统治和压迫,但这些都被集体滑入虚无幻境的堕落快感所麻痹。他不仅是自封的集体之王,更是信徒追随的民选领袖,他是领袖,也是魔王。桤木王即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在法国社会中,他是一个最卑微的社会底层人士。在德国,他的起步是一个异国战败的俘虏,但是他在这个封闭、狂热的权力空间简直如鱼得水,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身上的魔性。因此,他一步步获得了权力和威望,最后奴隶竟能掌控主人的生死大权,完成主奴关系的逆转。

    父亲怀中的孩子是德国千千万万孩童的缩影,预示了纳粹政训学校里的少年学员的死亡命运。但在主奴的辩证关系当中,他们并不是完全“清白无辜”的,或者说,他们身上很早就被领袖打上了猎物的标志,一到时机,他们就会自觉投入吞噬生命的血盆大口。这些从小被等级制度、组织、职权的权威驯化的德国孩童,他们是罗明腾保护区被按鹿角品质划分等级的猎物,也是纳粹政训学校被人种学家测定种族纯度的标本。在生活大小事情上一样,他们服从自己身上所穿的制服和扮演的角色。德国人的种族天赋(也是另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成果)使他们安然处于集体中自己的等级和位置,在魔鬼、父亲、孩子、马这一组“超承载”的等级金字塔中,无法期待他们有逃出生天的可能。

    2.魔力:神秘主义的祭献仪式

    魔王超理性的魔力对承载者有同样的诱惑,迪弗热沉迷于这种想象的仪式唤起的古老体验,调和现实的焦虑。古老的仪式借由能指的符号复苏原始的情感和冲动,满足了迪弗热在“咆哮仪式”中未能尽兴的返祖怀念。这也是法西斯美学中的重要一环,法西斯热衷于各种仪式、象征,他们在图腾和装饰中复活中世纪的野蛮崇拜和宗教传说,重新叙说牺牲的少年英雄战士的事迹,他们恢复了狩猎的传统,用献血祭奠自古以来的领土大地。纳粹的动员大会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集体参与的“仪式魔法”——献血、旗帜、英雄、铜号、烈火、战歌、徽章……这与古老的祭献仪式和原始魔法何其相似。别有用心的象征能指达到了饱和,最终死亡魔力的肆虐酿造了可怖的现实。这种仪式神秘的魔力为何能产生如此大的诱惑力?难道仅仅是神秘主义的情感攻克了理性和知性?诚然,德国的思想和哲学一直以来都寄居在神秘主义的宗教传统中,但伍德哈尔指出:“亚伯与法西斯主义的共谋既不能用理性的支持,又不能用对一个为他的经济利益服务的政权的怀疑来解释,也不能用对它的无理性的神秘化来解释。相反,原因在于他在纳粹精心策划的象征性交流中的自我定位和情感回应——这种交流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质生活密切相关。”⑦法国批评家乔治·巴塔耶对分析政治形态的象征维度和集体经验的情感基础很感兴趣,尤其是法西斯主义对这些因素的利用。巴塔耶借鉴了马塞尔·毛斯(Marcel Mauss)的礼物理论,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对物质盈余的支配,通过“无保留支出”的过程,确保社会的凝聚力。部分经济盈余的惊人支出,以象征性的物品和活动(如宗教崇拜和游戏)的形式产生了集体经验,加强社会所有成员之间的社会联系。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资产阶级概括了积累的伦理,停止了象征性的支出,后者的无限能量就集中在被压迫的阶级身上。巴塔耶认为,释放这种能量具有马克思分析的潜在革命力量。然而,正如他在《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结构》(1933-34)中展示的那样,事实证明,国家社会主义者有能力利用这种力量,并将其引导到威权体制中,以牺牲民众为代价,增强社会凝聚力⑦。

    相应的,想象物的力量一旦失控,介入现实之中,将释放摧毁性的能量。“通过意义的交流与传递,影像觊觎现实,重构现实,妄图取代现实。由此,表达开始吞噬现实,真实与非真实的边界被不断模糊,想象物逐步具备作为真实的合法性,并最终成为能够建立世界关系的新工具”④。此时,恶性的倒错在仪式中不断上演,直至纳粹的“尖头桩形三侍从黑顶银纹章”想象物的盛会达到高潮,纹章在无辜的孩童尸体上得到了重现。

    哈伊奥、哈洛和洛塔尔三人都站在那里,红头发的孪生兄弟像忠诚的战友守在白发小孩的两边,大睁的双眼凝视着茫茫的虚无,利剑从肛门处刺穿了他们的整个身体,他们的伤口却各不相同……洛塔尔头向后仰,他咧开嘴咬着重开了他牙关的剑尖。他是从下往上被利剑垂直刺穿的,他双腿并拢,两手下垂,像是完美的剑鞘,护着刺穿了身体的利刃。星星隐没了,殉难的儿童屹立在黑暗的天幕之下③(403)。

