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影响研究 |
| 范文 | 刘源 [摘要]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市场经济、法制化、新型组织培育、社会信任等的不断发展，传统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组织型、信任型）对农户收入影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农村样本数据，从三个不同维度（关系型、组织型、信任型）实证分析了农村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作用。研究发现：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传统关系型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它在现代化进程中并没有逐渐消退；组织型社会资本中只有劳动者组织参与度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专业技术协会、社区组织、政治团体参与度对劳动者收入影响不显著；信任型社会资本中只有中央政府信任对农户收入可产生显著的正效应，社区信任、地方政府信任对收入的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现代化进程；关系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信任型社会资本；农户收入 [中图分类号]C912；F323.6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问题 社会资本作为穷人的资本，在贫困问题研究方面得到广泛的重视，也是近些年贫困问题研究的一个热点。同时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经济运行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在我国农村，小农经济的模式在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依然发挥着主要作用，互助、馈赠的交往形式在农村仍旧比较普遍。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市场经济、法制化、新型的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建设、会员制等的不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原有的稳定社会关系网络在逐渐被打破，基于信任、社会组织、工具性社会网络的新型社会资本正在逐步构建，对于广袤的中国农村，这一现象是否也存在？基于社会组织、社会信任的现代型社会资本在我国农村是否已建立起来？本文拟从三个不同维度（关系型、组织型、信任型）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作用，传统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组织型、信任型）对农户收入影响在现代化进程中是否发生了变化，最后拟从优化社会资本结构、利用各类型社会资本优势的角度为改善农户收入状况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社会资本最早是由布迪厄提出，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 那些资源是与某种持久的社会网络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 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普特南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如下：“它是社会组织的特性， 如信任、规范和网络，这些特征通过促进合作行为能够提高社会的效率”。Fukuyama认为“所谓社会资本， 则是建立在社会或其特定的群体之中， 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社会资本和其他形态的人力资本不一样，它通常是经由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建立的”。社会资本的外延从最开始人们所熟知的关系网络逐渐扩大到社会组织、社会信任、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综合各类研究对社会资本的界定，本文拟从关系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与信任型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探讨社会资本在我国农村是否已实现重构，新型社会资本在我国农村是否开始发挥作用。 基于已有研究，可以发现现有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中，主要集中于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等视角对是否贫困的影响，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基于二元probit模型，很少通过实证分析对比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新型社会资本与传统社会资本对收入本身影响，很少综合传统和新型社会资本优势为改善农户收入状况提出相关建议。 2 模型及实证检验 2.1 模型建立 由于农户收入的高低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借鉴王春超、周先波在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影响中构建的有序相应收入模型，本文选择的模型是有序响应模型，有序变量模型是二元离散选择模型的拓展，inci表示农户的年人均收入，它分为四个等级（0≤inci<1000， 1000≤inci<2300， 2300≤inci<5000， 5000≤inci），对应有序因变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yi观测值等级分类（yi=0，1，2，3），i表示被调查的个体，在本文样本中是指被调查的农户家庭成员，若为线性形式，则收入影响方程是（1），这里ui是均值为0，方差为δ2的随机扰动项。 （1） 将inci带入yi，结合ui的分布可得 若=（-）/ ，则有序模型（1）与（2）与下述模型具有相同的概率分布 （2） 在模型（2）中，F代表家庭和個人特征的相关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年龄（AG）、性别（GEN）、未成年子女负担率（SPR）、家庭房产数（HP）、小汽车数（CAR）、受教育程度（EDU）、是否是共产党员（CP）、健康程度自评（HL）。 OSC代表社会组织型的社会资本，包括政治团体参与度（PO）、社区组织参与度（CO）、劳动者组织（LO）、专业协会参与度（SO）。 RSC代表关系型的社会资本：不住在一起的亲戚聚会的频繁程度（RM）、邻居聚会的频繁程度（NM）、朋友聚会的频繁程度（FM）。 TSC代表信任型社会资本，包括社区信任（CT）、地方政府信任（LGT）、中央政府信任（CGT）、警察信任（PT）、法官信任（JT）。 2.2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组织并实施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的数据，该调查采用分层的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CGSS较为系统、全面地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四个层次的综合数据，该调查结果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社会变迁趋势，有助于经济、社会相关领域的研究。 