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反思与批判 |
| 范文 | 【摘 要】 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张江教授在《作者能不能死——当代西方文论考辨》一书中，对当代西方文论存在强制阐释的问题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与批判，并与当今国际文论界的专家开展卓有成效的对话与交流，彰显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信和文学理论领域的中国声音。 【关 键 词】西方文论；强制阐释；理论著作 【作者单位】牛海花，齐齐哈尔大学公共外语教研部。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西方整个人文科学领域在不断的否定与危机中获得了重大突破，西方文学批评更是异常活跃，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西方文学批评领域思潮和流派此起彼伏，没有任何一种批评模式能够独领风骚，而是“各领风骚三五年”，一种批评对另一种批评的否定与翻新，成为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新的发展模式。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理论化倾向严重，他们关注的重点不再是文本，而是文学批评本身的性质、目的对象和研究方法等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文学批评家即使遇到具体的批评对象也不以情感和审美为基础，而是采用哲学思辨的方式，在理论框架的约束下运用理论范畴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与解读。在文艺学领域，理论一时间成为了中心，一切文本阐释都是以理论为中心，理论成为文本阐释的唯一依据，文本创作者已经被遗忘、被无视。的确，当今西方文论放弃了文学本来的对象，偏离文学发展的规律，通过理论生成理论，通过理论对实践进行强制阐释，使实践服从于理论，理论似乎成为文学存在的全部根据。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实践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学批评从西方引进了大量新模式和新方法，中国文学批评实际上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中国文学批评界习惯拿西方文学理论来阐释和赏析各类文学作品，陷入为西方文论做注解的泥沼，从而失去了中国文学批评领域的批评话语，中国文学批评也一度被认定为“阐发学派”。诚然，西方文论在许多方面存在科学性和合理性的一面，然而我们在运用西方文论的过程中却淡化了构建中国文论的使命和责任。中国文学批评界应该认识到，中国文学理论需要调整自身理论体系的偏狭与不足，与西方文论展开公平的对话，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作者能不能死——当代西方文论考辨》由张江教授主编，其对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所表现出的强制阐释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思考与反省，提出了独具创新的学术观点——强制阐释论，并且进行详细的辨析。此外，作者还与国际文论界的专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话与交流，彰显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信和文学理论领域的中国声音。该书是一部理论性强、学术观点清晰、论证逻辑缜密、富于哲学思辨的学术专著，其学术价值和出版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学术性强，理论价值高 一方面，该书是一部典型的學术专著。众所周知，一部学术著作的撰写与出版凝聚了作者多年研究的心血与精力，该书是张江教授近五年来对西方文论存在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后的系统总结与汇报。全书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当代西方文论的演变与趋向”，将矛头直指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缺陷以及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化的错位，进而提出中国文论建设的基本点。该部分的核心内容主要刊登在《文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权威学术期刊上。第二部分“当代西方阐释：强制与独断”是该书的重中之重，作者对西方阐释界存在的强制阐释倾向进行深度分析与批判，提出强制阐释的概念及属性特征。这部分的核心观点集中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探索与争鸣》《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上，研究重点集中在由强制阐释衍生出的诸多专业术语的阐释上，比如，“场外征用”“主观预设”“前置结论”等。第三部分“碰撞与论争”主要展示作者和国际颇有影响力的文论家的对话与思想碰撞。另一方面，理论价值高。《作者能不能死——当代西方文论考辨》的核心观点是当代西方文论存在的强制阐释问题，第二部分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作者紧密围绕由强制阐释产生的专业术语进行深入比较与分析，试图理清易混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对西方文论存在的缺陷予以解剖。比如，场外征用概念是作者在与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朱立元、王宁、周宪等，在讨论当代西方文论存在强制阐释的根本缺陷时产生的，并一致认为这一概念是诸多流派存在的通病，指出除了形式主义与新批评理论以外，其他重要批评流派和学说基本上都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其中，概念、范畴和认知模式都是从场外“拿来”的。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结构主义，都是在套用其他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理论在为自己造声势。当代文论对其他前沿学科理论的模仿、移植和挪用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又如，“主观预设”是强制阐释的核心因素和方法，即批评者的主观意向在前，预设明确立场，强制阐释文本的意义和价值。从现成理论出发进行文学批评，前定模式、前置结论、文本乃至文学实践沦为其证明理论的支撑材料，批评变成了对文本和文学做符合理论目的的解释。比如，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特就是站在女权主义的前置立场上，带着女性解读的模式，对诸多作品强制使用她的前置结论，毫无隐晦地展现主观预设的批评功能。 二、论证逻辑性强，富于哲学思辨 首先，论证逻辑性强。张江教授对于演绎法和归纳法的运用展现了其深厚的学术功底，论证过程逻辑性极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观点鲜明。作者在多年研究西方文论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批判经验，对当代西方文论存在的重大理论缺陷进行揭露与批判，提出富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强制阐释论，从多层面、多角度系统阐述西方文论存在的问题，并挖掘其深层次的原因。第二，论据真实可靠。作者在每个论证环节都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例证。比如，“脱离文学实践”就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作为典型案例，指出这些理论的来源不是文学实践，甚至连研究对象都偏离了文学本身。在分析“僵化与教条”问题时，以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作为案例，论证他机械套用数学方法来进行文学鉴赏的不妥之处，指出其忽视了作者的创造性，违背了文学的一般规律。第三，论证严谨有效。作者常常采用三段论的方法进行缜密的逻辑推理。其在分析西方文论强制阐释的认识论根源时指出，西方文论不是通过实践概括出理论，而是用理论“阉割”、碎化实践，进而从实践与理论的颠倒、具体与抽象的错位以及局部与全局的分裂等三个方面进行彻底的批判。 其次，富有哲学思辨。作者采用唯物主义辩证法，通过双向思维辩证方式来对事物、事件进行验证，以求获得最好的结果和解决办法。思辨，顾名思义就是思考和辨析，思考指的是分析、推理、判断等思维活动，辨析指的是对事物的情况、类别、事理等辨别分析。该书最精彩的部分莫过于对西方文论若干问题的辨析。作者通过不同视角对西方文论术语进行透彻的分析。比如，对强制阐释的辨析，先明确它的概念：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潜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与文学做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作者在书中运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对概念进行详细的注解，易于读者理解。