    纹章的图像本来是保护生命不受时间流逝的侵蚀,却被纳粹操纵催化出死亡的力量,将活人献祭给了图腾的形象,再没有比这更加危险的想象物了。纳粹学校的校长曾经预言到了这悲惨一幕,他向迪弗热诉说:“您难道不觉得把活人的形象刻到纹章中,难道不是某种祭献的观念隐秘地联系在一起吗?总之,如果我们追根溯源,便可发现图腾动物都是被拥有、宰杀、使用的动物,正是这样,图腾动物才把自己的德行传达给佩戴图腾标志的人。”③(348)因此,纹章中兽形符号居多,绝少出现斗士、女人特别是儿童的形象,这一祭献的主题在纳粹纹章中邪恶地复苏了。希特勒附于孩童的耳边,用荣誉和牺牲的谎言诱哄孩子奉出热血和生命,献祭给他伟大的帝国幻想。

    3.监禁:纳粹军队的欲望编码

    即使是黑暗元素的承载者,同样难免沦为扭曲的征兆,吞噬承载物的生命。在魔鬼、父亲、孩子、马这一组流动着权力的等级金字塔中,即使处于被压迫阶级末端的承载者——马,这种象征排泄的图腾动物,天生的承载动物,也是最无辜的被压迫者,都有可能成为劫持、诱拐的工具,如骑手抱着孩子骑着马,如猎人骑着马围猎麋鹿。这是终对始的倒错,坟墓对子宫的意义吞噬——“‘肛门天使把‘承载天使追逼得走投无路”③(332)。此时马与魔王身上的黑夜原型同时显露出了相似的邪恶一面,最高等级的承载者与最末端的承载者疑似继承了相同的黑暗血统,令人质疑这武力的怪圈是否从来都是首尾相衔的权力循环?魔王的统治是否早已有迹可循,马无私的奉献是否已经埋下了统治欲望的祸根?这个闭环结构最典型的表现是两处密闭的寄宿学校,一处是童年的圣克斯托夫寄宿学校,迪弗热还是被欺侮被承载的受害者,一处是二战德国的纳粹政训学校,迪弗热已经是掌控孩子的吃人魔王。在这个封闭的权力闭环中,迪弗热不仅发生了身份的转变,更一步步获得了与承载之术相适应的权力。

    迪弗热将纳斯托夫和圣克里斯托夫寄宿学校比喻为城堡的君主和他清点在册的子民,借这个比喻,区分了良性的承载之术和恶性的承载之术。他使用的空间密度这个术语形容两者之间的不同。承载之术的目的虽然都是控制他人,但良性的承载之术适用于开放、密度较小的空间,如同母亲保护孕育孩子的子宫,自由开放,充满生命的可能性。恶性的承载之术指向的是一条统治之路,他与禁闭、密度极大的空间紧密相连,像坟墓一样埋葬时间和变化的可能。承载者是城堡的君主、被崇拜的偶像、规则的制定者。自我封闭、不向外界開放的统治空间,保证了他自行规定的内部规则和全面完整的清点和核查。纳斯托尔是整个学校老师和学生敬畏的统治者,他的臣民服从于条例严谨的惩戒和奖励校规,自觉形成了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在这一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纳粹军队中军衔等级、纪律法令、荣誉和惩戒一脉相承的统治手段。迪弗热虽言明这两条道路彼此相克,相互排斥,但由于它们的相似性、亲缘性和殊途同归的特性,两者极易互相转化。就像在寄宿学校中学生们课间休息玩的“骑士游戏”,它被视作将来在自由空间良性承载的准备,但由于它始终身处于强制的统治空间,这一模仿良性承载的活动不免蒙上了一层恶性倒错的阴影。

    虽然迪弗热在纳粹寄宿学校如校母一样温柔地抚育学生,但仍然不能改变他恶性承载的邪恶本质:他骑着蓝马从父母身边夺走他们的孩子;人种学家用对他们的身体采集各种荒谬的数据,划分血统纯度和高低贵贱的等级;本该手中拿着玩具汽车玩乐的天真孩童,被迫坐在坦克这一放大、变异的承载工具,同时被另一种魔化的承载工具碾压在巨轮之下。纳粹对青少年孩童爱护的目光,始终落在孩童被物化,被去个性的物质身体之上,这是祭祀的绝佳牺牲,也是帝国的人肉炮弹。迪弗热前期就像一个邪恶且占有欲十足的母亲,她想将亲爱的孩子闷死在肚子里,达到完全的掌控。他的母性体验折射出纳粹军队中男性友爱背后的心理因素和欲望动力。纳粹倡导一种男性的亲密友爱,增强集体军队的团结性。战友之间扶持互助,培养勇气、坚强意志和责任心。男性的女性化将一个团队的成员联合起来,所有成员都与领导具有相同的结构关系。如同迪弗热成为纳粹军官学校的校长后,他的学员们亲密、孺慕服从地簇拥在他身边,信赖依靠他,同时服从他的统治和指挥。但迪弗热的这种母爱时而闪现残忍的面目,无法逃避奴役和武力的阴影,正如魔王的占有欲不能不凭借邪恶的手段满足。这种不稳定的亲密体验在纳粹集体中被别有目的地提倡,却被冠冕堂皇地标榜上“荣耀”“团结”“牺牲”之类的门面。同志关系和亲亲之爱仿佛是行罪的“免罚牌”,他们坚信这是面临末日火焰时披上的无辜的外衣。

