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熊希龄与环球通报社 |
| 范文 | 李龙 摘要：环球通报社是熊希龄从国际政治传播的视角、现实外交的需求而提倡创设的新闻机构，但它是否真正得以实行？是否具有近代通讯社的性质？这两个问题至今众说纷纭、悬而未决，这正是本文将要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对文献的重新梳理、解读和考据，环球通报社只是提上日程而未有真正设立，但熊希龄对该机构的初衷是期望将其打造为具有近代通讯社性质的新闻机构。 关键词：环球通报社；远东通讯社；熊希龄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湘西凤凰县人，清末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实业家和慈善家，早年参加维新变法，创办《湘报》，后任东三省财政要职，民国后历任内阁财政部长、总理等。作为清末和民国声名显赫的政要，他已被学术界关注已久，有关成果较为丰硕。但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熊希龄的慈善事业和政治作为，对其在通讯事业的探讨着墨甚少，或语焉不详。熊希龄作为晚清政要，首提创立环球通报社，从国际传播的角度，试图利用通报社辅助外交，提升中国在国际的形象。学界对此亦有一定的探讨，但因研究视角和主体的不同，对熊希龄评价褒贬不一，言辞色彩略微主观，对于环球通报社是否真正得以实行？是否具有近代通讯社的性质？这两个关键性问题只是一言带之，未能进行专门的探讨和分析，为本文提供了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将以熊希龄的书札、笔记、遗稿以及在晚清民国时期出版的有关新闻业的专著和调研报告为主要材料，以熊希龄为研究主体，重新探讨其创立环球通报社的原因、环球通报社的成立与性质问题。这对厘清环球通报社的来龙去脉，加深晚清新闻事业的研究不无裨益。 一、为“申公论，通外情”倡设环球通报社 清末新政，清廷给予民间报纸合法地位，“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与此同时官报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阶段。但多数政要对办报的理解和定位仅限于“宣德达情”，鲜有明言报馆作为国家在国际政治传播中的功效。同为清廷政要的熊希龄却有国际视野，力主倡言在外国设立报馆，以辅助外交。时逢清末立宪之际，熊希龄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已是必然趋势，非人力所能遏制，国内改革虽有阻滞，但必毋庸可虑。应担心的是清廷在国际上外交势单力薄，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恶劣境况，外媒种种疑误之词，使外交前途大为忧虑。而且各国对中国了解甚多，善于运用外交手段，“以蹈吾瑕而利吾愚，则国权日损，时事日非，养痈一溃，虽有智者，无能为力”。 熊希龄的见解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来源于其随五大臣游历欧美的切身体会。在出访中，其对各国政府无不派人到他国设立报馆作为机关、喉舌的情形深有感慨。他认为国家与国家间的交涉之事，报馆无不助力本国政府“著论辩释”，以收效于无形。换言之，熊希龄主要着眼点是如何通过设立在外国的报馆提升中国在国际的政治形象，为清廷政治服务。此举得到清廷派驻各国公使与留学生的支持。在陈述构想时，其积极上书争取袁世凯的支持，阐述了设立外国报馆的缘由： 首先，外交之术重在机智，“利于纵横之策，以肆其播弄之策”。熊希龄对从俾斯麦在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三国间使用的纵横捭阖的外交政策甚为称赞，认为目前各国对于中国存在相互竞争和相互疑忌的暖昧关系，中国可用报纸作为外交利器，在各国间施展纵横的言论战略。针对目前奉天的情况，应善利用各国相互疑忌的特点，在英、美、德、俄各国设立报馆，以揭露反击日本“意在垄断”东北的野心。于山东，则可在日、法、美、英各国设立报纸，以诋讥意在侵略的德国。 其次，注重国际舆论引导，设置议题。熊希龄认为中国积弱的态势，以致列强各国得以随意瓜分，每有外交，往往损自立之权，造成这些的原因在于无预备。建议国家每有兴革，应利用各报馆进行宣传，以窥探各国对此的态度，向本国人民灌输有关改革的意念，从舆论上引导人民。如此一来“杜将来之有无阻力，我国内政自不致遭其干涉”。 最后，报馆可为新派驻各国的公使进行舆论造势，可使弱国使臣“以片言折冲樽俎之间”。各国对中国的了解，隔于闻见，往往只有通过本国报纸中的记载了解中国，以致茫昧者甚多。清廷驻外公使、简督抚诸事，外人往往从中品评，意在干预。