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西藏非政府组织对外传播的缺失和建议 |
| 范文 | 王亮 “达赖集团”和国际涉藏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国际涉藏NGO）对我国西藏的负面传播 境外流亡组织“西藏流亡达赖集团”借助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向世界传播，西方国家也将非政府组织纳入自己的轨道，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目标，这样形成了西方政府、国际涉藏NGO和“西藏流亡达赖集团”之间复杂的三角关系。在历次“拉萨事件”中我国都能发现“达赖集团”和西方政府在境外遥控事件的影子，实际上境外NGO的影子也是时常浮现，但是并不为人所知。他们三者之间相互勾结，互相利用，集中对西藏进行或明或暗的负面传播，设置“西藏问题”的议程，引导西方舆论，误导西方民众。在这种负面传播中，“达赖集团”是显性的，而西方政府和国际涉藏NGO是隐性的。 （一）“西藏流亡达赖集团”对非政府组织的利用 据胡士胜发表在《世界新闻报》文章介绍，“达赖集团后援组织”有数百个，分为专门组织和非专门组织。专门组织与达赖集团有直接联系，或者属于达赖集团直接控制的境外藏族人组织和境外藏族学生会组织。前者有380个，后者有450个之多，集中而广泛地分布于欧美地区及各大院校。这些非专门组织就是境外涉藏主要的非政府组织。这些“达赖集团后援组织”有四个组织特点：分支机构多；活动很频繁；相互串通，集体行动；多由流亡藏人组建或参与。 通过对近几年其活动的考察，我们发现这些组织的活动方式有如下特点：以达赖集团“藏独”思想为指导，专挑“西藏问题”的敏感时期为主要活动时间。他们通过强大的组织能力与“西藏流亡达赖集团”的行动相配合，在国际上常常发声甚至用行动来影响西方媒体。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屡屡发生在西方国家中“抵制奥运”事件中，他们是主要参与者和传播者。 （二）国际涉藏NGO对“西藏流亡达赖集团”的隐性影响 国际涉藏非政府组织表面上与达赖喇嘛没有直接关系，但“出于对达赖集团及流亡藏人的同情或支持，或出于对中国政府政策的误解，它们往往在人权、宗教、民族、环境等问题上，支持达赖集团的有关主张或诉求，不断攻击中国的西藏政策。”这些组织也被称为“西藏流亡达赖集团”后援组织中的非专门组织。它们有两个活动特点：一是利用组织内精英人物在媒体上发表观点，与“西藏流亡达赖集团”的声音相唱或反对中国对西藏地方的治理；二是打着“人权”、“法律”、“新闻自由”等旗号，用“专业主义”的腔调对其他国家说三道四，来吸引西方媒体的广泛注意，主要原因就是扯着“来自民间和专业机构对西藏人权的关注”的幌子。 （三）“达赖集团”和国际涉藏NGO对中国西藏的负面传播 每到“西藏流亡达赖集团”和国际涉藏NGO发表看法或举行活动时，国外媒介歪曲中国的报道就会达到一个高峰。通过“达赖集团后援组织”的负面传播和强大的影响能力，首先传递给国外媒体，这时候如果中国政府不及时发声或者发声产生的影响力不够强大，国外媒体很有可能形成一种“破窗效应”，歪曲报道的消息会得到国际广泛关注，参与“声援西藏”的国际涉藏非政府组织就会进一步影响媒体、误导民众，频频向世界发出声音压制中国，制造麻烦。 “西藏流亡达赖集团”及其后援组织有两个传播特点：一是“达赖集团”通过境外的专门组织在国际上制造舆论，引起国际媒体的注意和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造成“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同情‘达赖集团，中国政府在破坏西藏”的假象，形成舆论影响。二是后援组织通过自身影响媒体的能力，设置议程以影响舆论，达到负面传播的效果。 强大的负面传播使得我国对外传播中没有相当的力量来应对国际涉藏NGO对中国和西藏的传播。而仅仅依靠政府和中国对外传播媒体发声，其力量既不对等，也很难得到与国际NGO一样的国际信任、理解、支持的声音。其原因为：外媒和国外民众对来自政府层面的声音天然的质疑。这是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尤其是对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有所误解。所以，我们既没有很好地利用国际非政府组织传播中国，传播真实的西藏，也没有国内的、西藏本土的NGO对外有效传播西藏，在当前中国需要对外传播真实的西藏之时，无疑是一种缺失。 