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马君武留日期间的报界活动 |
| 范文 | 覃哲 摘要：清末留学日本期间（1901年~1906年），是马君武参与报刊舆论宣传工作的一个高潮期，在此期间他译介了大量的西方先进思想并发表了大量的论说，为中国的思想启蒙和革命宣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外，在留日的5年中，他的思想立场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1903年以前，马君武是梁启超麾下一名宣传其“新民学说”的得力干将，而在1903年8月前后，他与维新派断绝了关系，成为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忠实信徒。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马君武留日期间的办报经历、报刊作品及与梁启超的关系来探析其政治立场转变的原因。 关键词：马君武 留日 报界活动 政治立场 马君武（1881年～1940年），是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学者、教育家、著作等身的翻译家与诗人。同时，他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报刊活动家，一生中为《新民丛报》、《民报》、《民立报》、《申报》、《新青年》等著名报刊译介过大量西方先进学说，撰写过大量政论与理论文章，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一位重量级的思想启蒙学者和宣传家。在他与报业接触的30多年的生涯中，1901年~190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是他媒介作品最为丰硕的时期之一，更重要的是，在留日期间，他也完成了由一个维新运动的积极宣传者向一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转变，1903年以前，马君武是梁启超麾下一名宣传其“新民学说”的得力干将，而在1903年8月之后，他与维新派断绝了关系，成为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忠实信徒，这一次是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政治转变，此次转变引发了不少马君武研究者的关注，但现有的研究对马君武留日期间的这次重大政治立场转变问题语焉不详。本文试图通过考察马君武先生留日期间的办报工作及与梁启超的关系来寻找其政治立场转变的原因。 从结识康梁到加盟《新民丛报》 不少研究者，特别是台湾的学者，在写作有关马君武的传记和论文时，对马君武在加入同盟会之前的政治立场颇为避讳，很多人并不愿意承认马君武曾经是一个维新派人士，而多用“与梁启超的关系甚为良善”等简单的语言来交代他与康梁的关系。其实，从马君武1903年以前与康梁的关系不难看出，马君武作为维新派分子的身份是相当明确的。 与维新派的渊源。马君武出生于广西桂林恭城县一个小幕僚家庭，少年时期接受到的都是传统的儒学教育。①1894年底和1897年，康有为先后两次到广西讲学，提倡变法维新，并在1897年与当时的广西名流岑春煊、唐景崧成立“圣学会”，设立广仁学堂，创办《广仁报》，传播新学。当时马君武因为年少未入康门，但在康有为的弟子龙泽厚等人的指导下研习了不少维新书籍，从此知道了新学、旧学之别。可以说，是康有为带入广西的维新信息，让马君武得到了现代科学启蒙。 在“戊戌变法”之后，康梁流亡海外，光绪皇帝被幽禁。1900年康有为号召“勤王”，年方19岁的马君武专门远赴新加坡拜见康有为，持弟子礼，毅然接受了康有为八桂起事的重托，策应唐才常武汉举义。从新加坡拜师到策应勤王之役这两件事上看，青年时期的马君武不仅在思想上接受了康梁的维新主张，而且在组织上也加入了维新派的革命阵营。在唐才常起义失败之后，马君武赴广州和上海两地学习英语与法语。在沪、穗求学期间，马君武将其早年诗作托人转送到改良派海外的机关报《清议报》上发表。在这些诗作中，马君武非常明确地表露出对康梁保皇改制、变法图强号召的遵从：“书生誓树勤王志，铁屋瀛台救圣躬。”（《感怀》）及对维新派领袖梁启超的敬仰：“少年中国公所造，末人千劫我何存。”[《寄呈任公先生三首(用先生赠星洲寓公韵)录一》]。另外，马君武在赴日之前，当时革命派的人士同样称其为“康氏万木草堂弟子”②，将其划入改良派的阵营。应该说，在赴日本留学之前，康梁的影响已经促成了马君武从一个受传统儒学影响的年轻学子向维新党人的转变。 加盟《新民丛报》。1901年冬，马君武得到友人资助赴日留学，最早来到的是革命派与改良派共同创建的横滨大同学校。马君武先生的报业宣传活动也是在这里正式开始的，有学者认为，马加盟康梁的宣传团体，是由于生活所迫，卖文为生③，诚然，在他的自述中也曾写道：“初至日本时，颇困顿，辄作文投诸报馆，以谋自给。”④但加盟《新民丛报》的原因估计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这样简单。当时初到日本的马君武，身处举目无亲的异邦，囊中羞涩，最有可能的就是通过门人关系或同乡关系寻求帮助。当时广西的留日学生并不多，而他敬仰多时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就在横滨，作为康门弟子的马君武，设法与梁启超取得联系并得到他的帮助可能是当时最可靠的选择。而此时的梁启超正在筹办《新民丛报》，希望通过宣传他的新民学说来使中国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马君武在初到日本时，是相当赞同“先启民智、后行革命”的主张的，这与梁启超的国民精神改造运动思想无疑是相合的。