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治学不为媚时语，追求科学与民主 |
| 范文 | 张万杰 《高放学术思想评论集》一书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鼎力推出。全书收入文稿102篇，总字数约47万，内容分为在高放教授80华诞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篇、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篇、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篇、教书育人与学术风格篇、高放教授学术采访录六大部分。文集开始部分收录了高放教授80华诞学术研讨会盛况报刊报道以及部分贺信贺电，重要报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都刊登了新闻稿或研讨会综述稿，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湘溶、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于洪君等发来了贺信、贺电。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题书“文丰人寿”条幅祝贺，校长纪宝成、副校长冯惠玲到会讲话，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谢韬、李昭公与会致辞，90岁高龄的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前常务副部长李锐寄来贺诗。对这样一位民间教授、布衣书生如此关注是少有的。该文集收录了高放教授80华诞学术研讨会上的大部分论文及发言，从不同视角对高放教授的学术成就进行了分析和梳理，这对理解和把握高老的学术理路大有裨益。 高放教授早年毕业于著名的福州英华中学，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1948年毅然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深感获得思想解放，故改名高放。1950年8月起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任教，是1981年由国务院总理批准授职的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国际政治与国际共运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学会第一副会长，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会长，《国际共运》杂志主编。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资深教授。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社会主义学、政治学及国际问题等诸多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研究视野宽广，学术造诣精深。1982年出版专著《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993年以来出版个人文集9部，分别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纵览世界风云》、《高放政治学论粹》、《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高放自选集》，总字数近500万。他提出的许多创新性观点在学术界乃至社会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诸如，他用5个字将马克思主义简明地定义为“人的解放学”；他还用21个字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由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形态；他提出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四大阶段，即16--18世纪的封建资本主义、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20世纪的垄断资本主义以及20世纪末出现的社会资本主义，与此相对应，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也经历四大阶段，即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探索各具本国特色社会主义；认为社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当今正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可称为资本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主张共产党应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和常任制，要把党的权力中心由中央政治局和常委回归党代表大会；认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唯一的最高权力机关，不能把全国代表大会与中央委员会并列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或最高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应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各级纪委应与党委平行，要改进党代表大会的开法，要进一步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全党服从中央”的提法应改为“全党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应地方服从中央；认为应从三大方面切实加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即大力推进共产党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党际民主或多党民主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他总结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认为不仅要实行党政分开而且还要实行党理分开(要改变政治领袖与理论权威统一于一身的传统做法)；认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才应是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他梳理和归纳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的三大矛盾(即过左的路线和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尽快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与自由的矛盾，党政军官僚高薪特权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各民族人民的矛盾)，指出苏东剧变本质上是封建专制主义和学理教条主义拖瘦、拖垮了社会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必须通过改革开放日臻完善，重新振兴；提出传统社会主义要向现代社会主义转变，专制共产党要向现代民主型政党转变；指出社会主义民主要继承资本主义民主的精华，铲除封建主义的糟粕；认为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民主制，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加集中制，集中是从属民主的，是民主制本身的要求，世界上没有不集中的民主，却有不民主的集中；早在1986年他就提出“社会主义多党制”概念，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可以且应该从理论上概括为社会主义多党制；等等，在海峡两岸统一问题上他也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新方案。高放教授青年时代接受过三种教育，即英美式的自由主义教育、老解放区的革命传统教育和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思想变化：1949年至1957年，年轻气盛，敢想敢说；1957年到1966年，遭到批判后转变为惟命是从，不想不说或不想照说；1966年到1976年十年动乱期间，深沉思考，敢想不说或敢想曲说；粉碎“四人帮”之后，尤其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感到重担在肩，不能不独立思考，力求善想善说。从1949年8月2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理论文章以来，纵观高放教授学术生涯的近60年，他在众多学科、众多领域都有很深造诣。国内出版的多部辞书称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主义学家”、“国际共运史学家”、“政治学家”；海外称其为“中国大陆杰出思想家”、“思想高度开放的学者”，曾两次被收入美国传记研究所出版的《世界五千名人录》。作为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高放教授著作等身，成果丰硕，学术思想高度解放。对其学术思想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述评，有利于推动学术交流、思想碰撞、资政育人，有利于促进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探求真知。 通读该书，该书全景式地展现了高放教授的治学精神和人格魅力。读者对此有了深切而透彻的理解和把握后，定会对书中的一些评价深表赞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指出，“高放教授从人民大学建校至今，始终耕耘在三尺讲台，正是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的优秀教师代表。他具有很强的事业心、责任心，是在学术园地和三尺讲台执着追求的著名学者”，“高放教授是一名不断进取的探索者。他敢为人先，勇于探索，坚持学者的视角，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社会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多个领域进行不懈探索，是一名孜孜不倦的探索者。”(见该书第1-2页)；85岁高龄的中国政 治学会前副会长、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赵宝煦评价到，“谈到读书、做学问，我一向对他非常佩服。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真正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位大师级人物”(第13页)；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赵曜指出，“说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不为过，是毫不夸张的”(第18页)，他“是大学者，是理论界的理论大家……在中国真正形成一个学派并不容易……可以说我国学术界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高放学派”(第20页)；学界同仁还评价他为著名的理论家、卓越的思想家、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等。高老一生物质生活简朴，精神财富甚为丰富，对于这样一些评价，他认为是对自己莫大的鼓舞和鞭策。这样的评价也反映出在我国拨乱反正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学术界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界逐步走出困顿，学术理论研究已开始渐趋公正客观，真正开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主义学、政治学理论研究历来是敏感的，高放教授学术之路的开启与共和国的建立基本同步，一位关注人类未来与世界大势、国家发展与社会现实，持之以恒探求真理、思想解放、敢讲真话的学者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也正如共和国史所经历的坎坷行程。 该书收入的书评文章最早的发表年份是1982年5月，最近的发表年份是2008年6月，主要对高放教授在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历史时期的著作进行了评介。细读这些文章就可以发现，高老的每部著述都不是应景媚时而作，而是在宏大的历史视野下，汲取历史的精华，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关注世界大势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每部著作都不是简单复述、淡而无味，而是尽量展现新观点，或新材料、新论析，从翔实可靠的史料出发，论述深入浅出，语言通俗凝练，使学术著作透射出较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试看当今学界，很多年轻人多重视研究专业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关注新思潮，运用新方法，但原著积累不够，欠缺历史的厚度，观点上易于激进和盲目，难以提出切合当今社会现实的解决办法；部分老学人原著累积厚实，但却不研究全球大趋向、世界新形势，无视社会历史变迁，有的死抱教条，甚至有“文革”遗风。这两种倾向都有欠缺，而纵观高放教授的学术思想，他是将这两方面缺点克服得很好，也是将其优点结合得很好的学者之一。以厚实的史学积淀和宽广的历史视界敏锐注目社会现实，从史实出发解读现实的困境、理论的盲点，更为重要的是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可行办法，可谓站得高、放得开、看得远、立得稳。 (责任编辑：石本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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