然后，又列举典型性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如“幽灵批评”和“混沌理论批评”，还从解释学的层面上寻求答案。对于西方文论易混淆的术语，作者更是煞费苦心地进行区别和辨析。他在分析强制阐释与过度阐释的异同时指出，强制阐释不是过度阐释，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强制阐释的方式不仅体现在结果上，而且体现在动机和路线上，进而又从动机和路线的角度深入解读。 再次，学术观点创新性强。作者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研究工作，在中西文艺理论及中国当代诗学研究领域尤有建树，在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比如，2014年发表的《强制阐释论》对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缺陷进行全面的反思与批判，系统提出了强制阐释论的理论观点。这篇论文一经发表便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产生强烈的学术反响，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并将这种反思或批判推到了理论讨论的学术前沿，其理论论争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理论事件”。《作者能不能死——当代西方文论考辨》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根本缺陷在于征用西方文论强制阐释研究对象，展示了中国当代学者对西方文论冷峻而清醒的思索，以及对当代中国学术界滥用西方文论的研究现象的深刻反思。 三、彰显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指出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学术自信是对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基础、构建能力及未来前景的积极心理状态，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对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与对外学术交流的延伸，一种崇洋心理在中国学术界滋生蔓延。有的学者简单套用西方概念、范畴、理论来评判中国现实，或用中国经验来证明西方概念、范畴、理论的“普适性”。这种盲目崇拜西方理论、放弃学术话语主动权的现象，是当前中国学术界缺乏自信的表现。我们对待当代西方文论，必须克服以西方文论为准则的现象，重视和加强对中国文艺发展经验、民族文论传统的总结和研究，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艺理论。 《作者能不能死——当代西方文论考辨》收集了作者与西方文论界权威专家、学者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对话，充分展现了作者丰硕的学术成就，作者试图在思想碰撞中进一步探寻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路径。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是歐美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杰出学者，他担任过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主席，与德里达、保尔·德曼、哈洛德·布罗姆一起被称为“耶鲁学派”。张江教授在2015年通过书信与J.希利斯·米勒开展了深入的交流，对解构主义存在强制阐释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与争辩。作者还与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哈派姆展开交流，哈派姆积极肯定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引入对认识西方世界、构建中国文学理论以及开展高水平文学批评的重要性，指出西方学者惯用自己的理论来强制阐释中国的经验和实践。此外，作者还与《欧洲评论》主编、欧洲科学院院士、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西奥·德汉在中西方学术交流以及中国文学理论的构建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 四、促进中国文论话语的构建 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舞台上有一席之地，拥有自己的文论话语，就必须坚守自己文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语言与话语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具有独特而强大的媒介功能，对文论话语的构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能不能死——当代西方文论考辨》的出版对于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第一，有助于改变中西学术交流“逆差”，促进中国学术“走出去”。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的了解与把握，要比西方对中国学术的了解和把握全面深刻得多，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人文科学领域的重要著作或重要观点，总能够第一时间快速反应。然而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著名学者的成就似乎漠然许多，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西奥·德汉认为，造成这一现象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语言问题，中文的书写与翻译是学术交流的一大障碍；二是实力问题，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强大，中国思想和理论也势必在世界产生更深远的影响。第二，有助于建构中国文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表现得很强势，总喜欢把西方理论作为评价事物的标准，甚至将这种标准强加于他者。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理论，与西方理论并肩而立，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第三，有助于超越汉学圈子，直面中国当下文学理论的现实问题。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文学，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化与进步知之甚少，莫言的获奖扩大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激发西方关注和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总之，《作者能不能死——当代西方文论考辨》是一部理论性强、学术价值高的著作，其对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方向和道路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作者与国际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开展了良好的交流，推动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并使其走向世界。该书论证逻辑性强、创新性强，富于哲学思辨，是一部理论素养很高的学术著作，不仅适合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者使用，而且适用于西方文学理论的学习与参考，对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江. 作者能不能死——当代西方文论考辨[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2]范方俊. 中西比较诗学的语言阐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胡亚敏. 浅论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时代特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6）：104-108. [4]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2016-05-18. [5]程光炜. 闻一多的《发现》的艺术特色[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1）：90-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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