熊希龄建议中国应在各国报馆遇事登记，制造舆论声势，以达“名高则事易就，权全则言亦珍”的效果。在经营方式上，作为政府机关，由政府和各省津贴，但因中国外交棘手，若官方出面容易招致外国猜忌，所以建议为民办。 熊希龄在考察上海繁荣的洋文杂志后，进一步提出为了“通外情，申公论起见”设立环球通报社的主张。在呈文中，熊希龄认为“外交之术，不外乎通”，“欧美各国，犬牙交错，消息灵通，苟有关于政治问题，甲国之秘密初开，乙国则新闻缕载，丙国之保障方出，丁国则诋辩旋来”。再次强调报馆在邦交中的作用，认为报馆可收“捕风捉影之谈，转瞬即而冰释，秣马厉兵之说，当时立见调和”，报馆的力量几若操各国和战之权，不独耸世界人民之观听”，而且，中国文学之艰深，语言之复杂，难以被世界所理解和认同，因此，更需要设立全球性的通报社，以“时之难易，事之曲直，而更正焉，而扶助焉，将于吾国外交界中实有无形之裨益”。并请求经费汇寄各国驻使，按月发给。显然，熊希龄这次提出设立环球通报社的思路更为清晰，经营方式更为完善。他主张采取“日本之意”，纠集公私各股，在日本、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国、奥地利、意大利八国设立洋文杂志，每月一册，采取赠送与售卖相结合的营销模式，赠送各国政府官绅及各报馆，余则售民间。 熊希龄的请求得到赵尔巽的认可和支持。在赵尔巽看来，清廷与外国中充当耳目的角色多数是武员、外交官、商贾、教士四种人，但是他们都有职业野心，外国政府与人民即使有肯主持公道者，亦常受这四种人所左右，以致各国政府与人民容或不免误会。赵氏认为将上海设立为环球通报社的枢纽，在日本、意、英、德、法、俄、奥、美八国设立洋文杂志和赠送各国政府官绅及各报馆办法与章程均极为周妥。盛赞此举一行，“不独国际交涉全体受其利益，即各直省遇有交涉及教案，得此外援，裨益断非浅鲜。并允诺自办之日开始，每年给予补助银五万两”。 然而，赵氏对环球通报社作用和经营也有自己的见解。在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何种更优的问题上，赵氏认为欧美之政本在民，民间外交比政府官员间的沟通更为重要，“仅恃彼我之官与官意见融洽，尤不如使彼我之民与民消息灵通，其为补救挽回之力乃更大也”。晚清末年，财政尤为穷窘，政府对官报的维持已是难以为继，如《政治官报》“历年积欠尚有九万余元之谱，已由内阁电催速解。司库收集后或有挪移，并间有一二省报纸递到之时，书吏抗匿不发，以致各官不能如期领阅，并且有需索领费之弊”，“各省分任经费解到者甚属寥寥”。于此，环球通报社的营销模式中的赠送和销售，何者居多？赵氏认为各国报馆如林，再加以政府官绅，恐每月赠送之品非万份以外不给，经费万难为继，而且容易引人疑窦。为使该报社能够持久经营，“不若仍托为商业上之行动，以少数斟酌赠送，以多数出售民间”，如此一来，经费亦资挹注。 二、环球通报社是否得以运行 周秋光先生在《熊希龄与近代新闻事业》一文中，认为环球通报社大约是在1907年3月间正式成立，但对于这个通报社终于何时？也存有疑问，认为大约存在的时间较为短暂。周秋光先生主要的依据是《盛京时报》1907年4月27日的一则报道：“学部二等谘议官奉天农工商局总办熊秉三观察等，月前在沪设立环球通报社，组织各国洋文杂志，次帅（赵尔巽号次珊）允准每年补助五万两。兹闻日前次帅通咨各省督抚允准立案，札伤各属州县购读该报云。”此佐证的依据较为单薄。熊希龄向赵尔巽请设环球通报社的时间是1907年5月14日，《时报》登载赵尔巽的批复的时间是5月14、17日，而《盛京时报》登载熊希龄设立环球通报社的时间却在4月27日，早了17日，这显然不合逻辑。 当然，上述记载或有遗漏的可能，但更多的可能是环球通报社议而未行。周元在《清末远东通信社述略》中提及熊希龄倡办环球通报社的内容，“由于种种原因，此事议而未行，一再搁浅”，但只是一言带之，未做任何佐证。笔者对此进行了文献的追索：首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张静虚的《中国出版史料》和汪家熔缉注的《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以及叶再生著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均没有环球通报社的记载。当时时人的考据和调查也没有有关环球通报社的记录。在《清季重要报刊目录》中，除作者考订的报刊外，还引用了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所列各地报刊杂志目录、时人吴研人著的《胡宝玉》书末附刊“上海已佚失各报考”和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中的有关报刊、杂志、小说资料的记载，均没发现环球通报社。1928年，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对近代中国所设的报馆按照区域分类进行了调查，随后因新闻事业变迁，日新月异，在1929年再次进行了调查。