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回顾与展望 |
| 范文 | 于婧 [摘要]通过分析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回顾前人对各因素的实证分析结论，对比发现随着环境保护深入人心，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主导因素有内部因素变为外部因素。但是，众人主要集中在表面因素影响的实证分析上，对于宏观货币体系环境下企业价值影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路径研究并不深入。 [关键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企业价值；货币体系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环境会计在中国发展的20余年间，由于一直未有标准化的环境会计准则，使得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为环境会计信息的主要来源。但是，我国对于信息披露的内容、方式一直没有相关限定，我国环境会计的发展在国际上还是相对落后。整体来看，国外的理论研究不仅要要早于国内，而且实证研究也较为成熟。不过近年来，中国学者已经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中取得很多成果。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理论界的关注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前期理论研究认为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影响较大，外部因素为辅助作用，后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则认为外部压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外部压力是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原因。 1 国内外文献回顾 1.1 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一直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环境信息披露重要影响因素，尽管研究成果很多，但结论尚未统一。国外学者研究存在分歧，国内结论较为统一。Shane等（1983）研究了1970～1975年的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发现规模越大的企业更倾向于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受到更大的外在压力，并且顾及其自身形象。Brammer和Pavelin（2008）研究了英国的450家工业企业，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但是Cowen等（1987）在美国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呈负相关。 通过文献分析，发现国内学者则普遍认为企业规模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正相关。范德玲等（2004）随机抽取了17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报告为研究对象，實证分析表明，越大规模的上市公司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环境会计信息。汤亚莉在分析2005年度 A股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李晚金等（2008）抽取了沪市201家上市公司，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最近三年环境信息披露状况较差，但总体水平在提高，并且上市公司受企业规模影响、法人股持股比例和公司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蒋麟凤（2010）研究了2008年沪深上市的242家公司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卢晓苹（2016）等在29家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类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中发现，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受公司规模和负债程度影响较大。 1.2 董事会结构 上市公司董事会一般由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组成，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越高。Forker（1992）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由于独立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对公司的监管层有一定的监督作用，因此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与独立董事比重显著正相关。Chen和Jaggi（2000）选取了香港上市的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重越大，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意愿就越强，环境会计信息的质量也就越高。而Eng和Mark（2003）对独立董事的研究发现了相反的结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的比例与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没有关系。 国内学者研究方面，李晚金等（2008）实证研究了沪市201家上市公司，发现独立董事的比例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没有显著相关性，认为我国公司治理更多强调了经济目标而忽视了社会责任目标。胡立新2010年研究沪深598家上市公司也得出了相同结论。邹立（2006）则认为独立董事人数显著影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张猛（2010）选取了山东省2006～2008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作为研究对象，实证结果发现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越高。王丹（2014）选取了2012年100家上市公司，把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作为自变量，实证分析与公司治理相关变量的相关性，结果显示二者正相关。 1.3 股权结构 股权结构对公司的所有权配置有决定性影响，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的重要部分，会影响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决策。Fama和Jansen（1983）认为，公司股权越分散，单个投资者就越难维护自身利益，监督成本上升，管理层舞弊空间增大，从而更容易披露不真实的环境会计信息。Cullen和Christopher（2002）却有相反结论，他们认为公司参与环境活动的积极性会随着股权的逐渐分散而提高，因此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也会提高。 在国内，谢凯（2009）认为，由于股权结构在公司内部治理的重要地位会直接影响着公司绩效，管理层信息披露的水平和和质量与之呈正相关。姚静怡（2011）认为，随着股权集中度越高，大股东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管力度越强，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便会提高，所以她通过分析沪市368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发现，股权集中度对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显著相关。郑开放（2014）基于406家上市公司实证研究发现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对环境会计信息外部披露正相关，企业内部终极控股人股权性质显著影响外部环境对企业信息披露。舒岳（2010）对于139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对环境会计信息有显著影响，但是机构及高管持股比例对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不大。但蒋麟凤（2010）发现股权集中度并不影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李晨光（2012）通过分析774家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发现，股权结构变量未能通过检验，即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无明显影响。