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国新闻史学的描述与解释 |
| 范文 | 易耕 【摘要】中国新闻史学从1917年的《上海报纸小史》算起，至今已有一百年了。回顾百年学科发展，辉煌与困境并存。困境主要表现在描述的不断重复及超越描述的乱局。从描述到解释是史学认识论的普遍规律，但中国新闻史学却不能急于求成。因为描述包括了实证和编纂，屡被诟病的重复描述实际上是编纂的，而不是实证的。中国新闻史学仍然需要描述——要补上实证的描述这一课，也就是用以实证为代表的新描述主义代替以编纂为代表的旧描述主义。下半部分通过可知与未知、编纂与实证对描述做了“剥茧抽丝”般的思辨，最终回到描述与解释的主题并得出结论。 【关键词】新闻史学理论；描述主义；实证主义；可知论；史料 三、超越：可知与未知，编纂与实证，描述与解释 破局似乎很简单，按照认识论的进化发展规律，从描述上升到解释不就得了！既然“陈旧的”“碎片的”“乏味的”“断烂朝报”已经没有了咬文嚼字、推敲考究的必要，那就应该超越它们回答一些“理论”问题啊——这样既可以实现中国新闻史对近代历史特别是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等关联学科的互通解释，又能够实现对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某种联系的话语建构：在历史学有对既往的诠释力（为往圣继绝学），在新闻传播学有对当下的解释力和对未来的预测力（为万世开太平），犹如围棋落子，步步都关联到用解释对描述的包围。似乎这种用理论对中国新闻史学现有描述困境的超越，就好像“柳暗花明又一村”那样顺畅与自然。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不是。当我们谈论描述与解释的时候，其实暂时搁置了一个更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同样属于认识论的可知与不可知。如果认为不可知，那么描述和解释就都成了虚无，追求描述的精确全面与追求解释的合理有力就都失去了意义，历史犹如陷入了未知（甚至可以说是违心）的深渊。所以这显然是一个现在需要提但文章开头不需要提的准常识问题：可知是本文的一个彻底的大语境。在这里之所以重新把可知与不可知搬出来，并非横生枝节，而是解决从描述到解释的一个前提需要。因为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如果新聞史学存在一丁点可知与否的问题，那就需要把这一丁点不可知的根子深深挖出来，放在阳光下用显微镜看一看，看清楚之后再解决，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可知不是那么白璧无瑕，那么建立在可知平台之上的描述就更成问题，接着就要剖析描述；既然描述出了比不可知瑕疵更大的问题，那还谈何解释呢？主要逻辑就在这里。 （一）可知与不可知 新闻史是学科的历史，重点在“学科”，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的新闻史学，新闻本体、新闻业态、新闻关系——“新闻”是新闻史学丢弃不了的学科之根、进步之魂、成长之基。史学加了“新闻”二字变为“新闻史学”，其本体论和一般史学显然不同，由这个本体论带出的认识论肯定有差异。这种差异的核心就是，依照本文前面的划定，内容文本、新闻人物、新闻事件作为该学科的主要史料，虽然可谓“包罗万象”（例如“百科全书”式的《申报》），但是，放到传统历史学所依赖的史料学来看，仍难摆脱“边角料”之茕茕孑立、踽踽独行之地位。一般史学和新闻史学的畛域之见主要就从这里开始：一般史学不囿于学科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尚且在可知论上有思辨，新闻史学靠这点“只鳞片爪”的“管窥全豹”来搏，怎么能谈对历史全面的把握呢？进而以一般史学为代表的主流哲学社会科学界由此给新闻史学及成长在其上的新闻传播学扣上“不可知”的帽子，而且仿佛还有些所谓“无学”的看轻。从而新闻学想摆脱与生俱来的职业培训的定位，实现“可知”“可信”“可学”（学问的“学”、学科的“学”、学术的“学”）似乎比较困难。随着学科的交叉加强，应对困难固然可以搬来以社会学等为代表的一些“救兵”，但从新闻史学来超越更为正本清源。从这个角度上说，新闻史学的困境及其超越也就是新闻学的困境及其超越。这个学科要想别人看得起，首先得自己看得起自己。新闻学“有地位”地融入哲学社会科学大家庭的问题，与新闻史学“有腔调”地融入一般史学大家庭的问题很有可比性。所以，如果从认识论的可知与不可知来开路，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揽子”看待和解决，本质上还是从新闻史学（实际上也是新闻学）的本体论上来着手。 