    三、“神话”的人性之基

    神话是一种古老的范式,无数次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影响历史的秩序,这种范式我们命名为命运的常数。法西斯神话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于它借助这些象征图式,拟造了一个返古的文明神话,制造了偏见、仇恨、清洗和杀戮。古代富有抗争性的神话英雄被扭曲为专制集权的权威领袖,奥林匹斯的神族血液被古日耳曼人种“纯洁高贵”的血统污染。意识形态是神话图穷匕见的杀招,破译神话意味着破解了法西斯的政治术语。但与此同时,人性的幽暗和光辉才是这把匕首亮出的锋芒。人性是权利借助的工具,也是操纵意识形态的幕后之手,这才是神话的基石。撩开神话的帷幕,破解意识形态的话语,最终出现在眼前的是双重性和否定性的人性。人性存在欲望倒错、吞噬本能、母性情结和占有之欲。与此同时,光明的烛火被阴影覆盖时,人性之中希望的火种会重新复燃,我们将在恶念的尽头在潘多拉盒底发现希望——白日秩序和黑夜秩序交替开启新的日夜,末日预言的神话将伴随罪恶的清扫,挪亚方舟在洪水褪去后重新登陆陆地。

    (一)人性的双重性

    1.欲望无害的性倒错/有害的吞噬本能

    魔王对孩童的掳掠有同性恋的意味,因此给迪弗热加诸“同性恋”“恋童癖”“恋物癖”等标签是欠妥当的。尽管迪弗热对孩童的掠夺中有不可忽视的性变态(perversion)和色情(eroticism)的成分,但图尼埃对于这两个词的价值评判明显是与大众不同的。弗洛伊德对性变态的定义中,预设了一种“自然”的,先天的常态性行为,性变态者反常的性理念呈现在几个方面:性对象的倒错(同性恋)、替换(恋物癖)、变态(恋童癖),性器官的变异(双性人),性目的的转变(接吻、抚摸、舔舐)。对于这种大众的常识声音,性图尼埃试图发明一种新的“常识”:性不是由先天的“自然”产物,而是后天发明的性模式。性是一种发明,一切皆有可能。相反,与生育挂钩的性欲是一种深重的灾难。图尼埃为性反常的辩护体现在迪弗热的身上:他的生殖器官畸形萎缩,导致与拉歇尔失败的异性恋,他开始回溯本性中原始的本能需求,在掠夺孩童、承载儿童的行为中获得一种无法承受的迷醉快感——他称之为欣快感(Euphorie)。这种性快感不借由生殖器官的单一出口释放,而是流淌遍全身,恩泽身体的每个感官地带。Fabijancic⑧将这种性状态归类于“多态倒错”是相当准确的。

    “多态倒错”源自原始本能的自然驱力,呈现出欲望的多元性,具体表现为广泛的性性感带(视听嗅味触),多样的性目标(孩童、兽、伤口、头发)和性客体(点名、涂护唇油、承载行为)。举例来讲,迪弗热用摄像技术和录音技术拍下孩童的形象,偷录童声,满足他穷尽一切的饥渴感,他称其为“利用了摄影者对被摄影者的那种半是伤害半是爱恋的占有手段”的“施魔术”。他用口唇吮吸形如女性性器官的伤口,因无法承受的迷醉快感而晕倒;在儿童共浴的淋浴房感受蒸汽的热浪,如同“辉煌的升天”;为唇部干裂的军官学校学生挨个涂抹护唇油,模仿“神圣之手”涂圣油的宗教仪式。到了战争最后的阶段,迪弗热的占有欲和性变态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甚至将孩童剪下的头发堆在浴缸中,沉溺在其中迷醉地呼吸孩童的气息。诚然,这种性变态将迪弗热的承载之举推向了一个恶的顶峰,但这是由于迪弗热将这股性能量引导向了错误的方向,而不是多态倒错本身之罪。相反,圖尼埃为这种“天真”且无害的性行为积极地辩护,他虽然并不仇视异性恋,却视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为洪水猛兽,他试图将原始欲望导向多元化的、非功利化和非工具化的艺术行为,一种性能量向高级文化活动转移的“性升华”活动。

