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电视媒体如何把握娱乐与舆论 |
| 范文 | 毕 林 江苏卫视的新派交友栏目《非诚勿扰》自播出以来,一直都不乏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2010年6月初,国家广电总局先后下发《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及《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6月22日,《人民日报》发文《收视率诱导逐利乱象 相亲节目低俗化当止》,同日,新华社发文《“电视红娘”:如何牵红线而不踩“红线”》,指出要“坚决驱除低俗风”,两大国家级媒体同日对电视相亲节目表明相同的态度,实属罕见。随着广电总局、《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相亲节目的猛烈批评,《非诚勿擾》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在此起彼伏的激烈争论中,我们电视媒体人应该做怎样的思考呢? 收视率到底意味着什么 毫无争议,江苏卫视于今年1月开始推出的《非诚勿扰》节目一路高歌猛进,收视率也以日新月异的速度一路攀升,3月下旬,该节目的收视率已经超过了稳坐10年综艺节目之首的《快乐大本营》,坐上了娱乐节目的首把交椅。据江苏卫视对外介绍,该节目在鼎盛时期的收视率已直逼5%,在各类节目竞争白热化的今天,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而据索福瑞最新统计,《非诚勿扰》的收视率仅次于央视的《新闻联播》,牢牢霸占着全国卫视所有上星节目每周收视第一的宝座。 收视率是利益。收视率毋庸置疑是电视台的生存之道,这也是电视媒介生存运行的规律所决定的。无论是电视台还是电视节目,首先是作为一个商业社会的产物而存在的,以利益为目标本也无可厚非。而且收视率的提升并不仅仅带来广告层面的收益,根据行业惯例,利用收视率的提升来证明品牌价值的提升,进而产生的其他一些商业活动的收入也会随之提升以及嘉宾、主持人等幕前幕后方方面面的价值增值。正因为收视率与诸多利益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才被电视人当成终极目标去追求。 收视率更是责任。作为三大媒介之一的电视,至今仍占据着人们生活的重心,所以当电视节目收视率节节攀升的时候,它的影响力更会随着收视率的上升呈几何指数增长。因为它的影响面已不仅仅局限于收视人群,而且会逐渐上升为社会热点,引起全社会的讨论与关注,进而引发更深层面的社会思考。《非诚勿扰》的走红就是一个典型的演绎,在高收视率为电视台带来滚滚财源的同时,也引发了从嘉宾个人到社会价值观,最后直指电视节目本身的广泛争议。于是这些受益者也是被评判者就在越走红越争议,越争议越走红的漩涡里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作为争议的个体始终会在人们的视野中渐行渐远,但作为同样备受争议的节目与媒体,则无可回避地被推上道德的审判台——电视媒体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则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无论是广电总局的通知还是《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评论,无一例外是指向电视节目本身。在《人民日报》的读者调查中,相当多的读者表示,一些嘉宾言行的“出位”,固然展现了婚恋观、价值观的多元化,但电视作为公共平台,不应该放大明显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和行为。新华社的文章也指出,相亲节目可以成为价值观的辩论场,但不可成为非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地。 所以,收视率是媒体利益的源泉,但是电视媒体在关注收视率的同时,更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娱乐与舆论的博弈——娱乐至死,还是舆论至上 娱乐至死,把某些元素发挥到了极致,这也是获取收视率的法宝。作为《非诚勿扰》节目的定性很难概括,虽然该节目制作团队否认是作为相亲节目或娱乐节目出现的,但它在“戏里戏外”给大众带来的娱乐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最大看点就是节目中的言论频频引发的讨论热点。从《非诚勿扰》播出以来,几乎每一期都会制造一些话题,如“拜金女”、“宝马女”、“丁桥母子”、“富二代”等。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成为年度相亲明星的最大赢家——北京女孩马诺。节目中她在被男嘉宾问及愿不愿意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时,她的“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一语惊人。“马诺已赚足了人气,出场价也接近二线艺人了,我现在要帮她转型,出唱片、排话剧,而且现在有几家公司想签她。”自称是其经纪人的张烁如此说道。而3个月前,马诺不过是一个不出名的平面模特。同样的例子还有男嘉宾刘云超,在他亮出600万元的存款之后,他在百度搜索排名中仅次于刘德华。 