因为史料缺陷而带来的“不可知论”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复杂困境，依照一般史学的观点，中国新闻史学只有两条路可选：一种是面朝大海，扩大研究阵地（某种意义上也是放弃阵地）走向与一般史学研究的合流，另一种是故步自封，坚守新闻史学的本体论。前一条路看似光明，因为它走向了广泛的普遍的历史学“可知”彼岸世界，但其实那已经不是新闻史学，而仅仅是以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内容文本为素材的一般史学研究，这条路容易想到、容易迈出却代表着放弃和“滑落”的危险，因为原属于新闻史学研究主要素材的人物、事件、内容被碎片化和肢解化了，距离本学科的需要越来越远。后一条路看似黑暗，因为它“明知故犯”地用片面的、主观的、屈居一隅的非主流史料建构或诠释历史，由此得到的“历史”距离真实发生的历史偏差更大、更不可信，这必然造成极其带有新闻传播学科特色的专门史化（这还不同于一般史学意义上的“专门史”），从而与主流的史学界越发疏离。新闻史学靠着这点家当来搏，像蚍蜉撼树一样，简直是要掉进不可知论的黑洞漩涡不可自拔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中国新闻史学就困死了：面朝大海看不到春暖花开，故步自封就更等于“鸵鸟政策”一般，连反抗绝望都放弃了。 然而，实际情况远远没有这样悲观。如果一门学科因为其家底薄就屈居二流或寄人篱下，未免也太不公和冤枉了。事实上扣在新闻史学上“不可知”或新闻学上“无学”的帽子并不是那么牢不可破的。从横向看，一般史学并非铁板一块，它也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法制、社会、妇女、口述等许多维度分别剥离存在和聚拢整合的产物，它的所谓“一般”的整体也建立在专门史学、断代史学等局部的基础上，其共存性表现在认识论、方法论上而绝非本体论上。从纵向看，一般史学的可知与不可知也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纵观西方历史哲学的进化，从神学的说教的历史，到人本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历史，再到科学的理性的实证的历史，走过的就是不断把不可知变为可知的历程。所以新闻史学的“不可知”及依附在其上的“虚无化”实际上都是伪命题：第一，任何一个小学科都有它见微知著的可知认识体系，任何大学科都是由小学科整合拼接的“概念”而已，新闻史学至少对于新闻传播领域的历史与现实（甚至未来）肯定是可知的。第二，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它成长的困难期，尤其是在被外界或多或少地评价为“不可知”的时候，不应该妄自菲薄，更不应该病急乱投医，而应该好好围绕为什么被别人扣上“不可知”或“无学”的帽子这一点来反击。我们已经说了这主要是建立在本体论上的史料局部性的问题，对于史料的分类和运用我们先按下不表，首先解决本文的主题，也就是描述与解释的问题。 我们通过可知、不可知的辩证，通过新闻史学、一般史学的比较，实际上解决的是描述作为整体与解释的问题。以一般史学为代表的、以“无学”为表现而实质内里是“不可知”的负面评价，对于新闻（史）学，虽然其本质上是伪命题，虽然有些以偏概全或武断甚至有些“歧视”，但其参考意义是不能被我们因噎废食的：连可知不可知都被学界怀疑，那么建立在可知基础上的描述和解释又怎么站得稳呢？这就好比是先有地基，再盖房子，然后再做装修、再买家具、再做精细化设计布置，地基是可知、房子是描述，其后才是解释、批判、预测等许多附件。既然现在这个地基都有点或小或大的问题（其实这些可以补救的小问题先按下不表），那么当然就不能把问题扯到做装修、买家具之类那么远，肯定只能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把盖房子的问题，也就是描述的问题解决了。现在描述主义已经有了百年的谱系，就好比房子已经盖成了，想把它拆掉重盖是不现实的。现在最理性的解决办法就是带着测量仪器到这个房子里面，看看哪个部位有欠缺，然后一方面在这个房子里标记号，有针对性地瞄准地基的欠缺部分，另一方面是下到地基去，通过打桩、加混凝土来补欠缺。 所以，我们接下来先在这个房子里搞一点“勘探”：把描述做一个“切割”，也就是把描述的成绩和问题做一个“切割”（无论是几几开的），从而为不拆这座房子“正名”、为描述主义输入发新枝或延续命运的原动力。这是一个回顾性的知识考古的工作，本质上还是属于学术史的。在“勘探”好之后，我们就不该局限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格局了，要在把地基定向巩固和打桩的基础上，更要为今后这所大房子的精装修、家具布置做一点乐观的估计和前瞻，回到“描述与解释”尤其是“解释”的远大前程上来。 （二）编纂与实证 归根结底，新闻学的创立、存在与发展的原发动力还是新闻事业。离开了新闻事业的广阔肥沃土地，新闻学只能回到文学、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业已纲举目张的现成学科的窠臼中——別说是对“新闻无学”的反驳，就连自立门户都成问题。新闻事业需要有人支撑，新闻人才离不开新闻教育，所以新闻学、新闻事业、新闻人才、新闻教育有着“剪不断”却很好厘清的关系：新闻学就是从新闻教育开始的，不能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出发时的初心。我们对中国新闻史学（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新闻学）前一百年尤其是前九十年的发展，“主义”说得多而“问题”说得少，这个“问题”正是新闻教育。解决中国新闻史学的问题还有一个抓手，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暗线，那就是培养新闻工作者这一目标之于学科的立足意义。教好未来的记者和编辑，为社会培养合格的新闻工作者，是中国新闻史学开山的首要任务，描述主义的根子和源头就在这里。 对于一个初生的学科而言，基于学科历史的描述毋庸置疑。但描述至少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侧重于科研体系构建的描述，它是先实证而后编纂的史学；另一种是侧重于教学体系构建的描述，它是先编纂的。中国新闻学的教育发轫于民国时期，借鉴了欧美特别是北美新闻教育的方略。其时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前报业达到繁荣顶峰的时候，又是清末民初社会舆论从禁锢走向自由的时候，更是科举制度废除后大量读书人找寻新兴工作去向的时候，中外的背景环境因素叠加造就了新闻事业对人才的大量需求，这种内生的动力让新闻教育在中国迅速开花结果。毫无疑问，中国的第一批新闻院系就是为了新闻教育和培育人才而建立的，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也是为了构建教育体系而进行的，中国新闻史学这个学科正是靶向于教学体系的构建而开始的。所以说，中国新闻史学的描述，首先肯定是一种编纂的史学，是侧重于编纂的描述。这种编纂的描述对萌芽时期的新闻教育体系的建立有很大功劳，为初创不久的新闻学教育提供了大量教材。编教材，就是编纂的新闻史学之于描述主义、也是之于新闻学发展的首要角色定位。正因为如此，上文提到的第一个30年中的代表性六部作品的作者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曾供职于国内各大新闻院系的教师。从而，在第一个30年就基本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教育格局：1920年创办圣约翰大学新闻系、1924年创办燕京大学新闻系、1929年创办复旦大学新闻系和1935年创办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 由教学需要而派生的编纂的新闻史，就其本身的体认进化而言并不需要太多时间。事实上，在1937年的全面抗战爆发前就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尔后，以赵君豪（1939）和胡道静（1946）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尝试对于新闻史描述的新框架，或者是在编纂的方法之外有所突破。当时西方特别是欧洲思想界、史学界已有较大革新，无论是反思现代性还是“新史学”对中国学界都有影响，尤其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史学新潮流颇为可用，所以离开了编纂的新闻史实际上有更多样的演化可能。仅就本文使用的本体论所涵盖的内容文本史、新闻事业史、新闻人物史来看，中国新闻史学的边界可谓一个跨学科的大圆：其研究越充实越繁荣，与外界的接触就越广阔。如果没有战争和时局的影响，中国新闻史学从第一个30年的编纂的史学平稳发展，也许会成为一种近代中国的“总体的历史”[10]，成为观察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长时段”[11]的独特潜望镜和瞭望哨，具有相邻学科难以替代的绝佳视野，堪称修建在新闻史本体史料地基上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十字路口”。 