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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孔子具有怎样的传播思想
范文 陈力丹+袁鹏亚
2013年下半年,新一届研究生推免的选拔工作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展开。全国各高校的研究生推免生有近200人报名人大新闻学院的传播学方向研究生,这200人中除了个别其他专业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我们根据学生填表反映的情况,反复衡量比较,从各高校百里挑一里再百里挑一,通知了其中15位同学来学校面试。再加上本校的推免生,共21人参加面试。面试题共十组,每组两道。其中被抽中几率最高的一组题,有6人抽中。这组题之一如下:
问题:请从人际传播与社会关系角度,评价一下孔子在交往中的表现:
“孔子于乡党,恂(xún)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yín)訚如也。君在,踧踖(cùjí)如也,与与如也。君召使摈(bìn),色勃如也;足躩(ju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chān)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论语·乡党》
该题不要求学生对每个字做解释,而且还提供了生僻字的拼音。然而,选中该题的6人中,没有一个学生能够批评性地评价孔子在人际交往中的表现,有的甚至不理解《论语》中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论语》是中国古代基本经典“四书”之首,仅1万字,高校文科生应该必读,而且要养成一定的批判意识。看来,现在连我们最优秀的学生都不知道自己的文化传统了。
有鉴于此,本文以《论语》中记载的关于孔子的言行开始,从传播学角度批判地考察一下孔子的传播思想。
从《乡党》篇窥探人际交往中孔子对礼制的遵从
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中国进入了礼乐文明时代。孔子少即习礼,以通礼而名于世。在朝代变更的历史背景下,他固守旧的礼制,认为春秋时代的乱局,在于礼坏乐崩,因此提倡“克己复礼”,力图恢复西周的礼仪制度。[1]鉴于这一历史背景,孔子的传播思想是向后看的、保守的,因此他在这方面对后人的影响,我们应该持一定的批判立场。
《论语·乡党》记载了孔子在不同场合与人交往的表现,翻译成现代文字大体如下:
孔子在乡里遇到长老,恭敬得好像不善言谈。在朝廷宗庙,说话明白流畅,只是比较谨慎。在朝堂上,和下大夫说话,温和快乐,侃侃而谈;和上大夫说话,正直恭敬。国君在时,敬畏不安,小心翼翼。国君召见他接待外宾,他的面色变得庄重起来,脚步也快起来。他向两旁的人作揖,衣服前后摆动,却整齐不乱。宾客走后,必定向君主回报说:“客人已经不回头张望了。”[2]
人际传播中双方或各方显示或暗示的身份和地位,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人际传播的内容和方向。美国传播学者迈克尔·罗洛夫指出,人际传播的“第一个特征是,人际传播发生于有关系存在的环境里……我们知道某人所以与他人发生关系,是因为他们极有可能彼此交流。而他们进行交流的方式是由关系的约束所决定的……关系还受到彼此怎样看待对方的约束。有些关系被人们认为着重于彼此扮演的角色,关系双方的相互行为既基于本人扮演的角色,也基于对方扮演的角色”[3]。当代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则写道:“人生存的基本事实是彼此关联着的人。人无法逃避与他人发生关系。我与你相遇,我和你彼此关联,即使我们的交往是一场相互斗争。即使在彼此的关联中,我已不完全是我,你也不完全是你。但只有在生动的关联中,才能直接认识人所特有的本性。”[4]
基于以上对人际传播和社会关系的分析,不难理解孔子在“乡党篇”中的言语和行动。在不同的人际传播语境中,在和不同的人交往中,他都谨记自己在其中特定的社会角色——在乡里恭敬地对待长老,在朝廷说话谨慎,和下大夫侃侃而谈,国君在时则表现出应有的敬畏。这反映了孔子谨记礼制、等级和尊卑,很有分寸地进行交流活动。正如吴予敏所言:孔子是一位杰出的演员,他的才能就是在每个社交场合,都能明确自己的名分,进入角色。所以他“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处处显得那么得体。他对于任何非礼逾矩的言行都是厌恶的、恐惧的。[5]这段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孔子竭力维护礼制和等级的形象。
孔子这样做,虽然是为了遵守“礼”的规范,但是也有很强的实用性。于是,后世的人们便以孔子为榜样,交际中如何“做人”成为必修课。“礼”体现的是一种不平等的人际社会关系,并在无形中化为不平等的文化符号和传播符号,渗透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和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现在仍然到处可见,无论是会议、宴请的席位排序,还是报纸、电视的头版头条安排,都严格考虑当事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其实,至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党报上中央领导人的活动报道,并不完全按照职务编排版面。毛泽东的一些不重要的外事活动消息,经常安排在头版不起眼的位置,甚至安排在二版,标题字号与普通新闻相同。而有的副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会议消息,因为有指导工作的意义而被安排在头条。显然,现在我们的党报对自身的光荣传统有些忘却了,却把孔子强调等级意识的那套东西学了去。