从1901年至1902年，马君武几乎所有新闻作品都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而且文章与梁启超的办报方针是非常契合的。究其动机，与其说是马君武在困顿中卖文为生，不如说是马君武作为青年学子在海外追求理想的道路中找到了实现自我的方向和组织依靠。 从梁启超方面来说，他当时刚刚将《新民丛报》创办起来，正急需寻找通晓外语、对介绍资产阶级学说富有热情的同道助其完成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工作。马君武在留日前就拥有较好的英语和法语基础，中文功底更是扎实，特别是那“光阴是惜，日必千字”的写作热情让梁启超颇为欣喜。很快，马君武就被聘为《新民丛报》的主笔、编辑。1902年11月，梁启超的另一份著名杂志《新小说》出版，马君武也成为编辑部的一员。就这样，本来就是康门弟子的马君武完全投入到了本集团的宣传工作中。 加入改良派宣传阵营的马君武，不但在政治主张上与梁启超的“新民说”意气相投，就连政论和译著的文风也受到梁的“新民文体”的影响。通过对马氏早年文章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马君武的文章也喜欢铺陈、排比，注重文章的气势与感染力。 1903年初，梁启超赴美洲游历，将《新民丛报》交由蒋智由和马君武等人编辑。在此之前，《新民丛报》的重要论说和译介文章基本由梁启超操刀完成。在梁启超离日后不久，《新民丛报》就发生了严重的稿荒，这也曾经让梁启超非常忧虑，在给蒋智由的信中他提到“客中既无寸暇，《丛报》文竟不成一字，此局看看将倒塌，忘公必垂怜，有以拯之，无任以盼”⑤。梁启超的离开，《新民丛报》的编撰重任也就交到了蒋智由和马君武等报社骨干肩上，让他们获得了施展才华的空间。1903年的前半年，是马君武在留日期间报刊作品最为集中的一段时期，1903年3月至8月间，几乎在《新民丛报》的每一期杂志上都能在显著位置看到他的论说与译介西方学说的文章，应该说，在《新民丛报》陷入“危难”之时，马君武与蒋智由等人挑起了大梁。 马君武对康梁宣传方针的阐释与突破 在梁启超赴美游历归来之前，梁启超及其追随者们与革命派并非老死不相往来，相反，梁启超曾不顾康有为的反对，与孙中山交往甚密，在1903年之前，梁在日本的舆论宣传与革命派并无冲突。而且在《新民丛报》创办初期（1902年～1903年），是梁启超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他以《新民丛报》作为阵地，宣传西方的政治学说，批评封建专制，鼓吹民权，甚至鼓吹独立自由与破坏革命，其激烈的言论让他在海内外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新民丛报》的发行量也因此从最初的2000份迅速上升到近万份，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马君武在留日期间，也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对西方先进学说的学习和研究之上，将大量有关介绍西方进化论、民约论、自由原理甚至社会主义学说的译稿和论说发表在《新民丛报》和没有明确派别区分的留日学生刊物上，其中的不少文章都是同时期介绍西方学说的经典作品，为西方科学进入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1904年之前，马君武所发表的文章基本围绕以下几个主题进行： 对梁启超“造新民”的阐释。在清末，一批知识精英已经意识到我国的国民素质对国家现代化的制约作用，并自觉地进行国民性的改造工作。在20世纪初，梁启超无疑是这次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旗手。 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的宗旨，就是要塑造自立于20世纪的“新民”。在《新民丛报》的创刊号上他指明“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⑥，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那篇重要长文《新民说》中指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他强调“新国民”必须摆脱封建奴性，树立资产阶级自由、独立、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号召国民养成自尊、进步、利群、进取冒险的新精神。《新民说》不仅是《新民丛报》早期的指导性文章，也是知识精英们反封建启蒙宣传的纲领性宣言。 至于“造新民”的途径，梁启超希望通过“德育”与“智育”相结合的手段来完成。梁所指的“德育”，就是希望用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生观、道德观，对人们进行道德教育。而梁启超说的“智育”，就是希望通过介绍西方的政治学说和科学知识，来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需要从西方寻找理论武器，向人们鼓吹一整套资产阶级价值观、人生观和社会政治学说、科学理论知识⑦，以培养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民素质。 在早期的报业活动中，马君武对道德革命的主张是赞同的，认为“欲改革中国，必自改革中国之道德始”⑧。在1902年～1903年里，马君武的大部分论说和译介文章都涉及了关于国民道德改造的论述。