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新时期党报的坚守与改革 |
| 范文 | 本期刊发7篇论文，分别是《新时期党报的坚守与改革》《新媒体：玩的就是创意》《城市台品牌的保鲜术》《先网后报是解决新闻时效性的有效途径》《媒体融合发力点：共享 连接 移动》《浅析媒体融合发展的三个关键词》《“微语境”下新闻编辑的转型与思考》。 7篇论文分别从新时期党报的坚守与改革、新媒体创意、城市台品牌保鲜、先网后报、新闻编辑如何把握微语境、媒体融合发力点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其中，《新时期党报的坚守与改革》一文，通过对2015-2017年间12家党报的改版《致读者》的话语分析，反映了党报改革不断向党性和人民性、公共性的统一的方向前进。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2015-2017年间12家党报的改版《致读者》的话语分析发现，在技术倒逼和社会共识构建困难的背景下，新一轮的党报改革中新闻逻辑和市场逻辑的重要性开始突出，但宣传逻辑依然占据了很强势的话语资源。这也反映了党报改革不断向党性和人民性、公共性的统一的方向前进。 【关键词】党报改革 媒体融合 话语分析 在新一轮的技术冲击下，报业遭遇了明显的寒冬。“报业将死”之声不绝于耳，整个行业充满危机。作为在中国有特殊地位和特殊功能的党报，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的冲击，还有社会转型期凝聚共识和舆论引导的困难。本文试图通过话语分析的路径，以报业危机背景下12份党报刊发改版的《致读者》为文本素材，分析背后的危机语境和具体改革措施，探究因技术而起的新一轮改革是否撬动了原有的新闻理念和新闻体制。 一、党报和党报的三重生产逻辑 党报，顾名思义是指政党的机关报，代表一个政党的利益而发声。在我国，党报特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机关报。党报在党的革命时期和执政时期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第一个党刊《共产党》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通俗刊物，到1948年《人民日报》的创办，以及建国后各级党委机关报和相关刊物的发展，党报的角色是喉舌，起着宣传党的政治观念并合法化党的领导地位的作用①。 由于党报的特殊作用，确立起“党管媒体”的媒介管理体系。这是一种以宣传管理为中心、事业管理为主导的系统，实行党政“双轨”制和层层分级的管理结构②。其中层层分级的管理制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党报管理人员和采编人员纳入到国家权力体系的组织运行架构中来，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一部分③。 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党报为了更好地承担其“喉舌”作用也相应地随之改革。特别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市场化改革，《人民日报》等多家党报要求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报告获得批准，报社由原来的依靠国家财政拨款转向自主经营、自负赢亏的企业化经营的事业单位，需要在市场化浪潮中进行竞争。在市场化背景下，“党报姓党，党报是报”这一提法实际上就道出了党报由于自身的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所造成的制度性二元困境④。 当我们去梳理党报的市场化进程和意识形态控制之间的这种张力时，会发现有三重逻辑在制约着党报新闻生产，分别是宣传逻辑、新闻逻辑和市场逻辑⑥。 首先是宣传逻辑。这是党报作为一份党委机关报，作为组织传播的工具，传递党的执政理念和方针政策所必需承担的宣传任务。在这种目标的指引下，强调宣传工作的时宜性，往往会损失部分新闻的时效性。同时强调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报喜不报忧”和负面事件正面报道长期主导党报的宣传实践。但是这套宣传体系也受到了三大问题的困扰，分别是宣传效果、舆论监督和新闻真实性的问题⑦。 其次是新闻逻辑。新闻逻辑是对媒体提供信息功能、媒体社会公器属性和公共利益代言人角色的确认，可以追溯到1956年和1978年两次新闻改革。这两次改革被认为是回归新闻本位的两次尝试和努力。1956年由《人民日报》率先开始的改革中强调“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之前的强调党性到强调党性与人民性和公共性相统一。1978年继续之前的努力，承认党报的新闻功能。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新闻逻辑下的话语资源部分是来源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比如说“信息”“公信力”“客观性”等概念的引入，引导着中国新闻事业开始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自觉追求⑧。 最后是市场逻辑。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媒体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的双重属性得到确立。在市场逻辑下，媒介机构成为企业，新闻称为特殊的产品，读者成为消费者。报纸遵循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关注读者的需求，提供受其喜爱的新闻。 二、话语分析和党报改版《致读者》 话语是用于指称口头语言或书写语言的使用，它是语言的实践形式⑨。福柯认为话语是用来解释陈述的有规律的实践⑩，这个定义也得到大多数理论家的共鸣。