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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社区一体化模式发展分析

范文

熊有璞刘敏

[摘要]景区社区一体化是在保障社区原有权利和功能的基础上，结合景区的吸引物与服务功能，创造旅游收入来实现乡村振兴。以西江千户苗寨景为例，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景区社区一体化模式的发展路径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该模式的发展基础是景区与社区空间位置的融合，关键是社区功能与景区功能的融合，核心是传统治理与现代管理的结合，景区同社区形成良好的“契约关系”，以期为类似的景区社区一体化区域发展提供科学参考和政策借鉴。

[关键词]景区社区一体化;西江千户苗寨;旅游扶贫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0310（2020）01-0034-07

旅游扶贫以其强大的市场优势、强劲的造血功能和巨大的带动作用，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特色产业扶贫方式。尤其是在西部山区和连片贫困带，旅游已经成为促进社区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于促进社区经济繁荣，使经济没落、劳动力流失的乡村地区重新步人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与此同时，过度的旅游开发也可能导致社区完全景区化、遗产地商业化、社区居民利益边缘化等，造成社区功能消失，变成毫无主题和本真性的旅游目的地。国内外关于旅游与社区的研究集中在社区参与模式研究[1-7]、影响因素分析[8-13]和耦合度分析[14-16]等方面，国内对景区与社區的探讨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集中在景区和社区互动模式[2，8-13，17]、影响因素[8，10，12-13]和对策建议[18-22]等方面。国内研究区域主要以乡村社区、民族社区和世界遗产地等热点区域为主;研究方法主要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扎根理论等质性研究方法，并通过建立评价模型、指标体系进行定量评价等方法。总体上，国内研究停留在概念及理论基础研究、影响因素和问题对策研究上，缺乏对发展模式的内涵和路径的分析。本文通过对西江千户苗寨景区社区一体化模式发展路径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景区社区一体化模式发展区域提供参考和借鉴。

1 景区社区一体化的内涵

“社区（Community）”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指有共同追求、亲密的伙伴关系。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翻译滕尼斯的《Communityand Society》时最早将“Community”译为“社区”。从相关学者[23-26]的界定来看，社区是基于一个较为确定的地理疆界和人类生计活动，为共同的利益而形成聚居的一种社会关系总和，社区可以指农村行政村，也可以是城市街区等。Murphy（1985）提出“社区参与”是最早将“社区”与“旅游”联系在一起的[27]。我国学术界对社区与旅游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且更多提到的是“社区参与旅游”和“社区旅游”等（表1）。

目前学界对景区社区一体化（下文简称“景社一体化”）没有统一的界定，其中保继刚等[25]在述评社区旅游时提出的“旅游与社区的结合”和杭州市政府[33]提出的“景中村”均已显现出景社一体化的思想，但并未进一步就发展路径和含义等展开探讨。景社一体化的基本内涵是：空间范畴上，景区与社区高度融合，将两种不同的社会表现形式置于同一地理空间发展;功能主体上，社区既承担以居住为主的社区功能，又具备以休闲观光和体验为一体的景区功能;经营管理上，实行企业化运作，合理地将传统治理和现代治理相结合，形成社区全面参与旅游的格局。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区选择

西江千户苗寨（下文简称“西江苗寨”）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现有住户1432户，5515人，由平寨、东引、也通、羊排、南贵、养篙、欧噶、也东8个自然寨组成，景区面积约5km2，近99.5%的居民为苗族，是世界最大、原始生态文化保持较为完整的苗族聚居地。西江苗寨的典型性在于：首先在空间上，西江苗寨社区位于景区内部，社区居民生活于景区，景区与社区的边界不明显;其次在功能上，社区除了发挥以居住功能为主的社区功能外，衍生出旅游吸引物功能;最后在管理上，西江苗寨施行企业化运作，合理地将传统农村治理和现代管理结合起来共同治理景区。

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研究组于2018年9月多次进入景区，先是对西江千户苗寨文化研究院、贵州省西江千户苗寨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旅游公司”）等景区专业人员进行深度访谈，获取景区的经营模式、发展概况等信息;接着是开展问卷抽样调查，本研究的问卷发放对象限定为常住在当地行政村内的8个自然村寨内5年以上的社区居民和从业人员，其中，同一自然村寨的个体数量不超过问卷总量的12.5%，辅以访谈的形式协助受访者完成问卷并当场回收，总计发放问卷150份，收回有效问卷124份，有效回收率82.67%。

