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社会化媒体语境下媒介素养的内涵转向 |
| 范文 | 郭学文?张晨悦 【摘 要】 媒介素养研究始于对大众传媒的文化批判，研究核心是大众传媒的信息生产和受众的信息接收。社会化媒体的兴起颠覆了大众传媒主导的传媒生态，促成了媒介素养研究的内涵转向。从媒介接触能力的角度，公众应以现代公民意识为交往规则，实现理性化触媒，做到权责统一，才能建构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媒介素养。 【关 键 词】媒介素养；社会化媒体；理性；公民意识；权责统一 【作者单位】郭学文，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张晨悦，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 【基金项目】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2017年媒介素养专项研究项目（2017ZGL004）；陕西科技大学2017教学改革研究项目（17Y082）成果。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6.024 自20世纪30年代媒介素养概念被提出以来，媒介素养就成为认知和处理“人—媒”关系的突破口。迄今，媒介素养理论范式虽几经变化，但都没有脱离大众传播的媒介语境。社会化媒体的兴起改变了以大众传播为主导的“人—媒”关系，必然会引发媒介素养内涵的变化。本文以此为研究起点，思考社会化媒体语境下媒介素养内涵转向的问题。 一、媒介素养内涵的大众传播语境 1.媒介素养研究始于对大众传媒的文化批判 20世纪初期，英国报业完成了从政党报刊向大众化报刊的过渡。大众化报刊以盈利为目的，以扩大发行量为手段，将受众由政治精英发展到社会一般民众。英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创始人北岩勋爵曾言，“不要忘记，你是正为那些知识浅陋的人们写作”[1]。在此阶段，大众化报纸代表《每日邮报》创办，北岩报团、比维布鲁克报团等报业集团形成，大众化报纸成为影响英国社会的重要力量。大众化报纸以通俗文化、流行文化和商业文化等大众文化为主要内容，对英国的精英文化传统和教育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大众文化的消极影响引发了英国精英学者的不满和担忧，“那些在学校刚刚接受文化品位教育的年轻人，在校外却陷入赚取最廉价感情的竞争中，电影、报纸以及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和追求商业利润的媒介故事，所有这些都只是在迎合低级趣味，灌输这样一种观念：用最少的精力，获取最直接的快感”[2]。正是在此背景下，“媒介素养”概念被提出。1933年，英国学者利维斯和桑普森出版了《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一书，正式提出“媒介素养”的概念，形成了以对大众传媒的批判为方法，以对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文化保护为目的的“免疫”研究范式。 2.媒介素养研究的核心是大众传媒的信息生产和受众的信息接收 “免疫”范式作为源头，为媒介素养确立了以对大众传媒的态度研究为起点的方法论体系。“免疫”范式之后，西方媒介素养研究形成了两种主导性范式：“甄别”和“批判”。“甄别”范式始于20世纪50年代，电视媒介的强势崛起动摇了精英主义对待大众傳媒的态度，西方社会接纳了媒介文化的多元属性。“甄别”范式即教育公众对媒介文化进行优劣甄别，择优吸纳。“批判”范式从大众传媒的信息生产过程出发，认为媒介信息的传播是被建构的过程，信息的背后是意识形态和商业的控制和影响。公众应对信息和信息生产过程加以批判和理性思辨，以更好地解读媒介信息。媒介素养研究的范式变迁表明，媒介素养研究的核心目的在于提升公众接触大众媒介的有效性，即大众能够有效地解读和使用信息。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对媒介素养下了一个定义，即人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该定义在我国媒介素养研究学界最为通行。 3.媒介素养理论关注的“人—媒”关系是权力斗争关系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稀缺资源的占有关系决定了权力的分配。在大众传播信息生产模式中，信息资源、信息生产工具和传播渠道等均为大众传媒占有，因此，信息接受者与大众媒介并不处于同等的权力地位。在权力不平等的“人—媒”关系中，大众传媒处于支配和控制者的地位。