当然历史是容不得假设的，由培养新闻工作者的教育目标而导向的教材编选需要，在中国新闻史学发展的第二个30年开始后轮回了一遍，中国新闻史学的主要注意力尚未移开编纂就又回到了编纂上。因为新闻工作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新的国家、新的政治环境、新的新闻人才培养目标都无法允许第一个30年中形成的、诞生在“旧中国”的新闻史著作来当教材，所以编纂若干部符合新要求的新闻史教材是当时中国新闻史学界的主要任务。编纂的史学被从零开始重提了一遍，扮演了“救火”的角色，并在20世纪50年代仓促形成了《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编纂之后的学术环境是众所周知的：与现实政治联系相对不那么紧密的中国古代史尚且都有“影射史学”的影响和“五朵金花”的笼罩，和意识形态联系紧密的新闻史学自然有更多的“政治正确”要求。因此，中国新闻史学的第二个30年基本停留在编纂的史学，甚至连编纂的史学也尚未充分展开！到了中国新闻史学的第三个30年，由人才培养导向和教学需求推动的教材编纂又是最先被提上日程的，在第一个和第二个30年之后，作为编纂的描述的新闻史被一而再、再而三地第三次重复了：只是20世纪80年代的重复并不是彻底地从零开始，它在表象上延续了第二个30年的政治传统，而在内容上填充得更多的是第一个30年的血肉。 这种情况有些类似于《古史辨》中提及的历史研究者的描述之于中国古代史的累积形成作用，中国新闻史学的描述也是累积形成的，只是频繁换新瓶装旧酒的折腾让历史的“酒”本身并不丰富、浓烈、醇香。描述主义的谱系说来说去，从1917年学科肇始说到2008年的大反思，90年间累积的描述中实质上有些是编纂的描述，更确切地说是编纂的框架而已。如果把比喻从“酒”换到“房子”（上文已经出现过一次了，下文还将出现一次），框架就是组织和呈现历史的方式，就是一种建筑结构或建筑工艺，至于建筑本身是否完整还很悬疑（是否牢固我们先按下不表）。中国新闻史学目前的情况就像一座由“全框架”施工工艺打造出来的建筑物，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承重的水泥柱和一眼望穿的楼板，却看不到几间布置精美的房间。再换一种比喻，所谓“布置精美的房间”其实就像曲折构景的苏州园林那样，虽然占地面积不大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而对我们的认识能力有着很强的代表力、诠释力、说服力。如果把思路倒过来，中国新闻史学的“酒”酿好了还愁瓶子吗？“房间”精美了还缺楼宇吗？“园林”成熟了还缺土地吗？“酒”“房间”“园林”是什么？正是实证的史学呀！ 所以，在中国新闻史学描述主义谱系的内部，其实还藏着一条由每个30年都迫切需要的教学任务而引出的编纂的暗线。我们只看到了描述主义的成就和困境，而事实上它是描述主义概念下的编纂的新闻史学的辉煌与问题。我们讲成绩，可以统而观之都把它记到描述主义的功劳簿上，但是说困境及其超越，就需要“排排坐、吃果果”，而不能是把描述主义一棍子打死那么简单了。现在中国新闻史学的困境，是描述主义的困境又不全是描述主义的困境。准确来讲，是描述主义认识论框架下编纂的困境。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扬弃编纂的方法，但是绝不能否定描述，那既是因为有着“不可知论”这个地基隐患的牵绊，更是因为描述这个房子里面还有实证的一半、甚至是一大半房间还没盖好。这些没盖好的房间又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单纯的建筑工期没到，另一种是和其下方的地基隐患有关，而且显然后一种因素更为明显。因而，这个“实证的”新闻史学虽然可以用比喻表达出来，但不是一两句话甚至“思辨”就能说清的，而是要通过许多“实证的”个案研究来证明。 但无论如何，我们终于把描述主义做了成功的“切割”——编纂与实证：困境属于编纂，超越交给实证。拆楼容易盖楼难，解构容易建构难。编纂的史学之后，应该把目标定在难以拆除的地方，即实证的史学。实证的史学与编纂的史学都是描述的，历史（而不是史学）本身就是描述的。从描述的新闻史学到解释的新闻史学，必须补上实证的这一课。至此，上文提及的“补课”一说也就得到了回答：现在不是要忙着补“解释”的课，而是要忙着补“实证”的课。说到这里，我们等于是把描述与解释的命题与实证的新闻史的命题给挂钩了，再想解决描述与解释的问题，是不是应该首先考虑实证呢？接下来顺水推舟地、所有的目光肯定关注到实证的新闻史学身上，这也是本文最难解决的部分。因为对于“实证”这种“厚重少文”的话题，再多的“理论”都比不上一篇精巧的“考”[12]、“辩”[13]文章。尽管这样，我们也必须迎难而上，从“实证”所依赖的“地基”，也就是史料入手。 （三）描述与解释 中国新闻史学不论是谈描述还是谈解释，这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所有都必须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史料就是根本，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宗”，也是前文用盖房子的比喻所按下不表的“地基”。百年中国新闻史学谱系的梳理、困境的认识与超越，到这里终于应该数典不忘祖地来说说史料了。之所以放在这里说，正因为史料与实证有着最为紧密的依存关系。我们都知道胡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和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具体表述不加考据）的说法正是出现在西方现代科学主义历史学对民国学界影响最大的时候，其背后正是以杜威等为代表的美国“哥伦比亚学派”思想，“实证”正是其荦荦大端之一。同样诞生在那个年月的中国新闻史学或多或少受到其影响，但因为业界的超强辐射力，研究新闻和研究学问当时还是走向了殊途。百年后的今天，无论历史理性是打破还是重建，中国新闻史学还是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实证”，又不可避免地从“实证”牵出了“史料”，也可以看作新闻史学因为学理建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向史学的同归吧。这种“殊途同归”更加体现了新闻史学对新闻学之学术合理性的重要贡献，业界有业界的需要，书斋有书斋的规矩，做不好书斋的学问去谈什么“对策”，只会落得“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差评，拉低学科本来就不高端的学理层次。事實上，“对策”就是在描述基础上的解释、预测和批判，描述只能来自源于史料的“实实在在的证明”。 中国新闻史学坚持史料的本位意识，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认识：其一，史料是实证、编纂、解释、预测、批判的基础，没有哪一座房子是可以缺少地基的空中楼阁，因而这一点其实是不刊之论；其二，如果将这个“本位意识”基本上等同于“本体意识”，那么中国新闻史学的史料就理所当然地受到上文提到的本体论的“约束”——“约束”表现在既要面朝大海，又要固守阵地。阵地是什么？就是任何一科专门史主要的话语场域。我们不否认所有历史都是相通的，甚至所有学问都是相通的，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略博约之间的辩证法。新闻史学和一般史学同样存在约与博的关系，新闻史学毫无疑问是应该作为一门专门史刻画在历史学璀璨的星光大道上的。上文我们已经说了，新闻史学与一般史学的差别不在认识论与方法论，而在本体论。现在我们再重申一遍：通过史料“只鳞片爪”的所谓“局部性”不能否认新闻史学能实现可知，并以可知为前提实现描述与解释。但是，为了更好地描述与解释，很有必要从实证出发对史料进行辩证地分类、合理地使用。 上文已经提到，描述的房子已经盖了一百年，拆掉重盖既不现实也没有意义。房子里还缺少了一些精细化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各种门窗、隔断、家具、装饰等，这就是本文已经说了很多的除了编纂之外的作为实证的史学的另一（大）半。到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实证的史学其实是两面的，它既作为编纂的另一（大）半而存在，又是一种从史料到描述或解释的方法。我们在讨论实证与编纂的时候，之所以先按下不表，是因为突出主题的需要。但现在我们讨论的是描述与解释，也是将实证作为一种方法，作为一种联结史料与描述（解释）的方法，显然不能将其忽略。所以到了这里，等于是把可知、不可知和描述、解释甚至实证、编纂这两到三个维度来了一个大综合。这个大综合不是为了绕晕、搞混，而核心是要解决在中国新闻史学本体论基础上实现描述与解释的问题。我们回到这座房子，当我们即将开始精装修的时候，突然发现地面有些塌陷，是不是要加固地基呢？地基是什么？就是上文已经说过的基于本体论的有些“不可知”甚至“无学”危险的晃悠悠的史料。到这里，我们已经把认识论上的实证、编纂与可知、不可知打通了。 打通之后的问题就是：新闻史学作为专门史，它是约而不是博，史料本来就是“只鳞片爪”的“断烂朝报”，这个地基怎么可能全面稳固地像很多柱子把楼房撑起来呢？此言差矣。辩证看待中国新闻史学的史料，需要再做一个比喻：不妨把加工史料的过程比为做饭，有些是主食（比如米饭），另一些是菜。菜的种类很多，其中的调料更是五花八门，但主食却只有那么几样。任何一科专门史所使用的史料都有主体史料和周边史料之分，主体史料就像米饭，周边史料就像菜，我们吃饭既不能只吃米，也不能只吃菜，而是要搭配着才健康。