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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型编辑更要发扬工匠精神

范文

陈鹏鸣

学术是文化的根基。编辑担负着积累学术、传承文化的使命，要提高业务水平，必须发扬工匠精神，提升学术修养，立志做学者型编辑。

编辑要崇尚学术，力求成为学者

我国历史上的名编辑大多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二人均为大学者，有多部著作行世，他们在校书过程中，创造出“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的古籍校雠方法；明代《永乐大典》的总编解缙、清代《四库全书》的总编纂纪昀，知识渊博，学问高深，均为当时最著名的学者。近代以来，一些著名编辑也多为大学者，他们在出版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如：被称为“中国现代出版业先驱”的张元济，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后人整理出版的《张元济全集》共10卷，550多万字。被称为新闻出版界“全才”的胡愈之，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学识渊博，是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这些出版大家博学多才，在各自所研究的学术领域成就丰硕，在出版工作中发扬工匠精神，精益求精地追求完美，正是有了他们的努力，这才有了点校本二十四史、《辞源》《辞海》《大百科全书》等一大批精品力作的相继出版。

“洪炉思哲匠，大厦要群材。”提升我国的出版水平，需要无数出版人特别是学者型编辑的共同努力。但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学者型编辑数量仍显不足，学术水平、编辑策划能力及社会影响力还有待提高。虽然我国近年来每年出版新书数十万种，但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批评的那样“有高原、缺高峰”。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若从出版环节来看，编辑自身的学养不足，判断不出所编图书学术质量的高下，提不出高水准的修改意见，以及缺少工匠精神等，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当前，全社会都在谈论“四个自信”，有追求的编辑更要坚定文化自信，以学者型编辑为目标，不断提升自己的学识水平，崇尚学术，既要拿得起红笔改稿子，更要拿得起蓝笔写稿子，争取成为有成就的专家学者。

学者型编辑要心无旁骛，有敬业精神

庄子讲过一个故事，有个名叫梓庆的木匠，在制造乐器鐻的时候，必先斋戒几天以静心养性，心无旁骛之后才能制造出鬼斧神工似的乐器。“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一根普普通通的木头一旦经过能工巧匠之手，就会变成精美的器具。同样，一部普通书稿，一旦经过编辑的精心加工处理之后，也会变成一部精品著作。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最初只是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撰写的交代材料，远未达到正式出版的水准，后在群众出版社编辑李文达等人的协助下，数易其稿，反复打磨，著名学者刘大年、老舍、吴晗、侯外庐、翦伯赞等人也分别审阅了书稿。十年磨一剑，直到1964年3月，《我的前半生》才得以公开出版发行，立即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长销不衰。没有众多编辑和专家的多年修改，《我的前半生》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编辑是幕后英雄，常年为人作嫁衣，不仅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改正书稿里的错别字、标点符号等硬伤，而且还要审查学术的科学性、文字的规范性、表达的严谨性、知识的准确性、资料的真实性，乃至于谋篇布局的合理性、逻辑思维的严密性，等等。此外，还要考虑装帧设计、印刷工藝、纸张用料等细节。图书出版之后，虽然在某一不起眼处，署有编辑、校对的姓名，但读者关注的只是作者和作品，很少有人会注意到编辑校对的姓名，更不会知道他们的无私奉献。作为出版人，要像梓庆那样，心无旁骛，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方有可能编辑出精品图书。有人或许以为，自媒体时代不再需要编辑了。其实，未经编辑审读加工过的海量信息，良莠不齐，真伪难辨，有时只能微微一信，甚至是全不可信，这从反面说明了编辑工作的重要性。

学者型编辑要独具慧眼，勇于创新

过去工匠学技能，只能通过子承父业或者拜师学艺两条道路，没有师、父的引领很难入门，更难登堂入室。所以古话说：“父生之，师教之。”“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现代社会虽然可以通过大学教育和培训来传授入门知识，但师傅言传身教的作用难以完全取代，关键之处，也就是匠心所在，师傅一句话的指导，有时比书本上、教室里的几节课更有效。现在一些出版单位，依然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对于新入职员工，除了业务培训之外，还选派严谨的老编辑、老校对担任他们的师傅，以老带新，两三年后，新员工方能独立工作。出版人的匠心体现在出版的各个环节，特别是选题策划上。作为出版风尚的引领者，经验丰富的编辑能够从茫茫人海中发现有价值的作者，能够从只言片语中发现优秀作品。早年的陈忠实寂寂无名，编辑何启治在读过他的一篇短篇小说后，就约请其写长篇，20年后，《白鹿原》惊艳问世。学者型编辑更要独具慧眼，能够分辨出书稿的学术质量与水平高下，并能帮助学者进一步提高书稿质量。与此相反，缺失了创新能力的出版人，只能亦步亦趋地模仿跟风。以至于当一种“奶酪”或“好妈妈”畅销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几十甚至上百种“奶酪”或“好妈妈”，这样的跟风只会让读者反感。

学者型编辑要敬畏文字，严把质量关

出版是与文字打交道的职业，古人一向敬畏文字，传说仓颉造字鬼夜泣。《论语》里也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圣人之言”记录下来后就是文字。即便到了今天，许多偏远地区，还保留有敬惜字纸的习俗。学者型编辑更要以敬畏之心对待文字，坚守出版的质量“门槛”，努力挑出书稿中所有的差错，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都要斟酌再三，绝不放过任何差错，力争出版之后不留下任何遗憾。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过程中，“校对王”白以坦和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校对们将“工匠精神”发挥到极致，四卷本《毛泽东选集》至今未发现一个差错，真正做到了“百万无一失、万万无一失”。与此相反的是，个别出版单位盲目追求经济效益，不重视编校质量，编辑素质不高，甚至不设专职校对人员，将书稿的编校工作完全交给“黑马”等文字处理软件来处理，以至于无错不成书这样的咄咄怪事屡见不鲜，出版物质量下滑严重。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同样，这也是一个需要学者型编辑并一定能够产生学者型编辑的时代。理论和思想的创造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述学和立论，理论和思想的传播呼唤更多的学者型编辑。作为文化工作者，学者型编辑必须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发扬工匠精神，干良心活儿，从思想深处认识到身上所承担的责任重于泰山，自觉地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断推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为繁荣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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