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精准扶贫落实的困难及对策研究 |
| 范文 | 石萌萌 郭琪 [摘 要]精准扶贫是我国反贫困的重要战略，自实施以来，我国各地区环境复杂多变，致贫原因多样，贫困人员难以精确识别等问题较为突出。本文运用国家视角和地方视角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分析精准扶贫落实的困难，充分利用地方资源，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精准扶贫;地方资源;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我国的扶贫问题突出，一直是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国家关注的焦点之一。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为了解决贫困问题，我国提出了一系列扶贫、脱贫的政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里，在重重困难之下，我国贫困人口比1978年减少了7亿多，到2017年的农村地区，还有4300多万的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下降至5.7%，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成为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距离2020年要实现全面脱贫目标还有两年多的时间，全国仍有4300多万的贫困人口没有脱离贫困，扶贫工作艰巨。要完成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不仅要密切关注形势的变化，适时对扶贫战略进行调整，更要注重扶贫政策执行的困难，只有政策落实到位，才能真正切实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贫困问题复杂多变，各个地区环境条件的不一致性导致了扶贫政策的多样化。中国人口巨多，贫困人群、贫困程度难以精准确定的问题长期存在，我国当前时期扶贫开发的重大战略政策就是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让广大贫困人群真正脱贫。 2 何为精准扶贫 在“十三五”期间，围绕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农村反贫困进入攻坚阶段。由于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较深，自身发展能力较弱，国家为此全面调整扶贫开发战略，由“大水漫灌”变为“精准滴灌”。精准扶贫的背面是粗放扶贫，是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习近平在2013年11月到湖南湘西考察的时候，首次提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指示。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創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3]25号文件，精准扶贫可以概括为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6月18日在贵州召开的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又首次提出“六个精准”。 一般来说国家指定的政策更多地体现了普遍性，而过于量化的研究方法会使困难人口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过于简单化。黄仁宇提出了著名的“数目字管理”，它把整个社会资源统一整合进一个数字化的统计系统，进而完全量化商贸活动、财税收支、产权界定中——更主要的是治理体系和制度安排等。斯科特认为虽然国家政策的行政力量是简单易行的，但是在落实政策和项目开展的实际过程中，会受到来自社会和自然界多元复杂因素的影响。 加快贫困者的脱贫速度、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对于进入攻坚期的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党中央国家政府部门面对现阶段贫困问题中出现的“难啃”的国情，一直没有放松制定扶贫、脱贫相对应的政策。如今从精准角度确立扶贫工作，非常明显地体现了扶贫政策合理性。因此，从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看，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 精准扶贫落实的困难 我们可以看到在农村地区实施精准扶贫已经是我国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自从实行精准扶贫政策以来，农村的贫困人口每年都在减少。农村地区人民收入显著提高。在实行精准扶贫政策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一系列的困难与挑战，我们需要积极应对，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帮助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状态。 