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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略说民国时期中医方剂学教材的编辑特点
范文

    黄鑫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当时的政府教育部学制改新而中医药学漏列,为了拯救图存,中医民间办学,仿照西方建立起中医教育体系。方剂学以“处方学”之名被纳入中医基础学科范畴,首批中医方剂学教材应时而生,为中医药教育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然而,这些珍贵的,具有独特历史和学术价值的文献资料,目前学界知之甚少,更缺乏系统的整理研究,本文拟对民国时期中医方剂学教材的主要编辑特点加以研究,以期对今天的中医教材建设有所裨益。

    自1927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教员卢朋著编撰我国首部中医方剂学教材《方剂学讲义》至建国前,笔者根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等材料统计,全国共出现方剂学教材25种(见表1)。综合归纳起来,这些教材主要存在以下编辑特点:

    表1 ?现存民国时期25种方剂学教材

    1.从学科建设角度系统整理中医传统理论

    古代中医对学科并没有明确的划分,民国时期方剂学科的独立迫切需要建立起系统的学科体系。然而,在学科建立之初,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础理论以及知识体系等要素的概念并不清晰。近代教材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全面深入地整理了中医传统理论,主要包括:①总结归纳古代方剂基础理论知识:早期的一些教材汲取了方剂学知识体系的各要素,包括中药配伍组方原则、治法与组方、疾病与组方、辨证与组方、方剂分类方法、方剂发展简史、学术流派及代表性学术思想等,方便学生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方剂学梗概。②建立方剂学科概念:尽管中央国医馆曾以“处方学”之名将方剂学科列入中医基础学科的范畴,但新生的分支学科在创建之初,名称混乱,概念模糊。当时的教材或名“处方学”,或名“方剂学”,并分别对学科概念加以诠释。时逸人《中国处方学讲义》指出“处方学者,乃配合多种不同之药味以成方,以图却除疾病,恢复生体健康状态之学问也”。陈永梁《新中医方剂学》谈到:“所谓新中医方剂学,系专考究中医之药物配合作用,使减轻或除去疾患,及明其结构之何若,以归纳适应于各种病证者也。”还有些教材分别对上述名词加以阐述、鉴别,杨则铭曾在《中国处方学讲义》中谈到,“方剂学者,研究古今成方之组织,及其他加减变化之道,以期施诸治疗是也。”“处方学者,乃配合多种不同之药味以成方,以图却除疾病,恢复生体健康状态之学问也。”杨氏认为,方剂学重在探讨古今方剂,故在其后列举诸方。而处方学则重在讨论方剂配伍组方法则,故其后列举配伍组方的八法予以说明。通过对历代古医籍全面深入的整理,早期教材从纷繁庞杂的知识点中逐渐梳理,并明确了方剂学科的诸要素,对方剂学科的建立功不可没。

    2.以中医的传统理论为指导选方释方

    中医方剂数十万计,而教材的选方必须精中选优。早期教材的选方、释方都离不开中医传统理论的指导。多数教材选择名著所记载的名方,如经方、局方等,这些方剂的疗效不仅被千年的临床实践所验证,且临床医案比比皆是,历代医家对其组方、用药、加减化裁等论述也十分丰富,在理论和临床两方面都较为成熟,有一定的代表性,更容易被学生理解和接受。

    而教材的释方则表现为在传统理论的指导下,或设方论来阐释方剂的要义,或设小结对每类方剂加以归纳,其中不乏古代名医之论述,以及编撰者对中医传统理论的阐述及发挥。即使是旨在中西医汇通的方剂学教材,其对方剂的阐释分析也是建立在充分理解中医理论的基础上,才能将西医知识融会贯通于其中。

    3.体现中西医汇通的时代特点

    民国时期,中医学术发展的重要时代特点是中西医学汇通。受此影响,该时期的方剂学教材不仅汲取了中西医汇通的学术成果,也在某种程度上完善了方剂学理论,破陈除陋,引进新知,为方剂学的发展打开新的局面。

    民国时期中医方剂学教材,如时逸人《中国处方学讲义》、杨则民《方剂学讲义》、陈永梁《新中医方剂学》、王润民《方剂学讲义》、杨则铭《中国处方学讲义》等都在汇通中西医学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大胆探索。其共同特点是:①运用西医知识阐释分析中医方剂。通过中西医病名对照;以西医知识论述中医传统病症;以解剖、生理、病理、药理等知识解释方剂适应症;分析中药单用或合用的药效等途径,使得中医方剂的适应症从传统的中医病症扩展到西医疾病。②从方论可以看出方剂的组方思路变化。从传统的根据君臣佐使、性味归经、七情等组方逐渐发展到按照药物的药理、药化特性,以及对某病症、体征的治疗作用加减化裁;根据西医疾病的病理特点及中药配伍或药对的药理、药化特性来配伍组方;将药理作用相似或相近中药归类配伍。③对比中西医方剂。为了启发学生智慧,拓宽思维,教材除了阐述中西医理相通的实质性内容,还大胆地对中西医方剂的异同点加以对比分析,发现两者在制方理论、治疗法则、组成、剂型等方面迥异。如陈永梁的《新中医方剂学》谈到,中医方剂治病强调整体观,“其方剂作用,全视病体组织变化与疾病关系如何为转移”,而西医治病重在局部观“其药物作用,在使生体组织,由化学性或物理性亲和力之物质,于相互间发生反应;其用药主征服,故虽解热而犹用毒药。”④方剂分类新颖,打破通例。部分教材,如杨则民《方剂学讲义》,陈永梁《新中医方剂学》等在传统方剂分类的基础上,结合西医疗法,对方剂分类法加以调整和创新,以适应当时的临床需要。

    4.教材中融入编撰者个人临床心得

    早期方剂学教材的编撰质量与学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很多学者勇于打破家传世袭、私门授受的传统陋习,将个人临床经验和对方剂学的认识融入教材。无论是对方剂基础理论的整理、对方剂的收录和阐释、对中西医汇通的看法,还是对疾病的临床认识等方面无一不渗透了编撰者的个人学术体会。如杨则民认为“催生剂之最不可训者为蛇蜕、蝉蜕、蚕蜕,纸之处方,盖中‘医者意也之毒,睹彼虫类蜕生甚易,以为蜕有灵气,可相感召”,批评了古籍中运用此类催生剂的糟粕之举。许多教材把编撰者自身的临床经验融入方解,例如杨则民《方剂学讲义》谈到,“余经验,遇神经衰弱而盗汗或食欲减退时用一味黄芪,其应如响,足证其有强壮脑神经之效矣。”作为用来传道、授业、解惑的工具,民国时期的方剂学教材并不仅仅止步于传授知识,还在书后探讨病案,重在启发学生思考。以蒋文芳《时方学讲义》为例,该书按“汗、吐、和、下、温、清、消、补”传统八法分类,每法下附有具体病案,其重点不是向学生进行填鸭式的方剂知识灌输,而是旨在分析阐述病例,论述疾病、治法、方剂之间的关系,用病案来启发学生举一反三的智慧,指导临床灵活处方用药。

    总的来说,在民国时期学风开明、百花齐放的时代风气下,早期方剂学教材发明开创,破陈立新,论述精辟,注重实用,钩玄提要,梳理方义,提纲携领,条分缕析,既为传播知识、启迪后生、使中医药事业得以薪火相传作出了历史贡献,也为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方剂学教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系中医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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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2 13:3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