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本世纪初新闻学研究的五大伪论 |
| 范文 | 刘建明 [摘要]自2000年起，我国的新闻学研究不断深入，但有五大伪论值得探讨。它们是“公共新闻”的误译、对李普曼“伪环境”论的赞许、“新闻反转”论、“众筹新闻”和“自媒体”概念的舛误。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这些伪论只能进行简短、粗略的辨析。 [关键词]新闻学研究;五大伪论;新闻学常识;批判思维 本世纪初期，我国新闻学研究开始繁荣，但有些概念和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臆断的意味浓厚。其中有五大伪论值得讨论，这五大伪论是：“公共新闻”说、新闻“拟态环境”论、“新闻反转”论、“众筹新闻”和“自媒体概念的乌龙。笔者之所以把它们称为“伪论”，一是其误译西方语汇，扭曲其内涵，在错误的逻辑上推理;二是对概念的阐述空泛，把旧知识或理论换上新名词，根本不是理论创新;三是立论缺乏可靠的前提，背离实际，推导出来的结论不能成立。近20年，许多学人对这五个“伪论”较为熟知，认同度较高，清除这些“伪论”的瞀见并非易事。 一、“公共新闻”的误译与错解 根据美国新闻学论著提供的资料，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某些地方媒体在一些社区进行“public journalism”实验，我国学者把“public jourmalism”译为“公共新闻”，将其定义为“组织和推动公共讨论及复兴公共生活”。研究引述美国学者的观点一致认为，“公共新闻”并非由《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这类主流媒体所领导、所开展，“据统计，到1995年时，已有200多个公共新闻项目已实施或准备实施。需要指出的是，开展公共新闻运动的并不是全国性的精英媒体，而是各城市或社区的地方媒体”。 公共新闻如果是推动公共讨论、复兴公共生活，告诉公众如何应付社会问题$，那么，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全国性媒体每天都在报道这类新闻，否认其报道的是“公共新闻”没有任何根据。把“public journalism”称作“公共新闻”，是一种误译，最能说明错译的还有下面这个例子：美国大选时，候选人每天在媒体上唇枪舌剑地相互攻讦，民众看到、听到的不是候选人有力的政见，而是互相攻击的口水仗和民意测验数据。一些地方媒体发起“公共新闻”运动，对选民关心的问题进行调查和报道，向选民普及选举知识，鼓励他们踊跃投哪个候选人的票。事实上，无论美国地方媒体还是全国性媒体，报道大选都是这个套路。不仅如此，主流媒体诱导民众如何看待候选人的竞选诺言，接二连三地公布民调数据，鼓动民众把票投给哪位候选人，比地方媒体卷入得更深，言辞更为激烈，把美国主流媒体排斥在“公共新闻运动”之外，难以自圆其说。 西方新闻界向来认为，一切媒体都有公共性，都以报道公共事务为己任，体现公共领域的本色。从18世纪开始，西方人就形成了新闻的公共性和媒体是公共舆论机构的观念，对所有与公共事务相关的新闻都称为公共新闻。说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进行公共新闻实验，完全有悖于新闻学常识。 那么，90年代初美国地方媒体报道的“public journalism”，究竟是种什么样的新闻？对此，美国学者斯坦利·巴兰等人说得非常清楚，这是公民新闻（civic jourmalism），是积极地让受众参与报道重要公民事件的新闻实践，有时則称为“public journalism”。公众新闻理论的主要首创者、纽约大学教授杰伊·罗森（Jay Rosen）在《让新闻更“公众”》《让事情更“公众”：论传媒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和《公众新闻：公众知识的容器》等论文中反复强调，记者“要深入公众、了解公众生活，吸引公众参与新闻报道”，而不是阐述新闻的“公共性”。他指出：“公众新闻实践包括公众论坛，公民在媒体上参与协商，这些公众记者把自己看作公众的召集人，帮助更积极的公民塑造深思熟虑的对话。”“只要我们能够郑重地安排公众谈话，我们就能够鼓励这些重要的谈话更有“公众性”。”