2.3 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表1，从模型一、二、三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亲戚、邻居聚会的频繁程度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在我国农村基于血缘与地缘的关系型社会资本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没有随着市场经济、法制化、新型的社会组织培育等逐渐消退。血缘关系、邻里关系对于收入提升的机理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在民间借贷方面，一旦有好的农业生产项目开发时，由于借助这一网络较强的信息优势，利用血缘地缘关系向亲戚、邻居借款，获取启动资金，进而去谋取更高的项目经营收益；在应对重大风险时，比如疾病、灾害时，可以在邻居、亲戚朋友中获取物质或者非物质层面的帮助，充分利用这一社会网络的风险分担功能，发挥其作为非正式保险制度的作用，帮助家庭顺利走出困境；在劳动力流动方面，在需要外出打工时，可以通过利用亲戚、邻居的关系在城市里介绍好的非农业务工作，从而提升家庭收入水平。 根据模型二、三回归结果，组织型社会资本中只有劳动者组织参与程度对于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参与劳动者组织积极性越高，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由于知识、信息占有的不足，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工会的建立可以通过维护农民职工的合法权益，宣传普及农业生产知识，实现农民工素质的提升，进而有助于农民工在工资水平、人身安全等方面获取更大的保障，最终明显提升农户收入。其他组织型社会资本：政治团体、社区组织、专业协会组织参与度并没有显著影响。由于在我国农村，现代型社会资本目前还处于萌芽阶段，村委会的相关组织参与程度低，民间组织的自主性、自发性、非政府性特征还不明显，在政府主导下建立起的专业协会组织等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引进新技术、创新农业经营模式、促进农户劳动生产率提升等作用，这与我国农业长期采取的家庭分散经营模式密切相关，独立、认同、合作和互助的民间组织体系目前在我国农村仍缺乏成长土壤。 加入信任型社会资本的模型三说明了中央政府信任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根据变量描述统计结果，农民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相比其他信任变量来说最高。随着中央政府信任程度的提升，农民将会在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下，充分信任并利用各项惠农政策去改善其家庭的收入现状，比如：新农村合作医疗的普及、购买农机方面的政策优惠、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支持、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项目，高的中央政府信任将促使农民积极主动参与其中，使农民的收入显著提升。法官信任影响显著为负，这里合理的解释为：农民由于法律知识的欠缺，与司法部门之间往往存在很大程度的信息不对称，遇到财产相关的纠纷时，一般不会选择利用法律手段，即便走司法程序去解决问题，往往耗费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胜诉的成本与收益接近，甚至远远高出。社区信任、地方政府信任、警察信任对收入影响不显著，目前在农村基层政府治理中主要侧重于地方政府主导的方式对农村经济、社会、治安、秩序进行管理，村民并没有很好地享受到民主选举权、监督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资源的精英俘获问题，导致好的项目、相关财政补贴不具有普惠性质，对农村收入的改善起不到应有作用。 3 政策启示 现代化进程中，为了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提升作用，应该在发挥传统社会网络优势的同时，借助现代型社会资本在调动更广泛社会资源、引进新技术、促进社会民主等方面的优势，实现传统社会资本向现代型社会资本的过渡与完善，为此，要更好地优化社会资本结构，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充分发挥农村传统社会资本——血缘地缘关系网络的信息优势，在农村培育一些新型的民间借贷组织、农村理财小组、甚至是一些农村基金会，通过一些具体组织规章制度的构建，将这种传统的社会资本转化为内在的制度约束，实现这些功能型社会组织的高效运作，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充足活力。 利用组织型社会资本的优势，在发挥现有劳动者维权、劳动者专业技术培训作用的基础之上，积极培育社区组织。比如建立社区司法工作室，对广大村民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相关纠纷给予专业的司法指导，降低基层司法部门与村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优势，引进资金、技术、创新经营模式，切实围绕农户收入提升的目标展开互助合作，降低交易成本，培养各地区的优势产业，同时应该强化基层民主治理来培育社会信任。 强化信任型社会资本的培育，不仅是公共信任，社会信任往往是随着民主参与和个人需求满足而增强的。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治理中的制度创新，要结合村民的义务赋予村民在乡村治理中充分的权利，比如在乡镇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和影响；在农村实行民主选举，同时推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使村民的监督权力与乡村管理控制权力大体平衡，让国家层面的各项政策真正惠及到农村的每家每户，进而实现农户收入的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1] 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精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 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3] Fukuyama·Francis.Trust The Social Virtue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M]. NY：Free Press，1996. [4] Narayan，Pritchett.Cents and Sociability：Household Income and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Tanzania[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9，47（4）：871-897. [5] 张爽，陆铭，章元.社会资本的作用随市场化进程减弱还是加强？——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7（2）：539-560. [6] Hu，B.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M].London：Routledge，2007. [7] 佐藤宏.中國农村收入增长：1990-2002[J].世界经济文汇，2009（4）：52-62. [8] 翟学伟.是"关系"还是社会资本[J].社会，2009（1）：109-121. [9] 苏小松，何广文.社会资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分析——基于山东省高青县的农户调查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3（10）：64-72. [10] 王春超，周先波.社会资本能影响农民工收入吗——基于有序响应收入模型的估计和检验[J].管理世界，2013（9）：55-68. [11] 郭云南，姚洋.宗族网络和村庄收入分配[J].管理世界，2014（1）：73-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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