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环境风险感知差异和风险沟通 |
| 范文 | 马雪怡+马旭+刘敏 【内容提要】本研究基于风险感知的心理测量范式，采用抽样问卷调查方式，实证探讨受访者对有害物质、新科技风险、自然灾害三类环境风险感知。研究发现有害物质类环境风险感知最强烈，新科技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次之。风险经历、风险知识和性别是影响风险感知的主要因素。针对不同类型的风险最后提出了具体沟通策略。 【关键词】风险感知 环境风险 风险沟通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与感知到的社会图景中，风险已成为一种常态元素渗入、浸透，并影响着社会生态。风险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形形色色的环境风险，不断挑战社会稳定发展的格局、考验着我们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在风险社会的孤岛上，媒介延伸了我们的知觉感观，同时也增加了我们对于未知风险的焦虑和恐惧。知识的鸿沟更是打破了存在于现代性内部连续性与断裂之间的平衡，加剧了风险社会的不安想象。信息的扩散与流动成为联结风险涉事方的纽带，而多元参与的风险沟通则有助于架构起桥梁，促进公平，弥合裂痕。 风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不同类型的环境风险，由于其影响范围、作用方式、发生机制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特点的风险人格，这种差异在感知维度上或许是微小的，但作用于公众心理，效果则不可小觑。“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新闻媒体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对新闻媒体的选择、接触和记忆，深刻地影响着他们脑海中关于“风险”的定义。考察人们对于不同类型风险的感知，探讨风险感知与媒体报道之间的作用与关系，则可在风险沟通中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缓解焦虑和恐惧，更冷静、理性地应对风险。 一、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对风险的界定——“生产力发展的先进阶段所制造出来的，首先是指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气和食物中的毒素与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影响的后果。”①揭示出环境风险的内涵，即由人类自身行为所导致，也需要人类来承担后果。 环境风险有多层含义：人类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的风险；来自自然环境的风险，即自然环境的变化给人类造成的伤害②。Bohm根据风险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将环境风险分为四类：人类—环境风险、环境—人类风险、人类—环境—人类风险、环境—环境风险。Bohm认为，环境风险中存在着因果链，人类行为及活动通过环境变化最终给人类自身造成不好的结果。Keller等人认为，环境风险是指存在于环境中的且有可能对人类造成一定威胁的风险。Keller将环境风险分为三类：一是科技风险，如核能、生物工程、纳米技术等；二是有毒物质造成的风险，如二恶英污染、石棉污染等；三是自然灾害造成的风险，如地震、洪水、飓风等③。本文将采用此种分类方法，将环境风险分为新科技风险、有害物质风险以及自然灾害风险来进行考察。 （一）风险感知 由于风险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当人们面对环境风险时，对事情的接收、解读和决策常常依靠自身主观的感觉，这种单靠本身的主观感受对事情做出判断的过程就是“风险感知”。风险感知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人们对核技术的激烈争论，科学家和公众对核技术风险感知的差异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此后的几十年中，风险感知的研究发展至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当中，风险感知的心理测量范式成为主要的研究范式。 Starr是风险感知领域的先驱，他提出了“揭示性偏好”的风险分析方法，即人们经过不断的试错，会在某项活动的风险与收益之间找到平衡，达到了“基本理想状态”，该活动从而被人们接受。20世纪70年代初， Tversky和Kahneman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人们往往通过启发式的思维过程来处理信息和决策。这种理论范式认为，专家对于风险的评估是理性的，而普通人对于风险的评估和感知则被认为是启发式的④。1978年，Fischhoff， P.Slovic， Lichtenstein等人在Starr研究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改进，采用心理测量的方式来回答“多安全才算安全”，建立了“表达性偏好”的风险分析方法，即心理测量范式⑤。