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国外民众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认知情况的调研分析 |
| 范文 | 曾嘉 佘庄墅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并制造出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现如今，80多年过去了，国外民众关于该历史事件的记忆已经出现断层。对此，自2017年9月起，笔者一方面委托朋友在外国向国外民众发放问卷，另一方面亲自走访南京、北京、广州等地区向来中国旅行、工作、学习或定居的国外民众发放问卷，希冀能够粗浅地窥探当前国外民众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认知情况，并为后期我国开展相关对外传播活动提供意见建议。 一、调研方法和样本描述 （一）确定调研方法与测量指标 本次调研主要采用问卷调查，辅之以人物访谈。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对外传播效果”的主题范畴下，笔者对问卷可能涉及到的基本信息问题，主、客观性问题及检验性问题进行反复论证，最终确立信息获取渠道、对南京大屠杀事件基本信息的认知情况、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定性态度、对我国传播方式的认知情况、对日本政府系列行为的判断等测量指标。同理，为了克服纯数据分析造成的“重现象轻原因”问题，笔者在调研过程中，随机对部分调研对象围绕某一话题进行简单访谈，了解其认知态度背后的原因。 （二）样本情况 本次调研，笔者总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500份，剔除废卷，其中有效问卷487份，回收率为100%，有效率为97.40%。在有效的样本中，电子问卷205份，主要在德国、美国、荷兰、新加坡、伊朗等国外地区发放；纸质问卷282份，其中在南京发放146份，在广州发放78份，在北京发放58份。考虑到南京为笔者长期居住地，且为大屠杀爆发的当事地点，因此所占的比例较大。 从来源地区看，本次调研对象包括了全球六个大洲（仅缺少南极洲）。其中来自亚洲的有141人，占 28.95%；来自北美洲的有112人，占23.00%；来自欧洲的有107人，占21.97%；来自南美洲的有58人，占11.91%；来自大洋洲的有39人，占8.01%；来自非洲的有30人，占6.16%。由于各大洲经济发展条件不同，来华旅居的人数也存在差异，因此对样本选择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在可控范围内可忽略不计。从性别分布看，本次调研对象中，男性有282人，女性有205人，基本符合全球性别人数比例。从年龄分布看，本次调研对象年龄分布相对集中，主要呈现正太分布，以青壮年群体为主。其中，20-35岁年龄阶段的人数最多，有346人，占71.05%；其次是35-50岁的有88人，占18.07%；随后是20歲以下的有29人，占5.95%；超过50岁的有24人，占4.93%。鉴于青壮年群体是全球的主体力量，也是我国南京大屠杀事件对外传播的核心受众，因此年龄分布具有相对的合理性。 二、数据分析及基本结论 （一）国外民众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认知层次低，呈现浅层化特征 1. 多数国外民众尚不知晓南京大屠杀事件。在487位调研对象当中，知晓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仅有282人，占比57.91%；而不知晓该事件的人数竟高达205人，占比42.09%。可见，较之亚美尼亚大屠杀和犹太人屠杀事件，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全球的知晓度并不高，数据反映有将近一半的国外民众完全不知晓该事件。此外，在当前由互联网构建成的“地球村”里，身为网络原住民的青壮年群体（20-35岁），同样也是我国南京大屠杀事件对外传播的核心受众，也有超过42%的人数（146人）并不知晓该事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论证南京大屠杀事件存在的真实性，争取世界民众对日本右翼群体掩盖罪恶行为的正确认知，我国注重加强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对外传播，但反观当前国外民众对该事件的认知程度，可见传播的覆盖范围较小，传播力和影响力均有待提升。调研数据同样显示，在282名知晓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调研对象中，有175人认为“很有必要对外传播南京大屠杀事件”，占比62.06%；有24人认为“没有必要”，占比8.51%；另外83人表示“不知道”，占比29.43%。可见在绝大多数国外民众看来，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意义较为重大，其传播力仍有待提高，亟需我国采取实际行动，积极对外传播该历史真相。 2. 绝大多数国外民众不知晓南京大屠杀事件爆发的时间。在有效的样本中，除了205名不知晓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调研对象外，剩余282人，在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爆发时间”问题上，仅有73人回答正确，占比25.89%；有63人回答错误，占比22.34%；另有146人表示“并不知道”，占比51.77%。如果算上对南京大屠杀事件完全不知晓的人数，则能够准确回答事件爆发时间的人数比例仅占14.99%。可见，绝大多数国外民众并不知晓南京大屠杀事件爆发的时间，对于该事件的认知程度仅停留于表层，尚未深入了解。 3. 绝大多数国外民众并不知晓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典型事件。