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1949-2019：新中国对外传播的变迁与发展 |
| 范文 | 张宏莹 伴随着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的对外传播已走过70年的风雨历程。受到国际环境变迁的影响，我国的对外传播也历经了从国际话语权的缺失到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强大的演进过程。按照影响我国对外传播体系建立与发展的重大社会制度变革和技术变革等关键历史节点，我国对外传播的发展进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萌芽期（1949-1978年）、形成期（1979-2000年）、发展期（2001-2013年）、强大期（2014至今）。 一、对外传播体系建设的萌芽期（1949-1978）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政府就着手建设国有国营制的社会主义新闻制度，对“新闻事业”实行统一管理。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之前，新闻业作为文化生产的公共事业，享受政府公共财政补贴，与二战后的英国媒体一样，经济上的辅助为新中国对外传播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新闻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接受政府直接管理，也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 我国对新闻业制定的总政策是：新闻机构必须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绝对一致，必须按照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从事新闻宣传报道活动。为加强新闻所有权的集中，1949年10月，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中国外文局前身），负责统一管理对外新闻传播工作，后经机构调整，新闻总署撤销，将对外传播业务归口新华社负责。1952年8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国际时事宣传的决定》着重强调了国际报道必须完全集中于中央管理，经中央审查后方可统一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布和传播，其他报纸刊物只能转载。①1963年9月，经政府国务院批准，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正式成立，归国务院直属，负责对外书刊的规划、出版、发行等工作。② 1957年，新华社制定了建成世界性通讯社的12年规划，并迅速建设及发展其海外分社。到1965年，新华社的驻外分社已经迅速发展到51个，并同22个外国通讯社签订了无偿交换新闻或图片的合作协议。③当时的新华社已基本可以满足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对新闻稿的需求，打破了西方通讯社对这些地区的新闻垄断局面，为新华社建设世界性通讯社打开了局面。 二、对外传播体系建构的形成期（1979-2000） 1978年，改革开放国策的制定和实施与当时的真理标准讨论营造的观念解放氛围密切相关，标志着民主政治观念重回中国社会思想体系。1979年3月，中国新闻界召开了改革开放后首个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对新闻工作的重心转移和思想统一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新闻界开始将实事求是的思想导向和價值观念落实在新闻理论和实践中，重新将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新闻规律引入新闻生产实践，遵循新闻规律，恢复报纸的原有社会功能，将新闻宣传的任务由阶级斗争工具手段转移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信息服务功能上。 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对媒体的对外传播政策作出了相应调整。1980年9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建立对外宣传小组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该通知将对外传播的根本任务做出了明确调整，即从促进世界革命调整到建构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1994年4月15日，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共同下发《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再次强调我国对外宣传的基本任务是：“向世界全面介绍中国，建构国家想象以及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④这意味着国家首次将营造国际舆论环境作为我国对外传播的基本政策正式提出。 从上世纪80年代初纸质媒体率先尝试“双轨制”模式到90年代“国家队”组合的广电媒体，包括新华社、中新社两个国家级世界性通讯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外文局、《中国日报》以及网络媒体等在对外传播实践中搭建的传播网络，逐步完成了我国对外传播的专业化建构。这一时期，我国对外传播的话语生产和传播能力不断加强，中国的对外话语在国际舆论环境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三、“官、媒共建”对外传播体系新格局（2001-2013） 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对外传播体系建构开始进入稳步发展期。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开始呈现出“官、媒共建”（政府、媒体）国际话语权的对外传播新格局。 （一）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国际标准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贸协定的签署，为我国媒体参与国际间竞争与交流、加快信息自由流动设定了时间表，中国媒体开始零距离面对国际传播体系的市场化竞争。 在加入世贸组织前，我国的新闻出版以及网络电信业不允许外国商业组织和公司存在，即政府在上述产业实行垄断和部分垄断经营，禁止外资进入，并且对国内投资者也实行严格的资质审查制度。当然，除比较敏感的新闻业以外，电信和出版业在入世之前都已经有海外资本的尝试介入。实际上，目前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几乎占有中国相关电信增值服务的绝大部分份额的互联网公司，其中的海外资本，都是加入世贸协定前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⑤ 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政府已经按照承诺逐步向境外资本开放图书出版的零售市场、有限制地开放了境外传媒娱乐类广播电视节目的落地，目前已在某种程度上允许国内民营企业进入无编辑权的传媒经营市场，如报刊发行、广告代理、活动发布以及商业运行等。⑥ （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加速我国对外传播体系的网络化进程 2000年，中宣部和国务院新闻办共同制定了《国际互联网新闻宣传事业发展纲要》，对我国重点新闻宣传网站的建设提出了若干管理意见并明确提出加大资源支持的力度，确定将中国网、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日报网和国际在线这五大重点网站和中央电视台网站共同搭建成中国对外传播的网络系统。 网络时代的对外传播将意义生产空间从政治传播领域纳入更广泛的社会传播的公共领域。以多元模式的超文本架构的网络传播及其不断创新的传播技术将媒介延伸至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不断变换的网络传播模式也将全球和地方、通用和定制的传播媒体集中于无处不在的网络社会公共领域之中，网络传播的即时性和互动性也有助于我国媒体在国际传播空间的延伸，重构国际话语体系的权力关系。 （三）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的实质是对新闻话语生产的一种国家介入，是国家行使其政治权力、进行新闻管理的一种政府传播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参与到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中，其根本目地是通过对外传播官方声音来增强我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力。1983年，我国正式建立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但直到2003年，才开始具有相对稳定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化模式。