批判孔子过分地遵循礼仪,不是完全否定社会角色要与人际传播相适应。正如王怡红所言,当一个人以学生、教师、领导、顾客等角色出现在传播关系中时,他并非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只不过是在进行某种社会角色的交换。比如,你要是一个学生,就要遵守学校的纪律,不逾学习的规范……以这种社会要求定位的关系,人无可逃遁地被固定在角色的框架中。除了角色,在个性化的人际交往中,这个人是找不到自己的。社会可以理所当然地将这个人囚禁在各种角色里面……一言以蔽之,角色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传播活动,与真正人的自我及其个性的表现关系不大。[6]但孔子的表现,等级意识过分强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显然不该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倡导的。
从《论语》中与传播有关的词句和段落看孔子的传播思想
《论语·乡党》描述了孔子在人际传播中身体力行,竭力履行自己在不同场合的社会角色,这也多少折射出了他的一些传播思想。实际上,《论语》的各篇中,使用了“言”“视”“听”“学”“思”“闻”“见”“知”等很多与信息传播相关的字词,这些字词少则出现过50多次,多则出现过100多次。以下对含这些字词的篇章做一简单梳理,探析其中蕴含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传播思想。
《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耳熟能详。其实,《论语》涉及“学”的地方很多,如“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笃信好学”“下学而上达”“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不学《礼》,无以立”等等。在儒家文化中,“学”有两层含义:一是品德的修养,即仁、义、礼、信、孝、悌等;二是六艺的学习,《诗》《书》《礼》《乐》《易》《春秋》。可见,孔子要求“学”的,是符合礼的信息和内容。“学”本来是个体接收信息的方式之一,孔子把它作为提升内在道德和修养的手段,使得“学”有了很强的伦理功能。
此外,孔子对作为动词的“言”这种人际传播方式小心翼翼。“君子欲讷于言”“仁者,其言也讱”“敏于事而慎于言”“慎言其余,慎行其余”“邦无道,危行言孙”“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等等,都是要求说话要谨慎,要谨言慎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不要轻易把话说出口;“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言谈要符合道义。孔子很少谈论利益,赞许仁爱;“法语之言,改之为贵”,要按合乎礼法规则的正言来规劝,来检查改正自身行为;涉及怎么言的有“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说出来的话,要可行,对待说过的话,要认真;“言必信,行必果”,说话要可信,行动要果断;“言忠信,行笃敬”,说话忠诚,行为敦厚。
孔子要求在人际交往中言语行为和谈话内容要谨慎,要符合伦理,不能违背礼法规则。这一要求有一些可取之处,但这又有些苛刻,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眼界。不过,他要求言论诚实可信,至今也是应该遵循的。
除了“言”之外,“闻”“见”等传播行为,也在《论语》中反复出现。子张求教加官进禄的方法,孔子说“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他要求“多闻,多见”,但是对有疑惑和危险的方面要有所回避。“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讲的是多闻、多见对自己有利的好的内容,以“善者”作为衡量标准。此外,还有“闻道”“闻义”“闻一知十”等。不同的人际传播情形中,孔子对“闻”严加限制,仍然以伦理为限。他要求懂得“闻”的技巧,闻道、闻义、闻善,懂得趋利避害。这种带有强烈功利目的的趋利避害,一定情形下是传播活动中的一种本能反应,但在孔子那里已经形成了一种人为的主观标准,这就将传播的这种本能变成了一种抑制行为。
至于与人际传播相关的“知”“视”“听”等词,在孔子看来,必须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对信息要有所取舍,不要去看去听“非礼”的内容;“听其言,观其行”,与人交往中,不仅要听他说什么,还要观察他的行动是否言行一致,正所谓“察言观色”。“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要了解一个人,应先考察他言行的动机,观察他所走的道路。知则是“温故而知新”,“新”从“故”中来;知什么呢?“知礼、知乐、知仁、知德、知天命”等。显然,孔子坚持以“礼”来维持传播秩序,在他那里完全找不到思想自由的踪影。
