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2017年国内社交媒体批评研究概述 |
| 范文 | 李香+刘艳婧 【内容提要】本文对2017年刊发的媒介批评视角下的社交媒体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发现本年度社交媒体批评研究的议题主要集中在社交媒体使用心理、社交媒体虚假信息传播、社交媒体“信息茧房”现象、社交媒体伦理建构和社交媒体观念影响等层面。研究方法上以定量为主。 【关键词】社交媒体 媒介批评 使用心理 虚假信息 “信息茧房”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地更迭，互联网的发展重心已经转移到社交媒体上。社交媒体的出现，便捷了社会信息的传递与沟通，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以及群体传播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也已经渗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资讯的获取、生活的便捷、情感的沟通无一不体现着它的魅力。正是由于社交媒体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所以学界对它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在社交媒体已有的研究中，基于媒介批评视角下的研究成果也不断出现。本文对2017年刊发的媒介批评视角下的社交媒体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发现，研究视角上涉及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统计学等多学科观测视角。 一、社交媒体使用心理研究 有研究者通过量表来考察社交媒体环境下的用户错失焦虑症，通过对使用者心理因素、认知因素、行为因素、情感因素这四个维度的分析，得出社交媒体的频繁使用会出现社会群体心理障碍的症候群现象。① 有学者对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个体的上行社会比较行为（即个体将自身与比自身表现更为突出的人进行比较）和个体心理资本进行研究，认为上行社会比较在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更易促发焦虑症。这是因为人在社会比较的情况下，会降低自我效能感，从而影响心理资本水平，产生焦虑。 ② 另有学者提出社交媒体的使用还会产生“群体性孤独”。人们沉浸在社交媒体的快感之中，虚拟的真空状态让他们暂时摆脱了现实中的苦恼，屏幕沟通代替了现实环境中面对面的沟通。人们在网络里精心打扮，将自己最完美的状态展现出来，这种“拟态人”身份的错位扮演暂时麻痹了人们的神经，一旦从中抽离，内心的孤独感就随之而来。 ③ 社交媒体给其使用者提供了发声的平台，但这个平台也存在“沉默者”。在现实环境下，“沉默的螺旋”与意见气候有显著的关系，但在社交媒体这个虚拟的平台上，用户被孤立的恐惧和自我审查意愿才是真正产生“沉默的螺旋”的原因。④有学者以去个性化效应的社会认同模型和自我构念为理论基础，经过研究得出社交媒体中的从众效应与信息处理的忧虑度有关。即社交媒体的使用者对群体参照系越在意，从众倾向就越明显。⑤例如微信公众投票的现象。朋友圈里因群体领头羊效应和“沉默的螺旋”用户会盲目的进行妥协。这种群体参与既符合中国人情法则下的“面子”心理，也是群体中寻求自我认同的从众心理。⑥ 在面对社交媒体所产生的一系列心理问题时，也有学者发现了当下用户对社交媒体倦态、弃用的现象。长期沉浸在他人通过社交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中会造成用户心理上的攀比和失衡，大量的无用信息也会消耗个人心理能量。尤其是以微信朋友圈为代表的虚拟人际交往圈中敏感又復杂的人情关系不能让人畅所欲言，以至于让用户失去了表达的欲望，产生关闭朋友圈的弃用行为。⑦也有研究者认为在使用社交媒体时，个人需要披露自己的部分隐私才能换取相应的关注。当隐私披露程度超出个人心理预期时，社交媒体弃用的心理就会产生。⑧从平台层面上讲，社交媒体在发展中为了取得更多的利润常常忽略对用户价值和人性的关怀；从用户层面讲，社交媒体具有将人的情绪和行为放大的作用，认知上的偏差会使用户产生心理厌倦。感知过载、信息内容过载、社交频率过载都是产生社交倦怠的重要原因。⑨ 2009年腾讯QQ空间里名为“开心农场”和“抢车位”的游戏在全国风靡，人们对社交媒体的依赖心理逐渐被学界所关注。有学者对媒介依赖症的原因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海量的碎片化信息中，人们因为害怕错过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和错过虚拟人际关系的维系才会不停地查看社交媒体，以此来保证自己可能获得潜在的有效信息以及确保自身在人际关系中的地位。