    尽快图尼埃否认了性倒错和性反常的“反常”,但不意味他同时为欲望的吞噬本能脱罪。原始驱力的自发本能有多种出口,或从单一的“自然”生殖器出口释放,或者由倒错的性器官释放,又或者由多态倒错的无固定部位承受激情。但无害的性能量有可能被法西斯性政治利用剥削,呈现为一种邪恶的形式:侵略、暴力和吞噬生命。吞食这种口腔欲望是人类最早的性欲表现,婴儿会不自觉地吮吸乳头和手指,母亲通过这种行为与婴儿建立亲密的母性联系。这种温情愉快的本能,恶性倒错为张开的血盆大口、撕扯猎物的尖利犬齿、吞咽鼓动的喉头食管,这与迪弗热无害的多态倒错差之甚远。迪弗热在罗明腾保护区即目睹了这样一幕,帝国犬猎队队长格林和狮子在餐桌对面分食野猪肉,他们贪婪丑恶的大快朵颐模样被形容为:“那块猎品在两个魔鬼之间正常地来回移动,只见两个魔鬼满含深情地互相凝望,一边大口大口地咀嚼着散发着麝香味的黑色野猪肉。”这一画面中聚集了诸多邪恶的要素,其中一点是“散发着麝香味”的野猪肉,因为这种丑恶堕落的粗野动物极受格林喜爱,甚至猎杀麋鹿这种高贵象征的生物来饲养它,但转眼野猪也成为吞噬的对象,餐桌上魔鬼的祭品。其中吞噬者和被吞噬对象的转换,同样发生在张开血口吞食鲜血和肉体的刽子手和被战争机器卷入狂欢仪式的儿童身上。

    性欲与饥饿时的觅食行为一样,是一种本能需求,但在战争发生前,迪弗热一直生活在一个“残酷的、反肉体和阉割的社会”,一个患有“性恐惧症”的专制社会。执政者、法官、教士和军队鄙夷肉体和情欲,对性进行残酷的查禁和监管,调节社会内在驱力和人口经济。事实上,道德法令、家庭单位、社会机制的权力正是通过矫正性欲获得的,正如福柯指出,权力是自下而上地涌流在社会这个结构体中,被严厉压抑的阶级,正是因为拥有最无拘束无利害的原始激情才被施加各种禁令,执政者正是通过引流、分化、组合这些强大的力量结成势力团体。这里不得不纠正的观点是,弗洛伊德将性欲归因为阉割和补偿,并将性倒错归咎为权力严酷压制下的变态。事实上,正好相反的是,权力机构扶持性欲又压制性欲,禁止性欲,从而获得权力:自从家庭变成社会单位,资产阶级伪造了“俄狄浦斯”的恋母神话,借子虚乌有的乱伦情结论定人类“先天”的“戴罪之身”,利用人们的性羞耻和罪恶感行矫正之责;弗洛伊德开创性地提出存在无意识的性本能,又为其冠上莫须有的污名,人们被这套思维范式所吸引,将纯真的性本能引向乱伦情结,性倒错遂成为司法和社会道德的审查对象,何其无辜。迪弗热被他珍爱的女孩玛尔蒂娜诬陷为强奸犯,继而被司法部门和警察辱骂毒打,诬陷罪行。迪弗热在狱中仔细研读了迫害他的法令条文,辛辣地嘲讽为“夹杂着愚蠢、仇恨和无耻的怯懦的大杂烩”,因此顺从且欣喜地将自己投入命运的怀抱(法国被法西斯攻破),并将战争的清洗之火视为对罪孽的惩罚和己身的拯救,殊不知投身于极权主义另一种性培植和性操控。如《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中威廉·瑞奇的理论,对常态性快感的强制镇压(成年异性恋生殖器快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罪恶感使得男性和女性容易受威权领导人的影响,只要他立即加强对性快感的禁令,并以升华的形式(荣誉、责任等)或通过战争侵略提供性能量的出口。显然,法西斯也是在效仿专制社会引导肉体和精神力量,将生命的冲动诱化为肉体的暴力牺牲和鲜血的渴求。

    2.母性的温情/阴暗

    与单纯的异性恋、同性恋的倾向不同,阿贝尔·迪弗热构想了一个超两性畸形的远祖亚当,一个充满母性的男性躯体,同时满足了男子气概和女性柔情,以及孕育生命的喜悦满足。他的依据来自上帝造人之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即同时为男女两性。女性也不是亚当的一根肋骨,而是他的肋,即他的女性部位。神话中的远祖形如滑稽、累赘且色情的巨人,身体负载着女性,女性之上再负载着孩子——但不可否认,迪弗热的所作所为显示了他对这种远祖欲望形态深刻的怀恋,以及复苏的热情:

    原始的亚当身披全套生殖工具,活生生地躺者,也许无法走动,但肯定不能劳作,而是永无尽头地承受着完美出奇的爱的冲击——既拥有激情,又被同一激情所拥有,至少在他怀上自己本身创造的东西时如此③(18)。