所以美国学者将“public jourmalism”又称作“公民新闻”（civie journalism）、“参与性新闻”（participatory jourmalism）、“社群新闻”（communitarian journalism）和“社区新闻”（community jourmalism），丝毫没有“公共新闻”的涵义。 英语“publice”这个词，既有公共的意思也有公众的含义，确定public究竟是哪种含义，只能考察实际或根据具体语境。但“公共”是指社会事务的属性，“公众”则是指某一类人（民众），二者有天壤之别，不能把“公众新闻”错解为“公共新闻”。互联网普及后，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公众新闻运动出现了彻底转机，由网民推送的“公众新闻”在网上大量涌现。国内研究“公共新闻”与“公共新闻运动”的文章，背离了美国90年代某些地方媒体发起的“publie journalism”运动的本意（“公众新闻”），制造了大量的学术泡沫。 二、对李普曼“伪环境”论的盲目赞许 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在《輿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提出“pseudo-environment”的概念，我国译为“拟态环境”。译著认为，拟态环境并非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媒介通过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这个定义没有揭示“pseudo environment”这一概念的本质，即媒介反映现实营造的是“虚像”，受众不可能获得完全真实的新闻。 维基百科全书对李普曼在《舆论》一书中就“pseudo-environment”这一词组作出的解释写道：真实的环境太大、太复杂、太短暂，无法让人直接认识。媒介构建的是主观的、有偏见的、必然被刪节的世界伪环境，每个人的伪环境都是虚构的。从严格意义上看，“相关事实从来没有被完全准确提供过”;必要时，它们被安排用来描述某一事件的某种主观解释，构建一个符合他们自己的“刻板印象”，并将这个伪环境传达给公众，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以满足他们自己私利的需要。 美国对“pseudo-environment”论很少有人研究，一些著作也仅仅是提及而已，肯定李普曼上述观点的学者十分罕见。据美国在线语料库wordnik的介绍，“pseudo-environment”“在美国网站已被查询4273次，没有找到任何定义和评论，不是人们喜欢的词”。2012年美国众议员米歇尔·玛丽·巴赫曼（Michele Marie Bachmann）在一次演说中，引用李普曼“伪环境”的观点说：“如果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年轻人的犯罪报道，我的伪环境就会告诉我，大多数年轻人都是危险和叛逆的。”接着，她指责奧巴马政府与“穆斯林兄弟会”有联系。随即，她遭到多人的反驳。有篇短文写道：“一个误传的伪环境可能会引起反响，美国众议员巴赫曼尤其如此。最近，她指责美国政府与穆斯林兄弟会拉拉扯扯。巴赫曼和以往一样偏执，在她的伪环境中创造出史诗般的恶棍。就好像她在敌意中使用循环逻辑，认为所有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所有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 李普曼生活的年代，正是爵士乐新闻（Jazz journalism）泛滥时期，渲染色情、丑闻与犯罪的小报和造谣的大报每天都在歪曲真实事件，加上“精英操纵的结构化”和“人们无法直接认识外部环境”，媒体对“事实从来没有完全准确地提供过”，因而产生了新闻的“伪环境”。李普曼以柏拉图的洞穴人为例，强调媒体不可能认识真实环境。从宏观上看，这一观点经不住历史和各国新闻实践的检验，只能是特定时期新闻业出现的混乱状况。 令人不解的是，李普曼这一观点在我国却贏得一些学者的笃信和好感，他们认为今天所有的新闻都是不真实的，都有不同程度的虚构。“pseudo-en-vironment”被译成“拟态环境”后，似乎人们获得意外的灵感，对新闻的虚构性坚信不疑，其中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一是我们一直活在一种非真实的状态里，也就是一种拟态环境中，把从媒介得到的现实“拷贝当作“现实”，可能会把媒介视作信息权威和耳目喉舌。