本问卷采用Cronbachs alpha相关系数进行内部信度分析，并使用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本研究数据信度α=0.809>0.7，表示调研主体内容的信度较好，可信度较高。在人口统计特征（表2）中，受访者年龄在18～25岁居多，25～35岁次之，文化程度集中在初高中和小学;受访者中本社区和非本社区的比例相差不大;个人主要收人来源与旅游相关的近5成;在抽样调查过程中男女样本比例呈现较大差异。一方面，旅游尚未成为大部分社区居民全部生计的主要来源，所以男性劳动力并没有大范围参与旅游就业;另一方面，女性亲和力较强且更易从事相关服务行业。

3 西江千户苗寨景区社区一体化发展模式分析

3.1 注重民间治理的市场化管理模式

在景区经营管理上，西江苗寨旅游发展经历了3个经营管理阶段（表3）。

1）社区自发经营阶段。西江千户苗寨文化研究院专家A（A，男，43岁，旅游专家）在访谈中提到：“西江最早搞的是社区自发经营，只有个别农民开农家乐和饭店，当时寨子里面能吃饭住宿的地方3家都不到。”自1982年西江苗寨被列为贵州省东线民族风情旅游景点起，仅有少数社区居民自办农家乐接待住宿。

2）行政主导经营阶段。西江千户苗寨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员B（B，男，32岁，旅游公司管理人员）补充说：“随着2008年第三届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西江召开，整个贵州省开始搞旅游，政府部门也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我们这个旅游大会会议地点西江，西江正式进入政府主导的景区发展模式，开始对外进行高额的招商引资活动。”随着2008年第三届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西江召开，政府主导一系列招商引资活动加快对西江苗寨的投资建设，开始形成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旅游开发和经营管理的组织架构。

3）企业主导经营阶段。西江千户苗寨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员C（C，女，26岁，旅游公司管理人员）表示：“为了迎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和规律，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以适应旅游市场环境的发展，雷山县国资委于2009年7月注册成立了‘贵州省西江千户苗寨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自成立旅游公司后，西江苗寨开始施行企业化运作的经营管理模式，实现由社区自营到企业市场化运作的转变。

在社区治理和旅游市场维护上，西江苗寨采用现代治理与传统治理相结合的方式。结合访谈资料：“在社会治理上使用现代治理+民间治理相结合，即政府发布景区管理条例和村寨里自己设下的管理惩罚机制，如`4个120'，即违反景区规定者，罚120斤肉、120斤酒、120斤米和120斤菜，请全村人吃饭。”（A，男，43岁，旅游专家）即除依靠法律和规章制度外，景区仍保留着如“寨老制”“议榔制”“扫寨仪式”和“4个120”等传统的民间治理方式，由党政部门、企业、村两委和老年协会等共同约束和管理景区，景区自经营以来未发生过重大旅游事件。

3.2 形成以社区为主的利益共享机制

旅游社区作为特殊社区类型中的一种，因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不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在景社一体化发展模式下，西江苗寨形成以社区为主体的利益相关者间关系，利益相关者间达成良好的利益共享机制。为鼓励社区全面参与旅游，管理主体采取了相应措施。首先，政策性扶持。如专供摊位给社区居民经营，“旅游开发前当地人主要靠种地和外出打工为生，政府将景区内311个摊位以抽签的形式优先出租给当地居民。”（B，男，32岁，旅游公司管理人员）适当避免外来资本对社区居民从业带来的竞争压力;成立旅游扶贫公司、帮扶村等给予困难居民帮助;“政府成立专门旅游扶贫公司，各单位设有帮扶村，每年对帮扶村的扶持都在100万元以上，残联给予部分困难村民商贩每年2万元的补助鼓励创业。”（A，男，43岁，旅游专家）其次，资金扶持。设立奖学金、门票分红等，依照《西江千户苗寨民族文化保护评级奖励办法》规定的按吊脚楼的保护程度和家庭人口数向住户发放奖励经费。“公司每年拿出10万元支持本社区中小学生的教育，对贫困大学生给予每年不低于15万元的补助，每年门票收益的18.3%以红利的形式发放给本村居民。2009-2018年，公司投入共计1.1亿元作为文物维护奖励，鼓励本村居民保护好原有的原生态式的建筑和房屋，2017年共投放2900万元，户均得到2万元、人均得到5000元的文物奖励。”（C，女，26岁，旅游公司管理人员）