心理测量范式采用问卷的方式，调查人们对不同活动的风险、收益和其他方面的感知情况和偏好。 Slovic通过对大量风险进行风险特征的分析提出了风险的“人格轮廓”（personality），通过因子分析可以将广泛的风险特征浓缩为一小部分十分有序的特征或因素。1987年，Slovic从15种风险特征中提取出了两个风险因子，即未知风险和恐惧风险。如下图： （二）影响风险感知的因素 影响风险感知的因素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1.风险类型 科技风险和自然风险对人们的影响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如风险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等。即便如此，人们对不同类型风险的感知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Axelrod ， Mcdaniels等人通過实证研究比较了自然风险与科技风险，提出了二者之间的差异：人们感知到自然风险对物种的影响、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对全体人类的影响都要小于科技风险，而对于人类的健康、受影响的人数则要大于科技风险。此外，自然风险多数是不可控的，而科技风险则可以通过一定的法律法规来控制⑥。因此提出假设： H1：大学生对于三类环境风险感知显著不同，大学生对自然灾害类的风险感知低于新科技类和有害物质类。 2.风险知识 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媒体在决定我们“想什么”方面具有关键作用，故媒体关于风险的报道越多，人们对风险的关注越多，风险知识越丰富。而知识的积累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未知”焦虑，从而公众的风险感知越低。风险知识与风险感知的关系，不同的研究呈现了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Slovic提出人们对风险的感知较高，是因为对它不了解。以新科技为例，它对于公众来说就是高深莫测，因此可能越了解，风险感知越低；而对于有害物质雾霾类，与公众的生活和健康息息相关，公众会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其危害和后果以期做好防范，因此可能越了解，风险感知越高。因此提出假设： H2：风险知识愈多，新科技风险感知愈低。 H3：风险知识愈多，有害物质类风险感知愈高。 3.个人因素 风险感知受到性别、收入、年龄、学历、宗教信仰等人口统计因素的影响。Lai C， Tao J在研究中发现，女性、年长的以及教育程度较低的参与者比男性、年轻的、教育程度较高的参与者感知到更多的环境风险⑦。Flynn发现性别、种族会影响人们对环境风险的感知，白人中女性的风险感知水平远大于男性，而在非白人中则不成立。男性白人与其他样本群体相比感知到的环境风险更小⑧。王甫勤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媒介接触越频繁的人、阶层地位越高的人风险认知越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有更强的风险认知⑨。除上述所总结的一些人口统计变量外，风险经历等个人因素也会影响人们对风险的感知⑩。因此提出假设： H4：女性的风险感知水平高于男性。 H5：风险经历会影响感知風险，有过风险经历的人比没有的人风险感知更高。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择大学生样本。原因在于大学生群体具有一定同质性，排除了可能影响风险感知的某些个人因素（比如教育水平、职业、收入、年龄）。为了保证样本的典型性，使用随机抽样和立意抽样相结合的方法。研究选取了武汉地区有代表性的学校6所，覆盖一本、二本和三本学校，共发放问卷825份，收回有效问卷731份，有效回收率是88.6%。为了方便受访者理解，问卷用转基因食品（科技风险）、雾霾（有毒有害物质）和地震（自然风险）分别指代三种不同类型的环境风险。问卷主体包括： 1.人口统计学变量（男女，专业，年级，城乡）。 2.媒体使用情况，包括浏览新闻的方式及获取新闻最常用的互联网渠道；媒体信任，即媒体报道的可信度；媒体报道数量；针对不同类型风险，最关注媒体的哪些方面报道。 3.风险经验、风险知识、风险关注。 4.风险感知的评价。整体感知测量，分别对三类环境风险（新科技引发的风险、有害物质类、自然灾害）的13个风险指标（自愿性、科学已知、公众的风险知识、冷静与可怕、可控与不可控的、熟悉与陌生、后果灾难性、后果严重程度、后果的及时出现、新/旧、暴露在危险中的人数、对后代的影响、风险是否可见）进行五级李克特量表评分。 三、数据分析 （一）样本的基本情况 受访者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从总体来看，样本具有代表性。 （二）三类风险的风险感知水平差异 研究结果发现，三类环境问题的感知情况是：有害物质类风险感知最高，最严重；其次是新科技类；风险感知最低的是天灾类。三者的平均值依次是1.43、2.55、2.65。受访大学生对于三类环境问题的风险感知都偏向于“比较严重”。这一结果，也与前人的成果相吻合，即公众对天灾的风险感知小于人为危险。