二是在新媒体中，“拟态环境”的特征是环境监视功能去权力化，“拟态环境”加速环境化。三是由于传播者和新闻媒介在对信息进行处理时角度不同以及主客观原因，使构建的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有一定的差异，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拟态环境不必也不可能与客观环境完全相同，信息失真也是不可避免的。四是由新媒体构建的“拟态环境”，正成为指导人们生活的新“镜像”，拟态环境的环境化时间也日益缩短，这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生活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五是拟态环境对现实具有积极的反作用，新拟态环境更加展现真实世界，在现今时代，李普曼所谓的被精英操纵的结构化的拟态环境，已经转变为被公众积极参与和构建的非结构化的拟态环境……这些胡吹乱捧的论断，扑朔迷离、言不及义，令人匪夷所思。 诉诸此类观点的文章，一方面批判假新闻的危害，另一方面又引用李普曼的话认为假新闻不可避免，具有积极的反作用，甚至认为正确营造拟态环境可以使新闻更真实。这类文章没有弄清其立论的前提——“pseudo-environment”根本没有“拟态”的含义，是指“假环境”“伪环境”和“主观意识环境”。所谓 “拟态”是指模拟、描摹、仿制，在英文中“imitation，mimesis，mimiery，mimosis”四个词才有这种含义。根据自己的理解判断李普曼的论断，定会歪曲原文。今年2月，美国作家玛利亚·波波娃（Maria PoPova）（原为保加利亚人）在网站上发表一篇长文，用很长的题目挖苦pseudo-environment”论的吊诡，题目是：《欺骗与自欺欺人》的剖析：沃尔特·李普曼论公众舆论，让我们狡猾地把握真理，也在训诫我们清晰地理解现实》。通篇文章的主旨是：人类物种的整个历史都是误解的历史，我们觉得对现实有坚定和最终的把握是多么荒谬，伪现实被牢牢地视为真理！ 如果李普曼的“伪环境”论成立，那么，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成果都夹杂虚构，所有新闻都有虚拟成分，真理也就成了“伪现实”。可是，这是敲冰取火，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今天各国媒体的多数新闻都是真实、可信的，尽管假新闻不断出现。否则将无人从报刊、电视、广播和网上收阅新闻，因为人们不想受骗。媒体的选择和加工大都是让受众更简洁、更精准地从多种角度认识生活，在正常情况下，只有少数媒体人无能为力或恶意地制造虚假新闻。对李普曼的“伪环境”论丧失批判思维，即使把它篡改为“拟态环境”，其借鉴之处仍然微乎其微。认识各种理论是非，要独立思考，更要有批判思维，权衡它的观点是否符合唯物辩证法，是否符合现实与历史。 三、根本不存在的“新闻反转” 近些年对“反转新闻”或“新闻反转”的研究达到相当的热度。对某个事件的报道有一次或多次变化甚至出现反向变化，导致社会舆论今是而昨非的逆动，被视为“新闻反转”。新闻本身岂能反转！？新闻人不顾事实在编辑部里“翻馅饼”，随意改变新闻内容，让新闻变来变去，这类“闭门造车”的新闻十分罕见。明明是“事件反转”“对事件的认识和态度的反转”或“更正性的报道”，怎么能称为“新闻反转”？！ 对这种根本不能成立的“伪论”，许多学人却提出言之凿凿的理由，为其寻找理论根据。有的文章说，反转新闻是在新媒体时代出现的新名词，也是一种新闻传播的新现象。新闻报道最初的事实在传播过程中被重新发现并发生改变，媒体和受众对事实的立场随之发生逆转，表现出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态度。随着新闻生产的草根化以及网络传播环境渐趋复杂化，反转新闻频频涌入公众视野并引发热议，也引起业界和学界的关注。⑦ 事实“反转”引起新闻报道的变化，并非在網络媒体出现后才有，自现代新闻业诞生，新闻媒体就是对客观事件变动的报道。事件变了，出现新的转折点，媒体就会有新的报道和评论，这也是新闻学常识，并非什么新现象新知识。1942年6月近200万德军对斯大林格勒展开强大的军事攻势，德国与欧美报纸都在报道德军的节节胜利，随着战役由苏军退却到双方僵持，再到苏军的致命反击，最终粉碎了德军对斯大林格勒的围攻，消灭了150万德军，贏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彻底胜利。