日军“百人斩”，是指1937年11月底至12月10日，两名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以“谁先杀满100个中国人为胜”的屠杀比赛。该事件由当时日本的《东京日日新闻》首先披露，也是我国长期以来对外传播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典型事件。但是282名知晓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调研对象中，知晓“百人斩”的仅有73人，占比25.89%，而明确表示不知道的却有209人，占比高达74.11%。如果算上对南京大屠杀事件完全不知晓的人数，则487名调研对象中，有414人对我国对外传播的典型案例完全不了解，占比达到85.01%。 4. 少数国外民众清楚我国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遇难者人数。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遇难者人数，是国际社会针对该问题时的主要争论点。虽然早在1946年至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审议后就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六周时间里，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人以上。”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也认定：“在南京大屠杀中，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能够完全确定名字的遇难者人数还太少，日本右翼势力不断质疑“30万”的准确性，并以此否定南京大屠杀事件。对该问题，我国对外传播的统一口径为“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我国遇难者人数达30多万”。在知晓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调研对象中，有127人回答“30多万”，占比45.04%，符合我国长期以来的对外传播口径；有29人回答“20-30万”，占比10.28%；有39人回答“不足20万”，占比13.93%，其中19人甚至认为遇难人数“不足1万”；另有87人明确表示不知道人数，占比30.85%。可见，有超过一半的国外民众对该事件的认知与我国长期以来对外传播的统一口径并不一致。 5. 多数国外民众并不了解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背后的政治意义。日本靖国神社供奉有二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死及在狱中死亡的14名甲级战犯，因此我国长期以来反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认定其直接挑战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合法性，是对包括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内的侵华战争的否认。但对于国外民众而言，282名知晓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调研对象中，高达156人认为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与我无关”，占比55.32%；仅有88人表示“反对”，占比31.21%；甚至有38人表示“支持”，占比13.48%。此外，如前文所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开始有针对性地对历史教科书进行篡改，企图利用文字游戏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遭到了我国的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而在看待该问题时，282名知晓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调研对象中，有170人明确表示“反对”，占比60.28%；有83人表示“与我无关”，占比29.43%；另有29人表示“支持”，占比10.28%。可见，有不少国外民众持观望态度，认为“与我无关”，甚至有少部分人表示支持。结合全球民众对犹太人屠杀等行为的情绪态度，可推测出当前民众尚未完全意识到日本系列行为与企图否认二战侵略事实及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政治动机，才致使态度冷漠。正如一位来自非洲的调研对象在访談中谈到，他认为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仅仅是拜祭“国家英雄”而已。 （二）不同地区的国外民众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认知既有共性又有个性 1. 从总体上看，国外民众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定性并未受国籍和种族区隔的影响。我国在对外传播南京大屠杀事件时，国外民众对于该事件的定性尤为关键。只有当其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不只关涉中国民众，而是与己息息相关，才可能真正构建关于该事件的集体记忆。而根据此次调研数据显示，在对待该问题时，282名知晓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调研对象中，有68人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中国的悲剧”，占比24.11%；有9人认为该事件只是“普通性的战斗行为”，占比3.19%；另有205人认为该事件不仅是中国悲剧，更是“人类惨剧”，占比超过72%；并未有人认为该事件“与己无关”。