其实这些现象与言论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视之为平常,这些“拜金女”、“宝马女”出现在我们周围,我们也仅会嗤之以鼻。但当她们通过电视屏幕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将一种隐私的话题做一种公共的表达时,引发的就是一场沸沸扬扬的上升为价值观的评判与讨论。而且也不断有人在质疑“非诚勿扰”的“诚”,台上怎么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女嘉宾?母女同场、双胞胎姐妹、一高一矮的“双娇”等,让人感觉节目策划的痕迹太明显。有关造假、刻意作秀的声音也出现在公众的评论中。当所有这些方式、理念与价值的冲突过于戏剧化时,就是在娱乐自己的同时,也娱乐了大众。 舆论至上,勿忘电视的“隐喻”作用,发挥媒体的社会责任。当我们娱乐着将收视率推上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利益背后的责任?关于媒介有句经典的评论是“媒介即隐喻”,电视则以一种更为鲜活的形式将这种媒介——隐喻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不同的理念与价值观输入到观众的脑子里。当电视节目面对观众的时候,就必须对观众负责,当通过节目发出的声音传递到社会上的时候,就有义务去考虑这种声音和言论将会影响甚至导致的价值取向。因为我们的电视节目影响的可能是整整一代人。 昨天是“超女”、“快男”,今天是“非诚勿扰”,明天又会是什么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虽然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里,价值观也呈现多样性,但社会和大众还是需要主流价值的引导,在集体无意识中营造积极向上的主旋律。尤其是年轻一代,像《非诚勿扰》这个大舞台上的男女嘉宾一样,他们崇尚自我也乐于表达,但这些表达不是个人的私下交流,而是面对大众的价值宣言,这一切都必须以主流的价值观为底线。 所以,正如《非诚勿扰》的男主持乐嘉所说的:“千万不要低估电视的力量!”当我们用电视制造娱乐时,要谨记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节目成败以何定论 每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播出后总是有一浪高过一浪关于春晚节目的评判,褒贬不一。但去年春晚总导演金越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春晚的巨大影响力大概远远超出了一台晚会所预期承担的责任,影响力越大,有效掌控的力量随之增长……关注春晚的人很多。一个东西被关注得越多,它就越是一种政治,因为它会影响太多的人。所谓春晚的政治性强,并不是说我们强加给这台晚会一种观念,而是当春晚的话语能影响到如此多的人时,你不得不慎重。话语权在你手里,你需要谨慎,这才是政治。” 可能这正代表了目前电视娱乐节目的两种极端状态。你说这些节目不成功,但它们的确能引起社会如此广泛的关注,创下收视率的奇迹。但如果说它们成功,每每又要饱受非议。春晚的看似争议其实是不争之事,但《非诚勿扰》的确是在面对电视节目价值取向的多重考量。所有关于这些节目的争议其实恰恰隐含了社会与观众对电视娱乐节目的价值期待。不能不制造娱乐,也不能不制造舆论。电视娱乐节目不能放弃娱乐,这是人们选择它的首要目的,也是节目或是电视台赖以生存的根本。但要在以娱乐制造收视率与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能坚守电视媒介的社会责任,恰当地引导舆论导向。 仅靠出位或挑战底线的娱乐是走不远的,但枯燥的说教也会使节目失去生命力。做一个好的成功的电视节目,我们不能片面追求某方面利益的最大化,而要在娱乐与舆论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严禁伪造嘉宾身份,欺骗电视观众”、“不得以婚恋的名义对参与者进行羞辱或人身攻击,甚至讨论低俗涉性内容,不得展示和炒作拜金主义等不健康、不正确的婚恋观”。国家广电总局6月初正式下发的两份文件,对相亲节目的整改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要求。在广电总局的通知下发后,江苏卫视立即回应,“把好话题关、嘉宾关、内容关、主持关、播出关,进一步提高节目品质”。笔者观看了6月12日晚和6月19日晚该节目的播出,发现弥漫于节目之中的“非主流”价值观讨论全然不见,“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一类的恶俗言论也不再出现。尽管节目是广电总局通知下发之前录制的,但通过后期剪辑,明显感觉到以“火辣言语”著称的节目有了很大改变。经济、金钱不再成为屏幕上嘉宾热议的话题,兴趣爱好的相互吸引、情感的真实碰撞成了讨论的焦点。 《非诚勿扰》将在社会的聚光灯下走向何方,到底还能走多远,我们拭目以待。但作为电视媒体人的我们,是否应从中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在充当舆论先锋来引导社会价值观的时候,对我们自身的价值观到底该做怎样的重新定位与把握呢? (作者单位:南阳电视台) 编校:赵 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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