截至该年的12月30日，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共有报馆二千余家，“日报、周报、旬报、月刊、季刊都尽量搜罗”，但依旧没有发现环球通报社的表述。其次，熊希龄早前创办《湘报》时，颇为上心和事必躬亲，这从《湘报》在创办之初，其多次函电汪康年催印刷机、制定章程等事宜的行为中可窥探。而自1907年提及设立环球通报社后，却鲜有再次提及环球通报社之事，前后行为差异甚大。且该新闻机构主要是辅助外交，尤其注重宣传，其开办之事必定会做好前期宣传，但在1907年的《大公报》、《申报》中，均没有该机构的报道，更没成立的时间、宗旨和章程，极可能该新闻机构只是一纸空文。最后，有关该报社的新闻报道，在1907年9月，《东方杂志》有一则教育消息：“学部二等谘议官熊观察希龄近议联合留学日本、英、德、法、俄、意、奥、美等国留学生设立环球通报社，月出西文杂志一本，赠送各国政府，已禀奉前奉天将军赵次帅批准，每年给予补助银五万两，并为咨行各省查照办理。”尽管在《盛京时报》、《东方杂志》记载了有关环球通报的信息，但这两条信息的内容只是类似广告的信息。前者只是消息，而后者只登载于各省报界杂志栏目中，更类似于通告，而非实指登载该报的内容。环球通报社究竟是什么原因而未能开办？在1910年2月，熊氏向吉林、黑龙江等十一省督抚补助远东通讯社的请求中，一言含糊说了大致原因“适时东三省政策变更，因而中止”。原因已一目了然，因东三省政治局势紧张和政策的变更，而中止举办环球通报社。 三、环球通报社是否具有通讯社的性质 有学者在文章中直接将环球通报社称之为“通信社”、“通讯社”，显然有先入为主的嫌疑。熊希龄在阐述协助远东通信社的缘由时提及“触发旧事”、“为前次环球通报社所触动，旧技复痒”等语。熊氏曾创办《湘报》，协助过《神洲报》资助款项，力主倡言设立《环球通报社》，若是远东通信社勾起熊氏办报的热情，大可提及成绩斐然的《湘报》，而非《环球通报社》。这或许是远东通信社与环球通报社有着类似的目的，即都是以协助外交为目的，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传播力。如远东通信社是“专为外交设”，在欧洲、北京、上海均设有社点，环球通报社则是“通外情，申公论”，提出上海设立总社，在外国依靠留学生设立分社的建议。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环球通报社和远东通信社有着类似的功能。 通讯社是近代新闻业繁荣发展的产物，该概念是否与现代的工具书的有关定义相同或有差异？为更好地分析环球通报社是否具有近代通讯社的性质，在这里有必要对通讯社一词的概念进行阐述。在民国有关新闻业的书籍中，有的时人认为通讯社事专以采访新闻为业，“除供给报馆采用之外，亦给予团体与私人之阅览”。亦有时人认为，通讯社是与世界各国的代表通讯社交换新闻供给本国消息及建设事业的宣传，与世界报界审查外国通讯社的消息然后分发给本国报馆。在现代较为权威的百科式的工具书中，《不列颠百科全书》对通讯社概念的解释是“在一国或世界各地采集、撰写和播发新闻，供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政府机构和其他用户采用的组织。”《中国大百科全书》将通讯社定义为以采集和发布新闻为主要职能，以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新闻机构。概言之，通讯社是指为其它媒体机构提供新闻信息的新闻机构。按照熊氏之意，环球通报社是仿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华文报，如日本人在北京开设的《顺天时报》，英国人在上海设立的《字林报》等，依靠留学生在海外各国设立洋文杂志，雇请外人主笔，而由本国留学生授之以意，采集各省钞寄的案件和各省督抚交涉应登之件，邮寄《环球通报社》，以便转递外洋，登在外国杂志，以使既可联系国家间的感情，又可解读条文的误会。尽管环球通报社名为“报社”，未能如当时英国路透社设立在上海的远东分社一样，旗帜鲜明地标榜为通讯社，但其采集新闻信息，供外国政府、民众以及报刊参阅的特点，显然已说明该报社具有近代通讯社的性质和功能。然而，如上所述，环球通报社极有可能只是议而未行，未能对时局有所作为，这或许也是易被遗忘或不被提及的重要原因。 熊希龄可视为清末转型时期的士绅，为维护国家在国际上的利益而在通讯事业上作出努力的典型个案。他始终将办通讯社与现实的政局需要紧密联系，以通讯社为国际舆论的重要政治工具，辅助外交，引导外国对中国时事的正确理解，驳击和澄清外媒的歪曲的报道。与纯粹的报人办报不同的是，他对通讯社的管理模式带有浓厚的官办色彩。他将环球通报社视为辅助政府、协调外交的公共机构，并作出了努力的构想，但终因现实种种因素而未能施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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