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试论建立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新格局(二) |
范文 | 金文恺 (上接第四期) (二)以“国际传播方位”定位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新格局 国际传播方位指的是在国际传播视域下考量局部区域传播的框架。有学者指出,“新疆对中亚传播虽然是区域传播,但是在全球传播生态环境中的生态位却是国际性的。”[10]确立“国际传播方位下的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格局,一是基于当前世界传播格局的多变、未定型、多样化现实趋势;二是由于中亚传播格局与世界连为一体的整体观;三是由新疆本身的地缘特征决定着的。新疆对中亚传播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跨国界、跨语言的传播。中亚传播与新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如今大中亚的国际体系已是一种现代国家体系,彼此间关系的处理原则遵循的是国际法规则。 “国际传播方位下的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格局,立足于国家概念、现代民族观念的基础上,以现代国家观念为核心,建立现代国际法体系下的中亚区域传播新秩序,由此形成“新疆--中亚传播圈层”。这一概念是在现代国际法体系框架与理论现实下的创新,有助于解决新疆特殊的区域传播问题,如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外部的民族问题、新疆与中亚国家在传播上的观念对接的难点问题等等。具体可以设想为以新疆内部为基本圈,以新疆-中亚传播为核心圈,以西方及边远国家为外围圈。用现代国家意识和国际法准则及观念来处置新疆-中亚区域传播问题,有助于强化现代国家观念,排除外来不良势力和观念的影响,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维护新疆和平和稳定。 用国际传播生态位的视角来定位中亚传播策略,又从中亚地区与区域实际情况出发,用国际化的视野来研究新疆对中亚传播的特征、规律及发展前景,探寻二者的互动,才能够举重若轻,为构建和谐中亚的互动关系提供更好的方略。 (三)以中华传统文化优秀价值观寻求新疆-中亚区域发展共识。 1、进一步提炼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平、和谐与合作的优秀价值观。 在建立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格局的过程中,必然会与西方或美式价值观碰撞;美式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思想在互联网上以价值观引导、行为指导等多种方式进行着意识形态输出,影响受众国民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而这与中亚地区的内在发展需求和历史发展趋势是不相吻合的。中国新疆-中亚传播秩序的建立,应立足于中亚国家发展与民族和睦;为当事国提供国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国家稳定、社会安定的价值观。 中国先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体现为今天的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国和平发展国际战略新理念的精髓,应凝练“和”文化精髓和文明传统,作为中亚传播的重要资源。和平、合作、发展、进步、公正的文化价值观是中国和平发展国际战略新理念的精髓,以及和平、和谐与合作的优秀价值观;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现代国家观。以此为基础,使中亚国家认识到中国文化是一种有着深刻历史感的文化,是一种怀有“天下”观念和博大精深的文化。 中亚传播过程中,着力强调中国内地稳定、社会和谐发展的局面。用“和谐、和平、和睦”思想传播具体信息。在当前,“和谐”与“发展”可以成为中亚区域的共识。这与中亚国家要求解决边界纠纷、资源争端、缓解民族矛盾和实现共同繁荣的愿望是一致的。秉持合作、互惠理念;同时,淡化意识形态属性,淡化文化输出和对外单向宣传思想,把强势传播和柔性互动相结合,增强睦邻、安邻、富邻意识。 2、立足于长期的传播效应。 中国的中亚传播价值观要稳定,应立足于长期的传播效应,始终传播中国的“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睦邻友好”等价值观并依此为传播观的核心来指导对中亚的传播。不论中亚国家在各种政治力量、民族矛盾、宗教冲突上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立足于中国根本的价值观和国家地区政策,而不是随风就雨。事实上,由于中亚的政治安全局势不稳定、内部面临政治动荡危险,国家间的冲突已然存在,因此,各种安全形势的变数都将出现;当一种局面出现及我国外交应对策略出现时,我们的传播当然要配合外交政策而说话。但传播的长期观念需要我们始终抓住中国的根本价值观、中国的中亚国家政策、中国的区域发展、睦邻友好政策等等,来观察、指导中亚传播实践。这才是根本,是潜移默化与灵活应对的结合。 3、建立平等对话的交流方式。 与传统大国主张及西方主导、受众国被动“依附”和“消极感应”的传播格局相比较,中亚传播新秩序应该是“平等-协商”、对话式的传播秩序。英国学者戴维·伯姆指出:“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11]。现代中亚传播体系的对话关系,就是要有历史关照、民族文化与语言关照,注重经济诉求+生活多样化诉求。文化传播结合地方民族、心理,以当地语言与中国文化和谐精神为主,加强对话、沟通与交流。 (四)做好新疆内部传播圈与新疆-中亚外部传播圈的结合,形成中亚传播“层浪”结构和效应。 新疆的中亚传播格局还需要建立内部传播与外部传播结合圈。新疆的内部圈强调的是中国国家观念而不是族群观念,以防止别有用心的少数人利用民族意识(其实是陈旧的族群观念)挑动民族情绪,与外部势力相勾结。这是现代国际法体系所认可的。 “新疆内部传播圈”是新疆现代传播体系的重要部分。关键在于处理好新疆现代化和传统以及宗教的关系,促进新疆内部传播圈的现代政治认同。现代政治认同包括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两个方面。民族认同指的是“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2]。国家认同是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公民对于自己属于哪个国家的认知[13]。宗教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是一种普遍而重要的社会存在,至今还在社会和人生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大影响[14]。