“思”是一种自我传播,关于如何“思”,孔子提出君子要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孔子的思,尚不是现在的思,含义更广而深,即修身,也见于“三思而后行”“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思的标准,仍然离不开恭、忠、敬、义等伦理要求。
由以上分析可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人际传播思想,主要是利用伦理规范教化社会人心,这种观念一直统驭着中国人的人际传播和交往行为,导致人际传播带有浓重的社会伦理旨趣。正如人际传播的研究者王怡红指出的:古代社会利用人际传播建立和表达伦理规范,用伦理规范的交往取代人际交往。[7]
《论语》中的“礼”和“孝”对人们思想的束缚
孔子传播思想中关于人际关系的论述,均要求言者及听者对传播内容按照伦理规范的固定程序进行。这样一来,交往者首先面临的不是发出和接收的讯息,而是伦理规范的问题。传播者必须考虑“说什么”和“怎么说”,听者亦然。伦理规范就是要使交往者总是处于是否应该和是否被允许的限定之中,或干脆完全支配人与人的交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几句话,典型地显现出孔子将人的交往封闭在社会伦理的戒律之中。
在社会学家费孝通看来:“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礼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即使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过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8]
与其说孔子要求在人际传播中主动地顺从和倡导传统,倒不如说这是他的无意识行为。因为在漫长的无声无息的教化和浸润过程中,对礼的恪守,已经潜移默化,成为深入脑海的一种不自觉的意识,并通过言语和行动在人际传播中悄无声息地流露出来。
作为一种关系规范,“礼”要求人们把注重外表的礼仪改为发自内心的尊敬之义,教人注重终生修其身,使自己无论内心活动还是外在行为都合乎礼。“礼”指明了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处于传播关系的某种交叉点上,担任着某种具体的社会角色;没有“礼”,人在社会中就不能自立。这种人际传播规范,最终将道德教条地提升为社会法则,凝固成人们交往传播的行为模式和内在要求,形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大特色。[9]然而,正是这种所谓的思想文化,使得“礼”内化为人们交往中无形的行为规则,并在人们的言行中得以展现。由此,“礼”对人们思想的统治和言行的约束可见一斑。
以上考察的是社会层面、个人修养层面孔子关于人际传播的思想。在家族系统的传播中,他看重父权,关于传播的内容,带有强烈的孝悌观念和浓厚的尊卑长幼意识。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在家要孝顺父母,在外要顺从师长。对顺从的强调,是维护宗法和父权的需要。“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这是维护宗法家族制度的重要纲常名教。对此,鲁迅先生曾指出,只要思想稍微开明的家长,都会希望子女长大成人之后能更聪明更强大更幸福,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能比自己这一辈人取得更大的进步和成就;事实上,按理说做父母的总是希望孩子能超越自己,超越过去。“超越便需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10]128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孔子主张的这种家族内部的人际传播秩序,目的在于明晰父子、长幼、贵贱之序,确立长辈的权威。而在今天,多数青年人则勇敢奋力地呼唤着、追求着并践行着社会民主和自由平等,若从这个角度看,孔子的这种传播思想是相当守旧的,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精神的。鲁迅先生一再呼吁思想觉醒略微开明的父母们,勇敢地去清算过往束缚人们思想和自由的不合时宜的陈旧想法和传统道德。唯有如此,子女们才能在未来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新路子和新天地;也唯有如此,父母们才能真正去解放自己的孩子,使他们成为有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人。为此,鲁迅先生规劝父母们:“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0]133