这表明，在了解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后，国外民众对于该事件的认知和定性并没有受到国籍和种族区隔的影响，而是超越了种族和民族的界线，能够自觉站在人类立场进行思考，为集体记忆的建构提供了有利的先决条件。 2. 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信息量看，亚洲、非洲、大洋洲了解较多，欧洲、美洲了解较少。如前文所述，调研数据显示，当前多数国外民众尚不知晓南京大屠杀事件，比例高达42.09%。但是从微观上看，各地区国外民众的知晓程度并不相同。在282名知晓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调研对象中，有97人来自亚洲，54人来自欧洲，44人来自北美洲，34人来自南美洲，29人来自大洋洲，24人来自非洲。而具体到每个地区知晓南京大屠杀事件人数所占的比例，结果则是非洲的比例为80.00%，大洋洲的比例为74.36%，亚洲的比例为68.79%，南美洲的比例为58.62%，欧洲的比例为50.47%，北美洲的比例仅为39.29%。从数据上看，亚洲、非洲、大洋洲了解的人数更多，比例均超过60%；而欧洲、美洲了解的人数较少，比例普遍在50%左右，最低的北美洲甚至不足四成。 虽然大屠杀爆发期间滞留在南京城的国外民众多来自欧美，但是大屠杀期间滞留南京的外籍医生返乡后由于主、客观原因并未将事件公诸于世，仅留下书信和笔记作为记录。正如大屠杀期间滞留南京的外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的女儿伊丽莎白·威尔逊后来回忆说：“我父亲从未谈过（南京大屠杀事件），我母亲也没有谈过，我认识的其他人也都没有谈论过，直到我父亲去世的1967年，我才看到了这些信件，能感受到大屠杀的震撼。”①另外在本国意识形态的主导下，欧美洲国家的媒体在二战后对我国的宣传报道普遍较少，对二战的宣传同样具有倾向性，致使其民众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了解较少；而反观亚洲和非洲民众，其在二战中所受的迫害和奴役程度最深，因此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了解更多、认同感更高。 3. 对比亚洲，其它地区民众更需接触南京大屠杀事件相关信息。数据显示，认为“有必要传播南京大屠杀事件”的175名调研对象之中，有49人来自亚洲，39人来自欧洲，29人来自南美洲，24人来自北美洲，19人来自非洲，15人来自大洋洲。而具体到每个地区，认为“有必要传播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人数占比，北美洲为54.55%，南美洲为85.29%，欧洲为72.22%，亚洲为50.52%，非洲为 79.17%；大洋洲为51.72%。可见，北美洲、大洋洲和亚洲的态度较为暧昧，且以亚洲的比例最低。参照各地区对南京大屠杀事件信息的了解程度，即可以看出，对比亚洲，其他地区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信息需求量更大，所以更加认为有必要传播南京大屠杀事件，加深对该事件的认知。 4. 亚洲和非洲民众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举动的态度更为淡漠。如前文所述，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举动背后隐含着对二战侵略事实及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否认。从总体上看，对其举动持观望态度的国外民众占据多数，且以亚洲和非洲民众为主。调研数据显示，97名来自亚洲的知晓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调研对象当中，有73人认为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与我无关”，占比高达75.26%；甚至有15人表示“支持”，仅9人提出“反对”；而24名来自非洲的知晓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调研对象中则有高达21人表示“与我无关”；相比之下，美洲和大洋洲的反对率均超过了50%，其中北美洲为55.56%，南美洲为57.14%，大洋洲为66.67%。对于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举动，亚、非洲民众的反对率仍是最低，其中亚洲为55.67%，且有19人表示“支持”，而非洲的比例甚至低至20.83%。反对率最高的为大洋洲，达82.76%，其次是欧洲72.22%、北美洲65.91%、南美洲55.88%。 可见，虽然亚洲和非洲民众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知晓程度更高，但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民众难以真正认清日本系列举动背后的政治因素，即使掌握的信息量更多，但其对日本举动的态度却更为淡漠，前后的反差较大。 （三）国外民众缺乏固定、有效的南京大屠杀信息获取渠道 1. 历史书籍成为最主要的获取渠道，但受众覆盖率同样不高。在282名知晓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调研对象中，有180人通过历史书籍获取相关信息，占比63.83%；有146人通过新闻报道和日常沟通交流获取相关信息，占比51.77%；有126人通过历史教学和影视资料获取相关信息，占比44.68%。数据反映出，一方面，我国南京大屠杀事件对外传播的相关信息在国外民众日常使用渠道的覆盖率并不高。即便是排名第一的渠道——历史书籍，也有102人未能从书籍中获知相关信息，占比近四成。如果算上完全不知晓南京大屠杀事件的205名调研对象，则没有任何渠道的覆盖率能够超过一半，排在第一位的历史书籍也仅有约37%。另一方面，南京大屠杀事件仍旧没有普遍成为国外历史教学的一部分。学生时期同样也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结合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举动，可推测出历史教学在建构南京大屠杀事件集体记忆中的重要地位。