    此外,迪弗热对“堕落(Fall)”的定义,也不是亚当夏娃食伊甸园禁果对神意的冒犯,而是上帝为了避免雌雄同体的孤独,将男性、女性、孩子分裂成单独的个体:

    把原始的亚当一分为三的那个解体阶段,从人中间造出了女人,继又造出了孩子,一下创造了三个可怜的人:永远为孤儿的孩子,孤独、惊恐、始终在寻找保护者的女人和轻捷灵活的男人,但这位男人却像一个被剥夺了所有特权的国王,被迫像奴隶似的服苦役③(19)。

    可即便如此,图尼埃并不赞成利用婚姻将分裂的个体重新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他并不认为异性恋是一种圆满的状态。他恳求道:“切勿将上帝拆开的东西重新结合到一起!”图尼埃借迪弗热与拉歇尔失败的异性恋经验指出异性恋不匹配的性需求,造成了不平等和强制性的性别关系。女性制定“衡量男子气概的标准”,以性功能为衡量基准,性功能是性行为的否定。“性功能仅仅在于尽可能地拖延性行为,如同对性行为的否定。它是一种许诺在先,从不守诺,而被无限地围困、克制、终止的行为”。男性必须“控制、推延性交过程”,以满足女性“植物式的缓慢成熟需求”,他们的性行为是不和谐的,其中必有一方服从于另一方的调教。不平等的两性关系逐渐扩大了不同个体之间存在的裂痕,希求毫无芥蒂地重新契合是枉然的。图尼埃否认了他的作品中有“异性恋恐惧症”的倾向,他指出只是表达了一种对真理的看法,那就是与生育挂钩的性爱是一场灾难。社会机构通过控制性欲调节生育,倡导一种“功能性的、必要的、无私趣性的”的传统性行为,仇视反常的性取向和性行为。婚姻法令、家庭单位、道德约束强调两性的忠诚和性欲的“合法性”“合理性”,性欲喷涌的生命之泉被“合意”地引导向生育、家庭、社会机构、国家政府,造成“情感、精神和创造力的僵化”⑧。被捆绑在生育链条上辛苦繁殖的劳作者,本来试图通过繁衍后代达到生命的“永恒”,被捆绑于生育链条,却异化为一种工具化、功利化的“物永恒”。因此,图尼埃将目光轉向另一种人类关系:成人与儿童的结合——承载。

    图尼埃塑造了这样一个形象表达对远祖的怀恋之情:一个男性巨人肩上负着一个孩子。孩子赋予巨人双重的生理属性:男性和女性。“在亚当的例子中,孩子是他阳刚之气的物证。对于亚伯来说,孩子就像鹿角一样,是骄傲地向上延伸的阳具,而不是萎缩的隐藏在身体的下部”⑧。鹿角具有纯粹男根崇拜的性质,昭示着生殖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勃发。而母性则弥补了男性失去女性生殖轨道的不足。迪弗热用他具有承载天赋的巨手温柔耐心地侍弄鸽子,用将食物嚼碎哺育给受伤的鸽子。在纳粹政训学校,他像“校母”一样为少年学员们奉献母性的柔情,供给食物、清洁、穿衣、检查、治疗,协助称量和测量他们的身体。母性的男人——用孩子这个生殖器的象征弥补自己阉割的阳刚之气,同时作为母性的孕育果实达成他天生的温柔奉献,又作为孩子肆意挥洒自己的性快感,形成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封闭的圆满”⑨。莫里斯将迪弗热这种返祖性的欣快感定义为“人类的最高使命;生命的载体”⑩。因此,当亚伯第一次抱起一个孩子时,他感受到类似于一个母亲抱起孩子时那种非阳刚的、非生殖器的情爱的狂喜,这种欢爽的快感流淌遍他的全身上下。成年男女两性之间统治和性的矛盾和角逐让位给和谐、完满的男性与孩童的友爱之情。

    然而,Fabijancic根据法语动词porter的双重意思(运载孩子和生孩子),指出“欣快感”的模糊性:

    抱一个孩子就是把他抱在怀里,怀着温柔和抚慰、抚育和保护的愿望。但是也是抓住、抗走、带走。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给作为母性核心的自我牺牲和服务的动机蒙上了一层疑云。服务也是占有和支配。母亲和孩子,就像主人和奴隶一样,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表演所有人类关系的辩证法……母性反映了爱的普遍缺陷:占有欲、对身体的痴迷、支配、自私、残忍?輥?輯?訛。

    迪弗热的母爱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之上,他为了满足对孩童不餍足的贪欲,为纳粹军官学校服务,四处打探消息劫掠孩童,将无辜的生命从父亲身边夺走送入屠宰场。自私残忍的母爱,最终将孩子送上牺牲的祭台,葬身帝国末日的降罪业火中。这种阴暗的占有欲对应了对失衡权力的极度渴求:

    我现在才明白,那些拥有绝对权力的暴君为什么最终变得极度疯狂,原因就在于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使用权力。世上没有东西比无限的权力和有限的能力之间的失衡更为残酷。除非命运能够突破贫乏的想象力的界限,践踏摇摆不定的意志③(378)。

    (二)人性的否定性

    选择承载者这一上下垂直的符号,必然是图尼埃精心挑选的结果。还有什么能比这一神话符号,更能体现人性的双重性和复杂性呢?