在福柯那里，他更关心话语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模型和意识形态。 后来，梵蒂克将话语研究的路径引入传媒领域。他强调不能将新闻话语剥离社会语境来看，忽视了具体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是没有办法真正理解大众传播和新闻。梵蒂克认为话语分析的主要目的是从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对话语进行清晰地、系统的描写。其中，“文本视角是指，对各个层次上的话语结构进行描述；语境视角则指，把对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语境的各种特征，认知过程、再现、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11。 本文将采取话语分析的路径分析党报改版的《致读者》。为什么要选择党报的改版《致读者》为文本素材呢？首先，报纸的《致读者》是一份既具有历史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的材料，《致读者》往往是在报纸创刊、新年发刊词和重大改版时刊发，里面会阐释自己的办报理念，所处环境中面临的危机和所存的优势以及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比如说1956年的新聞改革就是从7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的《致读者》中发起的，其提出了三个意义深远的改革方向，一是扩大报道范围，二是开展自由讨论，三是要改进文风。这些改变背后能反映社会的变迁和执政党对媒体认识的变化等等。总而言之，党报的《致读者》是一份非常重要也非常有研究价值的材料。 其次，本文选取的12份《致读者》全部来源于党报，其中有中央级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等，也有省级的《河南日报》《湖南日报》《南方日报》《河北日报》《湖北日报》等，也有市级的《长沙晚报》《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等，涵盖了党报主要的三级体系。最后，本文选取的12份《致读者》刊发的时间都是在2015、2016和2017年，每份报纸选取刊发日期最新的《致读者》。主要是想探讨在传播环境改变、媒体格局力量对比出现变化、报业整体危机的背景下，党报在《致读者》中采取了怎样的话语表述，其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社会变迁，党报的新闻生产的宣传逻辑、新闻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又是怎样的冲突与互动。 三、分析与讨论 对这12份《致读者》进行检视后，本文采取恩特曼框架理论的四个维度来对文本进行阐述。恩特曼认为话语框架一般由四个成分或环节构成：对问题的定义（problem definition）、因果诠释（casualinterpretation）、道德评价（moralevaluation）以及对措施的建议（treatment recommendation），这些成分之间彼此关联和呼应，构成话语包12。 首先，这些文本大都把自己的改版定义为创新，是报业在新媒体环境下面临挑战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应对。与学者李艳红对以新闻业界和学界对数字化挑战发表的言论为文本素材所做的话语分析，以及学者陈敏对52位传统媒体人离职告白的内容分析得出的结论不同，前面的两个研究指出在新的传播环境中新闻从业者用“危机话语”模式来描述变革，且充满悲观主义色彩，传统媒体面对新媒体对新闻生产模式、分发方式和营销模式的变革中毫无优势。而在《致读者》中，新闻管理人员和从业者采取的是“挑战—创新”话语模式，如《人民日报》的“不日新者必日退，求新创新是新闻工作的本质要求”，《扬州日报》的改版《致读者》中开篇提到“这是一个新旧融合的时代、一个不断求变的时代，一个创新图存的时代”，《河北日报》在新年献词暨致读者中提到“面对繁重的宣传思想工作任务和前所未有的传播技术革命，我们深切认识到创新才能更好地固本，变革才能更好地培元”。 其次，对改版原因的追溯是避免被边缘化和加强舆论引导。这是宣传逻辑层面上的阐述，多数都回应了习近平关于舆论工作的讲话。比如《南方日报》提到“不及时作出改变，不主动顺应时代发展大潮，不积极拥抱互联网用户，传统媒体将不得不面临日益被边缘化的事实”，《长沙晚报》提到“党的权威、人民的晚报”，《解放军报》提到的“抓住主流媒体话语权”。但是笔者也注意到，虽然都是党报属性，但是不同地区的党报和不同层级的党报对宣传、新闻和市场三层逻辑话语的偏重不一样。改革意愿强烈的《南方日报》的《致读者》中较少的使用宣传逻辑的话语，更多的从新闻和市场的逻辑阐述，强调“用户需求”“思想引领”。而《河南日报》偏重于宣传逻辑，《致读者》中强调了政府层面的支持与肯定，如“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更是对客户端关爱有加、悉心指导，提出了‘准、活、快的要求”。在不同层级的比较中，《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等中央级党报更加强调宣传逻辑，《南方日报》《深圳特区报》《广州日报》等省市级党报更多从市场和新闻的逻辑去阐释。 再次，与上述归因关联的，是关于这场挑战的道德判断和所勾连的“情感结构”13。正如上文提到的与危机话语模式不同，从业者和管理者从主动创新的角度去阐述，希望回归传统媒体时代的引导者，并对党报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如《广州日报》提到“抱元守一，我们坚信價值永恒，有价值就有明天”。 最后，对这次挑战给出的建议几乎都是坚持内容为王和推进媒体融合，都是从市场逻辑的层面上给出建议。