最后，通过对主要管理人员的访谈了解到在政策制定和经费发放过程中，均要求有村民代表的监督和参与，体现利益相关者间“共商、共建、共治”的原则。

3.3 景社功能融合下旅游效应分析

社区功能包括社会功能、社会化功能和社会管理功能等[26，36-38]，其中，社区主体功能是满足社区基本活动的居住功能，景区的主体功能包括观光体验和商业功能。随着景区与社区的融合，西江苗寨除了发挥社区功能外，衍生出的旅游吸引物功能所创造的旅游效应推动社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3.3.1 创造就业机会，吸引社区居民季节性就业

经济影响感知的均值范围在4.02～4.35之间，同意率均在79.9%以上。说明受访者在旅游经济影响感知上认同程度较高，其中以旅游发展带来就业机会增多和外出打工人数减少的感知项最为强烈，均值分别达到4.35和4.27（表4）。旅游帶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劳动力回流，旅游从业成为部分社区居民的主要收人来源。“村里99%的人都回来就业和创业，开觉村92%的人都到西江来就业，政府对居民进行过从业培训。有180个民宿和客栈，其中50%都是由本村人开设。”（B，男，32岁，旅游公司管理人员）游客对以茶叶和银饰等为主的特色旅游产品需求增加，周边黄里村、脚尧村产的茶叶和控拜村、麻料村的银饰直接供给到西江旅游市场，“我老家是西江隔壁麻料的，麻料是整个黔东南地区最出名的银匠村，当时也是看西江旅游发展得比较好，所以就到处跟亲戚朋友借钱，找银行贷款，跑过来西江搞了个门面做生意。”（D，男，44岁，银饰店老板）部分丧失劳动力的老年群体也加入到旅游从业中，“旅游发展带动了很多老年人就业，古歌演唱就全是由本村老年人完成的，在农村老人家到了60岁好多农活就做不了了，就只能看娃仔，主要还是靠自家子女抚养，现在好了，老人家也能靠自己的才艺获得经济收入。”（E，男，68岁，副食店老板）旅游不仅带动本社区就业，其辐射范围扩散至周边社区，近99%的社区居民在此就业创业，在旅游形势发展良好的情况下，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意愿强烈。

3.3.2 促进社会文化进步

旅游发展驱使游客进入景区和社区的同时，社区传统观念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在教育观念上，受访者对旅游发展促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表示认同，均值在4.04，同意率为77.5%（见表5），传统的“读书无用论”教育观得到改变，“以前年轻人觉得读书没得用都跑出去打工，最多到初中就辍学了，现在寨子的‘90后基本上都读到大学，还有一些读到研究生。”（A，男，43岁，旅游专家）思想观念上，旅游提供了社区与外界直接交流的机会（85.5%），外来游客和文化的进入促使居民思想观变得更加进步，“这七八年寨子大学生才开始普遍，以前穷觉得读书浪费钱也没得用，还不如打工，现在收入高接触的东西也多，更希望娃娃读书去。”（F，女，46岁，苗族特色餐饮店员工）

社区通过参与旅游可以获得心理赋权，通过外界对当地自然资源和文化价值的认可，增强自信、自尊和文化自豪感，激发主人翁意识，自觉保护自然环境和弘扬传统文化[39]。在“愿意传播当地文化”的感知项上的均值和同意率最高，分别为4.27和91.9%，说明社区居民在参与旅游过程中意识到苗族文化能创造价值，表达出传播苗族文化的意愿，树立了民族文化自信。