欧美和德国报纸随之也改变了腔调，报道德国溃不成军。中外所有媒体都根据事件的发展变化报道新闻，而不是孤立地展现“新闻反转”，制造“新闻反转剧”。 自新华网发布《盘点2013十大“反转剧”：有图未必有真相》起，许多所谓“反转新闻”说，渲染“非常态新闻”，让人大跌眼镜。有些记者或网民对事件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不是深入挖掘事件真相，透过跌宕起伏、出人意料的情节抓取事件本质，而是看到一些浮皮潦草的外在“奇观”就盲目报道。当那些隐藏在深处的重要过节被知情者列举出来，又报道与先前不同的事实，这种更正性报道30多年前我国的新闻界就研究过：前者叫“走马观花新闻”，后者称“板上钉钉新闻”。“走马观花”报道的是表面现象，埋藏深处的重要事实被忽略，当有人指出这类新闻的避重就轻，媒体不得不重新报道它的秉要执本之处，就成为“板上钉钉新闻”。将此类新闻称为“新闻反转”，不仅是浮躁之笔，而且给人一种砌词立雅之感。 近年来，“反转新闻”的概念频频出现，备受公众热议，许多人投入“反转新闻”的讨论和反思。无论称“新闻反转剧”“逆转新闻”，还是叫“舆情反转”，大都从新闻层面进行界定，而不是从事件的变动或对事件认识的幡然改变进行分析，研究文字就失去中肯的论证。更重要的是，大量研究忽视“由于报道失实而造成的剧情反转，其本质是一种失实新闻”这一要害。相当多的前后不一致的报道，都是由于失实新闻或假新闻引起的，根本不是什么“反转不反转”的问题。 假新闻歪曲、背离事件真相，引起受众的强烈不满，及时进行更正性报道是应有的专业准则，这既不是新事物，也不是新闻报道的创新。在新媒体条件下，任何媒体上的假新闻都无法藏身，给纠正假新闻的报道贴上“新闻反转”的标签，不过是一种装点门面的说法。有的文章认为，“很多新闻出现反转，并非事实出现逆转，而是水军的干扰。微博已经成为各种力量争取话语权的表演秀场，商业、权力、派别等各方力量的介入干扰和制造着舆情反转”。这类假新闻的炒作，恰恰不是新闻“反转”，而是人为地制造、鼓吹和扩散虚假事实，揭露它的内幕正是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课题。 四、是“众筹新闻”还是“众筹新闻业”？ 最近几年，国内出现大量研究“众筹新闻”（Crowdfunding Journalism）的文章，探讨“众筹新闻”与“众包新闻”的方式和发展。研究者给出的定义是，通过向用户募集资金建立或发展网站，完成新闻报道项目。”我国研究者大都把西方媒体的这一举措称作“众筹新闻”，资金提供者和媒体共同报道新闻，又称“众包新闻”。 据有关文章介绍，2006年美国《连线》记者杰夫·豪威（Jeff Howe）在《众包的雄起》一文中首创“众包”概念，促成众筹经济出现热潮。2008年美国的大卫·科恩（David Cohn）从骑士基金会获得340000美元赠款，将公民、记者和新闻发布者聚集在一起建立一个网站，并制定了新闻的“众包和众筹”的方法与原则（crowdsourcing and crowdfunding methods andprinciples.）。该网站名为Spotus，于2008年11月正式上线运营，标志着新闻业的众筹模式起步。8随后，在世界各地这类网站先后建立了200多个，De Correspondent是荷兰最好的众筹新闻网站。截至2014年12月5日，我国众筹网推出新闻与出版项目250个，完成筹资的项目有138个。 筹集资金建立网站或平台，资助者和参与者共同报道新闻，究竟是新闻模式还是新闻业模式？我国新闻研究者几乎都将其定性为“新闻模式”，称其为“众筹新闻”或“众包新闻”。有的研究者指出：“我国众包新闻的本土化尝试，既包括报纸早期开设、目前已经成为常规项目的报网互动栏目;也包括近期新闻机构开展的种种新新闻实践，如新华社的我在现场、《都市快报》的征集启事;还包括记者个人在网络上发起的众筹新闻项目。”有的学者总结说：“‘众筹新闻（Crowdfunding Journalism）是社会化网络时代出现的一种新的新闻策划、报道与消费形式，它由记者或新闻机构策划并公布某一新闻报道（主要是调查报道）计划，向有兴趣的公众筹集款项，当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后，再展开具体的报道。”这些说法主要是指筹集网站、平台和新闻报道的资金，不是指某种新闻属性和类型，称其为“众筹新闻”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 英语”Journalism”有新闻、新闻学和新闻业三个含义，“Crowdfunding Journalism”在西方是指“众筹新闻业”，而不是“众筹新闻”。