如果非要分个主次的话，菜可以少几样，菜的咸淡口感有些误差也无伤大雅，但米饭煮糊了或者夹生了，这顿饭就吃不好：所以一定是主体史料更重要，但缺了周边史料也不行。中国新闻史学的困境及其超越，归根结底是要从史料的运用上来突破：第一步是把生米煮成熟饭，第二步是做几个像样的菜，实际上思路并不复杂。 所以，中国新闻史学的华山一道就是踏踏实实地紧扣自己学科的主体史料做文章，这是学科的看家法宝、立身之本，不能弄丢了或者游移到别家的史料去。另一方面，仅靠“只鳞片爪”也不行。首先，不能囿于新闻史学本体论的史料范围，要广泛参考一般史学大家庭里的各种史料，这就相当于既要买米买面，又要买蔬菜和鸡鸭鱼肉。其次，不能囿于传统史学的方法，甚至人文科学的方法也要超越，要把史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甚至自然科学方法都“拿来主义”、为我所用，这就相当于不仅要用高级电饭煲煮米饭，还要用蒸、炒、炖、焖、烩、煮等各种做法。按照这种思路做饭，饭就好吃。而做饭这个比喻，实际上是从属于盖房子地基的比喻的。地基稳固了，房子就稳固了，房子里面的内容就精彩了。中国新闻史学的描述与解释，就成了顺其自然的事情。 所以，在中国新闻史学研究中，把实证的史学做好，既可以完善描述的史学，又能够实现从描述的史学向解释的、预测的、批判的等多种向度（发现）的超越。反过来说，解释的史学又能对描述中的实证、编纂有很好的提点。如此一来，中国新闻史学就进入了一种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不仅研究是如此，教学也是这样。研究停留在编纂的层面必然导致课堂教学的枯燥。历史不是框架，不是理论，而是故事，背后是叙事及对叙事的合理诠释。新闻史的教学者要有编纂的框架，这是以一定体系呈现的碎片化浅表化的知识；新闻史教学者还要有实证的个案，这既是课堂生动的法宝，也是引导学生的钥匙，实证的个案研究法背后代表的史观对走向业界的学生也有作用。因为真正的有价值的历史研究，对现实的诠释力和将来预测水平远胜于“理论”，“半部论语治天下”和“述而不作”讲的就是这样的道理。至此，该厘清的基本上都厘清了。 所以，描述主义在中国新闻史学的未来发展中仍然重要，只是学界不能总在旧描述主义编纂的史学上绕圈了，而是要把注意力转移到新描述主义实证的史学上来，转移到什么框架或“理论”都拆不掉的基本原子的构造上来。只有经过几十年实证研究的填充，再去编纂新的新闻史才能有本质上的进步。对于《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它是时代的产物，它是在种种约束下“带着镣铐跳舞”的最不坏的作品。它至少解决了“天圆地方”的问题，让我们今后的实证研究在一个基本的轮廓之下进行，这总比“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一团混沌好，也是这门学问的独特发展轨迹。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相类比，它们都是所在学科研究的基础工具书。《中国历史地图集》有着大量的注释，涉及地名、疆界等诸多考证，把《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和《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加起来与之相比也是略显单薄的。即便如此，也应该对戈公振和方汉奇先生的作品有足够的“温情与敬意”，因为中国新闻史学走的不是从实证到编纂而是从编纂到实证的史学之路是必须接受的现实，也是学科的历史特点，甚至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历史无奈。“后人哀之”更要“鉴之”，一定要继续扛起“描述主义”的大旗，做好眼前基于实证的新描述主义的工作，或将是对前人成果有效的继承与开创。 四、总论：从旧描述主义到新描述主义 海到尽头舟作岸，山登绝顶看高峰。一个学科的发展进步不可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裹足不前。离开了肩膀可能迈向万丈深渊，也可能找到通向更高峰的道路。无论如何，中国新闻史学从三个30年之后、即百年跨越之際，就不可避免地需要重新“再出发”，也无奈地看到了再出发的困境。对这种困境的表达、解释及超越，学界已经众说纷纭，但意思基本一致，即“豆腐一碗、一碗豆腐”的“内卷化”，及由此引发的“新”尝试。方汉奇先生针对不同版本的“中国新闻史”教材编纂的重复劳动，提出了“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14]的呼吁。据吴廷俊教授统计，近年来方汉奇先生对“打深井”的呼吁，竟已达到至少十次以上！