李正（2007）和田云玲、洪沛伟（2010）也认为股权集中度与环境会计信息无显著相关。 1.4 财务杠杆 财务杠杆是衡量企业财务状况的重要指标，财务杠杆的高低本质上体现了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博弈状况。由于股东和债权人对企业的利益指向不同，现有研究认为财务杠杆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影响。Leftwich等（1981）和Ferguson等（2002）都认为，公司财务杠杆的提高，还款压力加大，财务风险也会提高，因此，为获取股东和债权人的信任，管理层倾向于更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而Eng（2003）的实证研究结果却恰恰相反，他认为财务杠杆水平越高，债权人会因为风险提高更倾向于提前收回资金，所以公司更不愿意披露环境会计信息。 唐久芳、李鹏飞（2008）以化工行业118家企业2004～2006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发现，负债水平和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实证结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相关系数为负，表示呈较弱的负相关性，作者猜测是由于投资者更看重公司的投机价值。李晨光（2012）对2010年沪市的774家上市公司的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的负债程度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22]。 1.5 政府压力 政府对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压力主要体现在对企业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惩治，以及企业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的政策优惠、补贴上。Patten等（1991）研究发现，规避政治成本是企业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目的。Orsato（2003）认为，企业的环保收益较小，但是进行环保技术革新和投入的成本较高，因此缺少进行环保投入的根本动力，因此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更多是受到外部政治环境影响。Menguc等（2010）发现企业实行环境战略受政府管制水平和消费者环境敏感性影响较大，企业会因此披露更多环境会计信息。 王建明（2008）选取了A股727家上市公司年报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外部政治压力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结果发现显著相关。政府监管力度越大，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蒋麟凤在2009年也同样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毕茜等（2012）选取了2006～2010年582家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发现环保法律法规的颁布有利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唐国平等（2013）以2008-2011年间披露了环境投资额的499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管制和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验证了政府管制和企业环保投资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即政府的环境管制和企业的环保投资之间存在“门槛效应”。林俐（2014）认为政府压力是环境会计信息的主要驱动力，显著影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范文林（2017）在分析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发现，无论是政府处罚还是政府激励均有利于环境信息使用者披露相关信息，以达到监管效果。但王璐（2014）、杨国英等（2014）研究结论却截然相反，政府监管水平、执法程度及环保法律制度实施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呈负相关。 1.6 社会压力 社会压力主要体现在社会公众对企业的外部监督上。Buhr（1998）在解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直接原因提出了“合法性理论”，他认为外部的社会公众评价和控制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合法性”，而企业为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不得不将环境成本和环境行为披露给社会公众。Deegan等（2000）基于澳大利亚五大社会事件发现，由于大事件的影响，公众关注度的增加，企业会更倾向于披露环境信息以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媒体的负面报道对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有正向的作用。Izui，K.等（2005）研究发现，即使是在企业污染物排放较多的情况下，有关环境的舆论也会给企业形成较大压力，由于公众的监督和政府的监管，促使企业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提高环境信息的透明度。Nyilasy等（2014）调查了302家企业发现，公众对绿色企业的产品容忍度较高，即便质量不高。通过绿色概念营销的产品更容易被公众接受，并获得更多的销量。 纪珊（2005）在研究我国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中发现，即使是受到媒体及社会公众关注度极大的石化行业，对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程度也很低。沈洪涛等（2012）选取了2008～2009年媒体对样本公司的263篇报道为研究对象，通过描述性分析发现，总体上媒体没有起到监督的作用，因为对企业的负面报道较少，正面报道很多。然后作者把媒体的报道数量纳入实证模型，结果发现媒体的负面报道数量和上市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武剑锋（2015）选取了2009～2013年258家上市公司的报告为研究对象，将媒体监督水平纳入外部治理变量中，结果发现媒体监督显著影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熊家财（2015）基于A股重污染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国有控股程度、盈利能力、社会公众关注度与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呈正相关。何晶晶（2011）和刘金彬（2016）都一致认为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根本动力是社会需求。 2 展望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起步于国外，上世纪90年代引入国内后引发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潮，理论、实证研究不断涌现。起初，学术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内部因素治理，大多数学者认为，内部因素为主要影响因素，对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各因素的相关性依然意见不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难点在于，EDI（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指数）的构建主观性较大，有直接加总、专家赋权、因子分析等方法。另外，在外部治理变量选取中，政府法规、公众监督难以量化，学者们在研究中各自构建指标并且多为手工搜集，标准性、可验证性较弱。随着环境保护逐步深入人心，企业、社会公众环境责任增强，学者们发现，外部治理因素逐渐取代内部治理因素占主导作用。目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还集中在表面影响因素研究上，对于国际先进研究成果及经营借鉴不足，环境政策法规滞后，社会需求不足。理论上对系统的环境会计处理体系的构建还需更深层次探讨，实证上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具体影响路径的探讨较少。所以，未来笔者打算继续在现有货币政策体系中研究企业价值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拟从宏观货币体系环境中深入探究企业价值的具体影响路径。 [参考文献] [1] Shane P B，Spicer B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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