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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圣遂：出版事业使我备感幸运，又深感幸福

范文

文　心

贺圣遂于1977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93年11月调复旦大学出版社任副社长，2000年9月出任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兼职教授，2002年11月任上海编辑学会会长，2004年5月荣获上海出版人奖金奖，2005年6月任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2006年2月任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

贺圣遂社长可以说是一个性情中人，2003年9月编辑学会年会在山西太原举行，本人有幸与贺社长同桌，饭后大家都在唱歌、跳舞，贺社长却对我大谈出版业现存的种种问题，引来许多目光关注，他却全然不顾。于是有了我对他的第一篇访谈《大学出版社角色的错位与回归》，后来我们或者通电话，或者在开会时见面，不时地会听到他的高论，又作过《深度出版与浅出版谁将主导出版潮流》的长篇访谈，他也应约给我们写过文章。

给我影响最深的是在江西宾馆外的大街上散步时他对我说，他只是在运动会开幕式上带队员入场的那个举牌子的人，牌子上寫着复旦大学出版社几个大字，他一边走，一边举牌子，一边高喊：“我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听了他的比喻，我想到了英国维珍集团董事长、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在到处冒险，万科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石在到处登山，好利来公司总裁罗红在到处拍照，他们在做着他们喜欢的事，但无形中提升了他们所领导的公司的品牌价值。贺社长的做法与他们有所不同，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贺社长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重视又好又快发展，极力倡导深度出版，他在关注中国出版业未来发展的同时也无形中提升着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品牌影响。贺社长在理论上提倡深度出版，实践上一直在打造学术出版品牌。虽然复旦大学出版社在规模上仅有三个亿的码洋，在大学出版社中产业规模排不到最前面，但在学术出版方面的影响力却日益增强，成为了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那样的学术出版重镇。

贺社长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当我第一次打电话请他介绍获得韬奋奖的经验时，他一口回绝。后来我告知他，我们策划这次系列采访的初衷是为了给广大出版工作者提供借鉴，只谈体会和观点，不谈或少谈业绩时，他才勉强答应了我的请求。

文心：您从一位大学教师，到大学出版社担任领导职务，而且把复旦大学出版社打造成了一个著名的学术出版品牌，请问，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为什么要孜孜不倦地投入到出版工作中?

贺圣遂：“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东西。仅次于人的是一本书，他使人抓住秘密的核心。”十几年前，英国藏书家爱德华·纽顿《聚书的乐趣》中广为传颂的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此后因缘巧合，我也跻身出版人行列，开始了为书籍的工作。事实上，书籍不仅有趣，她更是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力量。有了书籍，人类知识世代累积，文明程度持续提升，社会发展日趋进步，五洲四海连成一个网络，天南地北共享文化荣光。

人的生命有限，精神却永恒。书籍是人类精神永叵的家园，通过她，我们能够“思接千载，神游万仞”，聆听先贤教诲，感悟前人智慧；也可以“会通万里，激荡心智”，领略当代风华，神交八方友朋。对爱书人而言，编辑出版工作是最好的职业选择。它不仅仅为出版人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本，因终生与书打交道而让人生更加充盈美好，更重要的，它还为出版人创造了与世界上最优秀、最智慧、最具思想的作者群体直接交往的契机。在与优秀作者的相处中，出版人增长了智慧，完善了人生，在一部部极具价值的书籍陆续出版的同时，也获得了自身精神的升华。想想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出版作品的俄罗斯出版家绥青吧，他不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不凡的经历，才由一个小作坊学徒，逐步成长为蜚声世界的出版家吗?

文心：出版人的工作头绪繁多，但说到底不外是处理好与作者及读者的关系，而打交道最直接的还是作者，您认为出版人该如何处理与作者的关系?