经过Friedman检验，三类环境风险的感知水平具有显著差异（卡方=778.419，df=2，p=0.000<0.01），后用Wilcoxon两两样本检验，结果表明有害物质类和新科技类的风险感知有显著差异（P=0.00<0.01）；雾霾和地震的风险感知有显著差异（P=0.01<0.05）；新科技风险和自然灾害的风险感知之间有显著差异（P=0.00<0.01）。（见表2） 假设H1得到证实。 （三）新科技类风险的影响因素 风险知识与新科技类的风险感知呈显著相关（相关系数=0.096 P=0.009<0.01）即对新科技风险类的知识了解的越多，越倾向于认为转基因的风险高。假设H2被证伪。 本研究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来判别风险经历对新科技类转基因的风险感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未经历过此风险的受访者中，54%的人选择了认为转基因的风险一般严重，在有此风险经历的人中，43%的人选择了认为转基因的风险较严重。从均值看（见表3），经历过转基因风险的感知（M=3.81）比没经历过此风险的人风险感知（M=3.25）高。此外，通过卡方检验，两者具有显著差异（卡方=78.091，df=4，p=0.00<0.01）。 调查结果显示，性别与新科技类转基因的风险感知显著相关（卡方=18.956，df=4，p=0.001<0.01），女生对新科技类转基因的风险感知程度大于男生，两者的均值分别是3.52、3.37。 （四）有害物质类的风险影响因素 风险知识与有害物质类的风险感知呈显著相关（相关系数=0.197 P=0.00<0.01），即对有害物质类的知识了解的越多，越倾向于认为有害物质类的风险高。假设H3被证实。 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来判别风险经历对有害物质类的风险感知的影响。结果显示，78%的人都经历过雾霾。通过卡方检验，经历过雾霾的与没经历过雾霾的人对雾霾风险感知两者有显著差异（卡方=10.388，df=4，p=0.034<0.05），且经历过雾霾的受访者，风险感知水平（M=4.61）比没有雾霾经历的受访者的风险感知（M=4.47）高。 性别与雾霾的风险感知不存在相关性（卡方=4.211，df=4，p=0.378>0.05）。这一结论与假设不符。可能的原因有：一是媒体全方位的报道，使得公众已经感知到它的风险和危害性，性别已经不能构成影响因素。二是有害物质类雾霾影响的是公众的健康，没有研究表明女生比男生有更强的健康意识。 （五）自然风险的影响因素 风险知识与地震的风险感知呈显著相关（相关系数=0.124 p=0.001<0.01），即有关地震的知识知道的愈多，愈倾向于认为地震的风险大。 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来判别风险经历对自然灾害的风险感知的影响。通过卡方检验，经历过地震的与没经历过地震的人对地震风险感知没有显著差异（卡方=4.449，df=4，p=0.349>0.05）。 性别和地震的风险感知具有显著关联性（卡方=18.868，df=4，P=0.001<0.01），两者的均值分别是3.45和3.24，即女生相较于男生，更加倾向于认为地震严重。（见表4） 综上，假设H4女生的风险感知水平高于男生被证实；假设H 5风险经历会影响感知风险，有过风险经历的人比没有的人风险感知更高被部分证实。 四、共识与溢散：风险沟通的视角转换 新科技风险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这一特性使得当遇到新科技风险，专家们时常也无法给定可靠的解释和估计，而且他们之间的看法也很难保持一致。专家等对新科技的模糊态度会加剧公众对新科技的风险想象，传统的科技范式很难在此过程中发挥有效作用。为了使人们对科学技术应用的效用性和危害性有一个确定的感知，一方面媒体应该加大对新科技知识的普及和信息的互动交流，让公众形成比较完整的信息结构。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新媒体环境对风险议题的建构和影响。关于转基因之争，崔永元和方舟子的论战恰恰滥觞于微博，在此事件发酵过程中，风险定义话语权的争夺，又引发了新的风险，让公众对此风险的未知维度感知更强烈，从而风险感知更高。因此，在应对此類风险时，专家或精英群体应提升自身媒介素养，解除知识垄断，媒体从业人员也应提升自身科技素养，扩大知识边界，形成正确、肯定的风险定义，有效熨帖受众的信息需求，形成科学、客观的风险信息环境。 有害物质类风险由于与人们的日常行为密切相关，且发生原因错综复杂，公众在关注此类风险时，容易产生归因归责框架。以雾霾风险为例，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人数之多、发生频率之频繁，一度成为媒体焦点和公众热议的话题，而恰恰由于雾霾发生的原因同样涉及到多方利益群体，媒体在报道归因时，并未达成共识，公众解读此类新闻想象的空间更广阔，从而探求原因成为关注的主要焦点。值得注意的是，以雾霾为例，在此类风险中，公众和社会性力量并不仅满足于获得风险知情权，而要求风险决策权和全程参与风险管理的机会。因此，媒体在对此类风险议题进行报道时除了侧重情况介绍和风险规避方式外，也应搭建起交流的桥梁，促进政府部门与民众之间的风险交流，妥善平衡经济提升与自然保护、GDP与民众健康之间的问题。风险问题一出现，应及时将相关信息告诉公众，保障和满足他们的知情权，需要制定有害物质风险措施时，要充分听取民众的想法，给公众参与决策环节的机会。