但在调研中，接受过相关历史教学的国外民众仅占有效样本的12.94%。 2. 我国南京大屠杀事件对外传播渠道未能发挥显著性效果。为加强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对内和对外传播，1985年，我国建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14年，我国又设立并于纪念馆举办国家公祭日，为建构南京大屠杀事件全球记忆创造出有力的记忆场所，为悼念遇难同胞、铭记历史、警示后人发挥了实质性作用。然而调研数据显示，在282名知晓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调研对象中，知道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有136人，所占比例不足一半，其中仅有63人曾经去过该纪念馆，占22.34%。而另外146人则不知道该纪念馆，占比51.77%。如果算上完全不知晓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人数，则该比例达到了72.07%。且在调研对象中，即便是到南京旅居、从商的国外民众，也仅有不足65%的人去过该纪念馆。而对于国家公祭日，282名知晓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调研对象中，知道的仅有93人，所占比例不足33%，而完全不知道公祭日的调研对象则高达67.02%。如果算上不知晓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人数，则该比例达到了80.90%。 可见，无论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还是国家公祭日，其实际的功能发挥更偏向于对内，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实质上绝大多数国外民众是以当地的媒体为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即我国的对外传播同时也是N级传播，国外媒体在此过程中起着中介连通作用，但从前文可知，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信息在国外媒体的覆盖率并不高，即便有所涉及也是经过了选择性筛选的过程，从而导致我国对外传播的内容收效甚微，这从本质上属于传播渠道的建构和话语权的掌握问题。 三、小结与反思 通过对国外民众的问卷调研和深入访谈，可以从总体上看出，国外民众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知晓程度较低、认知程度较浅，对大屠杀事件中的基本事實缺乏准确性的了解，对相关的国际政治事件缺乏必要性的理解。这背后不仅包括文化、地域差异等因素，更是信息获取渠道的缺失，是不同国家间传播力、影响力、话语权等综合国力的竞争。与此同时，不同地区的国外民众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基本认知也存在自身的特点。相对而言，亚洲和非洲国家民众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基本信息了解更多，而欧洲和美洲国家民众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政治意义理解更深。根据本次调研的基本情况，可以大致判断出，当前我国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对外传播的效果较弱，缺乏必要的、有效的传播途径使我们的信息和意图真正在国外“落地”“入脑”“进心”，因此亟需加强对外传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切实让民族灾难记忆上升为全球苦难记忆。 而在具体操作环节，鉴于不同地区受众的认知情况不同，应注重区分不同地区受众，力求对外传播的精准化。例如，对于同样在二战中遭受法西斯侵略程度较深的亚洲和非洲其他国家（其民众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知晓度高），便应该站在全球的角度而非局限于民族主义，将南京大屠杀事件与整个亚非地区所遭受的灾难联系起来，以感情牌增强认同感，促使国外民众树立起“南京大屠杀事件不仅仅是中国的灾难，更是世界民族的惨剧”的全球苦难记忆。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要注意传播的方式方法，把握好“度”，切忌为追求认同而进行造假、掩盖，导致亚洲和非洲民众产生抵触情绪，弱化了传播效果。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则需要首先致力于让其民众知晓此事件。数据显示，绝大多数欧美民众认为很有必要加强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对外传播，原因在于其在国外难以接触相关的信息，因此本质上仍旧是传播渠道的建构和话语权的掌握问题。因此，要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媒体机构，一方面重点阐述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基本情况，另一方面要善于从西方文化的视角，从人权的角度进行剖析和指责。要充分利用西方理性思维的方式，善于通过历史论证，摆出详尽证据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存在进行佐证。 「注释」 ①见央视科教频道和江苏卫视2015年12月7日同步播出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第五集《罗伯特·威尔逊：为南京缝合创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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