3.1 量化方法削减了贫困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鲜活、生动的社会事实被“转译”为收入性贫困、支出型贫困、脱贫指数等一系列冷冰冰的数字游戏，看似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恰恰忽略了这一群体所遭遇的真实困境。正如《国家的视角》中过分依赖科学技术，将视角简单化处理。原来的设想非常美好，然而实际执行起来往往与设计有很大区别。在这样一个多样化条件下，盲目推行一个简单的、标准化、完美的方案，可能会造成很多灾难的后果。 精准扶贫关键在于精准，但是人口巨多的中国，很难做到贫困人口的精确识别。贫困人口数量庞大，真实情况未必如想象一样。贫困户的指标是自上而下层层下达的，数量有限，因此在贫困面较广而贫困差距又不大、程度很高的地方进行识别时，存在一定的难度。而且补偿的标准不统一，就可能会出现相对富裕村庄中较富裕的人获得指标，而相对贫穷村庄的较穷的人没有获得资格。同时在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薄弱，技术远远落后于城市，如何及时正确的管理贫困人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3.2 实施政策人员的执行能力参差不齐 推行精准扶贫政策的人员，不一定是当地的人。他们对本地的自然环境、文化风情并没有本地人那么了解。政府更多是在普遍层面上制定扶贫政策，针对普遍性的致贫原因，很难有精准地惠及个体需求，而贫困致因的差异性决定了每一个贫困社区和贫困农户都需要个体化的救助和扶助。但是传统保障制度的设想和构建，是以普惠性为特征的，难以满足困难群体的真实需求，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快速小康的发展阶段，缺乏政策对象主体的参与以及行之有效的具体策略，极易产生制度僵化的恶性后果。因此，推行人员对政策的理解程度，能不能根据当地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出合理可行的方案也是一大问题。其次是帮扶人员道德品质的问题，在农村地区存在着人情社会，在推行扶贫政策时，能不能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也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最后，目前可行的帮扶手段比较单一。而精准帮扶面临的困难，一方面来自与上述由于贫困和致贫原因的多样性、复杂性，任何单一的帮扶措施都不一定能够真正持续有效解决各贫困户的贫困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现有可用的帮扶措施相对有限且相关政策和体制间存在不协调等问题，使得帮扶责任人即使清楚如何精准帮扶也没有可用的“药”和“手段”来对症治疗。 3.3 被帮扶人员的接收理解能力 农村地区的人口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对于国家的方针政策缺乏理解能力。且存在一定的排外性和不团结现象，在推行扶贫政策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例如在笔者的家乡，当地政府推行一项政策，会邀请村镇领导去参加会议。但是村领导的文化素养不高，往往不能全面地表达一项政策的主要内容，而村民的参与度不高，执行能力也不高，往往使政策流于表面，并不能真正落实好政策。大部分村民只关注与自己切实利益相关的部分，而不愿意花力气与大家一起努力脱贫，集体意识不强也是面临的一大问题。 在享受扶贫政策的地区，很多人养成了懒惰思想。他们认为即使什么都不做，也会有钱发到他们手中，从而不思进取，耽于享乐。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素质，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动员贫困人口自发自动地为脱贫而努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4 浮夸与形式主义 精准扶贫要避免浮夸和形式主义，有些贫困村，到处都是宣传标语，政策宣传，各种形式的战略图，而且一个村比一个村广告做得多，宣传栏各种图表数据密密麻麻，群众也看不明白，这样声势浩大的宣传，费用都花在做广告上了，扶贫就扶到广告公司去了，精准扶贫要宣传，但不是为了攀比的！各种领导来实地调研，都是走马观花式，走访贫困户握握手、照照相，问问近况、发发补助。 还有一种普遍的状况，扶贫工作人员都被“困”在无止尽的表格中，每天都有大量考核资料要做，年终还有考核，紧急通知时不时地传达下去，不分昼夜，不分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都在拼命赶资料，做统计表，有时还由贫困户签字，再加上贫困户分散比较广，村里交通和通信不方便，很多工作都难以按时完成，经常没做完一件，下一件工作又安排下来了。这样的话，时间都浪费在填表格和数据上了，哪有时间去想脱贫的办法和方案，考核变成了考核资料，扶贫效果的好坏都体现在表格上了。 3.5 未能充分利用地方优势，只注重功利 各地方的环境、资源都不相同，因此任何地区的发展模式都不是可以直接复制的，需要结合自身资源条件，因地制宜，通过深入调查，详细论证，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脱贫思路，结合地方性知识积累地方性经验才能使脱贫项目对症下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春秋时期的圣贤大哲老子先生已经给了我们答案，要以以清静之道来治理国家，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有所为有所不为才是实事求是的精髓所在。