    这个成人与孩童的连接符号,既拥有上升的垂直图式,又拥有下降的内化图式。前者的图式和原型对应了孩童和成人之间辩证的主奴关系——成人占有劫持孩童,但负载的孩童又凌驾于这卑微的驮马之上,他们的权力结构极其不稳定,轻易便可颠覆倒错。后者则隐喻了母体的子宫和吞噬生命的坟墓,占有欲在温情和邪恶的两端摇摆,决定了这段成人与孩童的关系走向生命还是死亡。但承载者并非和纳粹一样在这个恶性的权力闭环中循环,迪弗热的身上仍然存留人性的希望和回归良性循环的可能。他曾提出,承载之术本应在开阔、密度小的空间进行,在密闭空间的承载之术是对良性承载的倒错模仿,是一种恶性承载,是为了将来到开阔的空间执行使命的准备。假设这不是迪弗热为自己开脱的辩词,那么迪弗热遵循的就是符号自身的秩序。在第一部分,我们曾经讨论过符号遵循昼夜交替的节奏秩序,这一秩序是否出于偶然?还是超理性的神秘力量对迪弗热的指引?事实上,我们已经发现,即使是看似常数的神话实践的仍然是人性的常数,符号的倒错回归不能离开人性单独讨论。与其说迪弗热是遵循恶性再良性倒错的符号秩序,不如说他是被人类的整体命运所推动。人性有双重性和否定性的特点,并非属于完全对立的善恶两极阵营中的任何一方,相反,不断越界、模糊、转换、不断地发生恶性倒错,又在坠落的边缘良性倒错回归另一种秩序。

    这可以解释人性无害的欲望可以演化为吞噬的本能,母亲温柔的脸上为何笼罩着一层危险的疑云,为何权欲的贪婪轻易腐蚀纯洁的心灵,紧闭的空间轻易能滋生极端的恶行。毫无疑问,德意志的“纯洁”人种就是这种恶念滋生的最佳土壤。在给迪弗热带来悲惨童年的圣克里斯托夫寄宿学校,他曾经向同学佩尔斯纳尔表达过充满占有欲的迷恋,这个孩子,这个“原本纯洁的生命,没有丝毫的恶念,甚至对恶也没有一点防备之心,但是,如同太平洋岛上的土著人,跟白人无耻携带的病菌一接触,便纷纷丧命一样,就在我向他展示了我内心的复杂性的那一天,他便一下子沾染上了邪恶、残忍和仇恨”。(这一比喻同样充满了人性的双重性,被视为纯洁象征白人成为病菌的携带体,迪弗热这一黑暗民族的后代又被喻为白人)总之,佩尔斯纳尔甫一意识到压迫的快感,就毫不留情地化身为残忍的奴隶主,对迪弗热实施了残酷的欺压。但当迪弗热完全地臣服于他,两人的恶性压迫关系演到极致,佩尔斯纳尔反倒回归了“正常”,对迪弗热不屑一顾,不再欺凌他。这一事件向我们叙说了“纯洁”的危险性。“纯洁”是撒旦独有的概念,纯洁意味着同质化和差异的消弭,为达到目的使用强制、监禁、暴力惩罚等手段,制造一场场宗教清洗、政治清洗、种族清洗,用死亡为代价,成全“虚伪的天真”。迪弗热对其表达了不满和嘲讽:

    纯洁是天真的恶性倒错。天真是对生命的爱意味着微笑着接受天上和人间的食粮,不知纯洁和不纯洁这一非此即彼的可恶交替。然而,撒旦模仿了这一自发的,仿佛出自本能的神圣品质,本想使两者相似,不料完全颠倒了,那就是所谓的纯洁。纯洁是对生命的恐惧,对人类的仇恨,对虚无的病态性的热爱。

    一个在化学意义上纯洁的机体中必然经受过野蛮的处理,才可能达到这种反自然的状态。被纯洁这一魔鬼驾驭的人往往在自己身边制造废墟和死亡。宗教的净礼、政治的清洗、对人种纯洁性的保护等,有关这一残酷主体的边走数不胜数,但最终都是那么千篇一律地与无数的罪恶联系在一起,特殊的工具就是火,火是纯洁的象征和地狱的象征③(87)。