3.3.3 促进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改善

在环境影响感知上，问项感知均值均大于3.5（见表6）。社区发展成为景区后，在景区质量标准下的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也得到了相应改善。2008年以前，西江苗寨内仍分布着由农耕時期留下的泥泞曲折、宽窄不一的小路，道路的通达性、指向性和特殊性不能满足景区的标准，“之前寨子到处都是生活污水和粪便，吊脚楼第一层一般是喂养牲畜的，人和牲畜共用一个粪池，随便去寨子里走一圈有60多个厕所，有的老百姓拉牛去犁田、拉马去载货，随处可见、可闻到牲畜的粪便。现在这些情况已经不可能出现了，景区里有自己的污水处理厂，民间老百姓常常讲‘猪圈变门面‘厕所变宾馆。（B，男，32岁，旅游公司管理人员）在景区星级标准下，2008-2017年，主管部门在景区建设上累计投人11亿元进行社区改造[34]，先后对游方街、古街以及村寨巷道及居民房屋进行维护和提升，2017年修建和完善景区休闲步道和栈道24公里[35]，规范和改造了社区公共卫生设施，设环卫队和污水处理厂对社区卫生进行维护，并于2015年修通直达景区的凯雷高速，“以前去凯里卖点东西，要走朗利、挂丁，然后才有班车到凯里，走一次差不多五六个小时的山路加40分钟公路，一到下雨天山路都是泥巴，真的很恼火。现在乡村公路变成G60沪昆高速凯雷段。”（G，男，62岁，古歌堂老人）为提高社区居民的公共环保意识，旅游公司承担了景区和社区的卫生维护费用，“公司支付村里大部分维护开支，如环卫工、村民专用垃圾车等公共卫生设施。在东南面，我们留出24亩的纯天然梯田地用于农业观光，禁止修盖楼房。”（C，女，26岁，旅游公司管理人员）随着社区环境优化和居民环保意识的提高，给社区居民树立了景区即社区、维护景区等同于维护社区的环保意识。

4 结束语

对比洛克泰尔湾、厦门黄厝村、贵州天龙屯堡[2]和国内外其他模式研究[1，4-5，8-9，13，22，39]，景区社区一体化模式具备以下要点：

第一，景区和社区空间位置高度重合。以村落区域为基础来规划建设景区，在不牺牲原有社区生活场域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生活空间和观光体验空间上的合理交叉和重叠。

第二，景区和社区功能结合。由原有以人居功能为主的社区功能转变为兼顾旅游吸引物和商业的景区功能。依照景区标准同步建设社区，将社区各要素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同时，合理衍生出具备旅游吸引物功能的观光体验型旅游产品，诸如“千人长桌宴”“高山流水”和“十二道拦门酒”等礼仪体验，并最终实现景区和社区创收的结果。

第三，经营管理上重视传统治理，各主体间形成良好的“契约关系”。部分少数民族社区仍维系着“熟人社会”，社会活动主要依靠乡规民约治理。发展旅游后，社区原有生计方式改变，各主体间利益诉求出现分化，管理主体结合传统治理（如西江寨老制）和现代治理方式（旅游法、景区管理条例等）对景区和社区进行监管。

综上，景社一体化模式的关键在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如何处理好各主体间的关系成为最大的难题。要求管理者具备较高的管理水平，就利益机制、分配机制和管理机制等与社区形成良好的契约、合作关系。西江苗寨旅游公司的部分中高层管理人员均来自本社区或周边社区，且多为苗族。本土管理者基于自身的成长经历和社会关系，充分了解社区的社会情况，通晓少数民族语言和习俗，通过民族间的语言认同和族裔认同，更容易处理好景区与社区间的关系。即在少数民族社区这一特殊类型的旅游目的地上，推行景社一体化模式的侧重点之一是要求本土人士参与到中高层管理岗位上。未来在实现景区与社区的发展模式上，除了已有的空间上的重合、功能上的充实与互补，最重要的是管理上的协作与和谐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建立，由此才能够实现旅游业对社区的促进与发展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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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亚青） [收稿日期]2019-11-0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精准扶贫战略下景区周边社区的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研究”（18YJAZH057），北京联合大学人才强校优选计划（BPHB2017CS10）。

[作者简介]熊有璞（1994-），男，贵州凯里人，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区旅游。

[通讯作者]刘敏（1978-），女，内蒙古额济纳旗人，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E-mail：1881025699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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