加深民众和管理部门的相互信任，形成资源动员和整合平台，进而帮助民众理解管理者应对有害物质所采取的风险措施。 自然灾害的风险感知具有突发性、即时影响大、致命性强、风险可控性感知低等特点，受众的中心关注点在于风险发生发展的真实情况。风险沟通中应做到及时告知权威的事实真相，在风险的不同阶段设置中心议题，引导社会舆论，并充分利用新旧媒体渠道各个击破谣言。自然灾害一旦发生，公众最关心的就是发生了什么事，伤亡损失有多大，政府部门应该借助官方媒体第一时间将真相充分、详实地告知。自然灾害的真相被公开得越及时和充分，越具有说服力，媒体和公众的猜测、质疑和散布谣言的可能性就越小。同时亦要加强风险规避与应对的知识传播，形成冷静、理性、良性的传播氛围，公众在面临自然灾害风险时则会更加从容。 有学者认为11，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社会主要面临的是个体的理性与集体的非理性的困境，而在中国，个体辨别风险、判断风险和应对风险所需要的理性，与集体共识的极度缺乏造成了风险的加剧及治理的艰巨。共识的凝聚与强化无疑与风险沟通的各个主体都密切相关，政府和企业不应单一依靠权威的“科技范式”进行风险沟通，要善用“民主范式”凝聚人心；媒体除了要全面科学地传播风险信息外，还应该对潜在受众进行心理调适，以适应当前社会对风险信息传播的需求；而公众在风险沟通的场域中也并非处于被动，要提高风险素养，把握自媒体时代的知识和权利资源。由此才能更加有效地平衡风险沟通各方的权力和利益，形成共识，溢散怨怼，达到风险沟通的最优化。 注释： ①梁萍.大众传媒对“现代风险”的建构——以《南方周末》“绿版”为例[D].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2. ②B?hm G，Pfister H R. Action tendenc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nvironmental risks[J]. Acta Psychologica，2000，104（3）： 317-337. ③Keller C， Bostrom A，Kuttschreuter M， et al. Bringing appraisal theory to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a review of conceptual approaches of the past 40 year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2012，15（3）： 237-256. ④?berg L. A discussion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e psychometric and cultural theory approaches to risk perception[J]. Radiation Protection Dosimetry，1996， 68（3-4）： 219-225. ⑤Fischhoff B，Slovic P， Lichtenstein S， et al. How safe is safe enough？ A psychometric study of attitudes towards technological risks and benefits[J]. Policy sciences， 1978， 9（2）： 127-152. ⑥Axelrod L J，Mcdaniels T，Slovic P. Perceptions of ecological risk from natural hazards[J].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1999，2（1）： 31-53. ⑦Lai C，Tao J.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al hazards in Hong Kong Chinese[J].Risk Analysis，2003，23（4）： 669-684. ⑧Flynn J， Slovic P， Mertz C K. Gender， race， and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J]. Risk analysis， 1994， 14（6）： 1101-1108. ⑨王甫勤. 风险社会与当前中国民众的风险认知研究[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 （2）： 83-91. ⑩王婧、齐玲、周强. 心理学与社会和谐学术会议[C].Shanghai：2012.5. 11司景新.共识的焦虑：中国媒体知识分子对危机与风险的论述.传播与社会学刊[J].2011（15）. 作者简介：马雪怡，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马旭，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敏，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孟凌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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