    但否定性并非只有罪恶的演化,同样可能结出希望的善果。这一双重否定在圣徒克里斯托弗身上得到了体现。圣徒巨人的形象来自雅克·德·沃拉吉纳的《金色传说》,这个肩负耶稣的形象成为图尼埃一生的指引,指引他穿过河流、风暴或是罪孽的火焰,最终获得拯救。这位巨人圣克里斯托弗一生都在寻找效劳服从的主人,但这人必须是世界最伟大的君主。他先侍奉过人间的国王,又出发寻找更强大的魔鬼,最后他决心服侍世间最强大的主人——耶稣。他经受指点,在河边驮运幸存的人穿过湍急的河流。最终,他在肩负着耶稣化成的孩童过河时,感觉到肩头越来越重,宛如有一个世界的重量,他濒临死亡之际惶恐万分,但没有改变初衷,得以为耶稣侍奉效命。克里斯托弗也是典型的“承载者”,他的船夫身份与迪弗热的汽车修理工身份如出一辙,都是为流浪的游牧民族提供交通工具,避难和庇护的场所。但这位守护神的角色冥冥之中对应了另一重身份:摆渡死灵渡过阿刻戎冥河、进入地狱大门的船夫——卡隆。负载是安全的航行也是死亡的引渡。

    在克利斯托夫肩头的孩子耶稣既是被背着的,也是被抢夺的。他的光辉全在于此,他是被强行夺走的,同时,被人极其谦恭又艰难地举在咆哮的波浪之上。克利斯托夫的光荣之处。就在于他既是驮重的牲畜,又是圣体显供台。穿越河流中,既有劫持的成份,又有劳役的成份③(58)。

    这一形象体现了迪弗热“承载”行为中人性的双重否定性——对死亡的双重否定变成对生命的肯定。一开始,迪弗热渴求寻找最“纯洁”的躯体——头脑简单、躯体强壮、多肌肉或者多脂肪的身体成分,发肤近乎无色——哪怕是科学实验或基因变异的产物,这与纳粹人种学家追求的古日耳曼高贵人种的身体特征不谋而合。他对肉体的渴求展示了恶性倒错的危险性,他的占有欲只能通过肩头孩子的“质量”满足,“质量”越重,肉体的密度越大,他感受到的欣快感越强烈。他追求的“纯洁”使得孩子成为无差别、去个性、沉重巨大的动物性裸露的整体,用物的重量单位取代了人的个性特征,进入了一种“物”的死永恒。迪弗热狂热的占有欲在无头男童尸体身上达到了巅峰,失去了头这一灵魂象征的无头尸体比之原来重了三、四倍,彻底变成一块沉重的死物。就如文中所言:“个性是灵魂,它渗透到肉体中,使肉体布满细孔,变得轻盈而富有生机,就像酵母給面团以灵性。可一旦灵魂消失,肉体便重又恢复其原始的纯洁性和原始的份量。”③(318)迪弗热对肉体的痴迷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满足,瞬间因为失去生命的沉重物体感受到了一种虚无,极端的“重”之后便迎来虚无的“轻”。当被炸弹炸死的孩童的血雾在迪弗热身上披上了一层血色披风之时,他肩头的重量因为生命的消逝也随之消失,迪弗热体会到了失去孩子的母亲的痛苦。在这之前,小说中只出现了少数几个孩子的姓名,其余人都是人种的变体、被测量的肉体,普遍而无个性的集体。在死亡事件之后,迪弗热开始了转变,他开始赋予这些肉体“个性”,拯救孩童的生命,瘦小濒死的犹太儿童埃弗拉伊姆进入了他的视线,让他明白了自己真正的使命,对肉体的征服转变为生命崇拜。孩童耶稣在肉体的死亡之后获得了精神、灵魂的重生,对“死亡”的“拜物情结”转化为了信仰“生命”的“儿童宗教”。

    这预示着他身负圣徒克里斯托弗的职责——将死亡推向极致,才能获得基督神圣的复活。圣徒克里斯托弗是拥有双重身份的巨人:他是保护货物的船夫,也可以是引渡亡灵的地狱使者。他的承载有“保护”和“致死”的双重含义。吉尔伯特·杜朗将圣克里斯托弗的负载耶稣的行为解释为一种宗教上对死亡的双重否定——“复活的基督之死征服了巨人的丧葬力量”②(198)。这趟向死的皈依之路逆转了死亡。“它成为一种护身符,一种防止暴力和死亡的保护。这种倒置在巨人手持的木棍中得到了象征性的强调,而在传说中,这支木棍在被转变之后,奇迹般地开花了”这种双重否定与十字架原型的发展相似——迪弗热承载孩子的行为如同十字架承载着耶稣。十字架也是价值倒置的一个例子,它从一个不光彩的罗马标志,变成了一个神圣的象征。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也迎来复活。

    迪弗热在路边遇见快要冻死的犹太小孩埃弗拉伊姆,他的虚无崇拜被生命信仰所取代。“当孩子那张尽是脱皮,只见两只黑色大眼睛的瘦脸转向迪弗热时,迪弗热便侧耳倾心地细听,因为他看到正慢慢建立起一个新的世界,它以惊人的忠实性反照出他的世界,将其中符号全都改变了方向”③(386)。这双天真无辜的眼睛将经过撒旦哈哈镜扭曲、魔化的符号良性倒错回原本的方向。迪弗热得到了升华,他完全变成了卑微的驼兽,全身心地为肩膀上的儿童付出一切。孩童是他命运的裁决者和统治者,他臣服在这位“儿童君主”之下,变成以色列骏马负载着耶稣的化身,穿越烈火和劫难逃出埃及。