此研究还指出，使用者在社交媒体上通过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来重新确定自己，自我呈现的心理让他们对社交媒体产生依赖。⑩还有学者从社交媒体的使用动机、使用习惯以及社会压力三个方面，阐述了媒介依赖的原因。在各种使用动机中，寻求娱乐的动机会促使用户养成使用社交媒体的习惯，从而产生对社交媒体的依赖。社会压力越大的使用者，对社交媒体的依赖也越大，他们通过社交媒体来获得愉悦感，分散在现实生活中要面对的压力。11研究者认为，媒介依赖会影响人批判意识的形成。当人们在海量的信息中进行选择时，与自身价值观、兴趣和关注点相符的信息会最先被捕捉，长期以往，会影响人们全面、客观的看待问题。12 二、社交媒体虚假信息传播研究 社交媒体天然的传播属性，让含有色情、暴力以及强烈个人情绪的新闻更容易被受众关注。相比传统媒体，社交媒体行业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都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加之在商业主义趋利的模式下，社交媒体更容易出现虚假信息。13有学者通过对网络实名制的机制研究得出，社交媒体中“意见领袖”利用自身名气更容易散布谣言，但相应的其谣言更容易被举报。14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基于性别视角来研究社交媒体中的谣言。研究指出，在造谣传谣方面女性用户的比率明显高于男性用户群体，且造谣话题多集中在社会议题上。但在谣言举报行为方面：男性用户的谣言举报比率明显要高于女性用户群体。15 宗乾进和黄子风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社交媒体辟谣信息扩散的内在机理。当辟谣信息发布后，信息会在发布者的“紧密型”社交圈中迅速扩散；随后辟谣信息经由“意见领域”和其粉丝构成的“松散型”网络扩散；最后，辟谣信息经由“意见领袖”的粉丝，在粉丝与其好友的“紧密型”网络中扩散，直至消失。相比官方而言，网络“意见领袖”转发辟谣信息所带来的效应更能够激起受众对辟谣信息的精神共鸣。16 有研究者专门关注了社交媒体信息的可信度问题。李保珍等人从统计学视角出发，基于贝叶斯经典统计归纳理论构建了可信度测度的最小错误率模型，利用个案分析法对社交媒体的信息内容可信度进行测验。17也有学者结合具有心理学特征的MAIN模型，得出信息的实用性、相关性、客观性和可靠性是影响社交媒体中信息可信度的重要因素。当用户接收到的信息对自身有用或者该信息得到第三人的验证时，信息的可信度会提高；当信息的传播率和关注度明显升高时，用户对信息的可信程度也会增加。18还有研究者使用博弈模型得出社交媒体平台越早开始采取控制措施，不实信息传播的速度就越慢；不实信息的净化者越早地选择净化不实信息，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控制措施也就越快。 19 三、社交媒体 “信息茧房”现象研究 有学者指出社交媒体加速了“信息茧房”的形成，以主观兴趣为基础提供信息的算法会让受众的观点逐渐趋同，其认知能力不断退化，价值观念逐步迷失。群体意识的“茧房”还会引起群体极化的现象，社交媒体会放大个人的情感与观点，一旦这种感受和观点符合大多数人的口味，就会演变为集体意识，网络暴力也就随之而来。“信息茧房”还会导致人与人之间接受的共同经验减少，社会粘性的丧失削弱了社交媒体使用者社会决策的能力。对于媒介素养较低的用户，他们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信息茧房”中而不自知，从而扩大了知识鸿沟。 20 有文章指出，“信息茧房”是因为社交媒体的“回音室效应”强化了信息封闭的空间，隔离了观点异己的表达。其次社交媒体下的“新闻洞”将议程设置的权利交付给了个人，反而造成了信息的闭塞。再有基于对大数据过滤算法的开发，社交媒体为其用户从超载的信息环境中筛选符合自我口味的“个人日报”。21 许志源和唐维庸也关注了这种现象，并运用“过滤气泡”的概念进行解释。智能的筛选方式会根据用户之前的搜索记录和查看记录进行新信息的推送。用户不仅可以主动地“获取”信息，同时也会根据本身的态度被“推送”信息。他们被包裹在一个气泡里只能接受与自我意志相统一的观点。22 四、社交媒体伦理建构研究 从互联网的普及到兴盛，无论学界还是业界都忽略了对媒介伦理的建构。社交媒体的出现更是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原有生态，在公民记者的时代里，媒介伦理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被破坏。23社交媒体对过去已有的媒介伦理构成威胁的本质是新闻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得以改变。传统的新闻是由职业人进行专业化生产，其具有封閉性和垄断性。