特别是那篇《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方法》的论说，较为集中地表达了马君武对于道德改革以迎接中国近代现代化的观点。在马君武看来，西方各国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其都经历过了“改天换地”的道德变革，而中国依然抱残守缺，只重“私德”而无“公德”，这是国民性颓落的原因。旧道德已对国家近代化、现代化进程造成严重的阻碍，如果国民没有从封建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没有办法争取国家独立、保障自身权利和建设现代化的国家的。 大力介绍西方进化论学说。马君武是中国近代介绍西方进化论学说最主要的学者之一，早在马君武之前，严复等学者已经将《天演论》译介至中国，康有为更是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点附会到了他主张的“公羊三世”的变易观之中，宣传“穷则变，变则通”，为变法图强的政治改良运动服务。康、严利用进化论阐释自己主张的时候，都犯了一个庸俗进化论的错误，他们只强调了进化论的“渐变”，而忽视了进化论中由世代积累的“渐变”引起的“突变”过程；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开通民智、拥护变法的思想武器，而不提在制度的竞争中，新的制度终会在革命中代替旧制度，新文化代替旧文化的规律。马君武留日期间翻译和介绍了大量西方进化论的文章，如《新派生物学(即天演学)家小史》、《原人》、《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等，在有关进化论的著述中，他虽然也强调中国只有不断地学习世界上各种先进的思想文化，不断地改良社会、完善道德、追求知识和物质富足，才能在民族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值得一提的是，马君武是第一个使用社会主义学说来解释达尔文主义关系的中国学者。他指出，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与“达尔文言物竞之旨合”⑨，只有社会主义的“合大群谋公利……道德与智识进步之大力”，才能解决包括人口增长在内的各种天灾人祸。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既行，则人群必大进步，道德、智识、物质、生计之属，必大发达，此世界之光景一大变，达尔文所谓适于天择之最宜者Fittest，将于是焉在。”⑩由此可以看出，晚清时期的马君武，对新制度的展望，已不是选择“保皇”还是“共和”的资本主义道路之争，而已跳跃到了号召进入社会主义。虽然当时的马君武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颇为肤浅片面，但在百年前的中国有此思想已实属难得。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与改良派断绝关系之前，马君武的办报工作总体上是对梁启超的舆论宣传方针进行配合与阐释，但同时，在对西方理论的学习和译介的过程中，西方的自由、共和、民主思想逐渐地植入这位寻求救国之路的青年头脑之中，其政治理想与改良派特别是康有为的保皇改制、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马君武与梁启超的决裂 马君武政治立场的转变是有一个过程的，1903年是他政治立场发生实质性改变的一个重要节点，究其原因，主要有梁启超思想的倒退、孙中山对其的影响和与梁启超的个人关系的交恶等几个方面。 梁启超的思想变化。导致马、梁二人思想方面出现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1903年时的思想发生了倒退。1903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高歌猛进的一年，恰恰在这一年，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新民丛报》的宣传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梁启超放弃了激进的革命宣传，转回到保守、渐进的立场。梁启超先前倡导共和，倡导排满革命的论调受到了康有为和黄遵宪等人的反对，他们以各种手段压制他改变思想。在革命与改良的十字路口徘徊了许久之后，梁启超逐渐地选择了屈从，言论的格调也越走越低。 另外，梁启超在北美的游历，也使他产生了中国“民智未开”、国民“品格低下”与美国国民差距过大的印象，认为中国不能走共和道路，必须经过君主立宪这样一个改良的过渡期。在1903年冬梁启超从美洲返回日本之后，政治态度和言论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在《新民丛报》上很快发表多篇文章，公开表明“与共和长别”，从此，言论格调越来越低下，开始主张“保皇”和“开明专制”。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情势下，这个时候的马君武，经过大量的阅读和翻译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和革命学说，早已将民主共和作为革命理想，同时，通过报刊工作，他在社会上也取得了相当大的威望和影响力，已不再是当年跟随康梁亦步亦趋的年轻学生，再让他跟着康梁退回到立宪、维新的老路上去，显然已经不再可能。 认识孙中山。马君武在到达日本没多久就与孙中山相识。