农民始终是社区中的成员，社区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口头文献图书馆，它是农民所做的观察、实践和试验的总和，这些知识是个人无法独立积累起来的。农民有他们不可忽视的智慧，应为他们营造适宜的发展环境，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一味地大包大揽，指手画脚。 4 落实精准扶贫的对策建议 在扶贫政策落实中，扶是关键。扶贫的方式绝对不能是一刀切，一种模式、一种方法具体到各个地方，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是可以复制的，一个村、一个人怎么扶就需要因村制宜、因人制宜了。 4.1 充分了解地方实践性，合理利用地方资源 希腊的米提斯提出了将蕴含于地方经验中的各种知识形式与国家及其机构所使用的更一般和抽象的知识进行比较的手段。比如说在航海中，一般的航行知识与更具体的导航知识之间的区别非常富有指导意义。当大的货轮或客船进入主要港口的时候，船长一般会把船的控制权交给当地的导航员，让当地的导航员将船驶入港口的停泊处。我们可以将导航的艺术称为“地方性的和有特定环境的知识”。这类知识是特殊的，只能通过当地的实践和经验获得。因此一项特定政策的每次应用都需要针对本地条件作出相应的调整。如果不顾这些特殊性，只一味机械地应用一般的规律，往往导致实践上的失败、社会理想的幻灭。 在扶贫实施过程中，要真正考察地方特色，不能盲目执行政策要求。扶贫到户是精准扶贫的内在要求。但是，扶贫到户是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把扶贫资源直接分配给贫困户。在一些条件下，扶贫对象受到自身条件和致贫原因的影响，如果将扶贫资源直接交给贫困户，不一定真正能够实现扶贫对象的持续减贫，甚至也不一定比通过其他间接方式扶持受益更多。 4.2 重视乡贤的作用 根据晏阳初教授的观点农民对扶贫政策参与积极性不高最基本的原因还是知识水平不高，首先是知识力才是生产力，所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里所说的“渔”，包括重视乡贤的力量，探索新的扶贫途径和加强扶贫者的素质。 什么是乡贤？按照乡贤研究会对乡贤的定义，在古代，乡贤要有“立德、立功、立言”这个“三不朽”的要求，也就是在品德、功绩和学说方面有卓著的成就，并被乡邻所广泛认可。现在我们称作“新乡贤”，是指那些德高望重的还乡官员、耕读故土的贤人志士、农村的优秀基层干部、家乡的道德模范和热爱家乡、反哺桑梓的企业家等榜样人物、先进人物、精英人物。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我国农村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传统社会的架构并没有完全坍塌，乡村社会错综的人情往来、以血缘维系的家族和邻里关系依然广泛存在。作为农村中有声望、有能力的长者、贤人，乡贤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依然重要，他们协调冲突、以身作则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 4.3 建立统一扶贫机构，完善配套政策 將分散的治理主体构成有序的相互协作的整体，有步骤地组建一个综合管理结构。就是要通过“第三方”建立统一的扶贫机构，主要针对精准扶贫的配套政策，包括监督和评价两方面。关键是监督体系，让真正需要的人得到应有的帮助。舆论监督不虚设就能保证执行不走样，贫困户名单敢不敢公开张贴在村里最显眼的地方，让本村村民自由说道，有地举报，这就是最好的判别标准。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扶贫政策落实的监督需要更多更强的监督阳光照射进来，尤其“第三方”监督力量。可以以省建立主要的扶贫机构，制定统一政策，包括整合资源，政策宣传，政策培训，奖惩，扶贫干部考核和监督，再逐级设立相应的扶贫机构，每个市对下辖的区与县的扶贫情况进行汇总，由省一级统一管理，建立这样的一个机构与任何的行政主体或个人不存在裙带关系，而且更加系统的分配各种资源，实行统一管理，各地区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 还有评价体系之前的扶贫，领导只愿意通过表格来下结论，下面的人员也就只能困在表格里，其实核心还是反映出：没有权威客观公正的评估机构来测评，就别太过分关注数字了。应当建立统一、可公开查询的电子化数据平台，这样既让基层扶贫人从繁重重复“表格化”无用功中解脱出来，也起到了监督的作用，减少扶贫腐败和权力的寻租。 [参考文献] [1] 林闽钢.社会保障如何在精准扶贫中发力[J].中国社会保障，2017（04）. [2] 张琦，万君.脱贫攻坚保障：完善创新贫困考核与退出机制[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7. [3] 高飞，向德平.社会治理角度下精准扶贫的政策启示[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7（04）. [4] 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5] 杨涛.公共事务治理机制研究[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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