新闻岂能“众筹”？正如全球新闻调查网站（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职工宣言”所说：“在媒体努力为严肃的新闻业提供资金的时候，众筹的出现是一个受欢迎的发展。”“筹集资金只是开始，估计要花很多时间和工作才能使新闻项目继续下去，并使其翻倍，你需要继续与捐助者沟通，告诉他们你是如何花掉他们的钱的，影响是什么。请记住，新闻业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产品。”由此可见，筹集资金支撑媒体的报道，是新闻业模式，应称为“众筹新闻业”，将其视为“众筹新闻”显然名不副实。 五、网络公共平台不是“自媒体” “自媒体”概念在我国已经流行10多年，一些研究文章标注了它的英文词“We Media”和“Zoomedia”，并把Zoomedia Marketing Officer译成“自媒体运营官”。“We Media没有“自媒体”的意思，它的准确翻译是“我们的媒体”。“Zoomedia”是美国一家以设计网页和品牌为主要业务的“守车网站”，总部设在旧金山北滩大街，纽约和伦敦等城市都设有它的分部。“ZoomediaMarketingOffcer”的准确翻译是“守车网站媒体运营主管”。Zoomedia被生造出“自媒体”的含义，不能不让人瞠目结舌。 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没有“自媒体”的概念。2003年美国硅谷专栏作者丹·吉尔莫（Dan Gillmor）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期刊上发表了题为《下一代人的新闻：我们媒体的来临》News for the Next”Generation：Here Comes We Media）的文章，2004年他又出版了專著《我们的媒体：为人民并由人民使用的草根新闻业》（We the Media：Grassroots Jourmalism 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他把博客、微博一律称作在线平台，而把传统媒体和网站称作“大媒体”（Big Media），并第一次提出“社交媒体”和“草根媒体”的概念。“自媒体”是国内的说法，有人把它称为“公民媒体”或“个人媒体”，是指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工具，即利用网络平台开辟的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贴吧、论坛/BBS的总称。 我国研究“自媒体”的文章数不胜数，认为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当事人”，每个平民都拥有一份自己的“网络报纸”（博客）、“网络广播”或“网络电视”（播客）。网络媒体仿佛一夜间飞人寻常百姓家，变成个，人的传播载体。人们自主地在自己的媒体上“想写就写”“想说就说”，每个“草根”都可利用互联网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把网络公共平台称为“自媒体”，纯属子虚乌有捕风捉影，因为这一平台并非网民自己创办的，更不是网民想写什么、说什么，都由网民说了算。许多敏感问题和包含传播风险的內容，版主大都要删除。网络公共平台不归网民所有，网民个人没有支配权，它有一套严格的监管制度。一切逃避监管的账号、“小号”或“转世”账号，都要被列入黑名单。近几年被封禁的网络账号有数十万个，2018年7月19日仅steam网一天就查封近9万个账号。这一切证明，公共平台不是网民自己的媒体，不能称作“自媒体”。 真正的“自媒体”可能在10—20年后，在5G或6C完全普及后才可能出现。那时无数传感器把整个世界连成一体，信息传播的高速化、精准化、无界化和低延时（pcscut through），使信息收发在一毫秒内就可完成，每个人在物联网中传播信息得心应手，除非你是文盲和不懂社会规则。5G网络使用密集的毫米波微型天线，每个天线通过单独的频道并行传输多种数据。基于云计算边缘化，5G网的容量是4G的1000倍，具有更快的连接速度、更高的吞吐量更大的容量。它将应用程序、数据和服务的控制权从一些中心节点（即“核心网”）移开，使无线接入网发挥分离作用，网络控制与用户不再发生关系。