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华夏传播视阈下的媒介观 |
| 范文 | 诸贵根 【摘 要】华夏传播视阈下的媒介观——人即媒介，是从华夏传播史上各种传播活动和传播现象当中归纳出来的。把人当作一种媒介，早在先秦时期，华夏先民就已形成的一种自觉意识。当人作为媒介时，充分认识其特点，有助于了解华夏传播史上“媒介人”的重要性。 【关键词】华夏传播 媒介观 人即媒介 华夏传播作为一个固定术语，最早出现在由孙旭培主编的专著《华夏传播论》。关于“华夏传播”，黄星民在《华夏传播研究刍议》一文中如是说：“华夏传播研究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的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此始，“华夏传播”才有了较为清晰的概念。 到了21世纪初，随着夏门大学相继推出《华夏传播研究丛书》，使得“华夏传播”一词得到更广泛的流布。 所谓的“华夏传播视阈”意在强调从华夏传播史上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当中总结出传播理论。 教化媒介——木铎人。铎本是一种乐器。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当中如是说：“铎，大铃也。……从金，睪声。”铎主要有木铎和金铎两种，二者之间主要的区别是铎舌的不同。“铎， 皆以金为之， 以木为舌则曰木铎， 以金为舌则曰金铎也。”木铎和金铎因为各自的构造不同，决定了二者的功用不同。粗略而言，“文用木铎，武用金铎”。木铎可以在宫殿使用，亦可以在乡间使用。“振木铎于朝”或“循木铎于路”。 关于木铎人的记载，在《论语·八佾》有详载。仪封人见完孔子后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在仪封人眼里，四处奔波，推行自己学说的孔子成了“木铎人”。孔子一生，颠沛流离。34岁后，开始周游列国，向各国的君主兜售礼乐学说，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他的主张并没有得到赏识。从传播效果来看，这是一次失败的传播。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孔子四处推行其学说虽碰了壁，但在教化方面却成就非凡。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疾如星矢的媒介——驿使。“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这句诗描写发生在南北朝时期一个动人的场景，南北朝诗人陆凯因想念远方的友人，让驿使捎梅给远方的范晔，千百年来，这份真情依旧让人动容。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驿使作为二人交往的媒介让陆凯那份相思之情有了依托。也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驿使，才有了这段佳话。驿使是邮驿系统的枢纽，欲真正认识驿使，必须先了解邮驿系统。 邮驿系统，肇始于先秦时期。“中国的邮驿何时出现，尚未有确证。见于史籍记载的邮驿制度和邮驿的正式名称始于周代。”据《古汉语字典》解释，邮指传递文书的人或其中途休息的场地；驿则指传递公文所使用的工具或更换工具的场所——驿站。“西周时期形成了相当规模的邮传网络和较严密的邮传制度。”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发展，邮驿系统得到不断的完善，其传递信息的速度越来越快，成为封建时代维持帝王政权稳固的重要支柱。 秦汉时期，邮驿传递信息的速度常见者日行70里，快则日行达400余里。隨后世道路状况不断改善和邮驿制度的完善，到了明清之际，邮驿传递信息的速度快则可达700里。“驿骑如流星”的速度，彰显了邮驿系统功能的强大。 普通百姓受益于邮驿系统是很晚的事。“从殷商时代开始的邮驿系统，历来是官有官办官享的，民间通信排除在外”，直到唐宋时期，民间传信只能依靠专人投送或托顺路熟人捎带的状况才得到改变。唐代，开始出现民营的“驿驴”，帮助普通百姓传递信息。到了北宋，官驿系统也开始放松管制，允许官员传递私信，而这在唐代是要按违法论处的。 在华夏传播史上的一些俗语，如“一传十，十传百”，以及一些生活习语，如“他是我安置在对方的一颗棋子”，都说明了把人视为一种媒介，在华夏传播史上是常见的社会现象。 综上所述，视人为媒介，是华夏先民在社会活动中一种自觉的意识。是华夏先民在生活中形成的独特媒介观，这种媒介观指导他们如何借用“媒介人”实现其目的。 “媒介人”的特点。作为媒介的人，首先它有着其他媒介（图书、电子媒体）特点。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是所有媒介都具有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媒介人”身上表现更为明显。媒介本身蕴藏着丰富的信息，仔细去探索其后的奥秘，对于与“媒介人”交往的人来说，它是传播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在封建时代，礼乐文化作为一种主流文化，影响着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的各种社会活动。活动的参与者，若不能准确捕捉到对方身上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就会出现越礼、违礼的行径，轻则被人笑话，重则受刑处罚。例如，《论语·季氏篇》有这样的记载，“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其实这段记载就很好地说明在人际传播中，一个人因没有注意到他人言行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导致交往不顺畅。这种不懂得察言观色的行为，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这叫不重视“媒介即讯息”，孔子是持批评态度的。 而熟谙“媒介即讯息”的人，在定于一尊的封建时代，往往如鱼得水。这在先秦游士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范雎说秦王。关于这个故事，《战国策》是这样记载的，秦王跪而进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问，秦王复进，范雎曰：“唯唯。”若是有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这个故事充分表现了范雎深谙“媒介即信息”的道理。在和秦王交往时，他通过观察秦王言行，来验证秦王是不是真心实意的，是不是可以与之深谈的。做出判断后，范雎立即出手，成功说服了秦王，为未来的功成名就奠定了基础。 作为媒介的人，它具有寻常媒介的特点之外，亦有其独到之处，这就是集各种角色于一体的“万媒之王”。人作为媒介，它不是普通的媒介，而是“万媒之王”，它是其他媒介（如文字、电子媒介）的创造者、管理者和使用者。上述的邮驿系统是由驿使与其他的媒介共同构成的信息传输系统，但其他媒介是要为驿使所服务的，不然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此外，作为“万媒之王”的人，会因为环境的不同，其扮演的角色亦会不同。像“一传十，十传百”这个传播过程当中，人既是传者，也是受者，还是媒介。 总之，作为“万媒之王”的人，不仅具有一般媒介的特点，亦具有特殊之处。充分认识“媒介人”的特点，有助于了解其在华夏传播史上的地位。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孙旭培.华夏传播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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