[15]这是值得思考的。 如果把新闻史研究分为描述的新闻史和解释的新闻史，那么这一百年来直至方汉奇先生集大成的新闻史研究毫无疑问是描述的新闻史，至少描述的方法是新闻史研究的绝对主流。描述又分为两种，一是实证的，二是编纂的。通过对百年新闻史发展历程的梳理，不难看出学科的形成压力和教学的社会压力造成了教材的需求压力，三个30年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从急着编纂教材开始的，而且形成了带有“惯性”的编纂思路。面对着“嗷嗷待哺”的莘莘学子，考虑国家社会的背景因素，新闻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即便想做一点个案研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待到方汉奇先生为首的这代学者将编纂的事业进行到底，年岁已经不饶人了。方汉奇先生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谦虚地用“垫戏”来比喻自己的工作。如果说编纂的新闻史真是“垫戏”，那么闪亮登上舞台的应该是什么呢？ 描述的新闻史可以分为实证的和编纂的。显然，编纂的新闻史已经可以告一段落，再重复下去边际效用就会下降。那么离开了编纂的新闻史，就一定要、一定能走向解释、批判和预测吗？从目前看情况是不乐观的。这种“跨越式”发展的努力，造成了两种问题。其一，是眼光越看越前，将新闻史研究和当代新闻实务研究合流，成了依附于新闻媒体的“研究部”的某种“现代主义”趋势；其二，是把新闻史学界内部的迷惘反思和外部的思潮尤其是西方的各种“理论”结合起来，希冀通过“洋跃进”来实现“新媒介史”的演变。特别是后一种声音，试图通过“思辨”和“推导”，通过抓住因社会背景环境限制和时代需要造成的某些表达方式，来从局部到整体逐渐否定编纂的新闻史学，甚至否定描述之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意义。这就像倒洗澡水连同婴儿一起倒掉的比喻一样，实质上是荒谬的。 正如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描述的史学，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两套皇皇巨著也是描述的，在描述中又屬于编纂。与《中国历史地图集》建立在传统人文学科考据为主的大量实证研究之基础不同，《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容不得那批专家学者来做不急不慢的细细推敲，本文对三个30年的历史回顾足以说明这一点，本文对学科主体史料局限带来的可知与不可知的思辨更能说明这一点。因而，描述的中国新闻史学是先天不足的：只有编纂而缺少实证还不够完整。在这种情况下，从描述的新闻史到解释的新闻史肯定存在障碍。障碍不在于描述得不对，而恰恰在于描述得还不够，还要好好补上实证的描述这一课。实证的描述各有千秋，但归根结底都是方汉奇先生近年来一再倡导的“打深井”和“个案研究”。至于对以“地图”为代表的困境及其超越的一些杂音，恐怕是在纠缠把太平洋还是大西洋放在画幅中间，却未见重新画出“天圆地方”的图来。“新”的调子唱得再高，也还是得回到“打深井”的实证研究上来，回到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来，回到历史科学的规范上来。 合理认识实证的新闻史学，还有一个可知与否的认识论维度作为大前提也不能忽略。既然已经知道学科“不可知”甚至“无学”的局限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史料的局部性引起的，那么超越困境的一种向度就是要把史料的认识和运用拿出来厘清。如果按照新闻史学的本体论将史料分为主体史料和周边史料，剩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是史料的运用问题了。周边史料运用得再好，也代替不了主体史料的关键地位；主体史料运用得再好，缺了周边史料也会被人评为“不可知”。中国新闻史学的新描述主义就得在这样对“地基”的辩证理解和实践中开始对房子的修补，开始实证的史学探索。中国新闻史学的主体史料一是媒介内容文本，二是人物、事业留存的各种档案，实证的新闻史学必须对这些精耕细作才能有说服力，才能丰富描述的肌体，进而向解释等更高的认识层次前进。 所以，中国新闻史学从以编纂的史学为代表的旧描述主义到以实证的史学为代表的新描述主义，是对旧百年困境的认识，是对新百年超越的展望，是对描述与解释的回答，也是本文的结论。 于教学于科研，描述的实证的新闻史学研究都是一件好事，那么它应该如何进行则是下一步应着手解决的。知易行难，关键是要把实证内容和这些方法层面的思考结合起来，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解读来阐明本文的信念。