基于大众是权力关系的弱势方这样一个事实，媒介素养研究者提出的各种范式均是以对大众的保护作为基本态度，目的在于通过与大众传媒的合法性抗争，提升公众驾驭传媒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致力于教育公众认识媒介环境和真实环境的差异，实质就是助力公众摆脱大众传媒的控制和支配。控制与反控制，支配与反支配，表明了大众传媒环境下的“人—媒”关系实质就是权力斗争关系。 二、社会化媒体对大众传播模式的颠覆 社会化媒体的外延包括社交网站、博客、维基、播客、论坛、内容社区和微博七类，指在Web2.0技术环境下构建的交互式网络应用平台，核心特征是UGC（用户生产内容）。社会化媒体不是Web1.0时期门户网站对大众传播模式的延续，其对既有的大众传播模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1.颠覆了新闻观 无论是我国新闻界关于新闻的经典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还是西方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均说明在大众传播时代，新闻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都以大众传媒为主导。以此形成的新闻观是：受众通过新闻获知社会的变动，并接受大众传媒背后政治和商业意识形态的控制和生活方式影响。社会化媒体的产生改变了公众使用新闻的目的。新闻不仅是他们了解社会变动的工具，还是他们社交的手段。胡泳指出，当新闻成为一种活动，成为人们的一种参与时，重点不再是获得信息，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加入一场讨论[3]。大众传播时代，关于新闻价值的选择标准已让渡于新闻是否具备社交属性，即是否具有话题性，还有能否对新闻使用者形象产生正面建构，是否具备交往的功能，如引起话题、表明态度等。社会化媒体时代的新闻观，就是新闻具备社交价值，能够成为使用者扩散关系的工具。 2.颠覆了传播权力结构 大众传播模式下，大众传媒处于信息传播的中心，其通过垄断信息流的入口和出口获得社会赋权，受众与大众传媒处于不对等的权力地位，受众依托大众传媒的客体性存在。受众在大众传播环境下所拥有的知情权、接近权和传播权，都是基于大众传媒而存在的依附性权利。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实现了受众的主体性崛起，受众角色转型为“产销者”，具备了脱离大众传播体系进行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的能力。由两级传播过渡到多级传播，金字塔式传播结构被网状信息传播结构所替代，大众传媒和社会化媒体成为网状信息结构的结点。大众传媒为主体和中心的权力结构被平等对话的权力体系所替代。 3.颠覆了受众的组织关系 “沉默的螺旋”理论揭示了大众传播环境下受众的特征：匿名、散质、意见温和、可控。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完全颠覆了受众的上述特征。社会化媒体的社交属性实现了受众的聚合，社群成为受众的组织形式。社群是社会化媒体用户基于兴趣导向和功能导向形成的网络共同体。社群使受众从匿名走向实名，从散质走向情感性和功能性的聚合，所形成的安全感使受众更容易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社会化媒体的网状传播结构迅速完成观点意见的合流和传播，形成网络舆论。与大众传播环境下的舆论“暗流”相比，社会化媒体形成的舆论观点鲜明、群体识别度高，因此，更容易成为影响社会进程的力量。社会化媒体实现了主流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两个舆论场的分离，聚合了民间舆论的力量，形成了对权力和社会非正义的凝视，日益发挥重要影响。 三、媒介素养内涵的转向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媒介素养研究所依存的媒介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核心变化就是受众由信息生产的客体变成信息生产的主体，“人—媒”关系由斗争和批判变得和谐统一，对信息进行思辨式、批判式解读的大众传播媒介素养范式并不适用于社会化媒体用户的媒介素养研究。 一般而言，对媒介素养内涵的界定有两个角度，即媒介接触能力和媒介接触水平。媒介接触能力，就是将媒介素养作为接触媒体的准入条件，即受众具备了哪些能力，才能够合理有效地使用媒体。彭兰教授认为，公众的媒介素养包括媒介使用素养、信息生产素养、信息消费素养、社会交往素养、社会协作素养、社会参与素养[4]。媒介接触水平，就是对受众接触媒介的效果进行评估，即通过对受众接触媒介的使用结果进行评价，判断其媒介素养水平的高低。