任何网上信息，哪怕是谣言和一切违法信息都无法彻底删除，因为一则信息刚刚发出，在不到一麾秒内就被全世界亿万用户下载，网管员不是难以找到这些信息，就是根本无法清除它的踪影。由于畏惧侵权对象的追究和法规严惩，无论造谣者和诽谤者都格外谨慎，遵守“网络法规”已成为99%网民的牢固意识。按照5G或6G的信息传输规范，允许在不同环境下建立网络，各种专用网络的建立无须批准。叫到那时，无人阻拦用户使用网媒表达自己的意愿，“自媒体”的称谓才名副其实。今天人们经常使用和研究的“自媒体”概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是一种联想和比喻，自媒体时代还没有真正到来。 ①2000年至2020年为本世纪初期，见百度（一个世纪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如何划分》一文，2017—11—24。 ②参见余建清、强月新：《国内公共新闻学研究的分析》，《当代传播），2008年第2期。 ③见百度百科：《公共新闻》，2016—11—06。 ④参见《从美国公共新闻运动看我国的网络拍客传播》，《东南传播》，2013年第3期。 ⑤参见《美国公共新闻学运动》，豆丁网，2012—05—18。 ⑥这里转引的五种观点在百度上都可搜索到，不再分别列出原文题目。 ⑦以上观点在百度上都可搜索到，不再一一注明引文题目。 ⑧见《反转新闻的生成及其传播模式研究》，道客巴巴网，2018—04—26。 ⑨曹林：《数数看你被多少条反转新闻打过脸》，新浪网，2015—05—13。 ⑩参见《众筹新闻：为新闻运作创造机会》，龙城新闻网，2018—09—14。 ?见《自媒体》，百度百科。 ?参阅（5C对社会与传媒业的历史性颠覆），《新闻爱好者》，2019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M].曹书乐，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17. [2]Jay Rosen，Public Joumalism：A Case for Public Scholaship，Heldref Publications，p36，1995. [3]李普曼.舆论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7. [4]Publie Opinion（book），Wikipedia，the free encyelopedia，Feb2，2019. [5]Michael J.Michelle Bachmanns Pseudo Environment，Political Hotwire，Jul18，2012. [6]Maria PoPova，Anatomy of Deception and Self-Delusion：Walter Lippmann on Public Opinion，Our Slippery Grasp of Truth，and the Discipline of Apprehending Reality Clearly，Brain Pickings，Feb12，2019. [7]魏如翔，谢康.关于“逆转新闻”的两篇时评[J].青年记者，2014（4）. [8]Sarah Kershaw，Crowd Funding-A Different Way to Payfor the News You Want，New York Times，Aug23，2008. [9]朱汝群.众筹新闻的实践与发展研究[J].青年记者，2015（8）. [10]张伟伟.众包新闻：一个亟待关注与研究的领域[J].今传媒，2016（4）. [11]卫华，李冰社会化网络时代的众筹新闻探索与实践[J].出版广角，2014（11）. [12]GJN Staff，Crowdfunding for Journalists，GIJN Network，Feb17，2015. [13]Wayne Rash，IT Needsto Start Thinking About 5G and Edge Cloud Computing，PC Magazine，Feb7，2018. [14]Lorenzo Casaccia，3GPP commits5G NR inunlicensed spectrum in its next release，Qualcomm，Dec13，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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