针对具体问题，本文的某些维度着眼长效温润的调养，例如描述与解释（这也正是标题的理由）；某些维度着眼立竿见影的效果，例如实证与编纂（这也是解题的关键）；还有些维度是中短期都不能忽视的，例如基于本体论、可知论的史料分类和运用。维度、概念、常识问题、学理问题交织在一起，虽然追求深入浅出，但由困境复杂性所造成的本文的复杂性实在难以避免。因而，在本文勉强自圆其说的脉络之下，瑕疵、遗漏、矛盾、偏颇等是肯定存在的。希望本文能抛砖引玉，由此看到对中国新闻史学进一步的理论探索。 注 释： 第一个30年中国新闻史学代表性作品的作者汪英宾、蒋国珍、戈公振、黄天鹏、赵君豪、胡道静等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没有一位是现代意义上的“以学术为业”的知识分子，反而都有着不浅的社会阅历和媒体经验，历史与当下也就是描述与解释的联结困境对于他们并不突出。 “文化大革命”时期，史学研究“古为今用”的目的得到强化，加之“泛政治化”的影响，通过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述评来含沙射影地为现实政治服务，有了较为突出的表现。例如，对明史（海瑞罢官）的研究、对清史（武训）的研究、对《水浒传》的研究、对秦始皇的研究，对儒家思想的研究等，都与现实政治需要联系起来。由此，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1949年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史学界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将研究视角主要局限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个方面。 如果把编纂的新闻史看作整体，把实证的新闻史看作局部，那么描述中编纂与实证的关系就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没有局部的整体不是科学的整体，没有整体的局部也不是科学的局部。只是一般认识的过程往往从局部开始，进而扩展到整体。但中国新闻史学科认识已经走了先画地图后探矿藏、先登高后钻井的路子，这不是哪位学者或哪些学者决定的，而是大环境决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期刊从名为《新闻研究资料》到《新闻与传播研究》，也隐约体现了从编纂到实证、进而最终达到解释和预测的认识逻辑。）中国新闻史学泰斗方汉奇先生在组织编纂了《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后，又编纂了《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较之于前者容易被攻讦的描述框架，后者就侧重建造后人拆不掉的东西——实证的元素。用编年体方式尽量包罗新闻事业万象的描述方式未尝不是一种实证的方法，这部书较之于《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在史学界尤其是近代史学界扮演了重要的工具书角色。 参考文献： [10]霍俊江.计量史学基础：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46. [11]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M].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6-8. [12]徐中舒.耒耜考[M]//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册（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11-59. [13]尹韵公.赤壁之战辩[N].光明日报，1981-03-31. [14]方汉奇，曹立新.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J].新闻大学，2007（3）. [15]吴廷俊.唯物史观的学理坚守：我对方汉奇教授新闻史观的理解[J].新闻春秋，2016（4）.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编校：赵 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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