无限期延长父对子的观念影响,进而形成亲子间信息传达的秩序,造就了永恒的上下尊卑关系。孔子的孝悌观,为后来父权扩展为治权、治权带有父权色彩做了理论准备。由于有了高度理论化的伦理范畴,就可以依傍孝悌,以及忠、义等来规范社会各分子间的关系……在“国”的圈层里,信息的传播是一种放大了的“家”的圈层,因而人际关系被规定为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八个字。这种以父权为基础的治权高高在上的思想和做派,今天仍然随处可以看到。与当代社会的自由平等、以人为本等观念比较,这种守旧思想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应以理性的批判对待。
“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人是群居动物,每个人都生活在与他人交往的社会中。尤其在传统中国,人更需要通过角色关系来定义自我,“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儒家所讲的“伦”,指的正是个体行动者之间的“等差秩序”,既包括个体之间等级区分的种类,如尊卑长幼、亲疏远近等;也涵盖了个体间应建立的关系种类,诸如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中国古代的人际传播往往被儒家哲学转化成伦理形式,在个体之间形成差序性的伦理关系。不同个体的特征以及他们之间的差序性社会关系,对人际传播的范围影响颇大。[11]
由此可见,孔子的传播思想,是以伦理、宗法、礼制和等级来约束传播行为,压抑了人们的思想和个性。孔子不是培养选择中判断,而是遏制自我的觉醒,要求自我审查。恩格斯说:“规定的自我检查制度,要比旧的官方检查制度坏一千倍。”[12]因为这种自我检查自觉扼杀自己的思想,实质上是野蛮。孔子规定的“礼”,作为社会伦理规范,也作为社会立场,对人与人的交往行为具有极大的约束力,同时也是一套维护统治秩序的习惯法规。它具体表现为对上下等级、尊卑长幼交往秩序的严格规定。[7]一定程度上说,这种狭隘的等级尊卑意识,无声无息地控制着民众的思维,禁锢了人性。因此,孔子的传播思想是有局限性的,需要正视。
诚然,《论语》中表达的孔子人际传播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关于人际传播较早的文献记载,对于研究现代人际传播是重要的参照系。孔子的传播思想中,有一些具体的论述至今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但其整体的保守性质和束缚人的消极一面,不该一味地赞美。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在评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赞扬了孔子办教育,但对他是有批判的,毛泽东写道:“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我们也应持这样的态度。
参考文献:
[1]强光中.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M].南方出版社,2011:55-56.
[2]安德义.论语解读[M].中华书局,2007:281-282.
[3]迈克尔·罗洛夫.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M].王江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22.
[4]马丁·布伯.对人的问题的展望//[M].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183-185.
[5]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154.
[6]王怡红.人与人的相遇[M].人民出版社,2003:35-37.
[7]王怡红.论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的价值选择[J].现代传播,1996(6):50.
[8]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M].商务印书馆,2011:55.
[9]胡河宁,等.中国古代人际传播思想中的关系假设[J].安徽史学,2006(3):9.
[10]鲁迅.坟[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1]陈钢.试论人际传播在“差序格局”中的嵌入[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9(5):11.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人民出版社,1974:62.
(陈力丹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袁鹏亚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
编校:董方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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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1/4 18:0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