宗教信仰往往成为民族群众基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成为他们产生政治认知、萌生政治情感和进行政治评价基本心理的基础。宗教习俗对民族地区政权行使、法律规范、政党控制和政治宣传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民族地区的一切政治传播必须以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为前提;同时,积极发展新疆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文明,促进民族地区“由传统的政治认同向现代政治认同转变”[15]。 依据“新疆-中亚传播圈”概念,将新疆-中亚外部传播圈与内部传播圈结合,就是要在实践上,坚持新疆-中亚区域传播秩序,主张民族、国家平等基础上的民生、经济和社会和谐。照顾中亚地区受众的不同文化传统、思维习惯和审美情趣,创新传播理念,改革传播方式,艺术地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主张”,表达“中国立场”;在报道角度、版面编排、内容设置、主持风格、包装技巧等方面精心策划和实施。至于少数极端分子、宗教势力、外来势力制造冲突,要善于收集情报、以新闻分析、趋势预测等传播手段,把他们的行为、目的揭示清楚;揭示其不利于中亚和平、安定、建设与发展的危害,而不能视而不见,养痈遗患。不能仅仅报道他们的行动,而不揭示其危害与不良动机。这与中国新疆及中亚国家人民的意愿和需求是一致的。 三、建立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新格局的进一步思考 1.建立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新格局,需要时刻把文化安全置于重要地位。应对外患、防止分裂是中国的战略安全问题,维护新疆安定和稳定始终是中国对中亚的最大关切和首要任务。新疆-中亚传播格局的建立,有赖于新疆自身的稳定、发展和和谐;如果新疆乱,则不利于对外传播中新疆形象的塑造。 2.建立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新格局,需有明确的目标性和系统性。传播目标上,新疆-中亚传播格局应密切配合国家外交,对中亚传播与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经贸合作、安全合作等行动应相吻合。中亚国家对于中国提供经济支持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在传播过程中,需要讲清楚援助行动的目标,传播格局与外交行动、国家战略相一致。同时,这一传播体系,需要有技术上的动态性、思维上的整体性、对象主体上的融合性、发展上的多向整合性。需要多面孔进行传播,采取国家、媒体、学者和专家以及地方政府结合的综合、系统的方略。建议成立专门的中亚国家形象传播机构,对于中亚地区的传播进行研究和指导;就像“西新工程”一样,建立传播学者参加的,历史学、中亚地域政治学、宗教、经济、国际法、等各学科专家在一起的中亚文化交流与大传播论坛,各学科领域结合的共商交流机制。传播媒介在高端主流媒体和向对方深度传播的媒体上,多发出维持中亚局势稳定、防止动荡的声音,多提供分析性解释性观点。随时指出可能出现的刺激中亚国家间民族矛盾的因素。 3.建立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新格局,需要借力“文化经济”提升传播辐射力。发展面向中亚市场的文化产业,借助会展与活动平台,推出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和品牌;与民间经济互动、文化互动相结合;民间体育、舞蹈、草原竞技等地方区域活动与中亚文化相结合。另外,仍需加强民间文化经贸活动,将其与传播相结合。在繁荣民间文化经贸活动中,传递中国和谐发展的形象。强调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建设,对于中亚各国的好处,与中国共同分享发展与繁荣的大好时机的好处。随着中国与中亚国家利益的密切度增加,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利益交叉和碰撞的可能性相应增加,与其他大国之间进行协调和合作的客观需求和难度相应增加,中国应对地区一些敏感问题的压力可能增大,回旋的余地可能缩小。因此,中国需要更多地借用当地力量和其他外部力量维护自身利益,广泛合作、利益共享是最优选择。 4、建立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新格局,需要加强中亚传播人才队伍建设。由于边远性和发展的滞后,中亚传播体系中的人才队伍建设问题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中亚传播人才队伍,应不仅懂得一般国际国内传播理论与知识,还需要懂得中亚相关国家与民族、宗教知识,他们应该成为中亚问题的某一方面的研究者和国际化人才。这方面,需要新疆地区政府、首都的国家主流媒体、政府和研究机构和高校共同合作,培养一批中亚区域传播高层次人才。 总之,构建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新格局,对于促进新疆社会发展和稳定、推进新疆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提高中国在中亚地区的传播软实力,促进世界信息传播秩序和国际传播格局的变化与发展的实际行动。其具体实施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分析,但是总的方向,是与中国在世界地位、与新疆发展的趋势是相吻合的。 (本文是“2013中国传播论坛暨首届中亚传播论坛”入选宣读论文,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王晓红教授指导) 注释: [10]刘红:《全球传播生态环境中的新疆对外传播受众观》,《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3期。 [11]李建军:《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力建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3卷1期2013年1月。 [12]王惠岩:《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3]李乐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现状及路径选择——以湘鄂渝黔边为例》,《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4期。 [14]王宗礼等:《中国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5]史成虎、张晓红:《公民文化视域下民族地区政治参与问题研究》,《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3期。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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