    法西斯对日间秩序的极度推崇导致了失控的符号和秩序。在整个集体都狂热极端地遵循一种秩序之时,个人意识往往会滑向相反的方向,试图逆转这一极端的趋势。整个人类的秩序遵循着这种双重否定性,因此一次次迎来生的希望,而不是死的循环:

    个人意识,就像集体意识一样,通过投射重建其想象的完整性——例如,在启蒙运动达到顶峰时,通过宣扬前浪漫主义神话。随着下一代的到来,这些神话将会有一个具体的模仿,根据这些神话,上一代人秘密地投射出的形象成为年轻人的榜样:歌德在1774年写了《维特》,1820年的年轻人自杀了。历史不过是对受挫的原型抱负的一种巨大的“象征性实现”。虚构的神话投射逐渐被活跃的模仿所吸引,生活模式被编纂成社会化的概念,并被固化成教学系统,反过来又挫败了原型渴望的其他秩序。这可以解释Guy Michaud在法国文学史上发现的虚构的历史中的舒张期和收缩期。在想象的演变过程中,一个“日”大约是两代人,每代36年,一个是白天的“理想主义者”,另一个是夜间的“现实主义者”,可以通过“白日意象”或“夜晚意象”的使用频率识别……因此,历史时期的辩证法就是想象物两种次序的交替的辩证法②(372)……

    迪弗热对于他的命运有预言式的断语:“人往往要等到深夜,才能从漆黑的天空中看到希望的闪光。”③(27)这一箴言与他最后肩负着儿童坠入黑暗泥淖,埃弗拉伊姆则变成天体的“承载天体”神话印合了——“他最后一次朝埃弗拉伊姆仰起头,只看到一颗六角的金星在黑暗的夜空中悠悠地转动”③(406)。迪弗热成为负载世界的“承载英雄”阿特拉斯,良性的承载神话在末日的大火后开始主导新世界的秩序。

    四、结语

    “承载者”阿贝尔·迪弗热同时是被俘虏的奴隶主(a slaver slaved)、被剥削的掠夺者(a porter emportered)、被救赎的拯救者(a savior saved)、被承载的承载者(a carrier carried)。迪弗热遵循征兆的指引,将身边的一切都“升华”到神话符号的游戏场中,参与并推动意象秩序主导的事物进程,创造了“承载者”的神话。这种神话运作机制的奠基是少见的“图像结构主义”理论:吉尔伯特·杜朗将神话区分为剑与权杖的垂直图式、洞穴和子宫的内化图式,以及树的节奏图式。这三种图式组成了“昼夜交替”的神话秩序,也是“承载者”命运的写照。“承载者”的神话不仅是神话的重演,还是法西斯意识形态的话语。法西斯复苏了古老的原型,借助扭曲的白日意象和黑夜意象,拟造了一个返古的死亡神话,制造了偏见、仇恨和杀戮。但是“承载者”最终跳出了这个恶性的昼夜秩序,通过拯救犹太孩童回到了良性倒错的轨道。他的回归得益于整体人类命运的推动,也立于普遍人性的基础之上,人性的双重性和否定性改变了他对死亡和生命的态度。

    注释:

    ①宋锦萍,范革新,孔飞.由弗莱的原型理论与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看原型与结构的关系[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12).

    ②Durand, Gilbert. The Anthropological Structures of the Imaginary[M]. Boombana Publications,1999.

    ③米歇尔·图尼埃.桤木王[M].许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以下原文皆出自此书.

    ④许轶冰.想象物及想象物社会学[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

    ⑤R. A, York. Thematic Construction in “Le Roi des Aulnes”[J]. Orbis Litterarum,1981(1).

    ⑥劉英杰.见或不见——歌德叙事歌谣《爱尔王》的结构分析[J].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2014(2).

    ⑦Woodhull, Winifred. Fascist Bonding and Euphoria in Michel Tourniers The Ogre[J]. New German Critique. 1987(42).

    ⑧Fabijancic, Ursula. Purity/Innocence: A Defense of Perversion in Michel Tourniers Le Roi des Aulnes[J]. Dalhousie French Studies, 2005(72).

    ⑨Cloonan, William J.. Michel Tournier[C]. Twayne Publishers,1985(747).

    ⑩Tournier, Michel, and Philippe de Monès. Le Roi des Aulnes[Z]. Paris: Gallimard, 1970.

    Fabijancic, Ursula. Male Maternity in Michel ?Tourniers: Le Roi des Aulnes[J]. French Forum, 2004(2).

    指导教师:杨 ? 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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