其制度建设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对外宣传为重心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这一阶段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基本上是以政府本位、行政主导为制度建构导向。1983年，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小组颁布《新闻发言人工作暂行条例》，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制度原则和组织实践方式作出明确规定。1993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国务院新闻发布工作的会议纪要》进一步确定了国务院的的新闻发布工作要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专门负责，并确立了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持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为主、新闻吹风会和集体采访等形式为辅的新闻发布制度。 第二阶段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是以政府传播和公共关系管理为重心，从行政主导的新闻宣传开始向政府公共关系管理进行战略转移。2003年爆发的大范围非典疫情成为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改革的导火索，政府传播与媒介共同传播的重要性充分彰显，政府、媒体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组织形式开始具有了相对稳定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化模式。 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以行政立法为依托，将透明政府与舆论监督相结合，建立和发展的新闻发布制度。其中，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务公开是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立法原则和实践基础。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颁布实施， 该条例的颁布实施使公众知情权和媒体对政府信息的报道均得到了立法保障，标志着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法律上的完善和认可。2009年9月，我国开始系统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至此，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较为系统的党政组织建制和功能体系架构齐备的政府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体系建设。⑦ 四、国际形势巨变下对外传播逐渐步入强大期（2014至今） 2011年利比亚战争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局。北非难民潮涌入欧洲，加剧了欧洲的“伊斯兰化”。2015年英国宣布脱欧，其间恰逢西方大国政坛的权力更迭；在政权交接及政策转型的助推下，国际格局和国际传播秩序开始了新一轮重构。 （一）新时代我国对外传播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19日至20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聲音。”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他指出，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这是我国首次正式将对外传播工作的重心定位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并且确立了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导向。 新时代我国对外传播体系建设的指导原则是全面动员“社会各个领域的组织和个人，并将其与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以“政府、媒体、民间”共建的形式共同提升对外传播话语能力，展示“文化强国”的国家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二）“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对外传播体系建设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率先发起的全球化发展历程及其引发的国际问题和弊端，使很多国家对“全球化”的政治意涵、国家博弈、经济利益、文化冲突等方面产生了质疑甚至反对。在现有的国际新闻传播秩序下，“全球化”常与“西方化”“文化霸权”等同，被用来解释世界传播秩序中话语权的西强东弱局面。 我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经济、文化、地缘政治、外交安全等社会制度领域，是新时代我国对外传播体系建设的崭新机遇和发展路线，其丰富的思想理论框架和多元化系统发展规划成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及发展建设的重要国策。中国虽然已是媒体大国，但还不能称之为媒体强国，在国际传播体系中仍然缺乏具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一带一路”倡议在推进过程中也同样面临了国际话语权的“带沟”与“路障”，因此，如何建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提升话语生产的真实性、可靠性、稳定性，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和推进成为当下我国对外传播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5G引领的新技术革命为我国对外传播体系建设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我国传播行业已进入全媒体时代。随着信息科技的不断发展，新兴媒体的使用和传播影响力日趋强大。我国现有网民8.02亿，其中手机网民占比98.3%。手机网民规模的压倒式增长使手机新闻客户端和各类社交媒体成为民众的第一信息源，信息技术成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对外传播体系的关键。 随着5G、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不断涌现，智能媒体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智能技术在大众传播领域的广泛应用为推动媒介融合向纵深发展，打造具有强大话语权、影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构建我国对外传播体系新空间提供了强有力的专业技术支撑。 依托新兴的智能化媒介技术及其搭建的社交平台，民间跨文化传播活动日益加强，民众已逐渐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不可或缺的对外传播主体。在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应抓住对外传播发展新机遇，主动出击，积极构建“政府、媒体、民间”联动共建的对外传播新格局。 「注释」 ①蔡鹏举：《新中国前30年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新闻传播》2013年第5期。 ②甘险峰、刘玉静：《60年对外传播的进展》，《对外传播》2009年第12期。 ③吴冷西：《在世界性通讯社的征途上》，载于《历史的足迹——新华社70周年回忆文选》，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④戴延年、陈日浓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2）》，新星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264页。 ⑤蒋亚平：《WTO环境下中国网络媒体分析》，《中国记者》2002年第5期。 ⑥夏春平：《世界华文传媒年鉴2005》，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⑦罗以澄、赵平喜：《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评价机制建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评价》，《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15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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