党报坚持自己在传统时代累积下来的优势，比如《湖南日报》提到“内容为王永远是抢夺新闻制高点的制胜法宝”；《广州日报》指出了自己的人才和经验优势，“我们有来自全国名校的数百优秀人才，我们有平均从业时间10年以上的专业采编队伍，我们有数以千计新闻战役的实战经验，我们有足够的资本……”。同时，应对媒体环境的改变提出推进媒体融合，例如《南方日报》在《致读者》中开出的药方是“以用户为中心提供服务、满足个性化需求……”，通篇都是以“用户”代替“读者”。 四、党报改革与三种逻辑之间的冲突与互动 通过本文对党报12篇改版《致读者》的话语分析，笔者发现党报在面临数字化挑战和社会共识达成困难下积极采取改革，这种改革一方面是来自政治力量的推动，高层通过顶层设计指导改革，要求提高舆论引导力和影响力，从而为执政党的合法性提供舆论支持，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是来自技术带来的行业整体性危机，受众的信息消费习惯的转变和信息需求的转变使得党报不得不做出应对。这也是完成宣传任务的基石。 同时笔者发现在党报新一轮改革中，宣传逻辑占据强势话语资源的同时，强调新闻逻辑和市场逻辑的作用。曾经党报僵化、程式化的宣传体系和宣传手段使其饱受诟病。但是党报的管理者和从业者也承认了之前传播效果的不理想，希望采用专业化的新闻生产来获取舆论影响力和公信力。比如《长沙晚报》在改版中指出将“加强深度报道，让深度成为核心产品。”《深圳特区报》提到要“生产出更深的新闻信息，求真求神，瞭望社会，服务读者。”《解放军报》提出“要重点解决话语体系落后和版面同质化的问题”。党报的宣传逻辑逐步让位于新闻逻辑和市场逻辑是党报对“报”的属性的确认，承认党报也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既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要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而新闻逻辑和市场逻辑二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冲突。新闻逻辑下的新闻报道是一种公共物品，诉求为公共利益，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而市场逻辑下的新闻报道是一种商品，诉求的是商业利益，为了获得最大限制的经济利益。新闻逻辑选择事实是以公共性和重要性为标准，市场逻辑是以对受众和广告商的吸引力为标准，冲突往往就显示在媒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二者的背离。但是二者之间又不是完全对立面，追求社会效益的媒体往往能获得好的口碑，赢得公信力和权威，长期来看也为媒体带来经济效益。 在这一轮的党报改革中，从新闻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对比中笔者发现，市场逻辑的重要性得到凸显。在媒体融合的举措中，党报强调要融入互联网思维，它们不仅仅在报道形式上采取更加互动的生产方式，例如增加二维码，版面更加注重可视化。在内容上也向互联网生产靠拢，把“读者”“受众”称为“用户”，而“用户”就是市场逻辑下的名词，强调“用户需求”和“个性化服务”。 强调市场逻辑没有错，一方面可以更准确地知道公众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党报弥合两个舆论场的努力。党报不再是自说自话，两个舆论场之间能够互动，使得社会共识的重建成为一种可能。但是我们也应该辩证地看待这种对市场逻辑的偏爱，有学者指出在新媒体环境中专业主义的话语诸如“公正、客观、监督、社会责任“正逐步被商业主义的话语“产品、用户需求、用户服务、盈利模式“等取代，她进一步指出中国新闻业可能将会失去了专业主义作为一种话语资源来整合和释放能动性的机会14。而这种商业主义话语资源对专业主义话语资源的侵蚀正是来源于对市场逻辑的过多偏爱。 当然，我们也看到党报的改革是在一个复杂系统中多重利益博弈的过程。正如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改革始终是在“党管媒体”的体制下进行，是为了实现工具的目标而不是价值理性的存在15。所以我们看到的新闻逻辑和市场逻辑话语得到凸显，其实更多的是为了实现宣传逻辑的一种策略。当然，我们也无法忽视这种凸显带来的良性改变。 注释： ①戴佳、曾繁旭、王宇琦. 官方与民间话语的交叠：党报核电议题报道的多媒体融合[J]. 国际新闻界，2014（5）：104-115. ②⑦15夏倩芳. 党管媒体与改善新闻管理体制——一种政策和官方话语分析[J]. 新闻与传播评论，2004（1）：124-133. ③④张加春. 党报的制度取向与改革路径—— 一种制度主义的视角[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1（5）：80-86. ⑤⑥⑧田秋生. 市场背景下制约党报新闻生产的三重逻辑[J].国际新闻界，2009（2）： 69-74. ⑨陈岳芬、李立. 话语的建构与意义的争夺——宜黄拆遷事件话语分析[J]. 新闻大学，2012（1）：54-61. ⑩刘立华. 传播学研究的话语分析视野[J]. 国际新闻界，2011（2）：31-35. 11邹建达. 多维视野下的新闻话语分析——兼论话语分析在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中的运用与拓展[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133-137. 121314李艳红. “商业主义”统合与“专业主义”离场：数字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业转型的话语形构及其构成作用[J]. 国际新闻界，2016（9）：135-153. 作者简介：袁文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长 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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