社交媒体的出现将原来信息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主动的生产者，其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社会关系的改变必然会挑战原有的伦理体系。24还有研究者指出媒介伦理问题的产生可归结为网络技术催生出来的异化以及人性深处所暴露出的原始本性和网民不平衡的社会心态等原因。25社交媒体并不把自身置于传统新闻媒体的范畴内，但是却拥有与传统新闻媒体相媲美的社会影响力。随着一系列信息污染、隐私侵犯、内容形式低级化和“信息茧房”现象的出现，如何构建社交媒体应有的伦理秩序和操作规范已经迫在眉睫。26有学者试图用“社交媒体礼仪”的来解决媒介伦理当下的困境，“社交媒体礼仪”强调出于沟通效率和隐私安全“规则”的重新约定俗成与再制度化。27 五、社交媒体观念影响研究 社交媒体的传播特点符合青少年成长的时代个性，传播者“去中心化”，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传播内容的“碎片化”都与后现代主义相呼应。青少年生长、生存在社交媒体大发展的时代，虚拟环境中的点赞和评论等功能常常会模糊日常生活和媒介真实的界限，这种状态导致青少年自我表达能力的退化，将他们置于惆怅和迷惘之地。同时，社交媒体提供了青少年张扬个性的场所，在这个场所里他们为了狂热地追求关注度就会以符合他人理想与自我理想的角色进行表演，这强化了青少年对“虚假”文化的认同。这种类像化的世界导致青少年出现游戏人生、道德钝化的精神危机和价值困惑。28青少年在社交媒体所建构的“拟态环境”的笼罩下，习惯了通过社交媒体获取认知和经验，这种浅层的、碎片化的认知会使青少年主动探求真相以及理性思维丧失。29 更有研究者指出，社交媒体为了吸引大众眼球会创造复杂而混乱的舆论环境，尤其在涉及公共利益和能引发社会热点的议题上，汇集了大量用户的话语抗争。青少年越多的接触此类舆论环境，他们的意识也会越趋向于抗争性。30后现代特性是网络亚文化的焦点，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中通过诙谐、自嘲的表述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消解。现实社会的压力让他们在网络上寻求发泄，于是一种“无力的颓废”在青少年中成了表达自我个性与无奈的途径。自嘲的目的与自我的内心沮丧达成和解，积极努力的行为就会被颓废的无力感冲淡。31 有研究者指出社交媒体的低工具性与青少年高情感性相结合，网络中的符号代替他们向外界传达感受，这让青少年迅速获得了归属感和情感支持。青少年根据自己内心的法则将这些情感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从而形成几个相互平行的交往聚合圈。“圈层化”的现象造成了青少年身心分裂，对不同圈层有着不同的情感需求，使得无法对自己形成同一性的认识。32 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为人类交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给人类心理和行为造成不同程度上的困扰，“信息茧房”的形成、虚假信息的传播和媒介伦理的缺失都是社交媒体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尤其青少年在此环境下的异化现象更值得深思。2017年度媒介批评视角下的社交媒体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但也存在着跨学科范围较窄、应用性研究较少等问题，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 注释： ①宋小康、赵宇翔、张轩慧. 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下用户错失焦虑症（FoMO）量表构建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17（11）：96-105. ②丘文福、林谷洋、 叶一舵等. 社交媒体使用对大学生焦虑的影响：上行社会比较和心理资本的序列中介作用[J]. 中国特殊教育， 2017（8）. ③乔艳、王少鹏. 从媒介批评角度看社交网络时代的“群体性孤独”[J]. 今传媒，2017（7）：36-37. ④李琪、王璐瑶. 社交媒体环境中不同意见气候条件下的沉默螺旋效应研究[J]. 软科学，2017（8）：95-98. ⑤沈玢. 社交媒体时代的从众效应研究——以拼趣为例[J]. 新闻大学， 2017（3）：70-78. ⑥郑晓艳. 微信公众投票的异化及伦理性反思——兼与传统公众投票相比较[J]. 理论月刊，2017（9）：46-51. ⑦王茼萱. 微信朋友圈弃用者的心理动机探究[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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