在20世纪头两年，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政治观点并未有太多分歧，这让刚到日本的马君武认为康梁与孙中山都是旨在改革、旨在救国。后来在与革命派人士秦力山、冯自由、章炳麟的结交中，马君武渐渐对孙中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孙中山也渐渐意识到革命宣传的重要性，在苦于没有宣传人才的时候，在留日学生中声名鹊起的马君武引起了他的注意，在多次交往中，孙中山除了向马君武讲述自己的革命理想外，还不忘为他解决住房等各种生活问题，这让马君武非常感激。另外，在交往中，马君武也深深为孙中山的“勤于求知”、“知人善任”、“富于理想”等精神气质所折服，这在他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及?輥?輯?訛。 1902年之后，马君武与留日学生多次参加了革命排满活动，当时的梁启超曾有与革命派合作之意，但又担心贾祸而不愿参加，马君武也因此与梁启超出现了分歧，1903年初，孙中山在横滨约见了马君武，马君武“往谒之，披沥所见，深蒙器许。退而与人曰：康梁者，过去之人物也，孙公则未来之人物也”?輥?輰?訛。可见，随着与孙中山交往的加深，马君武渐渐萌发了退出保皇阵营的想法。 “羽衣女士”事件。除思想的转变之外，“羽衣女士事件”成了马君武与梁启超二人决裂的导火索。先前研究者对“羽衣女士事件”是如此描述的：1903年初，梁启超托名“羽衣女士”《新小说》连载了著名的长文《东欧女豪杰》，马君武看到此文后，“因羡其文而羡其人”，在梁启超的怂恿之下，马君武与这个子虚乌有的“羽衣女士”通信、和诗，后真相披露，在留学生中一时传为笑谈，这让马君武愤然与梁启超断交。?輥?輱?訛这段描述基本符合史实，但笔者在此事细节上尚有一些不同意见：第一，《东欧女豪杰》的作者不应是梁启超，而是维新派人士罗普?輥?輲?訛。第二，马君武对“羽衣女士”不应是“见其文而慕其人”，而应该是误将“她”当成了自己爱恋多时的好友——广州慈善医生、革命者张竹君女士。张竹君为番禺人，早年留美学医，后定居广州悬壶济世，办学校、开医院，在广州很有影响。马君武赴日前在广州学习法语的时候，曾与张女士接触，对其才学人品相当钦佩，曾经对她展开过热烈的追求?輥?輳?訛。到日本后，还专门写作了《女士张竹君传》，发表于《新民丛报》之上，字里行间对她的钦慕之情溢于言表。而张竹君有一别号就叫做“羽衣女士”?輥?輴?訛。这让马君武见到报上《东欧女豪杰》的作者署名后颇为兴奋，加上梁启超的怂恿，欣然和诗相对（后来该诗发表于《女子世界》第4期之上）。当马君武知道真相后，羞愤难当，与梁启超的关系急转直下。在1903年8月《新民丛报》上连载完他的长文《弥勒约翰之学说》之后，不再向该报供稿，与改良派的关系也随之冷淡下来。 由此看来，马君武与梁启超的思想在“一进一退”对比之间，分歧渐渐拉大，这让马君武产生了“虽与梁启超同社，而志趣绝异”?輥?輵?訛之感。在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和民主革命派人士的双重影响下，马君武的政治思想开始发生改变，越来越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共和学说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加上“羽衣女士”事件的触发，这个当年康梁的追随者终于与康梁分道扬镳，踏上了由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道路。 注 释： ①马君武：《一个苦学生的自述》，载于秦道坚编撰：《马君武博士生平事迹》（出版地与出版时间不详），第34~46页。 ②?輥?輳?訛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页。 ③邵铭煌：《马君武追随国父革命纪略》，载于秦道坚编撰：《马君武博士生平事迹》（出版地与出版时间不详），第50页。 ④马君武：《马君武诗注》，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⑤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 ⑥梁启超：《本报告白》，《新民丛报》创刊号，1902年2月8日。 ⑦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1页。 ⑧马君武：《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方法》，《新民丛报》第28号，1903年3月12日。 ⑨⑩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1903年2月16日。 ?輥?輯?訛?輥?輱?訛莫世祥：《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7页，第4页。 ?輥?輰?訛居正：《国立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先生碑铭》。 ?輥?輲?訛见于必昌：《东欧女豪杰作者考》，《文学评论》，1981年第3期。 ?輥?輴?訛见陈乃乾：《室名别号索引》，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0页。 ?輥?輵?訛马君武先生纪念册编撰委员会：《马君武先生纪念册》(出版地与出版时间不详)，第40页。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讲师） 编校：张红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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