西藏非政府组织对外传播缺失的原因 近年来，西藏自治区政府逐渐重视起了非政府组织的对外传播力量。尤其是2008年拉萨“3·14事件”以后，先后派出中国藏学家代表团、西藏文化交流团、民间艺术家代表、文化保护者协会等非政府组织或临时组织，通过访问西方国家政府、议院、媒体和学术机构或高校，引起西方媒体的注意，传播真实的西藏，增加自身影响力。 我们经过分析，对西藏自治区非政府组织在对外传播方面的缺陷及原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从非政府组织的组织性来看，西藏自治区非政府组织的构成仍显单一，以中国藏学家代表团为主，其他组织出访机会较少，故非政府组织对外传播影响力也较为单一，很难形成在国际上发声的合力。 传播内容上，以西藏历史与发展现状为主，包括西藏历史渊源、宗教状况、文化保护、经济发展、教育公平、环境与生态保护，但是涉及“西藏流亡达赖集团”等政治议题较少。 传播对象上，基本涵盖了西方不同层次的受众：政府组织、学术团体与高校、主流媒体、普通民众。西方受众中对涉藏事务关注的受众也是我国西藏对外传播的对象。对此，学者王小彬对西方受众分出了四类人：第一类人是顽固的反华势力和坚决的藏独分子；第二类人是对中国有偏见的或者是对西藏传统文化有偏好者；第三类就是已经接受我们观点的国外的公正人士；第四类则是盲从者。对第一类人的传播无论是以何种形式，都很难改变其看法，他们敌视中国，企图分裂中国，搞地区独立，我们对此要坚决揭露，开展舆论斗争。对于后三种人，才是我们对外传播的重点受众。而西方一般民众都在后三者之列，我们要对不同的传播对象采取不同传播方法，以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除此之外，西藏非政府组织很少利用与受访国非政府组织的对话与交流。可以说，受访国非政府组织这一群体的民间性和传播效力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 从传播途径上，西藏自治区非政府组织出访国外很少有自己的文章发表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上，这给西方媒体的报道“出让”了极大的自由报道空间，这也导致辛苦出访的初衷和成果，很有可能被西方按照他们的理解进行报道。 从官方参与度来看，西藏自治区非政府组织多半由官方推动或直接组织。这就造成了与国外受众接受方式的错位。国外民众更趋向于接受来自民间的内容和传播方式，他们认为官方的传播内容更趋向于宣传，宣传跟功利性的劝服在表达上又是接近的。所以，官方的直接参与在某种程度上让非政府组织在对外传播效果上打了折扣，使得西藏故事的“民间表达”很难得到西方受众的接受。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得出西藏非政府组织在对外传播中缺失的原因：一方面国内非政府组织从组织、活动的独立性、经费的保障、传播效力等方面普遍不强；另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西藏数量多、影响力较大，中国非政府组织一时很难超越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建议 对于西藏自治区非政府组织在对外传播中缺失现状，我们尝试着给出一些发展途径： 一是引导现有的西藏地方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对外传播体系当中，形成多元对外传播格局。即通过中央政府及西藏地方政府、宗教界、学术界、各级媒体、非政府组织来应对国外的政府、媒体、民间，形成多对多的多元传播渠道，以政府的硬力量和民间软力量相配合应对复杂的对外传播环境。 二是认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西藏的活动的重要性，并合理处理好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培养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在这其中，充分认识和利用国际NGO的两面性，即建设性与破坏性，加强对在藏境外NGO的管理与引导，扶持西藏地方NGO发展与规范，开展与国外NGO的交流与合作，“借船出海”，让现有的西藏NGO学会与国际NGO、媒体打交道，从而有效地开展非政府组织的对外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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