贺圣遂：为使出版工作富有成效，出版人对自己的工作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摆正自己和作者的位置。我始终认为，作者是“上帝”，出版人不过是上帝的“选民”而已，他肩负作者的信任与厚爱，通过自身细致、周到的服务，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四海。在编辑出版工作中，我们要充分尊重作者的意见，心里要始终清楚进行创作的是作者而不是我们，哪怕你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只要你选择了编辑工作，那么，我们的职责只能是做作者的“仆人”，为作者服务，是激发而不是代替作者创作。独创性的思想永远属于作者，因为憧憬这些杰出学人，热爱他们的思想，我们才心甘情愿地为作者服务。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力求成为“上帝”的“合格选民”，赢得“上帝”的好感和信任，这是成功的开端。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在每一本著作上，作为“上帝”，作者的大名永远都是立于封面之上，我们的名字却甘心局处封底。富有天赋的学者，其思想和精神超越了他们的肉体寿命，百年之后，学者可能已离开人世，他们的思想却依然闪光。作为编辑，我们跟着作者沾了光。我们的生命与书籍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当读者欣赏作者深邃思想和独异智慧的时候，通过前言或者后记他们也记住了我们，我们的生命因此也就得以迸发出美丽的光彩。当生命消逝，那些书留在了世上，为更多人带去精神的愉悦和智慧的火光，我们的生命也因此而长存，这就是编辑出版工作的意义所在。

文心：随着出版业市场化改革进程的逐步推进，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比如对出版人的考核主要看他获得的利润，评价一个出版社主要看其赢得了多大的码洋，您认为出版的本质是什么，以赚钱多少作为主要评价标准是否存在误区?

贺圣遂：激发思想、传播文化是出版的本质含义。我们至今记得成立于1950年的苏尔坎普出版社及其主持者翁德尔泽，因为在德国民众思想最消沉、情绪最低迷的时刻，翁德尔泽带领苏尔坎普人用文学和思想唤醒了沉睡的德国；我们忘不了成立于1935年的企鹅出版社及其创始人埃伦·雷恩，在书籍因价格高昂而不能普及的时候，雷恩的企鹅版平装书走进了千家万户，把文化的恩泽洒向四方；我们也常常怀念成立于111年前的商务印书馆，它不仅是旧识新知的传播摇篮，更为现当代中国培养了一批视野开阔、思想先进的著名文化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看重企业行为带来的经济效益，这无可非议。但如果为了经济效益而把出版的思想性、文化性抛之脑后，弃之不顾，这就是合本逐末了。出版社赖以生存的是泽被深远的好书，而不是赚取了多少利润。要说赚钱，比出版社更能赢利的企业多得是，千百年后，人们评价一家出版社时，看重的依然是它的出版品质而不是赚了多少钱。

文心：作为一家著名大学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您觉得在传播文化方面，

大学出版社应该肩负起怎样的使命?

贺圣遂：对大学出版社而言，立足思想，传播文化更是大学出版的题中应有之义。大学出版社在推动知识传播，并使其冲破大学围墙，走向大众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878年，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在创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时说：推动知识的进步与发展，并且向不能每天上课的更广大范围的人们传播知识，是大学的神圣职责之一。这是真知灼見，值得每一位出版人认真思考。从五百多年前牛津、剑桥等大学出版社成立时起，大学出版就自觉地承担发掘思想、传播文明、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学出版社纷纷建立，经过三十多年发展，已呈繁荣之势，乃至成为中国出版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真诚地期望中国的大学出版社能在思想和文化的传播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文心：从1993年您调到复旦大学出版社担任副社长算起，您从事出版工作已有15年了，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切身感受?

贺圣遂：一个人的事业如果能够和个人爱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是幸运的；如果他的能力又能胜任所喜爱的工作，那他更是幸福的。因为对书的喜爱，我与出版结下了不解之缘，经过多年学习和历练，在出版岗位上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我的人生因出版而更加充实，生活也因有书籍相伴而更加绚烂。从这个角度讲，出版事业使我倍感幸运，又深感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