白传之博士总结了媒介接触度、媒介知识量、媒介理解力、媒介应用力4个测评一级指标，并将其分解为14个二级指标，用来评估受众的媒介素养水平 [5] 。本文从媒介接触能力的视角出发认为公众应做到如下三点，才算是具备了合理有效使用社会化媒体的准入条件。 1.扼制感性，回归理性 大众传播时代的信息传播规则是真实、客观、平衡、全面，信息由专业的把关人传播，因此，公众能够以理性的态度关注信息和进行决策。社会化媒体环境下，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兴趣和话题成为信息生产的参考点。公众基于感性的情绪生产信息，同时又受感性化的信息影响。感性信息生产和解读无助于公众正确解读信息和进行信息决策，而且，在社群传播的背景下，感性情绪更容易让公众产生情绪极化，成为网络暴力的来源。因此，理性处理信息是社会化媒体用户的首要要求。 2.以现代公民意识为依托 Web1.0时期，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匿名性和自由度特征在给予受众话语權和信息自由的同时，也塑造了网民的虚拟人格。虚拟人格与现实人格不统一是Web1.0时期受众的显著特征。虚拟人格脱离于现实世界的法律和道德管控，成为网络虚假和负面信息、色情和暴力内容、网络极化情绪和言论的来源。社会化媒体的进步在于其技术规则和社交特征促进了公众现实人格和虚拟人格的统一。基于此，社会化媒体用户就应如在现实世界一样遵守法律和道德的管控。但是，Web1.0时期用户行为的惯性及社会化媒体用户公民意识的缺失，造成如今社会化媒体亦存在Web1.0时期网络空间的问题。社会化网络用户虚拟人格和现实人格想要趋于统一，统一于现实社会的真实身份，用户就应以现实世界的交往规则为基础，即以现代公民意识为基础。 3.从赋权到权责统一 大众传播语境提出了媒介素养的赋权范式，即社会应给予受众更多的媒介接触权和信息表达权，以对抗大众传媒支配社会信息传播的话语权力体系。该范式在Web1.0时期得到理论界更多的认可，因为在该时期，基于互联网的互动性，受众能够落实话语赋权。而到了社会化媒体环境，是否应继续坚持和放大用户的话语赋权呢？如前所述，大众传播语境是权力对抗语境，赋权模式也是基于对信息传播权力的争取而产生的理念和范式。社会化媒体的“人—媒”关系不是对抗关系，是人驾驭传播工具和掌握话语权力的关系。单纯强调赋权，会造成权力的膨胀和失范。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媒介素养，强调的是权责统一。话语责任体现在两个层次：微观层次的责任，即个体对传播的信息负责，对传播的行为负责；宏观层面的责任，就是营建社会化媒体的公共性空间，个体的信息生产服务于社会的民主与文明建设。 以此三点可以总结为社会化媒体语境下公众的媒介素养内涵。根据学界对媒介素养的认知，从媒介接触能力的角度，我们通常将媒介素养解构为媒介技术素养、媒介信息素养、媒介道德素养三方面。从媒介技术素养的角度，社会化媒体依附于电脑和手机等媒介载体。随着电脑与手机的普及、界面简化与使用方便，媒介技术已经不是阻碍大众接触社会化媒介的原因。从媒介信息素养的角度，首先，公众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信息生产理性是首要素养；其次，公众要具备信息生产责任意识，以社会化媒体的公共性空间营造为核心责任。从媒介道德素养的角度，我们实现虚拟人格和现实人格的统一，将现代公民意识植入社会化媒体使用中。以此，促进我国媒介素养研究范式的转换，推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化媒体的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 郑超然，陈曼丽，王泰玄. 外国新闻传播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82. [2] 郭铮. 英国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启示[J]. 新闻爱好者，2013（6）：21-23. [3] 曾凡斌，卢煜璇. 2016中国社会化媒体研究热点综述[J]. 现代视听，2017（2）：24-29. [4] 彭兰. 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三种媒介素养及其关系[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54-55. [5] 白传之. 公众媒介素养指数初探[J]. 青年记者，2014（11）：36-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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